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诗歌的基本判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人说这是历史最好的时期，大批优秀诗人纷纷出现，大量优秀作品不断问世；有人则认为这是诗歌发展中最糟糕的时期，标准丧失，鱼龙混杂，各自为号。在具体作品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诗作被誉为佳作、名篇，而在另一个人那里往往却不及格。诗歌观念几乎找不到最小的公约数，除了一。而这个一，仅仅是代表自己的一，不代表你或者他。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当下诗歌？在我看来，当代诗歌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以下对一些显见的问题稍作评述。
　　一
　　种过稻子的人都十分熟悉稗草，幼苗阶段的稗草与稻秧几乎完全一样，只有有经验的人才会从略显宽厚的茎和略显粗糙的叶面把稗草区分出来。如今的诗歌也是这样，出现了许多类似诗、接近诗、很像诗的文本，其在本质上却不是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但它们频频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占据了大量的诗歌资源，误导诗歌读者和诗歌写作者，败坏人们对诗歌的胃口，严重影响了诗歌生态。
　　最令人诟病的稗类诗歌是分行的段子诗，也就是编造一个小故事，以分行体进行铺陈与推进，它拥有一首诗基本的节奏和逻辑，在结尾处耍个花招，让读者产生某种“意外”的惊叹。这种诗不是从直觉出发，不是从心动开启，仅仅是一种情景剧式的编造，从根本上与诗歌关系不大。但正是这样的东西，如今大行其道，一些作者随便找个话题，制造一两个所谓的痛点、泪点、血点，讨巧的升华一下，就很受一些人的欢迎。诗人雷平阳有一首《杀狗的过程》颇受一些人的吹捧，把它看成是佳作。“这应该是杀狗的，惟一方式。今天早上10点25分，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把它点上标点取消分行之后，非常明显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意的“段子”。雷是一个好诗人，他的一些作品我也喜欢，但这个不是。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诗歌是对中国汉语的贡献，拓展了汉语诗歌的边际，我觉得这些话不仅不新鲜，而且空洞无效。难道把“漫画与幽默”之类的杂志拿来，把其中的段子分行岂不就是诗了？
　　于坚在当代诗歌中具有“王”的地位，无论其在口语的运用，还是对日常语境的深度挖掘以及现实与历史宏大题材的处理方面，无疑都是一个高手。但他的某些“随意”之作，却让一些对诗歌认知浅薄的人，误以为是诗的正道大道。那首赫赫有名的写于1984年的《尚义街六号》，如果加上标点不分行处理一下，就会发现它算不上是什么诗歌，甚至不具备一首诗必要的条件，场景的罗列与堆砌也读不出是对经验的处理，顶多算是一段关于个人生活的小品文。但这首诗在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导致后来许多人的跟风。当然，在当时朦胧诗泛滥的背景下，这首诗因一扫虚假的病态之忧郁，为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范式，但这种文本也确实从某种角度上拉低了诗歌的难度，对一些诗歌作者有“误导”作用。
　　此外，杨黎等的某些“废话”诗也具有段子特点。这些段子诗忽略直觉对于诗歌写作的作用，也忽略了诗的语言自觉性，混淆了诗歌与伪诗歌的界限，显然是诗中的稗类。
　　二
　　现代性要求诗人坚持求真意志，摒弃空幻高蹈的浪漫主义，以追求真理的气魄写生活的疼痛之诗，写个人的内心悲欣之诗。但现在一些人却耐不住寂寞，不愿意对生活进行必要的深度思考，把写诗看成是一种自娱自乐，看成是一种快速成名的途径，很有一种江湖习气。他们在诗歌写作上不肯下力气，频频混场子，到处开会演讲，张口必称大师。为了获得所谓的认可，他们把过去那种空洞的“假大空”变成了“假小空”，把自己置于某种低级状态上，以向人示弱为本事，扮悲悯、卑微之相，满篇都是自我矮化的调子。比如，寫自己不如蚂蚁的低调、不如狗的卑微、甚至不如猪的龌龊……以所谓“苟活”自居，藉此表露所谓的时代之无奈、无聊。其实，这种扮出来的低调，是一种病态写作，不仅失去了诗歌的高贵，也从根本上失去了诗人的骨气和品格。但是，这种诗时常占据着各种刊物的头条，一些人甚至为其贴上草根性的标签。
　　还有其它各种扮相，让人觉得如今的一些诗人很是神经兮兮，很是自恋狂，很是焦躁不安。有的诗歌写得阴阳怪气，读罢不知作者是神仙还是凡夫；有的诗人对自己很崇拜，自称诗歌大师、是什么“卓越君”。有的诗人在写作时喜欢搬弄西学概念，满纸都是什么“时间的玫瑰”、“体内的黑暗”、“夜晚的虚无”之类，表面看上去进入了思与诗相交融的状态，但因其未能有效进入本地现实，而导致内容空乏无味，只是一些上不碰云下不接地的姿态罢了。还有的扮相对生活构成了蔑视，悖逆人类生活基本规律，故意曝光毫无趣味的私生活，甚至有的诗歌虚拟父母的私生活，以标榜自己所谓的坦诚、直率，非常粗鄙而没有底限。
　　没有感动何以流泪，没有悲悯何以发恻隐之心，真诚是装不来的，靠扮相混迹于诗坛的也难以获得人们真正的尊敬。
　　三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对于“专业性”更强一些的诗人来说，往往正是其技艺的高超使其诗歌更胜一筹。但现在，我们非常容易发现有的诗写得外表光鲜花哨，却缺乏真正动人的精彩。这是当下写作的另一个问题：一味地追求如何写得“出众”，如何在语言或形式上保持“先进”，有意无意间把写诗变成了“炫技”表演。这样的诗，文本像制作精良的器皿，很是耐看，但读完却发现没什么真东西，只是词语自身的舞蹈，而非诗人灵魂的舞蹈。这类诗歌写作者往往名头不小，有相当的影响力，或者说他们确实会写诗，知道诗与其它文字的区别。然而，诗人一旦失去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和热情，不再以严肃的态度去审慎地写作，就会写一些徒有虚表之作。
　　一些学院诗人给人以“炫技”见长的印象，尽管他们大多是诗艺精湛的优秀诗人，写出了许多精致而优雅的好诗歌，有的诗歌也非常感人，比如臧棣和王敖等人的诗。但他们在写出非常卓越的篇章同时，有时也会写一些缺少生活底蕴的作品，正如农民所说——“只见瓜秧繁茂，土下却摸不出红薯”。这种仅仅摆弄技术的诗歌，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破译”完了，也就完了，没有见到“干货”，会对诗歌感到很失望。其实，不只是学院诗人有炫技癖好，很多所谓的民间诗人往往也是舞技高手，他们将口语弄得很是逼仄，很是拗口，好像有什么深邃之思在弯弯绕，但“抻直”却也没什么真东西。 　　没有艺技水平的提高，就不会有诗歌整体水平的提升。但任何时候技术都是处于服务地位的，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如果倒过来，一味追求语言与形式的新、奇、特，就难免会写出空泛的诗。“炫技”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它一方面阻碍了读者对现代诗的进入，让大众读者对诗歌失去兴趣，而诗歌如果离开了读者，就必将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把“炫技”看成第一位，也是本末倒置，白白枉费了诗人的才情，写出的诗歌也不会有生命力，很快就会被岁月无情淘汰。
　　四
　　浮躁的心态无法成就一个诗人，更无法成就一个好诗人。一些所谓的“先锋诗”，痞气十足，很有一种嬉皮文化的姿态，却只见无聊的调侃，不见“在路上”那种思想深度，暴露其浮躁的一面。有的诗歌充满乖戾之气，看似具有个性精神，实则是很低端的思想泔水，读不出什么诗的意趣。还有一些打着“反对”旗号的诗歌，往往是一些街谈巷议的过时牢骚，市井化的吐糟，没有上升到语言层面上，是一些网络小品而不是诗。批评意识是诗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它能够促进诗歌精神内核的形成。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认知体系中，建立在对真实性的整体把握基础上，偏离了真实性就一切都是空谈，诗人不能为满足存在感而“一吐为快”，这种浮躁会葬送诗人的才情。
　　有的诗人受自媒体文化的影响，把诗歌看成一种与通俗小说、脑洞训练类似的文字游戏，满足于对小感觉小情绪的表达，不在意诗歌的基本要求。有的只是写一些肤浅的小哲思，或将很枯燥的文字分分行，或重新装修一下前人的意境……这样的文字毫无独立的心灵体验，更无任何创新可言。现在，大量平庸之作被冠以诗的名号到处“公推”，诗歌“产量”惊人的“著名诗人”越来越多，而被公认的佳作却十分少见。同时，诗歌评论严重缺位，尺度不再是尺度，明明是很差的诗歌也会获得专业批评家的赞扬，而诗人之间也以互相喝彩为乐事。诗歌写作出现的这些娱乐化倾向，在原本写出一些好诗的诗人那里也一定程度地存在，有的越写越随意，越写越空泛，越来越没有真情实感……毫无疑问，这些现象使一些外围读者对诗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大有云里雾里之感，诗歌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话题。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烂诗得道，诗的光芒必将受到遮蔽，最终人们将会远离诗，抛弃诗。
　　诗是一种高纯度思想与情感提炼物一一是对于生活经验的抽象处理与诗性升华，是对于生活独具匠心的技艺展现和美趣追寻，是将生命熔铸于写作生涯的命运交响……这一切，都说明了寫诗是一种苦役，有一种近乎殉道般的使命探索，具有极强的精神自觉。诚然，随着现代生活内容与节奏的变化，人们的精神追求越发多元，但对诗保持必要的敬畏无疑是必要的。诗人必须耐住寂寞，专注于对时代生活的体会，不为某种既得利益去写作，也不为博得什么名声而写作，仅仅听从于良知的召唤，写真感受。我想，这样就有可能做一个好诗人，就可能写出好诗。至于那种动辄写什么时代“伟大之诗”的念头，固然可以有，但必须从眼前的具体生活写起，否则不免沦于自我放大或自擂哑鼓，是虚伪的无效写作。
　　五
　　当下诗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一些诗人对现代性的认识不够紧密相关。诗人如果只是简单地读了一些外国诗歌，不对观念进行根本改造，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现代性的诗歌观念的，也不可能写出真正的现代诗。相信绝大多数诗人都读过叶芝的《当你老了》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坛子轶事》，并迷恋过他们的诗歌。有的诗人以为他们是很容易复制的，甚至可以模拟略胜一筹，这是非常肤浅的认识，也是导致自己写作表面化、平面化乃至碎片化的根源。其实，叶芝的诗歌具有非常强的现代性，并不是以“优美”、“温婉”著称，其诗具有强大的语言创造力，词语背后是一个大诗人十分健康而丰富的人格。而《坛子轶事》这样的诗歌，看似与我们的玄学思维相对应，好像随便都可以写出我们本土的“坛子轶事”。其实不然，这样的诗歌是一个巨大的语言能量场，它调动的是一个诗人完整的情感和智慧，绝不是把坛子放到山上的小把戏。因此，如果我们的诗人仅仅关注他们的语言趣味和散文化表达方式，忽略其文化内涵，从根本上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性的写作中来，最终必将偏离写作关乎灵魂关乎命运关乎热爱这样永恒的精神要求。
　　诗人要正确对待经典现代主义诗歌，努力获得现代性的精髓，进而以一个现代人的目光考察自己的生活，并完成具有现代性的语言表达。也就是说，诗人要摆正自己的姿态，设身处地写自己的周遭际遇，写自己的真心，写世道里的良心。诗人应当在自我认知基础上进行写作，从自己出发进入公共空间，进入现实社会更广阔的世界，见证真实的世界。
　　诚然，诗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很难像农民灭稗一样，将各种伪装成诗歌的文字，从诗的田野中连根拔去。净化或者优化诗歌空间，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具体的诗歌普及教育做起，通过提高人们对诗歌的鉴赏水平，让读者知道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要多宣传好诗，让读者能够读到真正的好诗，从而自觉甄别稗类诗歌，自觉远离伪诗人。而我们诗歌的批评家们，则应该将铲除诗歌稗类当成自己的分内工作，敢于“喷药”，敢于发声，敢于向各种诗歌不良习气说不。至于我们刊物的编辑们，应该多编发真正的诗，多编发真正的好诗，让那些质地很差的诗歌失去生长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
　　需要说明一下，当下诗歌的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一些60后、70后诗人身上，这或许因为他们受诗歌教育不够全面、完整有关，加之大师情结严重，把诗歌看成是一种获取社会名誉、利益的手段，借助手中的话语权，把自己的写作尽量搞成范式。这些问题也未必是当下诗歌的主流（尽管这类作者数量很大，诗歌数量也很大），甚至与真正的诗歌写作者无关，但这些问题对辨识能力较弱的诗歌作者，却往往产生很大影响，而他们恰恰是消费或接受诗歌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