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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加速和饮食文化的多样性，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食品卫生与安全的问题。“扎堆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仅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重新审视这一上升到国家社会公共安全的问题，更引发了大众对此的深刻反思。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必须清楚如何解决此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
一、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回顾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诸多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比例居高不下。从热门的“苏丹红”“瘦肉精”到近期的“塑化剂”“恒天然”，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引发全国范围内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仅2000年到2012年间，该类大型事件就达60宗，其余小型食品安全事件更是不计其数。不可否认，现代科技发展是食品安全问题的致命诱因。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道德和法制的双重建设与监管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
二、食品安全问题缘由
为何中国市场“扎堆”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当前，在剧烈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我国正处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易发期”。较之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国仍处在“劣质食品”和“化学食品”这两个时期。具有问题食品涉及面广泛、食品危害程度加重、问题食品暴露无法解决等特点。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在带来种类繁多的食品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在社会学中，不同的成员时刻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就食品安全事件，社会分化成两种最鲜明的角色即事件受害者和问题制造者。而两者带来的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强调将社会看作是由追求各自不同利益的不同群体组成，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中，贩卖有毒食品的商贩为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受害者则为自身的安全问题竭尽全力揭发问题食品制造者的恶行；此外，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不同群体为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利益，通过与其他群体的激烈斗争，一方面激发了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道德的前进与觉醒；再者，秩序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冲突的一种结果，为达成相对安全的社会秩序，社会各组成部分通过冲突达成平衡，最终形成和谐的状态。我们最希望在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后，社会各方群体能在冲突中寻求秩序，努力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这些食品安全事件中，那些假食品、毒食品的供应商往往成为众矢之的，纵使他们不可原谅，我们也应追根溯源，用综合、整体、实践、现实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总结另两点原因：一是产业素质不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合理。首先，产业素质不高迫使食品生产经营者降低成本从事违法违规行为。据国务院食安办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有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中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的小作坊、小摊贩不计其数，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是制约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重要因素。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国家采取措施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在于可持续发展观念未落实。“十七大”以来，虽然一直提倡可持续发展，但行动没有紧跟理念的步伐。只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与实践上至政府、下至个人，才能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其次，消费结构不合理给低质量食品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当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下，企业很难通过品牌和质量获取高额利润，不得不采取低质低价竞争的策略吸引消费者，进而导致我国食品企业面临“长不大也死不掉”的困境。可以说，低端市场的广泛存在诱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食品安全问题也陷入“防不胜防”的境地。就社会学而言，食品安全带来的社会变迁问题终归来自外部力量，最终干扰了社会大系统的平稳运行。
三、食品安全问题解决
众所周知，彻底解决此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背景下，食品安全已不能政府一手操办，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是破解食品安全难题的必由之路。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是调动全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共治共享”。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体系，只有各组成部分协同工作才能产生稳定与团结。当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去扼杀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时，这种变化必能将社会推向一个新的平衡点。
二是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社区管理中，夯实基层。不仅要从源头上防止农产品的污染，更要建立完善的行政和技术措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宣传和监督。将食品安全视作一种社会文化，明白食品安全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复合性、象征性、多样性、传递性和变迁性特点，实现食品安全工作的面面俱到。
三是强化现有行政和技术监督手段，创新经济、法律、道德等手段。作为中国社会文明的底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的经济也是道德的经济，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一个强调依法治国的发展中国家，是不能放任这些见利忘义行为的“横行”，也决不允许基本道德的失守。让现有的行政与监督手段在遵循中强化，让创新的道德与法律等手段在实践中充分应用。
四、结语
总之，食品安全事件所暴露的体制问题和道德缺失，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在一个国家的文明框架中，道德与法律唇齿相依。社会中每个主体在扮演好社会人的同时，最终走向社会化。人类社会在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可解。长此以往，以社会人的姿态创造最大化的公共利益。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公共管理学院）
一、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回顾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诸多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比例居高不下。从热门的“苏丹红”“瘦肉精”到近期的“塑化剂”“恒天然”，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引发全国范围内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仅2000年到2012年间，该类大型事件就达60宗，其余小型食品安全事件更是不计其数。不可否认，现代科技发展是食品安全问题的致命诱因。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道德和法制的双重建设与监管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
二、食品安全问题缘由
为何中国市场“扎堆”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当前，在剧烈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我国正处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易发期”。较之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国仍处在“劣质食品”和“化学食品”这两个时期。具有问题食品涉及面广泛、食品危害程度加重、问题食品暴露无法解决等特点。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在带来种类繁多的食品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在社会学中，不同的成员时刻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就食品安全事件，社会分化成两种最鲜明的角色即事件受害者和问题制造者。而两者带来的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强调将社会看作是由追求各自不同利益的不同群体组成，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中，贩卖有毒食品的商贩为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受害者则为自身的安全问题竭尽全力揭发问题食品制造者的恶行；此外，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不同群体为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利益，通过与其他群体的激烈斗争，一方面激发了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道德的前进与觉醒；再者，秩序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冲突的一种结果，为达成相对安全的社会秩序，社会各组成部分通过冲突达成平衡，最终形成和谐的状态。我们最希望在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后，社会各方群体能在冲突中寻求秩序，努力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这些食品安全事件中，那些假食品、毒食品的供应商往往成为众矢之的，纵使他们不可原谅，我们也应追根溯源，用综合、整体、实践、现实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总结另两点原因：一是产业素质不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合理。首先，产业素质不高迫使食品生产经营者降低成本从事违法违规行为。据国务院食安办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有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中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的小作坊、小摊贩不计其数，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是制约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重要因素。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国家采取措施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在于可持续发展观念未落实。“十七大”以来，虽然一直提倡可持续发展，但行动没有紧跟理念的步伐。只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与实践上至政府、下至个人，才能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其次，消费结构不合理给低质量食品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当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下，企业很难通过品牌和质量获取高额利润，不得不采取低质低价竞争的策略吸引消费者，进而导致我国食品企业面临“长不大也死不掉”的困境。可以说，低端市场的广泛存在诱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食品安全问题也陷入“防不胜防”的境地。就社会学而言，食品安全带来的社会变迁问题终归来自外部力量，最终干扰了社会大系统的平稳运行。
三、食品安全问题解决
众所周知，彻底解决此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背景下，食品安全已不能政府一手操办，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是破解食品安全难题的必由之路。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是调动全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共治共享”。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体系，只有各组成部分协同工作才能产生稳定与团结。当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去扼杀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时，这种变化必能将社会推向一个新的平衡点。
二是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社区管理中，夯实基层。不仅要从源头上防止农产品的污染，更要建立完善的行政和技术措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宣传和监督。将食品安全视作一种社会文化，明白食品安全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复合性、象征性、多样性、传递性和变迁性特点，实现食品安全工作的面面俱到。
三是强化现有行政和技术监督手段，创新经济、法律、道德等手段。作为中国社会文明的底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的经济也是道德的经济，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一个强调依法治国的发展中国家，是不能放任这些见利忘义行为的“横行”，也决不允许基本道德的失守。让现有的行政与监督手段在遵循中强化，让创新的道德与法律等手段在实践中充分应用。
四、结语
总之，食品安全事件所暴露的体制问题和道德缺失，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在一个国家的文明框架中，道德与法律唇齿相依。社会中每个主体在扮演好社会人的同时，最终走向社会化。人类社会在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可解。长此以往，以社会人的姿态创造最大化的公共利益。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