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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何江是在5月30日，哈佛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五天。此前，媒体已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个“历史第一”：来自湖南农村的学子，史上第一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学生。
我和何江相识于2009年。那年夏天，他进入哈佛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系读博士，我在教育学院念硕士。我们在波士顿经典读书小组里时常遇见，小组每周一起阅读讨论中外经典。 2012年，我离开美国，何江继续学业，我们有时通过邮件联络。看到大家热情分享他的毕业典礼演讲，很为这位校友和朋友高兴。
大学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光。在毕业之前，我们像生产线上的零件在标准化的流程中被加工和塑造；在毕业之后，我们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迈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大学，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应该怎么过？对何江的采访就从他的大学生活聊起。
大学——我成长得飞快
斯涅：你的大学生活过的怎样？
何江：2005年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生物专业。我还记得大一时，我刚从老家湖南宁乡出来，从农村到城市，很多东西都不懂。在高中，我的成绩挺好，但并没有生物学的专长。到中科大以后，发现课程难度挺大，数学、物理、化学都讲得很深，那时候我上微积分、C 都感觉特别吃力，大一度过了一段很痛苦也很艰难的适应期。
但我属于适应力挺强的人，过了几个月，就发现上课讲的东西都能听明白了。大一结束时，学业对我来说已经挺轻松。我从那时开始参加课外社团活动，大三时进了实验室做研究，并决定出国，就做出国的准备工作。
简而言之，我的大学生活是大一专注在学业上，大二开始做社团活动，大三进实验室和准备出国，挺充实的。
斯涅：你为何选择生物学专业？对专业有很强的喜爱和归属感吗？
何江：要说特别强的喜爱，其实并没有。但我是选了什么都会挺喜欢的人，而且学生物非常适合我。我在高中学的是理科，同时对文科也挺感兴趣。生物刚好是在理科里比较偏文科的专业。
斯涅：有没有过专业上的困惑，比如“如果我学别的专业也许会更喜欢”的想法？
何江：高中时，我曾经一度特别想学物理，被那种纯粹的感觉深深地吸引。高考填志愿时，大家都说生物学很火，我就把物理填成了第二志愿。如果当时生物系没有录取我，我应该就会去学物理了。大一结束时，倒还有转专业的机会，但生物已经学得得心应手，就没想转系了。
斯涅：用了“得心应手”这个词，看来你在大学的成绩很好？
何江：我四年的成绩都是学院第一名。我刚进学校时特别没有信心，觉得上课的内容好难懂，身边的同学都好厉害。但我没有想到，第一学期我考得非常好。学校学习氛围很浓，很多人学习都特别努力。虽然我也很使劲，但不喜欢死拚，整个大学期间从没熬过夜。第一次考完试，我的微积分竟然满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斯涅：我在大学也不是死拚的人，但考试之前还是会熬夜复习。记得到了考试周，同学间打招呼都问：“睡了吗？”可你并没有在学业上花费比别人多的精力。能讲讲你学习的诀窍吗？
何江：上大学时，大家都特别看重老师在课上划的重点，我不喜欢这样。大学，上课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学知识。如果老师上课只讲了所谓的“重点”，我会很不满足，就像没吃饱一样。我会找相关的书阅读。我应该算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学习，比别人多读很多东西，可能看起来很笨，但融会贯通了，无论考试怎么考，我都没有问题。
斯涅：我有个疑问。我和你本科是同行，我2005年到北大读生物。生物学相比于数学、物理是更基础的学科，有很多琐碎的知识点，不仅需要理解，还需要记背，这和纯粹的逻辑推导很不一样。对你来说，记住大量的细节似乎不是问题？
何江：我觉得我的空间记忆能力比较强，记住书本上的细节挺快的。我还记得有一本很厚的《微生物学》教材，里面的内容我每一点都仔细看，也很快能把整本书的核心内容记下来了。
斯涅：这应该是一种挺独特的天分，不是每个人都有。比如我当时也能欣赏生物学里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要把几百上千页的书那么多的知识点都记下来还是挺痛苦，经常感觉脑细胞不够用。当然你也很好地运用了这种天分。对你来说，除了读专业教材，其他书籍比如文学作品，也都很容易记住吗？
何江：好像是吧，我读过的东西大部分都能记住，一般也能记得比较深刻。
斯涅：你提到大二开始做社团活动，参与社团是因为喜欢和好奇，还是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能力？
何江：回过头来看是有意识的。我觉得大学期间应该拓展圈子，参加社团能认识很有意思的人。另外，大学前我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也几乎没有走出老家；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很希望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不同地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大一的寒假我跟着学校的候鸟观察社团去了鄱阳湖，到了安徽、江西，那段经历也很有收获。
斯涅：说说你在学业和社团活动之间的精力分配？在社团里你都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何江：在精力投入方面，我花在学业上的时间肯定是最多的。中科大要求学生把基础知识打得很牢，我也跟自己说，一定要把学业搞好，剩下的时间再去做社团。我在大学期间空闲的时间几乎没有。我参加过学生会，在那里是普通成员，后来我参加了观鸟协会，担任副社长，还有爱心社，担任社长。在社团活动上，的确也投入了不少精力。
斯涅：假如不是年级第一，成绩排在中等，还会去做社团活动吗？
何江：以我当时的个性，我猜我应该不会，我会努力在学业上使力吧。我挺幸运的，年级第一的确给了我做其他事的空间。
斯涅：你在大学期间做了很多事情，怎么平衡？
何江：在大学，自己才逐渐知道了怎么平衡时间。我做很多事情，都会排出一个 priority list——最重要的事情一般会全力以赴地做好。一旦做一件事情，一般我会希望做到最好，尽量减少重复的机会。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要想做到比较好的时间分配，需要让自己的时间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很高的使用效率吧。后来到哈佛，了解到哈佛的一个校园文化疯学疯玩（ work hard， play hard），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斯涅：在大学期间你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和挑战吗？
何江：最大的挑战就是大一的适应期。那时我的专业C 是一门必修课，当时我的同学已经拿电脑玩游戏玩得得心应手，可我在计算机的导论课上连“界面”这个词都听不懂，Word文档也不会用，更别提编程了。那时我挺痛苦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差那么多，心里挺自卑，但也有深深的自尊心，不好意思问别人，好像一问就告诉所有人我不懂了。我就向关系好的同学借电脑，在宿舍拼命玩了一个月打字游戏，才把键盘输入补上来。
斯涅：我相信你刚进大学时，需要学习和适应的东西有很多，你都是用刚才说的“拼命”的方式补上的吗？
何江：的确是的。有很多新的信息和想法并不完全是学业上的，还包括了解城市的生活。因为那时我自尊心很强，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就默默地看别人怎么处理一些事情，比如交往、着装，那时我每天都需要不停地从生活中学习。
斯涅：这个适应的过程持续了多久？
何江：应该说大一过完我就比较适应了，大一一年是我成长得飞快的时期。我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还算比较强。后来到美国，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对自己喜欢什么、个性是怎样的、想要什么都特别清晰明确。而我对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都有不懂的，什么对我都是新奇的，什么都想了解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所以在心态上我对任何事物都是不排斥和愿意了解的。
斯涅：刚才你提到的那种深深的自尊心，在你后来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一直都还存在吗？
何江：大一过后，我适应了大学生活，就没有了。我想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心理期，如果被人发现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会特别没有面子。但随着成长，这种心理也会变淡。
斯涅：你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后来申请上哈佛的博士项目，你觉得他们录取你看重的是什么？
何江：我在大学期间规划得比较好，
最初专注在学业上，学习搞好以后做社团活动，快毕业时计划出国，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规划。我是一个比较有计划性的人，绝对不会拖延。如果布置我提交一篇文章，我肯定会早于截止日期完成，不会拖到最后一刻。
申请博士的时候，学校看重的当然是研究能力。申请是一个很大的篮子工程（package），有 GRE、托福成绩，有学校成绩，还有推荐信和自我陈述。我在自我陈述中没有提到社团活动，写的都是研究方面的经历。因为读博主要是为了做研究，要让我的特长和招生官感兴趣的技能相吻合。
大三开始我在姚雪彪老师的实验室跟着师兄师姐做研究，毕业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共同作者的论文。这应该也是加分项。中科大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很重视，鼓励学生很早加入实验室，我所在的实验室对本科生的培养也非常好，只要你努力跟着师兄师姐投入，发表联合署名的论文并不是特别难实现的。
另外，我当时拿了郭沫若奖学金，这是中科大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往年这个奖学金的获奖者中出过不少有名的人物。哈佛的招生官应该也知道这个奖学金在国内的含金量。对于国外学校来说，荣誉和奖励是考察申请者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且当时美国学校对中科大的认可度也挺高的，哈佛有不少中科大毕业的校友。
斯涅：对于如何过好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何江：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学时期是塑造人生发展方向的黄金时期。那段时间我成长得飞快，学的东西比我在那之前和之后很多年的都多得多。这种成长不只是在学业上，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激情。假想一下，如果我在这个黄金期里没有广泛地尝试，以后也很难有条件和动力去探索了。你会犯很多错误，甚至是让人特别尴尬的错误，这都无所谓，别人不会评判你什么，因为你还是个学生。恰恰是这个阶段给人很多机会去了解自己不懂的东西。
斯涅：你所谓的探索兴趣和激情，就你个人而言主要指什么？
何江：我在高中的时候只知道读书，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没有机会培养。大学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除了读书之外，还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参加社团活动，利用这些时间把自己的潜力进一步地找出来，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对我来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考试还是会抱着听老师划重点的心态，这种风气特别流行。我一直觉得上大学是为了求知，如果真正喜欢所学的东西，会不由自主地去读很多触类旁通的书，这才是真正能学好的“诀窍”。
专业——天赋只是加分项
斯涅：你从大学开始近距离接触生物学，一直觉得喜欢，也学得得心应手，在你眼里，生物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最大的美在哪里，又有什么艰辛和挑战？
何江：其实我在大学期间对生物学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后来到了哈佛生物学系，接触了更多前沿的生物学研究，了解才更深入。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十多年前，很多的技术突破还仅限于学术界；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生物技术得到转化和应用。以波士顿为例，从2013年开始，生物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行业。
这个学科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研究对象——生物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它不像数学、物理这么纯粹，而是非常多元，没有任何一个简洁的定理能概括出所有的生命现象，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机制、机理。生物学有太多有待研究、有待发现的东西，当你走近这个世界，也会被生命的复杂性惊讶。
但是，在实际科研中，很多复杂体系的研究历程很曲折，走三步退两步，中间困难重重。尤其是分子和细胞这个层面的发现，难度很大，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慢慢找到感觉，从而把科研中碰到的问题比较好地解决。
斯涅：你觉得研究生阶段对人的要求和大学阶段有什么不同？
何江：大学期间什么都可以尝试，可以有很宽泛的兴趣，到了研究生阶段，专业会更加细分，你研究的领域世界上可能只有几百甚至几十个人懂。越是前沿，被人了解得就越少。在研究生和博士项目中，学生也上课，但上课不是重点，更多是科研方面的投入。科研是要沉下心来做的，在实验室里要花很多时间。 斯涅：要成为一名好的研究者，最需要的素质是什么？需要天赋吗？
何江：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好奇心，这驱动你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二是要有审慎怀疑的态度，不能轻信，否则做出来的东西会禁不起考验。天赋在做科研的时候的确是加分项，但是可遇不可求，毕竟世界上的天才还是那么少。
就我在哈佛做科研的经历来看，我觉得接触到的大部分做科研的人都是属于比较能够沉得下心来做一件事的人，他们都很执着，一旦认准了一个方向，几年，十几年往那个方向钻、研究。很多重大的发现都和这种坚持的毅力离不开。
斯涅：你从去年冬天开始在MIT做博士后，博士期间和现在的研究方向相同吗？可不可以讲讲你的研究？
何江：我在哈佛的主要研究题目有两个，一个是研发超高分辨率的显微镜，从而研究流感病毒如何感染人体，另一个是研究随着疾病发生，大脑中神经元的超微细胞骨架在纳米层面上的发展变化。
斯涅：你在今年的哈佛毕业演讲中提到，作为一名研究者，除了从事科研，也应该关注技术的应用价值，让技术成果造福更广泛的群体。你在博士期间的两个研究题目距离实际应用有多远呢？
何江：刚才说的两个更多是理论型的研究，离实际应用目前看来有点远，转换成可应用的成果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博士期间我和实验室的同学聊天，发现我们所做的工作、习以为常的知识，真正理解的人很少，传播起来难度也很大。当时我就想，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科研知识是否能在传播上做努力，让好的技术传播给更多的人？如果能实现，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人类。
所以，我现在就在MIT往应用和转化的方向做努力。我现在的两个研究题目，一个是用生物工程的方法在体外2D和3D打印人体肝脏，然后在培养皿里模拟疾病比如肝炎、疟疾的发生发展过程，并进行药物的筛选，另一个是癌症的早期检测。
我现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实验室，前年有一个学生发了一篇研究论文，他毕业时直接开公司，把技术进行应用，应该说，这些技术的转化周期是比较短的，应用前景也很可见。
斯涅：对于未来的人生和职业发展有什么规划？
何江：我还是希望走研究路线，在MIT做完博士后，应该会申请大学的教职。未来等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行业中扎稳根，也打算把实验成果转换。至于国内国外我不会限定自己。
身份——从农村走出来的
斯涅：有一点我一直对你很佩服。你提到从农村到了城市以后有各种不适应，同时生起自卑和骄傲，我想这是源于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很多人都会刻意地隐藏
从农村或小地方走出来的背景，强调自己后来更加“光鲜”的经历。可是，从我以前在哈佛的经典读书小组和你的接触，还有你的毕业演讲，你对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段个人历史似乎没有特意回避或淡化，有时反倒会主动谈及？
何江：我其实没有觉得自己的农村背景有问题。我是在大学期间或多或少地想明白了，如果把这一部分隐藏起来，就像是把我的真实身份擦掉了，其他人就不会了解我。因为在大学有了这种意识，所以来到哈佛以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转变。比如当时咱们在经典读书小组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彼此了解的时候，以真实的身份相互面对是没有负担的。
斯涅：对你来说，农村的成长背景意味着什么？试想一下你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中长大，和现在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
何江：如果在城市里长大，我的视野应该会很不同。我对很多东西都是后知后觉的，在大学、到哈佛都是这样。我在这里碰到的同学中，很多人在美国读的本科或大学期间出过国，很早就对世界是什么样有了很多了解。对我来说，有太多东西需要慢慢地了解，比如我是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才知道在国际化的大环境里大家最关心的话题等等。但这些并不妨碍我赶上，所以也没给我造成太大的负担。
斯涅：你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吗？比如农村长大、中国人、中科大校友，这些是定义你的很重要的标签吗？
何江：我没有很强的标签感。来到哈佛，我发现美国文化相比于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大家并不在意你从哪儿来。
在这里，我的大多数熟人和朋友还是中国人，但在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也能敞开，所以有很多外国朋友。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和任何国家、文化背景的人，如果聊得来，觉得对方有趣，无论他是什么文化背景，都很容易打破无形中的隔膜。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很有意思，都愿意相互分享故事，就成为了好朋友。我想，大家之所以愿意去同乡会，就是为了制造话题、找到共同的东西连接起来。但如果你能从不同的文化中找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分享有意思的东西，就不用在背景上做很强的限制了。
包括在经典读书小组的时候，我也觉得其中很多人非常有意思，比如化学系的博士生对尼采很感兴趣也很有研究，学经济的同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内家功方面很有造诣。虽然大家并不是来自于同一所大学，却能相互欣赏。
斯涅：咱们一起参加经典读书小组应该是在2011～2012年，我知道你那时候就在写一本关于自己从小在农村成长经历的书。最近听说书稿已经被欧洲的出版社接收了。恭喜你！这是你第一次尝试写作吗？你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何江：我在高中就很喜欢文学，尤其是古文、诗歌。大学期间，因为中科大的人文气息并没有北大的浓，我很希望找机会补足人文方面的教育，就有意地参加一些小组会，讨论《红楼梦》这样的书，还有其他的古典书籍。但以前没有尝试过写作。
斯涅：这次是因为什么而开始写作的？
何江：那是 2011年下半年，有一次，哈佛历史学教授尼尔 .弗格森做了一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报告。那时候中国经济持续繁荣，而美国从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就一直疲软，他写了《文明：西方与东方》一书，意思是经济的中心在往东方转移。
我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发邮件跟他交流了我的感想，还有我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当天晚上，教授就给我回复，问我要不要第二天一起吃早餐聊一聊。没想到第二天他还带了其他几位教授朋友，大家一起听我讲我在中国成长的经历。本来只计划聊一个小时，却聊了三个小时。 他听了我的经历，评论说，我从农村到美国的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见证。
我1988年出生，那时候我老家的文化是传统村庄的文化，机械化还不普遍存在，类似于欧洲前工业化时期；后来我老家经历了机械化和现代化，飞快发展的脚步就像是把欧洲一两百年的工业革命用二三十年就完成了。这段历史很有它的独特性，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值得被记下来。
他问我愿不愿意写一本书反应乡村中国。当然他并不只是针对我，而是针对中国农村。他是做历史经济学研究的，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宏观。我听了以后，觉得吸引我的点在于，现在和未来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对于乡村的印象会越来越少，再过些年，传统“乡土中国”的概念就不太存在了。我当时想，能不能通过写本书把这样一段历史定格在文字里？这本书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乡下的普通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斯涅：你对教授讲的飞速发展过程是有意识的吗？
何江：我那时候并没有这种大历史意识。小孩子也不懂事，只是被时代推着走，但印象是非常直观的。在我小时候，老家都是用水牛犁田，用手工把水稻从稻穗上打下来。后来突然有一天出现了犁田机，当时我觉得特别新奇，这就是农作技术的进展。
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高中的时候，第一台收割机开过来，当时在我们村里是一件很大的事。很多人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觉得这个神器到底能不能割稻子，都在围观。我和弟弟因为好奇，一直追着收割机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现在想想，这就是历史的缩影。
毕业——首位演讲的中国学生
斯涅：你是史上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学生，最近国内媒体都在对你做大幅的报道。我有一个疑问，相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脑子里从来没有飘过这种可能性。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毕业演讲的？
何江：我想可能大多数人的确没想过，不过其实是忽略了。在毕业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学校发的一封邮件，说你可以参加毕业演讲的竞选。我读博期间也在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刚好有一次和一位负责本科生的教授一起吃饭闲聊，她跟我提到这件事，说每年都有毕业演讲。我就去哈佛的官网上查，网页上说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是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我当时想，如果能争取到，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没争取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决定试一下。
斯涅：我相信毕业典礼的演讲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其中不乏非常厉害的人。你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择了你？
何江：我觉得主要是演讲内容。哈佛以前的毕业演讲中，白人、黑人、拉美人、亚裔等都有，最明显的主题就是哈佛学生的身份问题——每个哈佛学生都会在这么多牛人的学校里产生自我身份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身份问题。此外，主题还有哈佛的教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些主题在往年的毕业演讲上可以说是翻来覆去地被提及。毕业演讲也需要有新意，也许是理科生做毕业演讲的人很少，而且我的切入点恰好符合哈佛的人文文化。
其实我的演讲稿在定题的时候想了很久，一直不确定该怎么切入。我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定题对文科生可能是信手拈来，比如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很容易反思在哈佛的教育，做个引申。但理科生挺难和哈佛的人文文化建立让人印象深刻的关联。
我最终定下科技与知识的不均衡传播的主题，其实与我刚刚提到的在实验室科研过程中的一些个人思考相关。很多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东西，和非专业的人讲起来，他们不一定能听得懂。这就让我思考科技与知识的意义。这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和人类的求知欲，以及怎样传播所学的东西相关。这就与大学的教育使命挂钩，也就比较容易地契合哈佛的校园文化。
斯涅：你在正式演讲之前提到接受专门的演讲辅导。可不可以讲讲你都受到了哪些支持？
何江：我当本科生辅导员时认识了一些教授，在毕业演讲的申请和选拔期间，我主动联系了几位教授，请他们帮我看稿子，给我反馈和指导。通过一位教授，我认识了肯尼迪学院一位专门培训公共演讲的教授，给我做专业指导。
后来，学校专门安排了一位教戏剧表演的老师给我辅导，尤其是在肢体语言以及英语的表达上。这些对我的提升很大。以前，我的英语虽然流利，但有一些发音并不准确，带着湖南口音。他们指出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到最后，有一些发音我还是没有发得特别准，但已经尽力了。
斯涅：你成为哈佛第一个做毕业演讲的中国人以后，在国内已经成了名人。现在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这次演讲对你今后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何江：最近两周我的生活变化还是挺大的。不过，这种状态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从下周就要重新开始投入研究。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演讲有多么大的分量，它只是毕业典礼演讲，并不是真正的科研成果。我很清楚不能因为这个而把主要的科研工作忽略掉，所以也希望很快回到原来的研究状态。
责任编辑：尹颖尧
我和何江相识于2009年。那年夏天，他进入哈佛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系读博士，我在教育学院念硕士。我们在波士顿经典读书小组里时常遇见，小组每周一起阅读讨论中外经典。 2012年，我离开美国，何江继续学业，我们有时通过邮件联络。看到大家热情分享他的毕业典礼演讲，很为这位校友和朋友高兴。
大学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光。在毕业之前，我们像生产线上的零件在标准化的流程中被加工和塑造；在毕业之后，我们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迈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大学，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应该怎么过？对何江的采访就从他的大学生活聊起。
大学——我成长得飞快
斯涅：你的大学生活过的怎样？
何江：2005年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生物专业。我还记得大一时，我刚从老家湖南宁乡出来，从农村到城市，很多东西都不懂。在高中，我的成绩挺好，但并没有生物学的专长。到中科大以后，发现课程难度挺大，数学、物理、化学都讲得很深，那时候我上微积分、C 都感觉特别吃力，大一度过了一段很痛苦也很艰难的适应期。
但我属于适应力挺强的人，过了几个月，就发现上课讲的东西都能听明白了。大一结束时，学业对我来说已经挺轻松。我从那时开始参加课外社团活动，大三时进了实验室做研究，并决定出国，就做出国的准备工作。
简而言之，我的大学生活是大一专注在学业上，大二开始做社团活动，大三进实验室和准备出国，挺充实的。
斯涅：你为何选择生物学专业？对专业有很强的喜爱和归属感吗？
何江：要说特别强的喜爱，其实并没有。但我是选了什么都会挺喜欢的人，而且学生物非常适合我。我在高中学的是理科，同时对文科也挺感兴趣。生物刚好是在理科里比较偏文科的专业。
斯涅：有没有过专业上的困惑，比如“如果我学别的专业也许会更喜欢”的想法？
何江：高中时，我曾经一度特别想学物理，被那种纯粹的感觉深深地吸引。高考填志愿时，大家都说生物学很火，我就把物理填成了第二志愿。如果当时生物系没有录取我，我应该就会去学物理了。大一结束时，倒还有转专业的机会，但生物已经学得得心应手，就没想转系了。
斯涅：用了“得心应手”这个词，看来你在大学的成绩很好？
何江：我四年的成绩都是学院第一名。我刚进学校时特别没有信心，觉得上课的内容好难懂，身边的同学都好厉害。但我没有想到，第一学期我考得非常好。学校学习氛围很浓，很多人学习都特别努力。虽然我也很使劲，但不喜欢死拚，整个大学期间从没熬过夜。第一次考完试，我的微积分竟然满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斯涅：我在大学也不是死拚的人，但考试之前还是会熬夜复习。记得到了考试周，同学间打招呼都问：“睡了吗？”可你并没有在学业上花费比别人多的精力。能讲讲你学习的诀窍吗？
何江：上大学时，大家都特别看重老师在课上划的重点，我不喜欢这样。大学，上课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学知识。如果老师上课只讲了所谓的“重点”，我会很不满足，就像没吃饱一样。我会找相关的书阅读。我应该算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学习，比别人多读很多东西，可能看起来很笨，但融会贯通了，无论考试怎么考，我都没有问题。
斯涅：我有个疑问。我和你本科是同行，我2005年到北大读生物。生物学相比于数学、物理是更基础的学科，有很多琐碎的知识点，不仅需要理解，还需要记背，这和纯粹的逻辑推导很不一样。对你来说，记住大量的细节似乎不是问题？
何江：我觉得我的空间记忆能力比较强，记住书本上的细节挺快的。我还记得有一本很厚的《微生物学》教材，里面的内容我每一点都仔细看，也很快能把整本书的核心内容记下来了。
斯涅：这应该是一种挺独特的天分，不是每个人都有。比如我当时也能欣赏生物学里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要把几百上千页的书那么多的知识点都记下来还是挺痛苦，经常感觉脑细胞不够用。当然你也很好地运用了这种天分。对你来说，除了读专业教材，其他书籍比如文学作品，也都很容易记住吗？
何江：好像是吧，我读过的东西大部分都能记住，一般也能记得比较深刻。
斯涅：你提到大二开始做社团活动，参与社团是因为喜欢和好奇，还是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能力？
何江：回过头来看是有意识的。我觉得大学期间应该拓展圈子，参加社团能认识很有意思的人。另外，大学前我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也几乎没有走出老家；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很希望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不同地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大一的寒假我跟着学校的候鸟观察社团去了鄱阳湖，到了安徽、江西，那段经历也很有收获。
斯涅：说说你在学业和社团活动之间的精力分配？在社团里你都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何江：在精力投入方面，我花在学业上的时间肯定是最多的。中科大要求学生把基础知识打得很牢，我也跟自己说，一定要把学业搞好，剩下的时间再去做社团。我在大学期间空闲的时间几乎没有。我参加过学生会，在那里是普通成员，后来我参加了观鸟协会，担任副社长，还有爱心社，担任社长。在社团活动上，的确也投入了不少精力。
斯涅：假如不是年级第一，成绩排在中等，还会去做社团活动吗？
何江：以我当时的个性，我猜我应该不会，我会努力在学业上使力吧。我挺幸运的，年级第一的确给了我做其他事的空间。
斯涅：你在大学期间做了很多事情，怎么平衡？
何江：在大学，自己才逐渐知道了怎么平衡时间。我做很多事情，都会排出一个 priority list——最重要的事情一般会全力以赴地做好。一旦做一件事情，一般我会希望做到最好，尽量减少重复的机会。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要想做到比较好的时间分配，需要让自己的时间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很高的使用效率吧。后来到哈佛，了解到哈佛的一个校园文化疯学疯玩（ work hard， play hard），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斯涅：在大学期间你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和挑战吗？
何江：最大的挑战就是大一的适应期。那时我的专业C 是一门必修课，当时我的同学已经拿电脑玩游戏玩得得心应手，可我在计算机的导论课上连“界面”这个词都听不懂，Word文档也不会用，更别提编程了。那时我挺痛苦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差那么多，心里挺自卑，但也有深深的自尊心，不好意思问别人，好像一问就告诉所有人我不懂了。我就向关系好的同学借电脑，在宿舍拼命玩了一个月打字游戏，才把键盘输入补上来。
斯涅：我相信你刚进大学时，需要学习和适应的东西有很多，你都是用刚才说的“拼命”的方式补上的吗？
何江：的确是的。有很多新的信息和想法并不完全是学业上的，还包括了解城市的生活。因为那时我自尊心很强，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就默默地看别人怎么处理一些事情，比如交往、着装，那时我每天都需要不停地从生活中学习。
斯涅：这个适应的过程持续了多久？
何江：应该说大一过完我就比较适应了，大一一年是我成长得飞快的时期。我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还算比较强。后来到美国，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对自己喜欢什么、个性是怎样的、想要什么都特别清晰明确。而我对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都有不懂的，什么对我都是新奇的，什么都想了解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所以在心态上我对任何事物都是不排斥和愿意了解的。
斯涅：刚才你提到的那种深深的自尊心，在你后来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一直都还存在吗？
何江：大一过后，我适应了大学生活，就没有了。我想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心理期，如果被人发现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会特别没有面子。但随着成长，这种心理也会变淡。
斯涅：你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后来申请上哈佛的博士项目，你觉得他们录取你看重的是什么？
何江：我在大学期间规划得比较好，
最初专注在学业上，学习搞好以后做社团活动，快毕业时计划出国，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规划。我是一个比较有计划性的人，绝对不会拖延。如果布置我提交一篇文章，我肯定会早于截止日期完成，不会拖到最后一刻。
申请博士的时候，学校看重的当然是研究能力。申请是一个很大的篮子工程（package），有 GRE、托福成绩，有学校成绩，还有推荐信和自我陈述。我在自我陈述中没有提到社团活动，写的都是研究方面的经历。因为读博主要是为了做研究，要让我的特长和招生官感兴趣的技能相吻合。
大三开始我在姚雪彪老师的实验室跟着师兄师姐做研究，毕业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共同作者的论文。这应该也是加分项。中科大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很重视，鼓励学生很早加入实验室，我所在的实验室对本科生的培养也非常好，只要你努力跟着师兄师姐投入，发表联合署名的论文并不是特别难实现的。
另外，我当时拿了郭沫若奖学金，这是中科大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往年这个奖学金的获奖者中出过不少有名的人物。哈佛的招生官应该也知道这个奖学金在国内的含金量。对于国外学校来说，荣誉和奖励是考察申请者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且当时美国学校对中科大的认可度也挺高的，哈佛有不少中科大毕业的校友。
斯涅：对于如何过好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何江：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学时期是塑造人生发展方向的黄金时期。那段时间我成长得飞快，学的东西比我在那之前和之后很多年的都多得多。这种成长不只是在学业上，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激情。假想一下，如果我在这个黄金期里没有广泛地尝试，以后也很难有条件和动力去探索了。你会犯很多错误，甚至是让人特别尴尬的错误，这都无所谓，别人不会评判你什么，因为你还是个学生。恰恰是这个阶段给人很多机会去了解自己不懂的东西。
斯涅：你所谓的探索兴趣和激情，就你个人而言主要指什么？
何江：我在高中的时候只知道读书，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没有机会培养。大学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除了读书之外，还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参加社团活动，利用这些时间把自己的潜力进一步地找出来，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对我来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考试还是会抱着听老师划重点的心态，这种风气特别流行。我一直觉得上大学是为了求知，如果真正喜欢所学的东西，会不由自主地去读很多触类旁通的书，这才是真正能学好的“诀窍”。
专业——天赋只是加分项
斯涅：你从大学开始近距离接触生物学，一直觉得喜欢，也学得得心应手，在你眼里，生物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最大的美在哪里，又有什么艰辛和挑战？
何江：其实我在大学期间对生物学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后来到了哈佛生物学系，接触了更多前沿的生物学研究，了解才更深入。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十多年前，很多的技术突破还仅限于学术界；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生物技术得到转化和应用。以波士顿为例，从2013年开始，生物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行业。
这个学科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研究对象——生物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它不像数学、物理这么纯粹，而是非常多元，没有任何一个简洁的定理能概括出所有的生命现象，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机制、机理。生物学有太多有待研究、有待发现的东西，当你走近这个世界，也会被生命的复杂性惊讶。
但是，在实际科研中，很多复杂体系的研究历程很曲折，走三步退两步，中间困难重重。尤其是分子和细胞这个层面的发现，难度很大，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慢慢找到感觉，从而把科研中碰到的问题比较好地解决。
斯涅：你觉得研究生阶段对人的要求和大学阶段有什么不同？
何江：大学期间什么都可以尝试，可以有很宽泛的兴趣，到了研究生阶段，专业会更加细分，你研究的领域世界上可能只有几百甚至几十个人懂。越是前沿，被人了解得就越少。在研究生和博士项目中，学生也上课，但上课不是重点，更多是科研方面的投入。科研是要沉下心来做的，在实验室里要花很多时间。 斯涅：要成为一名好的研究者，最需要的素质是什么？需要天赋吗？
何江：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好奇心，这驱动你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二是要有审慎怀疑的态度，不能轻信，否则做出来的东西会禁不起考验。天赋在做科研的时候的确是加分项，但是可遇不可求，毕竟世界上的天才还是那么少。
就我在哈佛做科研的经历来看，我觉得接触到的大部分做科研的人都是属于比较能够沉得下心来做一件事的人，他们都很执着，一旦认准了一个方向，几年，十几年往那个方向钻、研究。很多重大的发现都和这种坚持的毅力离不开。
斯涅：你从去年冬天开始在MIT做博士后，博士期间和现在的研究方向相同吗？可不可以讲讲你的研究？
何江：我在哈佛的主要研究题目有两个，一个是研发超高分辨率的显微镜，从而研究流感病毒如何感染人体，另一个是研究随着疾病发生，大脑中神经元的超微细胞骨架在纳米层面上的发展变化。
斯涅：你在今年的哈佛毕业演讲中提到，作为一名研究者，除了从事科研，也应该关注技术的应用价值，让技术成果造福更广泛的群体。你在博士期间的两个研究题目距离实际应用有多远呢？
何江：刚才说的两个更多是理论型的研究，离实际应用目前看来有点远，转换成可应用的成果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博士期间我和实验室的同学聊天，发现我们所做的工作、习以为常的知识，真正理解的人很少，传播起来难度也很大。当时我就想，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科研知识是否能在传播上做努力，让好的技术传播给更多的人？如果能实现，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人类。
所以，我现在就在MIT往应用和转化的方向做努力。我现在的两个研究题目，一个是用生物工程的方法在体外2D和3D打印人体肝脏，然后在培养皿里模拟疾病比如肝炎、疟疾的发生发展过程，并进行药物的筛选，另一个是癌症的早期检测。
我现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实验室，前年有一个学生发了一篇研究论文，他毕业时直接开公司，把技术进行应用，应该说，这些技术的转化周期是比较短的，应用前景也很可见。
斯涅：对于未来的人生和职业发展有什么规划？
何江：我还是希望走研究路线，在MIT做完博士后，应该会申请大学的教职。未来等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行业中扎稳根，也打算把实验成果转换。至于国内国外我不会限定自己。
身份——从农村走出来的
斯涅：有一点我一直对你很佩服。你提到从农村到了城市以后有各种不适应，同时生起自卑和骄傲，我想这是源于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很多人都会刻意地隐藏
从农村或小地方走出来的背景，强调自己后来更加“光鲜”的经历。可是，从我以前在哈佛的经典读书小组和你的接触，还有你的毕业演讲，你对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段个人历史似乎没有特意回避或淡化，有时反倒会主动谈及？
何江：我其实没有觉得自己的农村背景有问题。我是在大学期间或多或少地想明白了，如果把这一部分隐藏起来，就像是把我的真实身份擦掉了，其他人就不会了解我。因为在大学有了这种意识，所以来到哈佛以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转变。比如当时咱们在经典读书小组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彼此了解的时候，以真实的身份相互面对是没有负担的。
斯涅：对你来说，农村的成长背景意味着什么？试想一下你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中长大，和现在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
何江：如果在城市里长大，我的视野应该会很不同。我对很多东西都是后知后觉的，在大学、到哈佛都是这样。我在这里碰到的同学中，很多人在美国读的本科或大学期间出过国，很早就对世界是什么样有了很多了解。对我来说，有太多东西需要慢慢地了解，比如我是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才知道在国际化的大环境里大家最关心的话题等等。但这些并不妨碍我赶上，所以也没给我造成太大的负担。
斯涅：你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吗？比如农村长大、中国人、中科大校友，这些是定义你的很重要的标签吗？
何江：我没有很强的标签感。来到哈佛，我发现美国文化相比于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大家并不在意你从哪儿来。
在这里，我的大多数熟人和朋友还是中国人，但在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也能敞开，所以有很多外国朋友。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和任何国家、文化背景的人，如果聊得来，觉得对方有趣，无论他是什么文化背景，都很容易打破无形中的隔膜。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很有意思，都愿意相互分享故事，就成为了好朋友。我想，大家之所以愿意去同乡会，就是为了制造话题、找到共同的东西连接起来。但如果你能从不同的文化中找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分享有意思的东西，就不用在背景上做很强的限制了。
包括在经典读书小组的时候，我也觉得其中很多人非常有意思，比如化学系的博士生对尼采很感兴趣也很有研究，学经济的同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内家功方面很有造诣。虽然大家并不是来自于同一所大学，却能相互欣赏。
斯涅：咱们一起参加经典读书小组应该是在2011～2012年，我知道你那时候就在写一本关于自己从小在农村成长经历的书。最近听说书稿已经被欧洲的出版社接收了。恭喜你！这是你第一次尝试写作吗？你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何江：我在高中就很喜欢文学，尤其是古文、诗歌。大学期间，因为中科大的人文气息并没有北大的浓，我很希望找机会补足人文方面的教育，就有意地参加一些小组会，讨论《红楼梦》这样的书，还有其他的古典书籍。但以前没有尝试过写作。
斯涅：这次是因为什么而开始写作的？
何江：那是 2011年下半年，有一次，哈佛历史学教授尼尔 .弗格森做了一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报告。那时候中国经济持续繁荣，而美国从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就一直疲软，他写了《文明：西方与东方》一书，意思是经济的中心在往东方转移。
我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发邮件跟他交流了我的感想，还有我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当天晚上，教授就给我回复，问我要不要第二天一起吃早餐聊一聊。没想到第二天他还带了其他几位教授朋友，大家一起听我讲我在中国成长的经历。本来只计划聊一个小时，却聊了三个小时。 他听了我的经历，评论说，我从农村到美国的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见证。
我1988年出生，那时候我老家的文化是传统村庄的文化，机械化还不普遍存在，类似于欧洲前工业化时期；后来我老家经历了机械化和现代化，飞快发展的脚步就像是把欧洲一两百年的工业革命用二三十年就完成了。这段历史很有它的独特性，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值得被记下来。
他问我愿不愿意写一本书反应乡村中国。当然他并不只是针对我，而是针对中国农村。他是做历史经济学研究的，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宏观。我听了以后，觉得吸引我的点在于，现在和未来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对于乡村的印象会越来越少，再过些年，传统“乡土中国”的概念就不太存在了。我当时想，能不能通过写本书把这样一段历史定格在文字里？这本书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乡下的普通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斯涅：你对教授讲的飞速发展过程是有意识的吗？
何江：我那时候并没有这种大历史意识。小孩子也不懂事，只是被时代推着走，但印象是非常直观的。在我小时候，老家都是用水牛犁田，用手工把水稻从稻穗上打下来。后来突然有一天出现了犁田机，当时我觉得特别新奇，这就是农作技术的进展。
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高中的时候，第一台收割机开过来，当时在我们村里是一件很大的事。很多人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觉得这个神器到底能不能割稻子，都在围观。我和弟弟因为好奇，一直追着收割机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现在想想，这就是历史的缩影。
毕业——首位演讲的中国学生
斯涅：你是史上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学生，最近国内媒体都在对你做大幅的报道。我有一个疑问，相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脑子里从来没有飘过这种可能性。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毕业演讲的？
何江：我想可能大多数人的确没想过，不过其实是忽略了。在毕业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学校发的一封邮件，说你可以参加毕业演讲的竞选。我读博期间也在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刚好有一次和一位负责本科生的教授一起吃饭闲聊，她跟我提到这件事，说每年都有毕业演讲。我就去哈佛的官网上查，网页上说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是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我当时想，如果能争取到，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没争取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决定试一下。
斯涅：我相信毕业典礼的演讲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其中不乏非常厉害的人。你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择了你？
何江：我觉得主要是演讲内容。哈佛以前的毕业演讲中，白人、黑人、拉美人、亚裔等都有，最明显的主题就是哈佛学生的身份问题——每个哈佛学生都会在这么多牛人的学校里产生自我身份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身份问题。此外，主题还有哈佛的教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些主题在往年的毕业演讲上可以说是翻来覆去地被提及。毕业演讲也需要有新意，也许是理科生做毕业演讲的人很少，而且我的切入点恰好符合哈佛的人文文化。
其实我的演讲稿在定题的时候想了很久，一直不确定该怎么切入。我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定题对文科生可能是信手拈来，比如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很容易反思在哈佛的教育，做个引申。但理科生挺难和哈佛的人文文化建立让人印象深刻的关联。
我最终定下科技与知识的不均衡传播的主题，其实与我刚刚提到的在实验室科研过程中的一些个人思考相关。很多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东西，和非专业的人讲起来，他们不一定能听得懂。这就让我思考科技与知识的意义。这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和人类的求知欲，以及怎样传播所学的东西相关。这就与大学的教育使命挂钩，也就比较容易地契合哈佛的校园文化。
斯涅：你在正式演讲之前提到接受专门的演讲辅导。可不可以讲讲你都受到了哪些支持？
何江：我当本科生辅导员时认识了一些教授，在毕业演讲的申请和选拔期间，我主动联系了几位教授，请他们帮我看稿子，给我反馈和指导。通过一位教授，我认识了肯尼迪学院一位专门培训公共演讲的教授，给我做专业指导。
后来，学校专门安排了一位教戏剧表演的老师给我辅导，尤其是在肢体语言以及英语的表达上。这些对我的提升很大。以前，我的英语虽然流利，但有一些发音并不准确，带着湖南口音。他们指出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到最后，有一些发音我还是没有发得特别准，但已经尽力了。
斯涅：你成为哈佛第一个做毕业演讲的中国人以后，在国内已经成了名人。现在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这次演讲对你今后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何江：最近两周我的生活变化还是挺大的。不过，这种状态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从下周就要重新开始投入研究。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演讲有多么大的分量，它只是毕业典礼演讲，并不是真正的科研成果。我很清楚不能因为这个而把主要的科研工作忽略掉，所以也希望很快回到原来的研究状态。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