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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收集的田野调查资料出发，考察了广西大新县上甲人的族群认同从苗族向壮族的转变过程，从当地人的“自称”和周边壮族的“他称”，以及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入手，探求他们身份意识转变的原因。虽然，上甲人失去了苗族的优惠身份，但在旅游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又开始主动参与到“短衣壮”的构建当中。
关键词 上甲苗 短衣壮 族群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3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者口述史研究” （项目编号： 13CSH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露，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167-02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大新县宝圩乡板禄和板价两村，历史上被称为“上甲”。上甲之前曾称为“上化”，这里属于安平土司的辖地，安平土司把自己的辖地划分为九化，“化”在当地土话里意为“乞丐”，九化，即九个地方的人都是我的乞丐。当地人用土语一般称自己为“布上甲”，即上甲人的意思。现如今，上甲人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短衣壮”。
然而，在此之前，上甲当地的群众曾认为自己是苗族，认为自己在服饰、语言和风俗习惯上跟周围的壮族有所差异，那么“短衣壮”的称谓又是从何而来？上甲人的认同又历经了怎样的一个转变过程？本文将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
一、 “苗族”称谓的来历
实际上，上甲人究竟是属于苗族还是壮族，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都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进行的这项工作，不仅认定了当地群众的民族身份，也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传播到了当地。根据笔者对当地村民的访谈了解到，“苗族”的说法有几种来源：其一，在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的《雷平县志》记载上甲人为“苗制”，其说法可以在当地留存的墓碑上找到证据。其二，1929年红七、八军路过宝圩乡时曾因为他们与其他地方群众在语言、风俗上的特殊性，而称之为“苗友”。其三，1948年黄嘉、甘苦、项伯衡等老同志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组织农会和开展游击斗争时，也称他们为“苗友”。其四，在1952年土改时期，上级政府对上甲群众以“苗族”来安排工作，在周围壮族村庄都进行了土改以后，最后才在上甲两村进行土改，当时土改工作队员也一致称他们为“苗友”。
可见，上甲人自称为“苗族”的历史主要是在建国之前的民国时期，一方面是由于上甲人较之周边族群特殊的风俗，当时的广西国民政府对他们采取相对特殊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红军在上甲当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时，也开始把一些阶级、民族平等的理念传播到了当地。
二、 “独特性”体现为何
某种意义上，一个族群的“特殊性”是经由与周围人群的比较而得来的，建国以后，我国对少数民族的识别和认定是以斯大林的“四个共同” 为标准的。在这四个标准中，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服饰和风俗习惯）是最容易识别和操作化的，这也成为1950年代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准。上甲群众认为自己是苗族的依据主要有，首先，在语言上，虽然当地土话已吸收了壮语的一些词汇，但与周边的壮族差异仍较大，例如，上甲人称母亲为“阿卜”，称祖父为“阿波”，吃饭叫“军造”，许多邻近的壮族听不懂，但却与越南边民更接近，也更容易交流。其次，在服饰上也有独特的审美观，妇女的服装尤为独特，上衣是黑色无领对襟短衫，下身黑色长裙，冬天多扎绑腿，头巾多扎成两角翘起的“猫头式”，家庭条件好的还佩戴有银项圈、耳环等等。上甲妇女这身装束与苗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与周边习惯穿蓝色上装的“布侬”支系和穿黑色长袍的“布傣”支系都有明显差异。此外，上甲人在生活习俗和节庆仪式上也与周围壮族群众有所不同，例如，农历三月三是壮族祭拜祖先的节日，可是上甲两村却在传统上从三月十三开始祭祖，分片区相隔几天来过这个节日；他们的“祭鬼节”也不是七月十四，而是七月初七。
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总结过，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居住格局上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同一个地区相邻各个族群间，由于日常交往和通婚，既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相互影响，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性。上甲人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在这方面体现比较显著。
三、 “上甲人”族群身份困境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上甲”从前被称为“上化”，作为土司辖地的土民，从身份地位来讲是比较低的。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也从当地村民中了解到，过去上甲两村人曾被邻近的壮族人称为“上甲佬”，“黑猫”（黑苗）等，带有一定蔑称的称谓，而且，凡是上甲地方的人，只被允许在自己的地界内进行赶圩、打柴、放牧等活动，一旦出了界外，就会被壮族人欺负和追赶。村里的老人也说，在清朝宣统之前，上甲人从没有跟周边族群通婚甚至交朋友。所以，从心理认同上来讲，这是上甲人不愿认为自己跟周边族群同属一个民族的深层原因，但这样的心理隔阂只是基于身份地位和日常交往的经验。在经历过民族身份认定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群体之间的边界。
如今，上甲村民的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填报的都是“壮”，但是村民们告诉笔者，他们之前的身份证，都填的是50年代认定的“苗”，“壮”是80年代识别的时候整个片区统一改的。所以，出现了两种情况，早年通过读书、参军等在外地工作、甚至当领导的上甲人，现在的身份证上依然写着“苗”，而留在村里的村民则变成了“壮”。而这也成为当地一些村民还在争取苗族身份的理由，因为这不仅是民族身份地位的变更，也意味着优惠政策的丧失。
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无论是上甲的地方干部还是当地群众，对什么是壮族、什么是苗族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除去之前分析的心理原因，一些村民也回忆，刚解放那会有村民代表外出开会，
关键词 上甲苗 短衣壮 族群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3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者口述史研究” （项目编号： 13CSH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露，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167-02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大新县宝圩乡板禄和板价两村，历史上被称为“上甲”。上甲之前曾称为“上化”，这里属于安平土司的辖地，安平土司把自己的辖地划分为九化，“化”在当地土话里意为“乞丐”，九化，即九个地方的人都是我的乞丐。当地人用土语一般称自己为“布上甲”，即上甲人的意思。现如今，上甲人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短衣壮”。
然而，在此之前，上甲当地的群众曾认为自己是苗族，认为自己在服饰、语言和风俗习惯上跟周围的壮族有所差异，那么“短衣壮”的称谓又是从何而来？上甲人的认同又历经了怎样的一个转变过程？本文将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
一、 “苗族”称谓的来历
实际上，上甲人究竟是属于苗族还是壮族，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都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进行的这项工作，不仅认定了当地群众的民族身份，也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传播到了当地。根据笔者对当地村民的访谈了解到，“苗族”的说法有几种来源：其一，在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的《雷平县志》记载上甲人为“苗制”，其说法可以在当地留存的墓碑上找到证据。其二，1929年红七、八军路过宝圩乡时曾因为他们与其他地方群众在语言、风俗上的特殊性，而称之为“苗友”。其三，1948年黄嘉、甘苦、项伯衡等老同志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组织农会和开展游击斗争时，也称他们为“苗友”。其四，在1952年土改时期，上级政府对上甲群众以“苗族”来安排工作，在周围壮族村庄都进行了土改以后，最后才在上甲两村进行土改，当时土改工作队员也一致称他们为“苗友”。
可见，上甲人自称为“苗族”的历史主要是在建国之前的民国时期，一方面是由于上甲人较之周边族群特殊的风俗，当时的广西国民政府对他们采取相对特殊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红军在上甲当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时，也开始把一些阶级、民族平等的理念传播到了当地。
二、 “独特性”体现为何
某种意义上，一个族群的“特殊性”是经由与周围人群的比较而得来的，建国以后，我国对少数民族的识别和认定是以斯大林的“四个共同” 为标准的。在这四个标准中，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服饰和风俗习惯）是最容易识别和操作化的，这也成为1950年代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准。上甲群众认为自己是苗族的依据主要有，首先，在语言上，虽然当地土话已吸收了壮语的一些词汇，但与周边的壮族差异仍较大，例如，上甲人称母亲为“阿卜”，称祖父为“阿波”，吃饭叫“军造”，许多邻近的壮族听不懂，但却与越南边民更接近，也更容易交流。其次，在服饰上也有独特的审美观，妇女的服装尤为独特，上衣是黑色无领对襟短衫，下身黑色长裙，冬天多扎绑腿，头巾多扎成两角翘起的“猫头式”，家庭条件好的还佩戴有银项圈、耳环等等。上甲妇女这身装束与苗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与周边习惯穿蓝色上装的“布侬”支系和穿黑色长袍的“布傣”支系都有明显差异。此外，上甲人在生活习俗和节庆仪式上也与周围壮族群众有所不同，例如，农历三月三是壮族祭拜祖先的节日，可是上甲两村却在传统上从三月十三开始祭祖，分片区相隔几天来过这个节日；他们的“祭鬼节”也不是七月十四，而是七月初七。
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总结过，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居住格局上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同一个地区相邻各个族群间，由于日常交往和通婚，既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相互影响，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性。上甲人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在这方面体现比较显著。
三、 “上甲人”族群身份困境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上甲”从前被称为“上化”，作为土司辖地的土民，从身份地位来讲是比较低的。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也从当地村民中了解到，过去上甲两村人曾被邻近的壮族人称为“上甲佬”，“黑猫”（黑苗）等，带有一定蔑称的称谓，而且，凡是上甲地方的人，只被允许在自己的地界内进行赶圩、打柴、放牧等活动，一旦出了界外，就会被壮族人欺负和追赶。村里的老人也说，在清朝宣统之前，上甲人从没有跟周边族群通婚甚至交朋友。所以，从心理认同上来讲，这是上甲人不愿认为自己跟周边族群同属一个民族的深层原因，但这样的心理隔阂只是基于身份地位和日常交往的经验。在经历过民族身份认定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群体之间的边界。
如今，上甲村民的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填报的都是“壮”，但是村民们告诉笔者，他们之前的身份证，都填的是50年代认定的“苗”，“壮”是80年代识别的时候整个片区统一改的。所以，出现了两种情况，早年通过读书、参军等在外地工作、甚至当领导的上甲人，现在的身份证上依然写着“苗”，而留在村里的村民则变成了“壮”。而这也成为当地一些村民还在争取苗族身份的理由，因为这不仅是民族身份地位的变更，也意味着优惠政策的丧失。
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无论是上甲的地方干部还是当地群众，对什么是壮族、什么是苗族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除去之前分析的心理原因，一些村民也回忆，刚解放那会有村民代表外出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