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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或长期趋势的偏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规模是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有关单位在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中投入的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量。投资规模对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作用。货币投资过度论认为投资的过度扩张及随后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波动。非货币投资过度论学者们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于内生的投资因素与技术革新、新发明、农业欠收等外生的诱因结合到一起而造成的。
近些年来，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实施积极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或延缓了经济下滑，但其对经济周期的中长期效应，已引起经济学界和经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对投资规模增长率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投资规模增长率对经济周期的作用进行研究，以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借鉴。
1970～1990年拉美投资规模
拉美地区20世纪70年代资本形成总额、国内信贷额明显持续较快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在7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104%。在投资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实现了年均5.7%的GDP增长率，效果显著。虽然其间不乏有增长率的小幅波动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最终的危机在80年代初正式爆发，GDP增长率大幅下跌甚至为负，同时通胀率也因为全面衰退而下降，整个经济受到重创，进入紧缩时期。可见，过度的投资建设与过度的投资资金发放，会引发后续的经济从增长转为下行，加剧经济波动。
2000年以后美国投资规模
宽松的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提前消费和投机理念，致使美国信贷规模尤其低信誉信贷大幅扩张，房地产投资持续火爆，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在2007年前信贷规模和股市规模的高速扩张，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28%和5.13%，高于年均GDP增长率2.38%。资本形成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3%和13%，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结束了上一轮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全球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时至今日在诸多经济体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下行的同时其巨大的波动也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危机本身的冲击以及各经济体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缓解危机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给后续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诸多不确定因素。200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上世纪8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
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及全球经济危机等国际经济波动事件显示了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后续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对国家、企业、居民、家庭的经济增长及当下的生活都造成了不良影响，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过去被证明是一个祸害无穷的东西，但是全世界仍然在像吸食毒品一样将其视作救市之宝。
1978年以后中国投资规模
大规模投资是基于大量的货币发行，中国1978～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GDP增速的7.7倍。2011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7万多亿元，是1978年3645亿元的128倍。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5.2万亿元，为991倍。
1981年至2010年的30年间，中国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10.22%，增加了30倍，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高投资基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会累积货币风险与财政风险。特别是2007年四季度以来的刺激政策，使2009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7%。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全国彻底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尤其是投资需求激增和信贷大幅膨胀，导致经济运行表现出过热征兆。数据表明，1992年GDP增长率达到14.2%。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物价在经历1990～1992年连续三年平稳之后，从1993年开始逐月攀升，最终1993年CPI为14.58%，1994年为24.24%，发展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从1993年开始GDP增长率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过度投资的影响立竿见影，如果不能及时调控，新的一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幸运的是，中央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实施宏观调控，1995年通胀实现缓慢回落，并且GDP增长率保持了稳定，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过高的投资规模、过低的投资效率、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势必造成金融低效率和经济金融风险的集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波动，经济波动出现时，看得见的手——政府往往干预，常常导致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中，在经济周期的谷底，往往会出现基于货币和财政杠杆的过度投资，表现为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相对低下的投资规模扩张，可能会在短期内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但很難解决经济运行规律本身的问题，甚至增加金融风险，增加中长期经济波动的波幅和波频。
过去30年重化工业飞速发展，产能过度扩张，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盈利模式十分简单，尤其是国有企业，只要批项目、发贷款，就可扩产能、赚大钱。然而，随着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再加上低端产能及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这些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周期性行业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因此，“稳增长”的本质，是要从质量与效益着手，实施行业整合、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唯有如此，才能带领中国经济走出粗放式增长的困境和尴尬。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西安工业大学）
近些年来，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实施积极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或延缓了经济下滑，但其对经济周期的中长期效应，已引起经济学界和经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对投资规模增长率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投资规模增长率对经济周期的作用进行研究，以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借鉴。
1970～1990年拉美投资规模
拉美地区20世纪70年代资本形成总额、国内信贷额明显持续较快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在7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104%。在投资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实现了年均5.7%的GDP增长率，效果显著。虽然其间不乏有增长率的小幅波动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最终的危机在80年代初正式爆发，GDP增长率大幅下跌甚至为负，同时通胀率也因为全面衰退而下降，整个经济受到重创，进入紧缩时期。可见，过度的投资建设与过度的投资资金发放，会引发后续的经济从增长转为下行，加剧经济波动。
2000年以后美国投资规模
宽松的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提前消费和投机理念，致使美国信贷规模尤其低信誉信贷大幅扩张，房地产投资持续火爆，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在2007年前信贷规模和股市规模的高速扩张，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28%和5.13%，高于年均GDP增长率2.38%。资本形成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3%和13%，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结束了上一轮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全球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时至今日在诸多经济体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下行的同时其巨大的波动也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危机本身的冲击以及各经济体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缓解危机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给后续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诸多不确定因素。200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上世纪8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
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及全球经济危机等国际经济波动事件显示了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后续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对国家、企业、居民、家庭的经济增长及当下的生活都造成了不良影响，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过去被证明是一个祸害无穷的东西，但是全世界仍然在像吸食毒品一样将其视作救市之宝。
1978年以后中国投资规模
大规模投资是基于大量的货币发行，中国1978～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GDP增速的7.7倍。2011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7万多亿元，是1978年3645亿元的128倍。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5.2万亿元，为991倍。
1981年至2010年的30年间，中国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10.22%，增加了30倍，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高投资基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会累积货币风险与财政风险。特别是2007年四季度以来的刺激政策，使2009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7%。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全国彻底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尤其是投资需求激增和信贷大幅膨胀，导致经济运行表现出过热征兆。数据表明，1992年GDP增长率达到14.2%。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物价在经历1990～1992年连续三年平稳之后，从1993年开始逐月攀升，最终1993年CPI为14.58%，1994年为24.24%，发展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从1993年开始GDP增长率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过度投资的影响立竿见影，如果不能及时调控，新的一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幸运的是，中央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实施宏观调控，1995年通胀实现缓慢回落，并且GDP增长率保持了稳定，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过高的投资规模、过低的投资效率、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势必造成金融低效率和经济金融风险的集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波动，经济波动出现时，看得见的手——政府往往干预，常常导致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中，在经济周期的谷底，往往会出现基于货币和财政杠杆的过度投资，表现为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相对低下的投资规模扩张，可能会在短期内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但很難解决经济运行规律本身的问题，甚至增加金融风险，增加中长期经济波动的波幅和波频。
过去30年重化工业飞速发展，产能过度扩张，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盈利模式十分简单，尤其是国有企业，只要批项目、发贷款，就可扩产能、赚大钱。然而，随着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再加上低端产能及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这些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周期性行业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因此，“稳增长”的本质，是要从质量与效益着手，实施行业整合、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唯有如此，才能带领中国经济走出粗放式增长的困境和尴尬。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