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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记者采访了一些特殊的抗议故事。他们以不同的创意，发出不平之鸣。手法看似荒诞，却有一份热情使命。在这充满无力感的年代，他们说：“有理想，就该坚持。”
我在树上那两天
温炳原 42岁 环保人士
2009年2月27日，为反对移植松山烟厂老樟树。上树抗议27小时。
当完兵、考上台大，我才离开高雄老家。周末，我们几个南部人无处可去，常爬到树上聊天、打闹。没想到，这回竟在树上待了2天1夜。
那棵老樟树，是台北盆地最大的一棵树，也是“大巨蛋”预定地里，最后一棵挡人财路的树木。这两年，台北市政府赶着整地，要把土地交给财团盖“大巨蛋”；财团把3/4面积规划了商城、百货和办公大楼，免费使用50年；“大巨蛋”若经营不善，市府还要出资买回来。什么叫“割地赔款”?这就是了。松山烟厂应该规划成森林公园，让小孩和市民有免费休闲空间，但1000多棵树木还是陆续被砍掉或移植。
今年2月27日凌晨，我们发现吊车来移树，便往树上冲，其他人都被警察抓下来，只有我爬到三四层楼高的地方，和警察、官员对峙。住户和学生赶来声援，用绳子吊了睡袋、食物上树，替我打气。
我不饿不累，也忘了腿软害怕，只担心“上厕所怎么办”?天色暗下来，我才悄悄撒了一泡尿在树上。幸好有人送来夜壶和草席，让我“方便”时围起来。夜里，我把自己牢牢绑好，朋友在树下围成一圈或坐或躺，免得警察偷袭。
我在树上远眺台北万家灯火，风吹过来好冷，老树枝叶被砍去大半，发出微弱的声音，好像在哭泣。我也忽然有点想哭，默默问它：“我能救你吗?”一夜没睡，天亮后朋友全被赶到围篱外，我体力有点不支，云梯车靠过来时，我一犹豫便被抓下来，铐上手铐去作笔录。
老樟树移植不到半年，便枯萎了；有人烧香祭拜它，香枝插在土里，让人鼻酸。我有点后悔，当时应该更坚持的……
环岛苦行变英雄
黄重义 34岁 健美网站站长
1997年被砍成重伤。2004年背40公斤铁链环岛苦行，推动联署要求改革检调警政。
我爸是混黑道的，我出生不久他就去坐牢。小时，监狱就是我家后院。戴着手铐、脚镣的囚犯，别人敬而远之，我却感觉很熟悉。
我家里进进出出都是黑道兄弟。警察跟流氓混在一起赌博；妈妈带我去看爸爸，酒瓶就塞在我衣服里，狱卒也当没看见；有时他以保外就医名义出来，还带我们全家去玩。
爸爸到我11岁才出狱，不久便过世了。妈妈改嫁，我搬来搬去住过好多地方，念了3所小学、5所初中。我打各种零工，也做过赌博电玩，混黑道钱很好赚，但我从小喜欢看书，尤其爱看伟人传记，想跟甘地一样成为拯救世人的英雄，不甘心就这样沉沦。
1997年，我看见有个初中生被十几个人围殴，就冲过去想帮忙，没想到他们杀红眼，我手脚被砍断、肠子流出来，送医院捡回一条命，砍我的人却只抓到3个，而且当天就被放走；法院开庭时，当初的笔录也“遗失”了。
我好气，朋友要我用“自己的方法”讨回公道，但司法这么黑暗，不是一个人可以抵抗的，就算我爸这种角头，也曾被警察灌水、针刺刑囚。我想号召民众要求当局对检调警政进行改革，就架设网站写文章，寻找和我类似的人以及被迫害的人，随时在路上留意不守法的警察，拍照写信、检举。
2004年，我去买了40公斤重的铁链，花了两个月，环岛走了380多公里，来凸显诉求。鐵链捆在身上好重，每走一步就勒紧一点，走到最后束得好紧，几乎无法呼吸。但路人看了好崇拜，拼命鼓掌、要我签名，送饮料、球鞋给我，还有网友专程从海外赶来陪我走。
虽然台湾检调警政仍然有很多弊端，但回想起来。我能完成这项超越人体极限和意志力的任务，激励人心，还是很有意义。现在我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健身，身体练壮，才能自保啊。
超渡“立委”的良知
柯妈妈 66岁 退休
1989年儿子柯重宇车祸过世。立誓推动强制汽车责任险法案，抗争请愿达8年。
20年前，我儿子在台湾东海大学念研究所，被联结车从后方追撞，过世，肇事车行恶形恶状地叫我去告他们。我哭得死去活来，想跟他们同归于尽，儿子却托梦要我“立法”。我和先生是小学毕业的乡下人，以为去找“立委”签名就好，哪知道“立法院”生态那么复杂，牵涉那么多利益团体?
当年，“财政部”已拟了“强制汽车责任险法草案”，汽车、机车强制投保，不论谁有过失，先给死者理赔，让家属有基本保障。但运输和保险业者营运成本增加，勾结一些“立委”极力反对；我不断请愿，法案拖了3年才送进“立法院”，一拖又是5年。
“立委”爱在媒体前装亲民，我就以毒攻毒，努力变新花样让记者报道：披麻戴孝抬棺，一路到“立法院”；每周3天在“立法院”和国民党党部外，摆满车祸死者遗照和白布条办法会，超渡亡魂、也超渡“立委”已死的良知。
我也曾绝食2次，“立委”当面羞辱我：“饿死最好。”还好有人偷偷准备牛奶、茶叶蛋，拉我去厕所垫肚子。我在“立法院”里监督，谁图利业者、阻挠法案，我都记下来，请宣传车挂上“财团立委”玉照游街，又去地下电台骂。
我自掏腰包台北、台南两头跑了多年，也去全省看车祸者家属。当初存给儿子留学、结婚的积蓄花光，又卖了两栋房子，但回到家，丈夫和两个小孩都会围过来问：“今天又遇到什么事?”我越讲越起劲，他们看我不再以泪洗面，都很支持。到现在，我一样每星期赶来台北开会，监督强制车险的费率。
20年了，我随身带着儿子照片，遇到挫折时，他便出现在我梦中指点我。法案通过后，记者要去拍我儿子的骨灰坛，我竟然忘了他放在灵骨塔哪一层，真不好。他奉献性命，一路陪着我推动这个法案，一定不会见怪啦。
(编辑/唐馨)
我在树上那两天
温炳原 42岁 环保人士
2009年2月27日，为反对移植松山烟厂老樟树。上树抗议27小时。
当完兵、考上台大，我才离开高雄老家。周末，我们几个南部人无处可去，常爬到树上聊天、打闹。没想到，这回竟在树上待了2天1夜。
那棵老樟树，是台北盆地最大的一棵树，也是“大巨蛋”预定地里，最后一棵挡人财路的树木。这两年，台北市政府赶着整地，要把土地交给财团盖“大巨蛋”；财团把3/4面积规划了商城、百货和办公大楼，免费使用50年；“大巨蛋”若经营不善，市府还要出资买回来。什么叫“割地赔款”?这就是了。松山烟厂应该规划成森林公园，让小孩和市民有免费休闲空间，但1000多棵树木还是陆续被砍掉或移植。
今年2月27日凌晨，我们发现吊车来移树，便往树上冲，其他人都被警察抓下来，只有我爬到三四层楼高的地方，和警察、官员对峙。住户和学生赶来声援，用绳子吊了睡袋、食物上树，替我打气。
我不饿不累，也忘了腿软害怕，只担心“上厕所怎么办”?天色暗下来，我才悄悄撒了一泡尿在树上。幸好有人送来夜壶和草席，让我“方便”时围起来。夜里，我把自己牢牢绑好，朋友在树下围成一圈或坐或躺，免得警察偷袭。
我在树上远眺台北万家灯火，风吹过来好冷，老树枝叶被砍去大半，发出微弱的声音，好像在哭泣。我也忽然有点想哭，默默问它：“我能救你吗?”一夜没睡，天亮后朋友全被赶到围篱外，我体力有点不支，云梯车靠过来时，我一犹豫便被抓下来，铐上手铐去作笔录。
老樟树移植不到半年，便枯萎了；有人烧香祭拜它，香枝插在土里，让人鼻酸。我有点后悔，当时应该更坚持的……
环岛苦行变英雄
黄重义 34岁 健美网站站长
1997年被砍成重伤。2004年背40公斤铁链环岛苦行，推动联署要求改革检调警政。
我爸是混黑道的，我出生不久他就去坐牢。小时，监狱就是我家后院。戴着手铐、脚镣的囚犯，别人敬而远之，我却感觉很熟悉。
我家里进进出出都是黑道兄弟。警察跟流氓混在一起赌博；妈妈带我去看爸爸，酒瓶就塞在我衣服里，狱卒也当没看见；有时他以保外就医名义出来，还带我们全家去玩。
爸爸到我11岁才出狱，不久便过世了。妈妈改嫁，我搬来搬去住过好多地方，念了3所小学、5所初中。我打各种零工，也做过赌博电玩，混黑道钱很好赚，但我从小喜欢看书，尤其爱看伟人传记，想跟甘地一样成为拯救世人的英雄，不甘心就这样沉沦。
1997年，我看见有个初中生被十几个人围殴，就冲过去想帮忙，没想到他们杀红眼，我手脚被砍断、肠子流出来，送医院捡回一条命，砍我的人却只抓到3个，而且当天就被放走；法院开庭时，当初的笔录也“遗失”了。
我好气，朋友要我用“自己的方法”讨回公道，但司法这么黑暗，不是一个人可以抵抗的，就算我爸这种角头，也曾被警察灌水、针刺刑囚。我想号召民众要求当局对检调警政进行改革，就架设网站写文章，寻找和我类似的人以及被迫害的人，随时在路上留意不守法的警察，拍照写信、检举。
2004年，我去买了40公斤重的铁链，花了两个月，环岛走了380多公里，来凸显诉求。鐵链捆在身上好重，每走一步就勒紧一点，走到最后束得好紧，几乎无法呼吸。但路人看了好崇拜，拼命鼓掌、要我签名，送饮料、球鞋给我，还有网友专程从海外赶来陪我走。
虽然台湾检调警政仍然有很多弊端，但回想起来。我能完成这项超越人体极限和意志力的任务，激励人心，还是很有意义。现在我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健身，身体练壮，才能自保啊。
超渡“立委”的良知
柯妈妈 66岁 退休
1989年儿子柯重宇车祸过世。立誓推动强制汽车责任险法案，抗争请愿达8年。
20年前，我儿子在台湾东海大学念研究所，被联结车从后方追撞，过世，肇事车行恶形恶状地叫我去告他们。我哭得死去活来，想跟他们同归于尽，儿子却托梦要我“立法”。我和先生是小学毕业的乡下人，以为去找“立委”签名就好，哪知道“立法院”生态那么复杂，牵涉那么多利益团体?
当年，“财政部”已拟了“强制汽车责任险法草案”，汽车、机车强制投保，不论谁有过失，先给死者理赔，让家属有基本保障。但运输和保险业者营运成本增加，勾结一些“立委”极力反对；我不断请愿，法案拖了3年才送进“立法院”，一拖又是5年。
“立委”爱在媒体前装亲民，我就以毒攻毒，努力变新花样让记者报道：披麻戴孝抬棺，一路到“立法院”；每周3天在“立法院”和国民党党部外，摆满车祸死者遗照和白布条办法会，超渡亡魂、也超渡“立委”已死的良知。
我也曾绝食2次，“立委”当面羞辱我：“饿死最好。”还好有人偷偷准备牛奶、茶叶蛋，拉我去厕所垫肚子。我在“立法院”里监督，谁图利业者、阻挠法案，我都记下来，请宣传车挂上“财团立委”玉照游街，又去地下电台骂。
我自掏腰包台北、台南两头跑了多年，也去全省看车祸者家属。当初存给儿子留学、结婚的积蓄花光，又卖了两栋房子，但回到家，丈夫和两个小孩都会围过来问：“今天又遇到什么事?”我越讲越起劲，他们看我不再以泪洗面，都很支持。到现在，我一样每星期赶来台北开会，监督强制车险的费率。
20年了，我随身带着儿子照片，遇到挫折时，他便出现在我梦中指点我。法案通过后，记者要去拍我儿子的骨灰坛，我竟然忘了他放在灵骨塔哪一层，真不好。他奉献性命，一路陪着我推动这个法案，一定不会见怪啦。
(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