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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科里·布克（CoryBooker，1969-）想做第二个。二0一九年二月一日，“黑人历史月”的第一天，他宣布角逐二0二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强调团结、乐观和爱心。二0一八年六月，他曾在美国（全球）最早、最大和以中立而知名的智库普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发表了《滞后的美国梦》（TheAmericanDreamDeferred），从主流进步分子（主张通过政府赤字财政推动经济和增加教育投资，支持种族平等、全民保健、堕胎、同性婚姻，反对禁毒。这些都是现今典型的“进步”立场）的视角去批判当今美国社会，由自己说起。
他的黑奴祖先百多年前到了美洲。父亲的妈妈是单身母亲，赤贫，有病，无力照顾孩子，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祖母抚养。祖母年老，又将孩子转送一个当地家庭收留。布克的父亲得教堂资助、信众捐款，筹得大学第一期的学费，半工半读念完。毕业后迁往华盛顿，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的推销员，因表现出色被提拔到纽约总部任职。搬到纽约，去市郊买房，经纪不愿意为他在全白人区找房（经纪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当地的“公平住房社”（Fair Housing Council）施计，由一对白人夫妇假装买房，成交后转让给他父亲。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到布克出生时，父亲已成中产阶级。
布克认为父亲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美国协约”—如果你勤力、肯牺牲、愿奋斗，终会成功。他父亲死前，表达心声：对他来说，这个协约确实兌现了;但对许多其他人来说还是遥遥无期，而且障碍物越来越高，看来要毁约了。
布克以一个连锁快餐店服务生为例：一个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基本工资是每小时二点一三美元（二0一四年的数字），再加小费。收入低而且不稳定，要看快餐店给她多少工时和顾客给她多少小费。每个月除房租、伙食、交通外还有其他费用，例如孩子在家做作业要上网，孩子不断长大要买衣服。她虽然有工作，但仍要靠政府的粮票（Green Stamp，政府给穷人的福利，可作钱用，但只能在指定的超市购买指定的食品）才可糊口。孩子有哮喘病要经常入院，她也没有带薪假期去照料。她的工时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但收入总追不上支出。全国 40% 的工人每工时收入低于十五美元，也就是每年收入低于三万美元。如有突发事件需要超过四百美元来应付，差不多一半人就要典卖家里的东西或向亲友借钱。有色人种的处境更糟。自二0一八年的大衰退以来，黑人是所有族群中唯一收入低于二000年的。布克父亲那一代的黑人有 90% 的概率收入比上一代人高，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黑人，这一概率就只有 50%。
布克将其归咎于企业界和财经界弥漫的“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文化，关注的只是股东的眼前收益而不是企业的长期稳固。最明显的现象是股票回购（buybacks）：通过收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去收紧股票的供给，从而抬高股价去满足股东。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很少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只把三分之一的纯利用来派股息（股东利润），余下的用于投资（如建设、科研）和提升工资及培训。但到了八十年代，“股东利益最大化”开始支配企业决策层，把股东的短期利益放在公司的长期价值之上。一九八二年，里根总统任内，证券与交易管理委员会修例。之后，回购成为企业政策的常态。二00三至二0一二年间，标普五百的公司用了纯利的91%去购回公司股票和派发股息，也就是只剩9%用于加薪或投资于劳工身上。
举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Airline）为例。该公司在二0一七年首季度纯利润两亿三千四百万美元，决定用来提高机师和空乘薪酬（也就是长线考虑），但马上被财务分析专家嘲笑。花旗公司（Citicorp）的分析员这样说：“又一次先交钱给工人，股东只拿到残羹剩菜。”摩根士丹利把美航的股票评估降值，直称这次加薪“为美国航空公司和整个业界造出一个使人担忧的先例”。两日内，美航股价跌8%（损失十九亿美元）。这是财经界发出的“警告”：不要加薪或投资于工人。当然，企业执行总裁们的收入往往是跟他们的优先认股权和业绩奖金绑在一起的。
短期的套利驱使很多公司重整其劳资关系。大趋势是外包，雇佣关系从此破裂。连锁旅馆、航空公司、食品服务行业等企业的正式雇员越来越少。有人估计，二00五至二0一五年间，工作岗位的纯增长可能全部来自临时工、随叫随到工、承包商雇工和自由职业者。很多工种都是通过松散的中介网络或独立承包商来包办，工资远低于正式雇员。同样的工作，甚至同一的制服，但外包工人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就差得多了。如果碰上没有良心的包工，非但工资被拖欠，更会被迫在不安全的场所、工地工作。
这种情况有多普遍？在二000年，全球雇员最多的二十家公司（包括通用电器、福特等）只有一家是以外包为主要劳工来源，到二0一七年增加到五家。布克再以航空公司为例。从一九九一到二0一五年，航空公司的外包增加了一倍。今天，大部分工种都外包了，包括帮助旅客推轮椅、准备餐饮、清洁机舱等。外包工每周工作四十多小时，还得靠公援度日，工作条件和环境的违例事情很多（没有稳定值班期，没有病假或任何有薪假期等）。但这些全不影响航空公司，因为工作都外包出去了。
工资滞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越来越集中。大公司通过合并、收购、排挤霸占了市场。一九九0到二0一三年（克林顿的执政期）是美国历史上公司合并最多的时期，企业资产的集中程度翻了一番。一百家最大的公司控制全美企业资产的五分之一。按二0一二年的数据，每个行业的前四家最大公司占整个行业总收入的32%，相比一九九七年的26% 提高不少。这是个跨行业的现象，从农业到科技到零售，皆如此。
从工人的角度去看，这叫“买方垄断”（monopsony），意味着一个或少数雇主支配整个市场或地区。它们非但控制工资和工作条件，甚至控制工人的流动。主要的手段是以约束性的合同限制工人转工。一种做法是雇主在雇佣合同中加上一个“不竞争”（non-compete）条款。这条款的原意是保护工业秘密，不让高技能工人把技术机密泄漏给竞争者，如今则用来压抑工资。有时，工人签约是因为不明内情，但更多时是逼不得已。根据一份二0一七年的报告，在所有签了这些合同的工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称是因为没有找到其他工作才被迫签约。 还有一种叫“不能挖角”（non-poaching）的条款，用于大公司与特许经营人（franchisee）之间的合同，通常工人是不知情的。这些合同禁止特许经营人之间招聘和雇佣别人的员工，实质就是工人不能在连锁公司之间跳槽。这非但压低工资，还限制了工人的加薪诉求。据二0一六年的调查，全国较大型的特许经营人有 58% 跟总公司签有这类合同。
布克说：“我见过的穷人都说他们已经尽力工作，用全部时间工作，不是为自己，是为儿女、老人和家。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是为尊严和尊重而奋斗。如果他们能够使下一代过得更好，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奋斗没有白费。这就是美国梦。”他感叹，仍然有这么多勤劳的美国人难以参与到那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之中，而国家又好像无能为力。他建议推出“联邦工作保证项目”试点，聚焦于改善城乡基础设施、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托儿、弥补地区的私人投资不足等。这些项目一方面会直接帮助试点区的几十万美国人，另一方面可用来评估消除失业和提升工资对政府福利开支、犯罪率和民众健康等的贡献。
他又建议立法规定，如果企业通过回购使股东和执行总裁发财，就应同时以同等额度的钱分给雇员。对公司的外包也要加以约束。他指出，单是航空公司每年就从联邦政府拿几十亿美元的生意。国会可以施压，使得航空公司遵守劳工法例。通过“联合顾主标准”（joint-employer standard），母公司与承包商要共同制定雇佣守则—给多少工资、做什么工作、穿什么制服等，并要列明在劳资谈判时和工作环境出问题时母公司需负的责任。当然，这些守则也可用于其他行业，如高科技、农业、酒店业等。
他提醒大家，二十世纪初，国家推出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保持企业的竞争去保障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但这么多年来，政府执行部门好像都忘记了保护劳工是法案的目的之一。他建议联邦政府通过修改现有的法例（无需再经国会立法），在审核企业合并时引入劳工市场的考虑。
最后，布克重回到他父亲的际遇，感叹今不如昔：“虽然我家差不多是镇上唯一的黑人，但遇上的都是别人的爱心、关怀和邻里、社区的支持。我们自己则努力于念书、打球和服务社区。对我家来说，‘美国协约’兑现了。……父亲知道他的两个黑皮肤的孩子可以在新泽西中产阶级的社区生活、嬉戏，但也知道这不代表其他在美国成长的孩子会有同样的机会。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他当然为我骄傲，但我清楚记得，他和妈妈详细地、亲切地叮嘱我，遇到警察截停时应该怎样应对。当然，我遇到警察截停的概率远远超过跟我同年纪的白人孩子。
“ 父亲深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有无穷的信心、有牢不可破的希望，但他对这个不同凡响的国家仍未能把他相信的‘协约’分诸所有的国民而感到焦虑。
“父亲去世差不多五年了，我常想到困扰他的矛盾。我也发觉自己不断在平衡我对美国不可置疑的爱和我对还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未能享受到这个国家的恩赐而感到的痛楚和苦恼。
“我们要兑现每一代美国人对下一代的承诺：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比我们继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要实现这个承诺需要做很多事情。首先是要修复和扩大几十年来美国劳工与美国的协约。要恢复劳动的价值，必须重新定义经济成果，不单是我们制造了多少百万富翁、亿万富豪，而是我们如何扩大和提升了所有美国人的财富、成长和机会，也就是扩大国家的福祉去为每个美国人兑现‘美国协约’。如诗人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美国黑人诗人、小说家、社会运动家）所写：‘这片土地上有个梦，避无可避……要挽回一个人的梦就必须挽回所有人的梦。’”
我理解布克和他父亲的困扰和焦虑，因为我看见过梦境与现实的隔断。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认识一对夫妇，女的来自得克萨斯州，明快爽朗，典型的美国姑娘，男的来自尼日利亚，诚实而具有幽默感，正在哈佛念博士后。他们的孩子个个卷发、黑肤，特别是老二，叫BO，身高六英尺多，体重近二百磅，性情纯真和平，我们都叫他“温顺的巨人”。青少年时，他不知多少次因为肤色被人侮辱，特别是在街上被警察截查。最难堪的一次是他十四岁那一年，参加学校的冰曲棍球队，常常要留校集训，妈妈开车接送。一天，妈妈在路旁停车去给他买冰淇淋，BO就站在门口等着。来了两个警察（当地警察多是爱尔兰裔、白人），说BO在街上游荡，有不良企图，要把他带回警局。妈妈出来了，看见情景，就对警察说：“这是我儿子。”警察看看金发、蓝眼的她，摇摇头，坚持要带BO走，要她拿证据去警局保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市。
美国近代的民权运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是黑人（现在叫非洲裔美国人）自觉、自发的平权运动，并有大量的白人同情者、支持者要为黑人“讨回公道”。运动的道德基础是鲜明的、健全的。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有了个黑人总统，但黑人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家庭结构、刑事罪案非但未有追近白人，反有越来越差之势。诚然，除了有个黑人总统，美国还有很多黑人球星、歌星、影星，当然还有工、商、政界高层，令人瞩目。布克就是典型—名校出身，读过斯坦福和耶鲁，并拿到在英语世界具有极高荣誉的罗兹奖金（RhodesScholarship，美国与英联邦国家的名校提名最优秀的毕业生参选，要品学兼优、热心公益兼有領导才干。得奖者保送到牛津修读一年。二0一七年，美国只有三十二人获选。克林顿就曾获奖），从政以来成就骄人。
可以说，黑人精英在资本社会已闯出了名堂，或可以说被资本社会成功地吸纳了，但作为一个群体，黑人族群在资本社会里拿不到什么公道。百多年来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取代了黑人劳动力，黑人对资本的作用（除了作为消费者之外）就不断下降。但仍需通过福利（其实就是收入的重新分配）提供给他们起码的生计，久而久之便养成一种“依靠福利”的文化，“讨回公道”的战意也随之消沉。可以说，黑人民权运动（将来也许会加上拉丁美洲和其他族裔）会延续下去，间中还可能爆发暴力，但也只会是短暂的。 黑人“问题”会继续支撑一个庞大的“讨回公道产业”。资本主义厉害之处是把政治斗争转化为利益竞争，吸纳有改革社会和为民请命冲动的精英去搞项目，不去搞革命。布克就是其中典型。黑人“问题”是不会“解决”的，但黑人精英倒会越来越像“黄蜂”，黑色的“黄蜂”。WASP 是黄蜂的英文拼写，又作为缩写代指白种（White）、盎格鲁-撒克逊血统（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原本指聚居在美国东部和旧金山周围、在预科学校（美国贵族中学）和常春藤大学念书的有钱人。
“黄蜂”是美国民族性格的基本属性，美国大熔炉把其他族裔的精英也炼成“黄蜂”。现今的“黄蜂”不再只是中、上阶层的英裔白人新教徒，也包括其他民族，如德国、荷兰、北欧，甚至黑人、拉丁裔人、东方人。“黄蜂”是美国政治、文化、宗教和知识分子的样板，也不分共和党或民主党。他们是美国的“贵族”，有一种不自觉的统治阶层权利与义务意识—美国制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但没有比它更好的;美国梦是全人类的梦，他们是这个梦的保存者、维护者和宣扬者。美国梦像磁石般吸引着世界上的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梦？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凭本领成功。“自由”意味着竞争;“本领”意味着强者;“成功”意味着名利。可以说，美国梦是“强者自由逐利”的梦。成功是诱人的，逐利是刺激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强者。当然，强与不强也是由社会—资本社会—裁定的，不是你想当然就可以。这也是美国梦迷人和恼人的地方。最可悲的是众多自以为强的非强者。对他们来说，美国梦就是南柯一梦，甚至是一场噩梦。
对美国经济来说，自由竞争浪费资源。生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弱者做了强者的营养料，全无浪费。但经济的优胜劣败是失败者的投入与产出全部作废，如此地球怎样承受？对美国社会来说，自由逐利的结果扩大了贫富差距，自由逐利的心态加深了富骄贫愤，社会怎得安宁？对世界人民来说，美国梦的成本是由全球“埋单”的，它的经济浪费通过由它支配的全球分工转移给全球，它的社会不公通过从它输出的逐利文化变得理所当然。
为强者而设的美国梦是没有情义的。高度异化、高度浪费、高度张力使它势难持续。但最要不得的是它对弱者的冷漠，对异己的排斥。布克代表进步精英，他们感叹如此多美国人未能实现美国梦，他们又认为这些未能实现美国梦的美国人與他们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同样的奋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强调优胜劣败的资本逻辑里，他们能够成功完梦，或多或少是建立在未能完梦的失败者身上的？无论是出于自疚或悯人，成功者同情失败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人性，但违反资本的逻辑：仁慈的资本家或许有，仁慈的资本却不会有。
他的黑奴祖先百多年前到了美洲。父亲的妈妈是单身母亲，赤贫，有病，无力照顾孩子，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祖母抚养。祖母年老，又将孩子转送一个当地家庭收留。布克的父亲得教堂资助、信众捐款，筹得大学第一期的学费，半工半读念完。毕业后迁往华盛顿，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的推销员，因表现出色被提拔到纽约总部任职。搬到纽约，去市郊买房，经纪不愿意为他在全白人区找房（经纪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当地的“公平住房社”（Fair Housing Council）施计，由一对白人夫妇假装买房，成交后转让给他父亲。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到布克出生时，父亲已成中产阶级。
布克认为父亲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美国协约”—如果你勤力、肯牺牲、愿奋斗，终会成功。他父亲死前，表达心声：对他来说，这个协约确实兌现了;但对许多其他人来说还是遥遥无期，而且障碍物越来越高，看来要毁约了。
布克以一个连锁快餐店服务生为例：一个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基本工资是每小时二点一三美元（二0一四年的数字），再加小费。收入低而且不稳定，要看快餐店给她多少工时和顾客给她多少小费。每个月除房租、伙食、交通外还有其他费用，例如孩子在家做作业要上网，孩子不断长大要买衣服。她虽然有工作，但仍要靠政府的粮票（Green Stamp，政府给穷人的福利，可作钱用，但只能在指定的超市购买指定的食品）才可糊口。孩子有哮喘病要经常入院，她也没有带薪假期去照料。她的工时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但收入总追不上支出。全国 40% 的工人每工时收入低于十五美元，也就是每年收入低于三万美元。如有突发事件需要超过四百美元来应付，差不多一半人就要典卖家里的东西或向亲友借钱。有色人种的处境更糟。自二0一八年的大衰退以来，黑人是所有族群中唯一收入低于二000年的。布克父亲那一代的黑人有 90% 的概率收入比上一代人高，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黑人，这一概率就只有 50%。
布克将其归咎于企业界和财经界弥漫的“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文化，关注的只是股东的眼前收益而不是企业的长期稳固。最明显的现象是股票回购（buybacks）：通过收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去收紧股票的供给，从而抬高股价去满足股东。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很少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只把三分之一的纯利用来派股息（股东利润），余下的用于投资（如建设、科研）和提升工资及培训。但到了八十年代，“股东利益最大化”开始支配企业决策层，把股东的短期利益放在公司的长期价值之上。一九八二年，里根总统任内，证券与交易管理委员会修例。之后，回购成为企业政策的常态。二00三至二0一二年间，标普五百的公司用了纯利的91%去购回公司股票和派发股息，也就是只剩9%用于加薪或投资于劳工身上。
举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Airline）为例。该公司在二0一七年首季度纯利润两亿三千四百万美元，决定用来提高机师和空乘薪酬（也就是长线考虑），但马上被财务分析专家嘲笑。花旗公司（Citicorp）的分析员这样说：“又一次先交钱给工人，股东只拿到残羹剩菜。”摩根士丹利把美航的股票评估降值，直称这次加薪“为美国航空公司和整个业界造出一个使人担忧的先例”。两日内，美航股价跌8%（损失十九亿美元）。这是财经界发出的“警告”：不要加薪或投资于工人。当然，企业执行总裁们的收入往往是跟他们的优先认股权和业绩奖金绑在一起的。
短期的套利驱使很多公司重整其劳资关系。大趋势是外包，雇佣关系从此破裂。连锁旅馆、航空公司、食品服务行业等企业的正式雇员越来越少。有人估计，二00五至二0一五年间，工作岗位的纯增长可能全部来自临时工、随叫随到工、承包商雇工和自由职业者。很多工种都是通过松散的中介网络或独立承包商来包办，工资远低于正式雇员。同样的工作，甚至同一的制服，但外包工人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就差得多了。如果碰上没有良心的包工，非但工资被拖欠，更会被迫在不安全的场所、工地工作。
这种情况有多普遍？在二000年，全球雇员最多的二十家公司（包括通用电器、福特等）只有一家是以外包为主要劳工来源，到二0一七年增加到五家。布克再以航空公司为例。从一九九一到二0一五年，航空公司的外包增加了一倍。今天，大部分工种都外包了，包括帮助旅客推轮椅、准备餐饮、清洁机舱等。外包工每周工作四十多小时，还得靠公援度日，工作条件和环境的违例事情很多（没有稳定值班期，没有病假或任何有薪假期等）。但这些全不影响航空公司，因为工作都外包出去了。
工资滞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越来越集中。大公司通过合并、收购、排挤霸占了市场。一九九0到二0一三年（克林顿的执政期）是美国历史上公司合并最多的时期，企业资产的集中程度翻了一番。一百家最大的公司控制全美企业资产的五分之一。按二0一二年的数据，每个行业的前四家最大公司占整个行业总收入的32%，相比一九九七年的26% 提高不少。这是个跨行业的现象，从农业到科技到零售，皆如此。
从工人的角度去看，这叫“买方垄断”（monopsony），意味着一个或少数雇主支配整个市场或地区。它们非但控制工资和工作条件，甚至控制工人的流动。主要的手段是以约束性的合同限制工人转工。一种做法是雇主在雇佣合同中加上一个“不竞争”（non-compete）条款。这条款的原意是保护工业秘密，不让高技能工人把技术机密泄漏给竞争者，如今则用来压抑工资。有时，工人签约是因为不明内情，但更多时是逼不得已。根据一份二0一七年的报告，在所有签了这些合同的工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称是因为没有找到其他工作才被迫签约。 还有一种叫“不能挖角”（non-poaching）的条款，用于大公司与特许经营人（franchisee）之间的合同，通常工人是不知情的。这些合同禁止特许经营人之间招聘和雇佣别人的员工，实质就是工人不能在连锁公司之间跳槽。这非但压低工资，还限制了工人的加薪诉求。据二0一六年的调查，全国较大型的特许经营人有 58% 跟总公司签有这类合同。
布克说：“我见过的穷人都说他们已经尽力工作，用全部时间工作，不是为自己，是为儿女、老人和家。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是为尊严和尊重而奋斗。如果他们能够使下一代过得更好，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奋斗没有白费。这就是美国梦。”他感叹，仍然有这么多勤劳的美国人难以参与到那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之中，而国家又好像无能为力。他建议推出“联邦工作保证项目”试点，聚焦于改善城乡基础设施、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托儿、弥补地区的私人投资不足等。这些项目一方面会直接帮助试点区的几十万美国人，另一方面可用来评估消除失业和提升工资对政府福利开支、犯罪率和民众健康等的贡献。
他又建议立法规定，如果企业通过回购使股东和执行总裁发财，就应同时以同等额度的钱分给雇员。对公司的外包也要加以约束。他指出，单是航空公司每年就从联邦政府拿几十亿美元的生意。国会可以施压，使得航空公司遵守劳工法例。通过“联合顾主标准”（joint-employer standard），母公司与承包商要共同制定雇佣守则—给多少工资、做什么工作、穿什么制服等，并要列明在劳资谈判时和工作环境出问题时母公司需负的责任。当然，这些守则也可用于其他行业，如高科技、农业、酒店业等。
他提醒大家，二十世纪初，国家推出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保持企业的竞争去保障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但这么多年来，政府执行部门好像都忘记了保护劳工是法案的目的之一。他建议联邦政府通过修改现有的法例（无需再经国会立法），在审核企业合并时引入劳工市场的考虑。
最后，布克重回到他父亲的际遇，感叹今不如昔：“虽然我家差不多是镇上唯一的黑人，但遇上的都是别人的爱心、关怀和邻里、社区的支持。我们自己则努力于念书、打球和服务社区。对我家来说，‘美国协约’兑现了。……父亲知道他的两个黑皮肤的孩子可以在新泽西中产阶级的社区生活、嬉戏，但也知道这不代表其他在美国成长的孩子会有同样的机会。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他当然为我骄傲，但我清楚记得，他和妈妈详细地、亲切地叮嘱我，遇到警察截停时应该怎样应对。当然，我遇到警察截停的概率远远超过跟我同年纪的白人孩子。
“ 父亲深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有无穷的信心、有牢不可破的希望，但他对这个不同凡响的国家仍未能把他相信的‘协约’分诸所有的国民而感到焦虑。
“父亲去世差不多五年了，我常想到困扰他的矛盾。我也发觉自己不断在平衡我对美国不可置疑的爱和我对还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未能享受到这个国家的恩赐而感到的痛楚和苦恼。
“我们要兑现每一代美国人对下一代的承诺：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比我们继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要实现这个承诺需要做很多事情。首先是要修复和扩大几十年来美国劳工与美国的协约。要恢复劳动的价值，必须重新定义经济成果，不单是我们制造了多少百万富翁、亿万富豪，而是我们如何扩大和提升了所有美国人的财富、成长和机会，也就是扩大国家的福祉去为每个美国人兑现‘美国协约’。如诗人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美国黑人诗人、小说家、社会运动家）所写：‘这片土地上有个梦，避无可避……要挽回一个人的梦就必须挽回所有人的梦。’”
我理解布克和他父亲的困扰和焦虑，因为我看见过梦境与现实的隔断。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认识一对夫妇，女的来自得克萨斯州，明快爽朗，典型的美国姑娘，男的来自尼日利亚，诚实而具有幽默感，正在哈佛念博士后。他们的孩子个个卷发、黑肤，特别是老二，叫BO，身高六英尺多，体重近二百磅，性情纯真和平，我们都叫他“温顺的巨人”。青少年时，他不知多少次因为肤色被人侮辱，特别是在街上被警察截查。最难堪的一次是他十四岁那一年，参加学校的冰曲棍球队，常常要留校集训，妈妈开车接送。一天，妈妈在路旁停车去给他买冰淇淋，BO就站在门口等着。来了两个警察（当地警察多是爱尔兰裔、白人），说BO在街上游荡，有不良企图，要把他带回警局。妈妈出来了，看见情景，就对警察说：“这是我儿子。”警察看看金发、蓝眼的她，摇摇头，坚持要带BO走，要她拿证据去警局保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市。
美国近代的民权运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是黑人（现在叫非洲裔美国人）自觉、自发的平权运动，并有大量的白人同情者、支持者要为黑人“讨回公道”。运动的道德基础是鲜明的、健全的。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有了个黑人总统，但黑人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家庭结构、刑事罪案非但未有追近白人，反有越来越差之势。诚然，除了有个黑人总统，美国还有很多黑人球星、歌星、影星，当然还有工、商、政界高层，令人瞩目。布克就是典型—名校出身，读过斯坦福和耶鲁，并拿到在英语世界具有极高荣誉的罗兹奖金（RhodesScholarship，美国与英联邦国家的名校提名最优秀的毕业生参选，要品学兼优、热心公益兼有領导才干。得奖者保送到牛津修读一年。二0一七年，美国只有三十二人获选。克林顿就曾获奖），从政以来成就骄人。
可以说，黑人精英在资本社会已闯出了名堂，或可以说被资本社会成功地吸纳了，但作为一个群体，黑人族群在资本社会里拿不到什么公道。百多年来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取代了黑人劳动力，黑人对资本的作用（除了作为消费者之外）就不断下降。但仍需通过福利（其实就是收入的重新分配）提供给他们起码的生计，久而久之便养成一种“依靠福利”的文化，“讨回公道”的战意也随之消沉。可以说，黑人民权运动（将来也许会加上拉丁美洲和其他族裔）会延续下去，间中还可能爆发暴力，但也只会是短暂的。 黑人“问题”会继续支撑一个庞大的“讨回公道产业”。资本主义厉害之处是把政治斗争转化为利益竞争，吸纳有改革社会和为民请命冲动的精英去搞项目，不去搞革命。布克就是其中典型。黑人“问题”是不会“解决”的，但黑人精英倒会越来越像“黄蜂”，黑色的“黄蜂”。WASP 是黄蜂的英文拼写，又作为缩写代指白种（White）、盎格鲁-撒克逊血统（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原本指聚居在美国东部和旧金山周围、在预科学校（美国贵族中学）和常春藤大学念书的有钱人。
“黄蜂”是美国民族性格的基本属性，美国大熔炉把其他族裔的精英也炼成“黄蜂”。现今的“黄蜂”不再只是中、上阶层的英裔白人新教徒，也包括其他民族，如德国、荷兰、北欧，甚至黑人、拉丁裔人、东方人。“黄蜂”是美国政治、文化、宗教和知识分子的样板，也不分共和党或民主党。他们是美国的“贵族”，有一种不自觉的统治阶层权利与义务意识—美国制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但没有比它更好的;美国梦是全人类的梦，他们是这个梦的保存者、维护者和宣扬者。美国梦像磁石般吸引着世界上的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梦？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凭本领成功。“自由”意味着竞争;“本领”意味着强者;“成功”意味着名利。可以说，美国梦是“强者自由逐利”的梦。成功是诱人的，逐利是刺激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强者。当然，强与不强也是由社会—资本社会—裁定的，不是你想当然就可以。这也是美国梦迷人和恼人的地方。最可悲的是众多自以为强的非强者。对他们来说，美国梦就是南柯一梦，甚至是一场噩梦。
对美国经济来说，自由竞争浪费资源。生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弱者做了强者的营养料，全无浪费。但经济的优胜劣败是失败者的投入与产出全部作废，如此地球怎样承受？对美国社会来说，自由逐利的结果扩大了贫富差距，自由逐利的心态加深了富骄贫愤，社会怎得安宁？对世界人民来说，美国梦的成本是由全球“埋单”的，它的经济浪费通过由它支配的全球分工转移给全球，它的社会不公通过从它输出的逐利文化变得理所当然。
为强者而设的美国梦是没有情义的。高度异化、高度浪费、高度张力使它势难持续。但最要不得的是它对弱者的冷漠，对异己的排斥。布克代表进步精英，他们感叹如此多美国人未能实现美国梦，他们又认为这些未能实现美国梦的美国人與他们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同样的奋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强调优胜劣败的资本逻辑里，他们能够成功完梦，或多或少是建立在未能完梦的失败者身上的？无论是出于自疚或悯人，成功者同情失败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人性，但违反资本的逻辑：仁慈的资本家或许有，仁慈的资本却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