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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就像蒲公英，随劳碌奔波的父母漂泊异乡。不满6岁的孩子，被烙上了“打工子弟”的符号，享受教育的权利却被区别对待。父母无暇照料他们，也无力为他们支付高额的公办幼儿园学费，子女的入园难题让在外打拼的外来务工者陷入困境。
为了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一些爱心人士自筹资金开办打工子弟幼儿园，在资金困难、无人资助的情况下艰难地维持着。在艰苦的办园过程中，幼儿园被迫多次搬迁，几经漂泊，孩子们屡屡面临失学。偌大的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是否真的无处安放这些尚且年幼的农民工子女的课桌？
驱逐：突如其来的变故
7月12日，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幼儿园的孩子们再次被驱逐出了校门，房东将学校大门反锁，34℃的高温天气，校门外200多个孩子背着书包站在烈日下无处可去。
崔老师用力地敲打学校的大门，手掌发红，但是院内的房东不为所动，依旧不肯把门打开。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被房东赶出来了。”该幼儿园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前一天“收留”他们的是杨老师，200多个孩子挤在杨老师家40平方米的房间，“孩子们尿湿了杨老师家的床，还打碎了玻璃、弄坏了家具，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再去杨老师家了。”园长说。
附近一位村民看到孩子被驱逐，便将自家的三间小屋腾出让他们休息。五十多个孩子肩并肩、脚贴脚地挤在一个房间里，小屋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孩子们的额头流下，上衣几乎被汗水浸透。忍不住炎热，年龄较小的孩子“哇哇”地哭着，老师们才哄好一个，另一个又哭了。
实际上，幼儿园的教室位于房东所开办的打工子弟小学院内，租期为一年，目前尚未到期。
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幼儿园的孩子之所以被赶出门，正是因为幼儿园影响了房东的利益。房东打算将房屋用做其他用途，不想再续租。
在《经济》记者的劝说之下，学校门卫同意打开大门让孩子们回幼儿园吃午饭。回到教室后，有的孩子趴在桌子上很快睡着了，他们吮吸着手指，嘴边还流着口水。
整整一上午，大部分孩子没喝上一口水。3岁的女孩拉着《经济》记者的衣角，委屈地哭喊着：“老师我饿了。”
眼看孩子们饿得哭闹起来，负责做饭的大姐力不从心，只能匆忙将做好的茄子炒冬瓜混在了煮好的大米粥里，这简单的蔬菜粥就是孩子们充饥的午饭。
负责做饭的职工告诉《经济》记者，她一个人给这200多个孩子做一日三餐，从早到晚，几乎没时间休息。但是仍然满足不了200多个孩子同时吃饭，年龄大的孩子只能让年龄小的先吃。
中班的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吃着简单的蔬菜粥，有的孩子等不及老师把勺子分完，双手端起碗直接吃了起来，也有的孩子直接用手抓饭吃。
已经吃完一碗饭的小班孩子并没吃饱，向老师要第二碗。赵老师告诉《经济》记者，中班的孩子连一碗饭都还没吃到，所以只能先让中班的孩子每人先吃一碗，如果饭有剩余，才能给没吃饱的小班孩子吃。
一直到下午一点，孩子们才全部吃上午饭，但是老师们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园长说，被赶出来的这几天，她几乎吃不下饭。
坚守：园长的苦苦支撑
破旧的民房拥挤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基础设施缺乏，外来人口聚集，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儿童的父母通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公办幼儿园让他们望尘莫及。
但是在北京市郊的这所幼儿园，农民工子女享受到了和他们所支付不起的公办园一样的教育和关爱，不被公办园接纳的自闭症、艾滋病儿童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
该幼儿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认可，学生从开办之初的100多名增加到现在的200多名。“幼儿园搬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家长张先生向《经济》记者表示，“我们就是冲着幼儿园的教学来的，老师很负责，照顾得也很好。”
但是，幼儿园的条件远远不及公办幼儿园。不足20平方米的简陋平房内，摆放了50多个孩子的桌椅，这便是中班孩子们的教室、同时也是他们的饭厅、午休室，孩子们吃饭、睡觉都在这一间教室。
唯一不同的是，小班孩子的教室里有几块毛毯，孩子们可以在中午躺下来休息，但是却没有被子盖。而中班和大班的孩子只能趴在桌子上午休，“孩子们趴在桌角，头枕着胳膊，嘴里含着手指就睡了，”园长说，教室空间有限，无法满足所有的孩子躺下来午休。
学校院子里只有一个卫生间，由700多名小学生和200多名幼儿共用，十分不方便。老师只能在教室的墙角放置几个小塑料桶，作为小班孩子的“卫生间”。
这些流动儿童几乎没有玩具，一根橡皮筋都可以引发他们的争夺。园长告诉《经济》记者，为了让孩子们有玩具玩，她把儿子的玩具也拿到了幼儿园。
不仅如此，幼儿园还没有操场。园长表示，学校不允许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学校的操场活动，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小学生在操场上做早操、跑跳、嬉戏打闹。“操场就在教室门外，但是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却遥不可及。”园长说。
没有操场、缺少玩具，小黑板成为了这些流动儿童知识和快乐的来源。崔博文和他的小伙伴们告诉《经济》记者，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数学课。令人惊喜的是，5岁的崔博文已经熟练掌握了20以内加减法，还学会了列竖式。
在打工子弟幼儿园，老师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4名老师要负责200多个孩子的教学和看护，并且没有节假日，工资只有1500元。因为劳累，牛老师多次晕倒。“我血压低，早上忙，顾不上吃饭，所以犯了老毛病。”牛老师说。
“老师的家人并不支持她们，有些女教师的丈夫甚至责骂她们，”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当地一些农民不但不理解她们，还认为低收入的工作很卑微，以前每班2名老师到现在只剩下每班1名。办学6年来，老师通常只能坚持半年时间。
尽管资金困难，园长每月却只收孩子350元学费，还减免了贫困孩子的学费，免收老师孩子的学费。园长常常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有时还要用自己的工作收入补贴幼儿园。园长在一家国企工作，每月收入7000元左右，不足以长期补贴幼儿园。 7月15日，是幼儿园发工资的日子，但是孩子们上交的学费已经用光了。园长便把自己银行卡内的钱全部取出，给老师发工资，工资发完，她只剩下60多块钱。园长告诉《经济》记者，不管多困难，她一直按时给老师发放工资，从没拖欠过一分钱。
再搬迁：最艰难的时刻
办学的人有很多，目的不一，有人为了获取利益，有人为了得到美名，也有人别无所图，只为了不让孩子失学，园长便是这样的人。
2006年，只有30岁的园长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打工子弟幼儿园转让的消息，幼儿园有100多个孩子，如果无人接管，主办人将解散幼儿园。从小在北京城长大的园长做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坏的决定，用8万元积蓄接管了这所幼儿园，那是她第一次从城市踏进农村。在管理幼儿园的同时，她在市区有一份正式工作，每天奔波于工作单位和幼儿园之间十几里的路程。
但是，接管幼儿园6个月后，拆迁的铲土机突然扑面而来，所谓专业的幼师和职工竟然全都是房东的亲戚、朋友，她们在几天之内纷纷弃幼儿园而去。
房东用2.5万元的补偿打发了园长，他自己却得到了10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看着1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园长毅然决然地带着孩子们迈上了“流浪”之路。
6年来，6次搬迁，幼儿园经历了拆迁和多次的被驱赶，回忆历经艰辛与苦楚的6年办学之路，园长说，任何一个阶段都很艰辛，但都不像现在这么艰难，巨大的压力让她几近崩溃。
虽然劳累，她却没有放弃自己在市区的工作。“我不能放弃工作，放弃了工作，补贴幼儿园的钱也就没了。”园长说。6年的奔波和劳累，让她几乎失去了生活。关系要好的同事了解到幼儿园艰苦的条件，对她的执着越来越不理解，甚至与她日渐疏远。当同事们在繁华的城市逛街、聚会的时候，她却在农村的幼儿园里疏导家长。
城中村，泥泞的马路，飞扬的尘土，历经6年，园长从未适应这样艰苦的环境，却又一直在忍耐。她的嗓子由干燥到发炎，声音变得沙哑，气管、甲状腺病变、乳腺、子宫肌瘤各种疾病随之而来。朋友劝园长去看病，她却总是说：“过几天再去。”一拖再拖，医生所嘱咐的手术她迟迟没有时间去做。
“我不会放弃幼儿园，如果我放弃了，那或许是我生命难以维系的时候。”园长这样跟记者说。而她所承受的一切，却从未向幼儿园的职工和孩子的家长提起，都是一个人在默默地承受。
但是幼儿园的老师不堪辛苦，在幼儿园被驱逐的几天之内，有两名老师相继辞职，弃孩子们而去，师资的缺乏成为幼儿园面临的最大困难。
“‘后悔’这个词无从谈起，我从没想过后悔，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园长说，过去所有的艰辛她都撑了下来，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糟糕的情况，她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她害怕自己坚持不下去，如果她倒下了，幼儿园的孩子就真的失学了。
幼儿园的200多个孩子，数量不少也不算多，因为在城乡结合部，聚集着大量的适龄农民工子女。关闭一所幼儿园，就等于关闭了流动儿童通往教育之门。园长说，办学过程中，很多人劝她放弃，但是她依旧坚持着。
流动儿童的父母为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他们不满6岁的子女，处在人生最敏感的阶段——人格养成的关键期，却很难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包容的首都，是否真的容不下这些城市未来的建设者们的小小课桌？
7月16日，迫于房东多次驱逐，幼儿园搬到了当地村民家的自建房。这是他们第七次搬迁，但是并不能停留多久，因为房子即将被拆迁。
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她想带着孩子们一起走，有一座大房子，有宽敞的教室，还有充足的师资。然而这一切她想了很久，却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她现在时刻都担心的是，明天，孩子们可以搬去哪里上学？明天，幼儿园是否还继续存在？
为了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一些爱心人士自筹资金开办打工子弟幼儿园，在资金困难、无人资助的情况下艰难地维持着。在艰苦的办园过程中，幼儿园被迫多次搬迁，几经漂泊，孩子们屡屡面临失学。偌大的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是否真的无处安放这些尚且年幼的农民工子女的课桌？
驱逐：突如其来的变故
7月12日，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幼儿园的孩子们再次被驱逐出了校门，房东将学校大门反锁，34℃的高温天气，校门外200多个孩子背着书包站在烈日下无处可去。
崔老师用力地敲打学校的大门，手掌发红，但是院内的房东不为所动，依旧不肯把门打开。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被房东赶出来了。”该幼儿园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前一天“收留”他们的是杨老师，200多个孩子挤在杨老师家40平方米的房间，“孩子们尿湿了杨老师家的床，还打碎了玻璃、弄坏了家具，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再去杨老师家了。”园长说。
附近一位村民看到孩子被驱逐，便将自家的三间小屋腾出让他们休息。五十多个孩子肩并肩、脚贴脚地挤在一个房间里，小屋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孩子们的额头流下，上衣几乎被汗水浸透。忍不住炎热，年龄较小的孩子“哇哇”地哭着，老师们才哄好一个，另一个又哭了。
实际上，幼儿园的教室位于房东所开办的打工子弟小学院内，租期为一年，目前尚未到期。
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幼儿园的孩子之所以被赶出门，正是因为幼儿园影响了房东的利益。房东打算将房屋用做其他用途，不想再续租。
在《经济》记者的劝说之下，学校门卫同意打开大门让孩子们回幼儿园吃午饭。回到教室后，有的孩子趴在桌子上很快睡着了，他们吮吸着手指，嘴边还流着口水。
整整一上午，大部分孩子没喝上一口水。3岁的女孩拉着《经济》记者的衣角，委屈地哭喊着：“老师我饿了。”
眼看孩子们饿得哭闹起来，负责做饭的大姐力不从心，只能匆忙将做好的茄子炒冬瓜混在了煮好的大米粥里，这简单的蔬菜粥就是孩子们充饥的午饭。
负责做饭的职工告诉《经济》记者，她一个人给这200多个孩子做一日三餐，从早到晚，几乎没时间休息。但是仍然满足不了200多个孩子同时吃饭，年龄大的孩子只能让年龄小的先吃。
中班的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吃着简单的蔬菜粥，有的孩子等不及老师把勺子分完，双手端起碗直接吃了起来，也有的孩子直接用手抓饭吃。
已经吃完一碗饭的小班孩子并没吃饱，向老师要第二碗。赵老师告诉《经济》记者，中班的孩子连一碗饭都还没吃到，所以只能先让中班的孩子每人先吃一碗，如果饭有剩余，才能给没吃饱的小班孩子吃。
一直到下午一点，孩子们才全部吃上午饭，但是老师们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园长说，被赶出来的这几天，她几乎吃不下饭。
坚守：园长的苦苦支撑
破旧的民房拥挤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基础设施缺乏，外来人口聚集，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儿童的父母通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公办幼儿园让他们望尘莫及。
但是在北京市郊的这所幼儿园，农民工子女享受到了和他们所支付不起的公办园一样的教育和关爱，不被公办园接纳的自闭症、艾滋病儿童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
该幼儿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认可，学生从开办之初的100多名增加到现在的200多名。“幼儿园搬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家长张先生向《经济》记者表示，“我们就是冲着幼儿园的教学来的，老师很负责，照顾得也很好。”
但是，幼儿园的条件远远不及公办幼儿园。不足20平方米的简陋平房内，摆放了50多个孩子的桌椅，这便是中班孩子们的教室、同时也是他们的饭厅、午休室，孩子们吃饭、睡觉都在这一间教室。
唯一不同的是，小班孩子的教室里有几块毛毯，孩子们可以在中午躺下来休息，但是却没有被子盖。而中班和大班的孩子只能趴在桌子上午休，“孩子们趴在桌角，头枕着胳膊，嘴里含着手指就睡了，”园长说，教室空间有限，无法满足所有的孩子躺下来午休。
学校院子里只有一个卫生间，由700多名小学生和200多名幼儿共用，十分不方便。老师只能在教室的墙角放置几个小塑料桶，作为小班孩子的“卫生间”。
这些流动儿童几乎没有玩具，一根橡皮筋都可以引发他们的争夺。园长告诉《经济》记者，为了让孩子们有玩具玩，她把儿子的玩具也拿到了幼儿园。
不仅如此，幼儿园还没有操场。园长表示，学校不允许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学校的操场活动，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小学生在操场上做早操、跑跳、嬉戏打闹。“操场就在教室门外，但是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却遥不可及。”园长说。
没有操场、缺少玩具，小黑板成为了这些流动儿童知识和快乐的来源。崔博文和他的小伙伴们告诉《经济》记者，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数学课。令人惊喜的是，5岁的崔博文已经熟练掌握了20以内加减法，还学会了列竖式。
在打工子弟幼儿园，老师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4名老师要负责200多个孩子的教学和看护，并且没有节假日，工资只有1500元。因为劳累，牛老师多次晕倒。“我血压低，早上忙，顾不上吃饭，所以犯了老毛病。”牛老师说。
“老师的家人并不支持她们，有些女教师的丈夫甚至责骂她们，”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当地一些农民不但不理解她们，还认为低收入的工作很卑微，以前每班2名老师到现在只剩下每班1名。办学6年来，老师通常只能坚持半年时间。
尽管资金困难，园长每月却只收孩子350元学费，还减免了贫困孩子的学费，免收老师孩子的学费。园长常常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有时还要用自己的工作收入补贴幼儿园。园长在一家国企工作，每月收入7000元左右，不足以长期补贴幼儿园。 7月15日，是幼儿园发工资的日子，但是孩子们上交的学费已经用光了。园长便把自己银行卡内的钱全部取出，给老师发工资，工资发完，她只剩下60多块钱。园长告诉《经济》记者，不管多困难，她一直按时给老师发放工资，从没拖欠过一分钱。
再搬迁：最艰难的时刻
办学的人有很多，目的不一，有人为了获取利益，有人为了得到美名，也有人别无所图，只为了不让孩子失学，园长便是这样的人。
2006年，只有30岁的园长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打工子弟幼儿园转让的消息，幼儿园有100多个孩子，如果无人接管，主办人将解散幼儿园。从小在北京城长大的园长做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坏的决定，用8万元积蓄接管了这所幼儿园，那是她第一次从城市踏进农村。在管理幼儿园的同时，她在市区有一份正式工作，每天奔波于工作单位和幼儿园之间十几里的路程。
但是，接管幼儿园6个月后，拆迁的铲土机突然扑面而来，所谓专业的幼师和职工竟然全都是房东的亲戚、朋友，她们在几天之内纷纷弃幼儿园而去。
房东用2.5万元的补偿打发了园长，他自己却得到了10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看着1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园长毅然决然地带着孩子们迈上了“流浪”之路。
6年来，6次搬迁，幼儿园经历了拆迁和多次的被驱赶，回忆历经艰辛与苦楚的6年办学之路，园长说，任何一个阶段都很艰辛，但都不像现在这么艰难，巨大的压力让她几近崩溃。
虽然劳累，她却没有放弃自己在市区的工作。“我不能放弃工作，放弃了工作，补贴幼儿园的钱也就没了。”园长说。6年的奔波和劳累，让她几乎失去了生活。关系要好的同事了解到幼儿园艰苦的条件，对她的执着越来越不理解，甚至与她日渐疏远。当同事们在繁华的城市逛街、聚会的时候，她却在农村的幼儿园里疏导家长。
城中村，泥泞的马路，飞扬的尘土，历经6年，园长从未适应这样艰苦的环境，却又一直在忍耐。她的嗓子由干燥到发炎，声音变得沙哑，气管、甲状腺病变、乳腺、子宫肌瘤各种疾病随之而来。朋友劝园长去看病，她却总是说：“过几天再去。”一拖再拖，医生所嘱咐的手术她迟迟没有时间去做。
“我不会放弃幼儿园，如果我放弃了，那或许是我生命难以维系的时候。”园长这样跟记者说。而她所承受的一切，却从未向幼儿园的职工和孩子的家长提起，都是一个人在默默地承受。
但是幼儿园的老师不堪辛苦，在幼儿园被驱逐的几天之内，有两名老师相继辞职，弃孩子们而去，师资的缺乏成为幼儿园面临的最大困难。
“‘后悔’这个词无从谈起，我从没想过后悔，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园长说，过去所有的艰辛她都撑了下来，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糟糕的情况，她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她害怕自己坚持不下去，如果她倒下了，幼儿园的孩子就真的失学了。
幼儿园的200多个孩子，数量不少也不算多，因为在城乡结合部，聚集着大量的适龄农民工子女。关闭一所幼儿园，就等于关闭了流动儿童通往教育之门。园长说，办学过程中，很多人劝她放弃，但是她依旧坚持着。
流动儿童的父母为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他们不满6岁的子女，处在人生最敏感的阶段——人格养成的关键期，却很难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包容的首都，是否真的容不下这些城市未来的建设者们的小小课桌？
7月16日，迫于房东多次驱逐，幼儿园搬到了当地村民家的自建房。这是他们第七次搬迁，但是并不能停留多久，因为房子即将被拆迁。
园长告诉《经济》记者，她想带着孩子们一起走，有一座大房子，有宽敞的教室，还有充足的师资。然而这一切她想了很久，却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她现在时刻都担心的是，明天，孩子们可以搬去哪里上学？明天，幼儿园是否还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