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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箭之歌》（上）中，着重介绍了中国第一代反坦克导弹的发展情况，那仅仅是红箭之歌的前奏与变奏，但还不是红箭之歌的高潮，更加雄伟的乐章则是“红箭”8反坦克导弹。因为，她是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的第一款二代反坦克导弹；是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半自动导引反坦克导弹；是第一个既装备炮兵、又装备装甲兵和陆军航空兵的反坦克导弹；是开创高新技术出口先河，在境外建设了生产线的反坦克导弹，是中国出口国家最多、数量最大的导弹，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庞大的反坦克导弹家族之一。“红箭”8还是兵器工业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国家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新式武器。“红箭”8反坦克导弹，为中国反坦克导弹事业的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谱写了红箭之歌中波澜壮阔的英雄交响乐章。
文化革命的烙印
在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上马的“红箭”8，难免会烙上深深的烙印。
据说是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研究所紧急战备搬迁，1105研究所（即原来的炮院一所，后来的203所），就在“红箭”8导弹尚未启动之时，全所整体由沈阳紧急搬至西安三桥，在三桥尚未站稳脚跟，接着又向南山脚下搬迁，两年内连续两次大搬家，“红箭”8导弹就在这个动荡中上了马。
研究所搬家过程中，一大批第一代导弹J-201的科技人员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之于新一代反坦克导弹研制的大门之外，包括总设计师王昌仁、副总设计师朱烈旦，以及一批年富力强、经验较丰富的专业组长和技术骨干。就连后来接任王兴治出任“红箭”8第二任总设计师的赵家铮同志也未能幸免，直到老所长曹瑛同志恢复了所长职务之后，在他的力主之下，才使老赵得以回归了“红箭”8导弹的研制队伍。
这次搬家对于年轻的中国反坦克导弹科研队伍是一次严重的摧残，使“红箭”8导弹刚上马就遇到了技术人才极其短缺的困难。当时，我在沈阳留守，负责为这些政审“不合格”人员安排工作。我们背着他们的档案，下湘赣，赴上海，简直是磨破了嘴，跑细了腿。那时的我内心非常惆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辛苦，而是为国家辛辛苦苦培养起的这些导弹技术人才的流失而扼腕。
文化革命给“红箭”8导弹项目留下的另一大烙印是，在项目连方案都没有的时候，就加入了“704”坦克动员大会战，旨在新型坦克上装备新型反坦克导弹。为此在西安成立了以民用仪器厂为组长的会战组，研究所和西工大只能当副组长，实行以工厂为主体的“科研、生产、教学”三结合。其实这种群众运动式的会战，大哄大嗡，是科研工作的大敌，也是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最大浪费。这个一哄而起的会战，热热闹闹为时一年，无果而终。
引进风波
1976-1978年间，“红箭”8进入了关键时期，技术难关久攻不下，试验屡屡失败，处境相当困难。就在此时，浪漫的法国人突破了“巴统”限制，瞅准了中国的改革开发，推销“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又是邀请去法国参观访问，又是来华表演，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在官厅水库的岸边，我参观了“霍特”的来华表演，实弹射击完毕后，“小羚羊”直升机飞回观礼台，旋停在半空，频频向主席台与观众“点头”致意。看到他们那得意的样子，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羡慕人家技术的先进，又担心它敲了“红箭”8导弹的饭碗。“红箭”8导弹的全体研制人员也都与我有着同样的心情，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引进工作的每一步进展。
法国人倾全力向中国推销“霍特”，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有些中国人的态度却使我不能理解。1987年我曾有幸参加过一次引进“霍特”导弹的论证会，一位参谋不但对“红箭”8的缺点夸大其词，而且用词十分尖酸刻薄，狠狠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引进就引进呗，又何必要贬低自己、妄自菲薄呢？一直到直九武装直升机是上“红箭”8还是引进导弹，这番争论还在延续。
然而，原炮兵副司令、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德高望重的孔从洲同志给予了“红箭”8极大的鼓励与支持。他说：“你们研制“红箭”8就是在贯彻党中央‘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只要你们按确定的指标搞出来，哪怕有些缺点也没关系，我们炮兵就要这个弹了。”“搞科学试验哪有不失败的，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老院长一席话，说得大伙热乎乎的。
最后由于外方要价太高，引进之后原材料、元器件对国外的依赖性过大，引进没有成功。否则，中国的反坦克导弹的历史将要改写，“红箭”8可能真的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兵器工业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将会被抹去一个。
“霍特”导弹引进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失败。其一，它大大激发了“红箭”8研制人员的爱国热情与积极性、创造性，成了加速研制的推进器。其二，通过参观访问、观看表演，使我们近距离接触了国外的先进的反坦克导弹，学到了许多从情报资料中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总设计师王兴治的考察报告足足讲了两天，技术人员个个都听得津津有味，受到了许多启发，受益匪浅。这些宝贵的点滴知识，后来都成了“红箭”8技术成长的催熟剂。
有偿转让的突破
兵器工业的产品有两个特点，个头不大批量大，价格不高产量高。产品的工业化对于兵器工业来讲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定型批的产品质量，为了缩短由研究所向工厂转产的周期，1977年开始，“红箭”8实行厂所结合，定点的生产厂开始介入研制工作，实行共同设计、共同试制、共同试验的三共同方针。
厂所结合开始初期，研究所派人下厂技术交底、指导试制，工厂派人到研究所了解产品、参与研究设计，双方积极性都挺高，关系也比较融洽。可是一段时间后，厂所各搞一套的苗头有所抬头，同一个目的的试验，两家分头准备，分头试验，结果分散了力量，浪费了资源，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厂所关系日趋紧张起来，最严重的时候，工厂人员在研究所的活动范围都受到限制。
“红箭”8项目中暴露的问题，是兵器工业科研、生产活动中的一个带普遍性、历史性的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是经常盘旋在科技管理工作者脑海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过去，我们传统做法是，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无偿向工厂转移，研究所技术人员带上图纸资料下到工厂，指导并协助工厂试制定型投产后，研究所的任务就告终结。日后该产品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与研究设计单位也就毫不相干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还相当淡薄，一切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归国家的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国防工业部门，普遍的认识是：国防科研项目国家投资，成果归国家所有，国有企业无偿使用属于国家的科研成果，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技术无偿转让的结果是，技术创新主体失去了创新的积极性，研究所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然而在技术引进中，国人却欣然接受了入门费加产品购置费加技术服务费的报价方案。其实，入门费就是技术转让费，接受入门费就是承认技术的有偿转让。
在“红箭”8的厂所结合的实践中，领导机关感到，厂所结合的核心问题，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薛耀伦副部长的主持下，解放思想，冲破桎梏，大胆地提出了科研成果有偿转让的新思路，率先在“红箭”8上试点，1981年以五机部的红头文件形式确认了此项改革。由厂所签订合同，明确在“红箭”8投产后，从产值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回馈科研设计单位。
有偿技术转让合同的签订，科研设计单位如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后顾之忧，积极性当即提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单位也看到了缩短研制周期，产品尽快投产后的巨大经济效益，热情也比较高。尽管合同的执行中也遇到过一波三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的确改善了厂所关系，密切了合作，加快了进度，促成了项目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定型投产，促进了技术的成套出口。
无坚不摧
“红箭”8导弹起步的时候，条件十分简陋，老实验室没有恢复，靶场也没有。1970年秋，我曾经参加过一次飞行试验。那是一天晚上，试验场地就是西安太平河口的乱石滩，没有靶道，没有道路，没有仪器房。特别有意思的是，射击完毕后，需要回收导弹残骸以供分析。在漆黑的夜晚怎么回收？于是，我们几十个人一字儿排开，头顶浩淼的星空，脚踩凹凸不平的卵石，沿着射击方向，在乱石滩上拉网式前进，探测器就是我们的双脚和耳朵，当我们结束试验，愉快地打道回府时，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色。
“红箭”8导弹上马时物质条件确实很困难，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技术。虽然此时我们所已经有了J-201反坦克导弹的研制经验，但是，红外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更加巨大的挑战。因为两代导弹的制导原理完全不同：J-201是目测制导，靠射手人为地将导弹导向目标，原理十分简单；而“红箭”8导弹则是半自动导引，射手只负责将瞄准镜对准目标，导弹就会自动向目标飞去，操作大大简便，命中率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制导原理的巨大差异，“红箭”8导弹从部件到结构、从外观到内涵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白光瞄准镜换成了红外测角仪，弹上的曳光管换成了红外辐射器，导弹包装筒变成了包装兼发射筒，拉索陀螺换成了燃气陀螺，电磁式舵机换成了燃气舵机，弹上的蓄电池换成了热电池……等等，全部是过去没有涉足过的高新技术，都不能从J-201借用，一切都得从头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有线制导的导弹，断线故障也是～个很大的技术关键，解决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前两种导弹。J-201和红箭-73的飞行速度分别是85米/秒与120米/秒，而“红箭”8导弹的飞行速度高达220-240米/秒。在研制过程中累计断线故障55发，成了“红箭”8导弹系统的第一大故障。所以，为解决断线故障的技术攻关几乎贯穿于整个研制的全过程，直到定型试验之后的部队试验，还进一步解决了炮口断线问题。
为了解决断线，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人们设计了模拟放线试验装置，研究导线的运动规律、导线的外部环境、受力状况等，分析断线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导线包覆材料、导线结构、粘接剂配方等多参数方面进行优选，经过无数次尝试、无数次失败，终于制服了这个拦路虎，保证了导弹系统可靠度的要求。
诸如此类的技术攻关还可以罗列许多，如：初始弹道扰动大，导弹进不了红外测角仪视场；红外辐射器强度和功率不够，红外信号不正常；陀螺仪抗过载能力不够，导弹无回输信号；低温射程不够；高低压原理发射导弹、膛内赋旋、膛口弹托止动、发射筒后抛技术难题……等等。
为了强化项目的管理，建立了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两大系统，专门成立了项目管理机构“302办公室”，薛耀伦副部长亲自挂帅担任行政总指挥，不辞辛劳奔波于科研第一线。“302办公室”是兵科院历史上第一个为单一型号管理而设立的专业处，在组织项目的规划计划、协作配套、技术协调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型项目的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两任总设计师王兴治和赵家铮，呕心沥血、功勋卓著。他们带领研究人员，不畏艰难，刻苦钻研，用缜密的科学方法，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1984年底完成了设计定型，1985年在漠河与海南岛分别进行了寒区、热区部队试验，1986年9月召开了定型会议，1988年2月国家批准设计定型。
枝繁叶茂的大家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红箭”8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已经发展成一个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庞大家族。打开北方公司的出口样本，“红箭”8系统产品林林总总，目不暇接。纵观20多年的发展，主要成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武器运载平台的多样化。除了便携式的“红箭”8A，1986年轮式运载发射车随系统一起设计定型，与此同时，履带式“红箭”8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和武装直升机机载“红箭”8入选40周年国庆阅兵工程，并分别于1990年8月和1996年设计定型，命名为89式ZDF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和AFT-8Z机载“红箭”8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这样，“红箭”8的发射平台全了，实现了炮兵、装甲兵与陆军航空兵全覆盖，地面发射、车上发射与飞机上发射兼而有之。
发射与制导系统不断更新，除有红外测角制导、模拟式控制箱的“红箭”8A，“红箭”8E发射系统的控制箱实现了数字化，体积大为缩小。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又发展了电视测角制导的“红箭”8L，发射架结构简化，重量大为减轻，重量仅为22.5千克，是“红箭”8A的35%，现在可以实施卧姿发射，成为世界上相同射程的反坦克导弹中最轻便的步兵携行的二代反坦克导弹之一。
增配了红外热像仪，实现了全天候作战。热像仪最大探测距离7千米，识别距离3千米。
延伸发展了多个导弹品种，从“红箭”8A、8C、8D、8E……到8S，导弹性能有了大幅度提高，射程从3000米提高到了4000米，战斗部破甲威力从180毫米/68°，先后提高到220与280毫米/68°。串联战斗部可以有效地对付披挂了反应装甲的各种坦克装甲。
作战功能多样化，除了反坦克外，发展了一系列的其他用途。其中“红箭”8F攻坚弹，能有效穿透700毫米厚的钢筋水泥墙，“红箭”8S穿甲爆破战斗部，可以在穿透5层间隙靶板后实施爆炸，能攻击战船。此外，还配备了燃料空气炸药战斗部，用于杀伤地面、战壕和掩蔽物后面的生动力量。
“红箭”8还与30毫米机关炮组成了对空对地两用的炮塔，既可以打击地面的装甲车辆，又可以攻击直升飞机等低空目标。
张爱萍副总理为“红箭”8题写了“无坚不摧”四个赫然大字，这是党和国家对“红箭”8的最高奖赏。“红箭”8以其骄人的战绩获得了数十项科技进步奖。“红箭”8武器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机载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ZDF发射车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轮式运载发射车光荣参加了1984年35周年国庆阅兵，携带“红箭”8导弹的直九武装直升机于国庆50周年阅兵时飞过了天安门。第一任总设计师王兴治同志光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红箭”8副总设计师何平伟荣获兵器工业功勋奖。
文化革命的烙印
在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上马的“红箭”8，难免会烙上深深的烙印。
据说是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研究所紧急战备搬迁，1105研究所（即原来的炮院一所，后来的203所），就在“红箭”8导弹尚未启动之时，全所整体由沈阳紧急搬至西安三桥，在三桥尚未站稳脚跟，接着又向南山脚下搬迁，两年内连续两次大搬家，“红箭”8导弹就在这个动荡中上了马。
研究所搬家过程中，一大批第一代导弹J-201的科技人员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之于新一代反坦克导弹研制的大门之外，包括总设计师王昌仁、副总设计师朱烈旦，以及一批年富力强、经验较丰富的专业组长和技术骨干。就连后来接任王兴治出任“红箭”8第二任总设计师的赵家铮同志也未能幸免，直到老所长曹瑛同志恢复了所长职务之后，在他的力主之下，才使老赵得以回归了“红箭”8导弹的研制队伍。
这次搬家对于年轻的中国反坦克导弹科研队伍是一次严重的摧残，使“红箭”8导弹刚上马就遇到了技术人才极其短缺的困难。当时，我在沈阳留守，负责为这些政审“不合格”人员安排工作。我们背着他们的档案，下湘赣，赴上海，简直是磨破了嘴，跑细了腿。那时的我内心非常惆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辛苦，而是为国家辛辛苦苦培养起的这些导弹技术人才的流失而扼腕。
文化革命给“红箭”8导弹项目留下的另一大烙印是，在项目连方案都没有的时候，就加入了“704”坦克动员大会战，旨在新型坦克上装备新型反坦克导弹。为此在西安成立了以民用仪器厂为组长的会战组，研究所和西工大只能当副组长，实行以工厂为主体的“科研、生产、教学”三结合。其实这种群众运动式的会战，大哄大嗡，是科研工作的大敌，也是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最大浪费。这个一哄而起的会战，热热闹闹为时一年，无果而终。
引进风波
1976-1978年间，“红箭”8进入了关键时期，技术难关久攻不下，试验屡屡失败，处境相当困难。就在此时，浪漫的法国人突破了“巴统”限制，瞅准了中国的改革开发，推销“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又是邀请去法国参观访问，又是来华表演，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在官厅水库的岸边，我参观了“霍特”的来华表演，实弹射击完毕后，“小羚羊”直升机飞回观礼台，旋停在半空，频频向主席台与观众“点头”致意。看到他们那得意的样子，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羡慕人家技术的先进，又担心它敲了“红箭”8导弹的饭碗。“红箭”8导弹的全体研制人员也都与我有着同样的心情，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引进工作的每一步进展。
法国人倾全力向中国推销“霍特”，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有些中国人的态度却使我不能理解。1987年我曾有幸参加过一次引进“霍特”导弹的论证会，一位参谋不但对“红箭”8的缺点夸大其词，而且用词十分尖酸刻薄，狠狠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引进就引进呗，又何必要贬低自己、妄自菲薄呢？一直到直九武装直升机是上“红箭”8还是引进导弹，这番争论还在延续。
然而，原炮兵副司令、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德高望重的孔从洲同志给予了“红箭”8极大的鼓励与支持。他说：“你们研制“红箭”8就是在贯彻党中央‘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只要你们按确定的指标搞出来，哪怕有些缺点也没关系，我们炮兵就要这个弹了。”“搞科学试验哪有不失败的，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老院长一席话，说得大伙热乎乎的。
最后由于外方要价太高，引进之后原材料、元器件对国外的依赖性过大，引进没有成功。否则，中国的反坦克导弹的历史将要改写，“红箭”8可能真的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兵器工业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将会被抹去一个。
“霍特”导弹引进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失败。其一，它大大激发了“红箭”8研制人员的爱国热情与积极性、创造性，成了加速研制的推进器。其二，通过参观访问、观看表演，使我们近距离接触了国外的先进的反坦克导弹，学到了许多从情报资料中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总设计师王兴治的考察报告足足讲了两天，技术人员个个都听得津津有味，受到了许多启发，受益匪浅。这些宝贵的点滴知识，后来都成了“红箭”8技术成长的催熟剂。
有偿转让的突破
兵器工业的产品有两个特点，个头不大批量大，价格不高产量高。产品的工业化对于兵器工业来讲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定型批的产品质量，为了缩短由研究所向工厂转产的周期，1977年开始，“红箭”8实行厂所结合，定点的生产厂开始介入研制工作，实行共同设计、共同试制、共同试验的三共同方针。
厂所结合开始初期，研究所派人下厂技术交底、指导试制，工厂派人到研究所了解产品、参与研究设计，双方积极性都挺高，关系也比较融洽。可是一段时间后，厂所各搞一套的苗头有所抬头，同一个目的的试验，两家分头准备，分头试验，结果分散了力量，浪费了资源，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厂所关系日趋紧张起来，最严重的时候，工厂人员在研究所的活动范围都受到限制。
“红箭”8项目中暴露的问题，是兵器工业科研、生产活动中的一个带普遍性、历史性的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是经常盘旋在科技管理工作者脑海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过去，我们传统做法是，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无偿向工厂转移，研究所技术人员带上图纸资料下到工厂，指导并协助工厂试制定型投产后，研究所的任务就告终结。日后该产品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与研究设计单位也就毫不相干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还相当淡薄，一切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归国家的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国防工业部门，普遍的认识是：国防科研项目国家投资，成果归国家所有，国有企业无偿使用属于国家的科研成果，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技术无偿转让的结果是，技术创新主体失去了创新的积极性，研究所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然而在技术引进中，国人却欣然接受了入门费加产品购置费加技术服务费的报价方案。其实，入门费就是技术转让费，接受入门费就是承认技术的有偿转让。
在“红箭”8的厂所结合的实践中，领导机关感到，厂所结合的核心问题，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薛耀伦副部长的主持下，解放思想，冲破桎梏，大胆地提出了科研成果有偿转让的新思路，率先在“红箭”8上试点，1981年以五机部的红头文件形式确认了此项改革。由厂所签订合同，明确在“红箭”8投产后，从产值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回馈科研设计单位。
有偿技术转让合同的签订，科研设计单位如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后顾之忧，积极性当即提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单位也看到了缩短研制周期，产品尽快投产后的巨大经济效益，热情也比较高。尽管合同的执行中也遇到过一波三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的确改善了厂所关系，密切了合作，加快了进度，促成了项目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定型投产，促进了技术的成套出口。
无坚不摧
“红箭”8导弹起步的时候，条件十分简陋，老实验室没有恢复，靶场也没有。1970年秋，我曾经参加过一次飞行试验。那是一天晚上，试验场地就是西安太平河口的乱石滩，没有靶道，没有道路，没有仪器房。特别有意思的是，射击完毕后，需要回收导弹残骸以供分析。在漆黑的夜晚怎么回收？于是，我们几十个人一字儿排开，头顶浩淼的星空，脚踩凹凸不平的卵石，沿着射击方向，在乱石滩上拉网式前进，探测器就是我们的双脚和耳朵，当我们结束试验，愉快地打道回府时，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色。
“红箭”8导弹上马时物质条件确实很困难，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技术。虽然此时我们所已经有了J-201反坦克导弹的研制经验，但是，红外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更加巨大的挑战。因为两代导弹的制导原理完全不同：J-201是目测制导，靠射手人为地将导弹导向目标，原理十分简单；而“红箭”8导弹则是半自动导引，射手只负责将瞄准镜对准目标，导弹就会自动向目标飞去，操作大大简便，命中率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制导原理的巨大差异，“红箭”8导弹从部件到结构、从外观到内涵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白光瞄准镜换成了红外测角仪，弹上的曳光管换成了红外辐射器，导弹包装筒变成了包装兼发射筒，拉索陀螺换成了燃气陀螺，电磁式舵机换成了燃气舵机，弹上的蓄电池换成了热电池……等等，全部是过去没有涉足过的高新技术，都不能从J-201借用，一切都得从头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有线制导的导弹，断线故障也是～个很大的技术关键，解决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前两种导弹。J-201和红箭-73的飞行速度分别是85米/秒与120米/秒，而“红箭”8导弹的飞行速度高达220-240米/秒。在研制过程中累计断线故障55发，成了“红箭”8导弹系统的第一大故障。所以，为解决断线故障的技术攻关几乎贯穿于整个研制的全过程，直到定型试验之后的部队试验，还进一步解决了炮口断线问题。
为了解决断线，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人们设计了模拟放线试验装置，研究导线的运动规律、导线的外部环境、受力状况等，分析断线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导线包覆材料、导线结构、粘接剂配方等多参数方面进行优选，经过无数次尝试、无数次失败，终于制服了这个拦路虎，保证了导弹系统可靠度的要求。
诸如此类的技术攻关还可以罗列许多，如：初始弹道扰动大，导弹进不了红外测角仪视场；红外辐射器强度和功率不够，红外信号不正常；陀螺仪抗过载能力不够，导弹无回输信号；低温射程不够；高低压原理发射导弹、膛内赋旋、膛口弹托止动、发射筒后抛技术难题……等等。
为了强化项目的管理，建立了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两大系统，专门成立了项目管理机构“302办公室”，薛耀伦副部长亲自挂帅担任行政总指挥，不辞辛劳奔波于科研第一线。“302办公室”是兵科院历史上第一个为单一型号管理而设立的专业处，在组织项目的规划计划、协作配套、技术协调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型项目的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两任总设计师王兴治和赵家铮，呕心沥血、功勋卓著。他们带领研究人员，不畏艰难，刻苦钻研，用缜密的科学方法，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1984年底完成了设计定型，1985年在漠河与海南岛分别进行了寒区、热区部队试验，1986年9月召开了定型会议，1988年2月国家批准设计定型。
枝繁叶茂的大家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红箭”8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已经发展成一个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庞大家族。打开北方公司的出口样本，“红箭”8系统产品林林总总，目不暇接。纵观20多年的发展，主要成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武器运载平台的多样化。除了便携式的“红箭”8A，1986年轮式运载发射车随系统一起设计定型，与此同时，履带式“红箭”8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和武装直升机机载“红箭”8入选40周年国庆阅兵工程，并分别于1990年8月和1996年设计定型，命名为89式ZDF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和AFT-8Z机载“红箭”8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这样，“红箭”8的发射平台全了，实现了炮兵、装甲兵与陆军航空兵全覆盖，地面发射、车上发射与飞机上发射兼而有之。
发射与制导系统不断更新，除有红外测角制导、模拟式控制箱的“红箭”8A，“红箭”8E发射系统的控制箱实现了数字化，体积大为缩小。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又发展了电视测角制导的“红箭”8L，发射架结构简化，重量大为减轻，重量仅为22.5千克，是“红箭”8A的35%，现在可以实施卧姿发射，成为世界上相同射程的反坦克导弹中最轻便的步兵携行的二代反坦克导弹之一。
增配了红外热像仪，实现了全天候作战。热像仪最大探测距离7千米，识别距离3千米。
延伸发展了多个导弹品种，从“红箭”8A、8C、8D、8E……到8S，导弹性能有了大幅度提高，射程从3000米提高到了4000米，战斗部破甲威力从180毫米/68°，先后提高到220与280毫米/68°。串联战斗部可以有效地对付披挂了反应装甲的各种坦克装甲。
作战功能多样化，除了反坦克外，发展了一系列的其他用途。其中“红箭”8F攻坚弹，能有效穿透700毫米厚的钢筋水泥墙，“红箭”8S穿甲爆破战斗部，可以在穿透5层间隙靶板后实施爆炸，能攻击战船。此外，还配备了燃料空气炸药战斗部，用于杀伤地面、战壕和掩蔽物后面的生动力量。
“红箭”8还与30毫米机关炮组成了对空对地两用的炮塔，既可以打击地面的装甲车辆，又可以攻击直升飞机等低空目标。
张爱萍副总理为“红箭”8题写了“无坚不摧”四个赫然大字，这是党和国家对“红箭”8的最高奖赏。“红箭”8以其骄人的战绩获得了数十项科技进步奖。“红箭”8武器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机载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ZDF发射车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轮式运载发射车光荣参加了1984年35周年国庆阅兵，携带“红箭”8导弹的直九武装直升机于国庆50周年阅兵时飞过了天安门。第一任总设计师王兴治同志光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红箭”8副总设计师何平伟荣获兵器工业功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