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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讲话稿送邓小平。邓小平一字未改，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批阅：“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万里在文中强调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可以肇始中华民族新的振兴。今天，在全国人民热圆“中国梦”之时，本刊从文中摘选部分章节刊出，期望对读者朋友有所教益。
尽管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发展，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用，但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决策，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它可以分各种层次。在古代，国家高层次的重大决策是由封建帝王亲自掌握的。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才智和经验，个人的感情和好恶以及谋臣们的进谏。贤臣辅佐还是佞臣当道，往往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种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到了现代，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的大生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任何个别卓越的领导人单凭个人智慧难以掌握和难以应付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智囊团、咨询机构。它们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头脑，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人的头脑，而是建立了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可以互相补充、启迪和丰富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它的作用当然就大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建立起一套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并且建立了决策的反馈系统，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不断进行修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决策过程受到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多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但是它们的一套程序和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级领导是群众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它更需要而且可能实现真正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以体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已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展软科学研究，基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在人们的价值观上来一个新的突破。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总的讲本质是好的，是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和才干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观念和素质，则是许多干部的共同问题。
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使我们党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创了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搞活经济的各种决策等等，可以说由此肇始了中华民族新的振兴。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应该反复思考，永远牢记。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也只好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但是，既然讲决策，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决断。这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的讨论、评价不完全相同。在那些方面，不需要领导部门作什么决断。政策问题应当经过研究、决策、执行三个程序，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研究工作者仍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和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重新加以检验。就拿宪法、法律来说，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地遵守执行。党员还要执行党的决议。一般地讲，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政治原则，已经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对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某些规定有不同的意见，也还可以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提出讨论。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正是使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没有别的宗旨。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民主，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
尽管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发展，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用，但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决策，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它可以分各种层次。在古代，国家高层次的重大决策是由封建帝王亲自掌握的。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才智和经验，个人的感情和好恶以及谋臣们的进谏。贤臣辅佐还是佞臣当道，往往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种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到了现代，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的大生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任何个别卓越的领导人单凭个人智慧难以掌握和难以应付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智囊团、咨询机构。它们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头脑，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人的头脑，而是建立了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可以互相补充、启迪和丰富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它的作用当然就大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建立起一套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并且建立了决策的反馈系统，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不断进行修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决策过程受到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多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但是它们的一套程序和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级领导是群众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它更需要而且可能实现真正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以体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已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展软科学研究，基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在人们的价值观上来一个新的突破。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总的讲本质是好的，是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和才干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观念和素质，则是许多干部的共同问题。
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使我们党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创了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搞活经济的各种决策等等，可以说由此肇始了中华民族新的振兴。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应该反复思考，永远牢记。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也只好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但是，既然讲决策，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决断。这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的讨论、评价不完全相同。在那些方面，不需要领导部门作什么决断。政策问题应当经过研究、决策、执行三个程序，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研究工作者仍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和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重新加以检验。就拿宪法、法律来说，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地遵守执行。党员还要执行党的决议。一般地讲，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政治原则，已经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对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某些规定有不同的意见，也还可以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提出讨论。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正是使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没有别的宗旨。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民主，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