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师和大众文化并不矛盾，水涨船高，大众文化是基础，文化大师是标志。这种把文化大师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余秋雨近日在杭州举办的文化战略研讨会上，畅谈他对当下文化产业化、城市文化建设等热点话题的观点。余秋雨认为，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在于有丰富的文化活动，更在于有全国知名的文化代表人物。现在香港澳门都在采取行动，建设相关设施，吸引文化大师前往。城市要吸引人，不是靠给房子之类的措施，而在于其整体文化环境。他举例说，比如他本人是写书的，就可能选择拥有优秀出版社的城市。因为这种出版社能把他的书用最快的速度发行到最大范围的区域。余秋雨用一个充满美感的画面来描述他心中的大师分布生态图：柳亚子先生乘一只小船，到一个小山村，敲开门，遇到的是另一位全国知名的文化大师。文化人如点点繁星般分布在各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因其独具的内涵和魅力吸引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人。
　　有人认为，在文化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与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更重要。大众文化同样能够提高地区、城市的文化品位，同样能够创造辉煌。
　　我以为，这明显是故意抬杠。这样的争论可以说价值不大，因为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文化大师和大众文化并不矛盾，水涨船高，大众文化是基础，文化大师是标志。这种把文化大师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大师多，有什么不好？大师多，必定建立在大众文化提高的基础上，否则，想多也多不出来。大师越多，说明整体文化水平越高，大众文化也随之得到了提升。这有什么值得反对的？文化大师当然不能决定一切，但是，有文化大师总比没有文化大师好，希望有文化大师比不希望有文化大师好。大师的出现，是社会文化运动的结果，而非原因。再者，科学文化“巨匠”与当代教科文带头人的不同，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分工精细化时代，“大师”的减少不可避免，民众对于“大师”期望的心理机制值得肯定。撇开对余先生个人的学术争论不谈，单就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来看，一个城市不能缺少文化，这是公认的道理。同样，一个城市如果拥有大师级的文化，应该有助于提高该城市的文化品位，这应该也不是歪理。世界上有许多知名城市，其知名并不在他的政治地位或经济价值，恰恰就在于他出过世界级的文化大师。当然，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也有可能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但是，大众文化绝对提高不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地位。此外，大师的存在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才辈出，同时也应该产生大师的时代，但为什么至今没有产生？值得深思。
　　有人说，小品使赵本山成名却也毁了赵本山。余秋雨的文章照样要毁灭余秋雨。是任何一个杰出的文化人在他们生前，都难免遭遇“名之所至,谤亦随之”的命运。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逆规律”。想当年，鲁迅还被人诋毁为“堕落文人”。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文化名人所必须经受的人生历炼。好在鲁迅们都能对此坦然相对,一笑置之。愿大师们永远执着地敲响黄钟大吕,而不必介意那些无聊至极的瓦釜恶鸣。
　　余秋雨在新作《恒河残稿》中说：恶的出现，也是宏观因果的产物。多少年前的某个邪念，给世间增添了一份仇恨；千百里外的一次争吵，为文坛留存了一堆脏话；几十年前的一场灾难，为民族加注了几分兽性……也许，一种过于突然的成功，激发了他人心中的嫉妒；一种过于激烈的实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一种过于广阔的占领，剥夺了某些同行的机会……
　　余秋雨说，他现在对此的应对态度是：它来了，正好来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把宏观因果中的负面积累，开始改写成正面。吃得一口饭，因缘可追索千山万水；那么，听得一声骂，心情也应该，天高地远。
　　看来，余秋雨终于大彻大悟了，面对批评甚至骂声，他不再脆弱，成熟的男人就该这样。成熟的文人就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