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12月31日，对于四川农业发展史来说，历史将记录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就在这一天，四川省政府决定：从2005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种地就要交“公粮”，这种似乎随农民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义务，彻底与四川农民说再见了。
　　
　　“不收钱还发钱是不是真的？”
　　
　　2002年，四川省德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农民人均负担由2000年的115.13元减少到54.86元，全市对种粮户实施补贴3544万元，人平补贴11.67元。农业税及附加取消后，其他费用则由受益的村民代表用“一事一议”的办法集资集劳，原则上“一事一议”的费用不超过每人每年15元，必须经过农民签字、农业局审批之后张榜公布，并在农民负担卡（后更名为“农民权益义务监督卡”）上备案。
　　6月16日，记者在什邡市民主镇思源村见到正在地里摘烟叶的老农冯登元，问及取消农业税的感受，老人头一昂：“哎，好噻！当然喽，不收钱现在还发钱，当然好喽。”记者又问今年还有没有交什么费用，“没有了。今年我们村上没有‘一事一议’。”
　　中江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郭春丽介绍：“当初宣传对种粮农民补贴这个政策时，有的农民不相信，‘不收钱还发钱，是不是真的？’”
　　德阳市农业局农经站站长王孟伟介绍，农业税取消以后，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很高。去年“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需要户主签字核实，有些农户户主在外地打工，不惜花费不菲的路费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签字。“农业税取消，农民看到了国家为农民减负增收的力度和决心，有些农民返乡来要求收回自己转给别人耕种的土地或是要求多租，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
　　
　　此消彼涨，取消农业税的利益被抵消了？
　　
　　这几年，在国家对农民“止取为予”的大潮流下面，仍然涌动着一股向农民掠取的逆流。农民说，取消农业税的好处是看得见、算得清的，而生存生活必须支付的成本上升却是不容易看见，也算不大清楚的。
　　“高价农资”是近年来在涉农问题的报道中被频频提及的一个词，生产资料的涨价很大程度上冲蚀了中央惠农政策为农民带来的实惠。有感于形势的严峻，从今年初开始，政府开始高调整肃“高价农资”。官方表示，将对化肥生产、流通、零售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以保证化肥等农资价格稳定。发改委称，已重点部署了对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21家大型氮肥生产企业的尿素出厂价格进行重点检查。但从目前市场反馈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取消农业税后，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太贵了。”中江县富兴镇棋盘村1组会计黄大书算道，“种子在2000年的时候还是10元一公斤，现在已涨到28元一公斤，最高的36元一公斤。”据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尿素市场平均价格上涨了10.5％；2005年继续走高，目前的市场价格比2002年上涨了近50%。德阳市农业局一份调查表明，去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5.8%，国家向农民每投入5元钱补助，就有4元被上涨的农资价格抵消了。
　　有评论指出，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如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垄断部门在获取超额利润的驱使下，将国家惠农投入转变为了部门收益。可见，抑制“高价农资”，关键不仅在市场。
　　其实，对于农民来说，“高价农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增收的幅度，他们真正的“心头之患”，是高额的教育消费和医疗支出。
　　王孟伟介绍：过去涉农收费只占农业收费的67%，剩下的绝大部分则为教育收费。随着孩子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学费也是直线上升。黄大书说自己的儿子在中江县高中就读时，一年的费用包括伙食费要5000元左右，而黄家一年的收入去年合计约5500元。除去儿子读书的费用，只剩下500元。
　　“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从这句饱含心酸和无奈的话中可见高额的教育消费给农村家庭带来的负担之大。即便是在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的情况下，教育仍是农村家庭沉重的负担。对于相当多数的农村家庭来说，要培养子女上大学，只有借债一途。
　　
　　在农村，农民生不起病。“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形象地描绘出农民的窘况。基本上一家有一个人生场大病这家就倾家荡产，多少年也难翻过身来。不少人生病不想拖累家人，不去医院看病，拖着熬着。据统计，2003年农民住院平均费用是2236元，疾病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一些专家指出，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不解决，农民收入增长就永远赶不上消费支出的增长。
　　
　　乡镇亟待综合配套改革
　　
　　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掀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取消农业税，将对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农村基层政权职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管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如何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如何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如何填平乡村债务黑洞，等等，都是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在一些中西部农业大县，农村税费收入曾是乡镇一级公务机构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主要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经济落后地区因取消农业税后减少的财政收入。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510亿元，但仍与现实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四川省经济发展较好的德阳市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3年德阳市农业税1亿多元，占预算收入的10%；2004为7559万元，占预算收入的5%。其中农业大县中江县农业税2799万元。2002年该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3年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转移支付9960万元，市一级配套资金2350万元，只与2003年一年的农业税收入不相上下，资金缺口仍然巨大。在一些贫困乡镇，近年来由于税费减免，乡镇财政更加窘迫，镇政府连“吃饭”都难以保障，侈谈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中江县富兴镇财政供养人口334人，财政人口的工资今年大概需327万元，光是这一项缺口还有50万元。财政部长金人庆披露，县乡财政困难已经“影响了基层政权的稳定”。中央财政将拨款150亿，力争用3年时间缓解这一困难。
　　中江县富兴镇镇长张体先说：“以前农业税征收困难，基层干部的很多时间精力都耗费在了上面，甚至有的干部偷懒也找这个借口。现在，人们就该问了，不收农业税了，干部又在干啥子？”
　　张体先说，现在乡镇干部的职能转变了，更多的是提供服务、提供技术，抓生猪、桑蚕等税，以及招商引资。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后，20~25个工作人员就足够了，而目前乡镇政府普遍有30~40人的编制，王孟伟介绍，下一步将进行撤乡并镇、人员精简的改革。
　　一位乡镇干部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下一步的工作将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障体系。
　　2005年1月1日，什邡市作为试点开始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个人、市上、国家各按人头每年出10元，农民在门诊上拿药还可以报销8元，大病按比例报销。在镇卫生院治疗的，起报价200元，报销比例为40%；市级医院起报价800元，报销比例为20%；省级医院起报价1500元，报销比例10%。什邡市民主镇思源村1组村民刘继明今年3月阑尾炎手术花了800多元，报销182元。同村6组村民吴洪兴说，前几年生了病，1分钱也没办法报，今年他看病报了685元。民主镇雷安村1组村民李元富今年因胆结石、胰腺炎住院，先后报销共计1800元。
　　乡镇债务一直是乡镇财政的一块心病。中江县57个乡镇共负债7亿多元，富兴镇负债650万元，其中合作基金330万元，还有部分由镇干部用自己甚至亲戚的房产抵押贷的款。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负债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四川有的县在这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比如通江县通过减息化债，对三角债、多角债冲转化债，按照"谁举债、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剥离化债，清查违规资金、漏税用于偿债，砍减不规范债务等。使乡镇欠债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改革的问题只能在深化改革中解决。6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上强调，农村税费改革将进入新的阶段，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这标志着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已经从税费改革的“单兵作战”进入综合配套改革的阶段。
　　
　　“要想富起来还得靠发展”
　　
　　2004年，得益于“政策好、粮价高、天帮忙、人努力”，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喜庆之余有深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表示，尽管2004年我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但增长的基础都不牢固。制约农民增收的各种浅表的、深层的矛盾问题都还存在，农民增收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德阳市小麦价格从去年每斤0.8元降到今年0.6元，猪肉价格去年曾高达9元/斤，今年则回落到6~7元/斤。今年粮食和肉类价格普遍回落，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农民的增收矛盾。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回落，又会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增加。归根结底，没有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增收就是“空中楼阁”。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这意味着中央已经开始在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上着力。今年，中央将投入293亿元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并承诺国家对农业投入将稳步增加，这无疑是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比起取消农业税的水到渠成，这一任务显然更具挑战性。
　　制约农民增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农村庞大的劳动力人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大量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按照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至28%以下，是现代化实现的一个静态指标。目前，我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48%，法国为10%出头，日本为5%，英国为1%。也就是说，还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因此，从长远来看，打破城乡壁垒，废除已经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向城市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进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目前，全国有1.2亿农民工在城镇中工作，但是城乡分割的体制，使这一群体在付出艰辛劳动的同时，却在务工、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备受歧视。据"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计算，在有些特大城市，一位农民工一年平均创造2.5万元GDP，自己却只能拿到8000元左右，有的甚至连这点微薄的血汗钱都还领不到。连总理都亲自出面帮助讨薪，可见农民工生存状态之恶劣。如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出现的民工荒，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如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
　　在记者走访的几个市县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什邡市有个大型民营上市企业宏达集团，不仅解决劳动就业8000多人，每年还交部分税给镇上，使得镇财政有能力补助机耕道每公里3.5~4.5万元。什邡市政府还与宏达集团共建宏达新村，解决农村危房户和无房户的问题。3口之家各补助1.9万元，4口之家2.3万元，5口之家2.5万元。去年已解决500户，今年500户的新房正在建设中。而农业大县中江去年对修路政策上每公里补助8000元，就是这8000元还无法及时到位。对危房户和无房户的问题，更是无力解决。
　　“取消农业税，是国家的一项大的惠农政策，农民也确实得到了实惠。但要想富起来，还得靠发展经济。”中江县监察局副局长何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