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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朱光潜先生
让我先用一支秃笔，淡色的水彩、简单的线条，为朱光潜先生，中国当代第一流的美学家，画一张写意的素描吧。他今年八十三岁了，满头白发。他的个儿不大。要是他走在大街上，从他那一副外形和那一身粗布制服看，你会觉得他更象一位早已退休的普通工人或小学教员。如果你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你就会发现他毕竟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常常拿来形容一位饱学之士的一句话“一脸书卷气”，也就是说，他的文化修养形成了如此雍容温厚的风度与气派，使人一望即知他是一位学者。而在这一切之上，特别引人注意的，则是他那一对炯炯有光的眼睛，清澈似水，流露着亲切和理解力；有时沉入深思，有时闪烁着明智和幽默的光辉。他说话带着安徽桐城口音。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桐城是清代中晚期一个著名文学流派的发源地。那一派的学者特别强调文章的义理和法度，严格要求遣词用字和议论叙事的逻辑性。朱光潜先生写的一手明白如话、精炼象诗的漂亮文章，与他早年受到的桐城派影响是大有关系的。①
朱光潜先生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近五十年来，他在大学里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育行政工作(系主任和教务长)，但是他写了、译了几十种重要的著作。他不但用本国文字写书，而且用外国文字写书。早在他当学生的时候，他就写过《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符号逻辑》等书。在美学专著方面，他写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孟实文钞》(孟实是他的字)、《谈文学》、《西方美学史》等，翻译方面有柏拉图的《对话录》、莱辛的《拉奥孔》、爱克尔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等。他回想学生时代，在一篇文章中说：
“为什么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又写出那么多书呢？这就是因为我穷，不得不自力更生，争取稿费来吃饭过活。在这样‘骑两头马’的生活中我也吸取了一点有益的教训，就是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写就要读得更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的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会懂得较透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不过要补充一句，光写而不读也不行。”②
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他告诉我们他学美学的经过：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③，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就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就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就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讨论美学的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门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的人们如果忽略了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半个世纪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研究美学的人们如果忽略文学、艺术、心理学、哲学和历史，那就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解放后，他参加了几年之久的国内美学界的批判和讨论。他是批判的对象之一，他说：
“我是认真对待这次批判的，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从此开始挪动了我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当时是我的论敌而现在是我的好友的一位同志，看到我在答辩中表示决心要学马列主义，便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就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暗地里答复了他，‘我就学给你看看！’”④于是他又开始他的新的美学行程。五十岁上，他开始学俄文，很快就掌握了。他能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阅读原著，并且对马、恩经典著作中某些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都作了笔记，提出了校改意见。总结他的学习和研究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逼”字来。不但客观环境在逼他，而且对学术事业的主观责任心也在逼他。
一般说来，美学的研究首先离不开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这是因为美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是从德国开始的。其次，美学还必须结合本国美学史和文艺作品来研究，这是因为我们的一切学术都必有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我们知道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是跟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古国，如果我们的美学只能说明希腊的神话、雕刻、悲剧，而不能说明周诗、楚辞、汉画，那么这种美学岂不是破脚的么？第三，从美学史上看，著名的美学家同时都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比如狄德罗、莱辛、别林斯基等。随着文艺日益成为自觉的活动，最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又往往是文艺创作者本人，如诗歌方面的歌德、小说方面的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是因为美学研究离不开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经验。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朱先生，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具备了极为理想的条件。他是个西方美学史专家，这有他的专著《西方美学史》为证。他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这只要读读他的《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就可以知道。此外，他不但是个著名的文艺批评家，还是个诗人。尤其重要的是，三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这就给他的美学思想带来了最根本的转变。已往的美学家只从认识出发，满足于解释一些美学现象，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认识到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人发挥人所特有“本质力量”来改造自然，改造自己。人与自然互相改造，推动历史前进。已往的美学家不是片面唯心，就是片面唯物。他现在则认为心与物不可偏废，主体(人)与对象(物)互相推进。已往的近代美学家用形而上学机械论的看法，把有生命的人割裂为若干独立部分，如康德把人的功能分析为知、情、意三个部分。他现在则强调人的整体性，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如果从这种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各种功能辩证统一观点，来检查一下已往各派美学思想，就可以看出过去的许多争论本来是非常可笑的。
最近看到一个美国学者麦克杜哥(B.S.McDougall)写的一篇研究朱光潜的论文⑤。从搜集资料方面看，麦氏是严肃认真的。她不仅到朱光潜在英法读过书的三个大学访问过有关人物，查阅过学校档案，研究过朱早年的所有著作，还提到外国学者们对朱的研究：如意大利沙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教授的《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拉菲尔教授(D.D.Raphael)编选的《悲剧的两面谈》(The Paradox of Tragedy)里和福克玛(D.W.Fokkema)在《中国文艺理论和苏联的影响》里对朱的介绍。
沙氏认为朱的美学思想是移西方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采取了“折衷主义”，因而论点不免有互相矛盾之处。麦氏同意沙的看法。所不同者，沙氏评论的重点放在朱的《文艺心理学》上，麦氏则侧重于朱的《悲剧心理学》。沙以解放前为限，麦则谈到解放后的美学批判。两人的分歧点在于沙氏从意大利唯心哲学观点出发，指出朱所介绍的一些心理学派的学说不符合克罗齐的理论，不免走到折衷主义。麦氏则从较进步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朱是中间偏右，因此，在内忧外患交加的三十年代，他是“从倾斜的塔上眺望”⑥，不免经常流露“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想逃避到“象牙之塔”里找精神方面的安慰。朱的克罗齐主义是不彻底的，倒是浪漫时期西方诗歌和德国超验主义哲学和宣扬“距离”说的美学家们对他却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麦氏对《孟实文钞》的评语，也很公允。
“《孟实文钞》中的文章都有许多积极的特色，例如用西方的一些概念来为中国艺术的倾向作辩护，同时也有根据中国经验去批判西方概念的才能……他并不是一个死硬的守旧派，他对中国艺术的辩护只是他的愿望的一个侧面，这愿望就是要提倡西方文学中某些思潮，来替换流行的坚持现实主义和进化论的广泛思潮。他为中国传统戏剧和希腊戏剧作辩护，又为中国古典画艺和波斯的古典画艺作辩护，换句话说，与其说他是个守旧派，倒不如说他是个‘兼容并包’派(Univer－salist)。”
麦氏注意到朱在解放后参加过国内美学批判和讨论，可惜她限于材料，没有对于朱近年来在学术思想上的转变或发展，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五十年代在国内展开的一场美学批判讨论，其规模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六年起，五年之间，写文章参加讨论的约七十余人，共发表论文一百六十篇左右。
那一场批判讨论引起了广大中国读者对美学的兴趣，推进了美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一九六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美学专业，训练预备开美学课的教师，朱参加了该专业的教学工作，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行文科教材会议指定朱编写《西方美学史》。从那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了美学组或开了美学课。
在那一场批判讨论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美究竟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个主要问题不解决，则其他一系列问题就无从解决，例如美与美感的关系，美有无社会性或思想性，艺术性与思想性是否统一，抽象思维对形象思维有无影响，世界观能否决定创作方法，艺术创造是复写的还是集中化理想化的，创作和欣赏有什么分别和关系等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正面提出了和论证了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人们主观的社会思想意识与客观事物的属性、条件的辩证统一。一九五八年，他在他的《美学批判论文集》的后记中说：“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统一和文艺为一种意识形态两个基本原则，推论出美是意识形态性的，是客观与主观统一的结果。根据这个基本论点，我一方面批判了自己过去孤立主观因素而抹煞客观因素的错误，一方面也对其他参加美学讨论者的‘美是物的客观属性，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那场批判讨论对于新美学的建立很有用处。
我不打算在这里专谈他的美学思想，下面我想通过他的几个生活细节来描画一下他的性格特征。
一九七一年我从河南干校到北京看病，抽空到北大去看他。那时正是“四人帮”在台上张牙舞爪的时候，全国学校陷于瘫痪状态，学生教师，无所事事。他的住房被分去一部分，连解手都得上公厕。他的图书还没有启封。他的家人告诉我，他替自己规定了一个工作时间表。每天上午八时到系办公室去工作半天，风雨无阻。他那时已经七十二岁了，精神不好，我劝他保重身体，他则摇摇头说，不工作，日子更难过。随后他又轻轻地，好象怕人听见似的，告诉我说，被查抄去的黑格尔《美学》的最后两部译稿一直没有找到，恐怕是给弄丢了。他准备重译一遍。我听了以后，简直想叫起来，人们的宝贵劳动是可以这样糟蹋的么？我望望他的脸色，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心平气和、若无其事。于是我想起我从前读过的《萨克莱传》。当萨克莱知道他的一部小说原稿，被他的女佣人当作废纸，拿去生火以后，他什么也没说，坐到桌子面前，拿起笔，重新再写。对于中国读书界，黑格尔的《美学》要比萨克莱的小说重要得多。黑格尔的哲学美学著作是十分艰深难译的，而精通德文的翻译家在我们这里又寥寥可数，因此，人们认定他是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最理想的人物。我还听见一个朋友说过，周恩来总理生前就极力支持他译这部美学名著，并且一再表示，只有他才能胜任愉快。总算万幸，译稿失而复得，已经整理就绪，不久就会与中国读者见面。但即使真丢了，从那一天他说话时的表情看，我相信他会一个字一个字重新译出来的。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北京大学红楼的课室里，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是胡适。他有一个新主意，想打破院、系之间的森严壁垒。他在文学院里开设了一门“科学概论”的课程，让科学家们轮流去讲地质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他还提倡这个系的教授到另一个系去开课。另外北大当时还有一个开门办学的好风气。它的课堂的门始终是向外校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开放的。外语系教授朱光潜在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诗论》，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儿。我虽然不是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但和许多好奇的人一样，去旁听了。朱从来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是他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作的那些新鲜、精辟的见解，一下子就抓住我们，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他当时在课堂上发的讲义，后来经过整理修改，便成为他的专著《诗论》。
朱自己就是个诗人，写一手极有功力的旧体诗。这种创作经验对于一个美学家是非常必要的。有一个时候，他住在地安门旁边。他经常在家里举行诗歌朗诵会。当时著名诗人朱自清、俞平伯、卞之琳、林徽因、何其芳等都是座上客。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新作带去朗诵，有时评论报刊上的新作品，畅所欲言。那样的朗诵会在今天也还是需要的。
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前后，我们三五个北大同学(其中之一是现任驻西班牙大使马牧鸣同志)忽然心血来潮，想办一个英文文学杂志。我们给这个杂志取了个怪名儿，叫《北平花》(Pekinalia)。可是我们都是穷学生，要筹措出版经费，只得募捐，而募捐的首要对象就是教授们。我们找到了朱先生。出乎意料，他不但捐了二十块钱(我们当时每月的伙食费是六元)，还答应给一篇谈悲剧的英文稿。但是我们在胡适博士那里却碰了一个硬钉子。他说我们完全是胡闹，不但不捐钱，不写稿，并且还反对我们向教授募捐。今天，平心而论，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那时，我们实在接受不了。把他们的态度两两对比之后，非常明显，一个是热情支持，一个简直是劈头浇冷水。《北平花》出了三期之后，便短命而终。但是我从那以后跟他屡次接触中，却深深体会到他待人接物的热诚认真，这个特点在我们以后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显得越来越突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北京城。八月十二日是最后一班客车从北京开往天津的日子，过了那一天，就不能再走了，就只好呆在北京做亡国奴了。我们就是同一天乘同一班车离开北京的。同车的还有北大教授沈从文、梁宗岱、杨振声等。大家都化装成商人、小贩模样，装得谁也不认识谁。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天气奇热，每个车厢里都挤满了人，透不过气来。每个车厢门口都有一个持枪的日本兵守门，严禁旅客自由出入。列车走一两段就得停下，为迎面开来的接连不断的军车让路。时间还不到正午，车上的白水已经卖到两角钱一杯。平常从北京到天津不过三小时，那一天我们却走了十四个小时。八月十三日上午四点钟，我们终于到了天津站。为了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日军从站里到站外，布置了两排兵士，彼此面对面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让我们每一个旅客从刺刀尖组成的长巷中走出车站。最叫人毛骨惊然的，你走着走着，就会看见在你前面或后面，时时有人被日本警察拖了出去。出了车站还要过一关，即进入租界的一关。因为在中国地面，日军可以随时把你抓走。进入租界，那就比较安全了。教授们来到法租界路口，看见一个法国巡捕在那里站岗。他们派出法文系教授梁宗岱去办交涉。梁去了，那位巡捕不睬，无功而返。因为朱也会讲法文，第二次派了朱去。一上来，法国巡捕照样不睬。但就在那时他注意到有些人却进去了。经他仔细观察研究，他发现了秘密。于是他回来报告教授们说，用法文不行，要用“世界语”，那就是说要用钞票。后来他们果然依靠“世界语”，进了租界。
杨宪益和戴乃迭同志合译的屈原的《离骚》出版之前，想找人校阅一下，我觉得朱先生合适，跟他一商量，他欣然同意。他校得非常仔细，提了许多宝贵意见。《离骚》的前言是请郭沫若同志写的。初稿中过分强调了屈原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的一面。第一个表示怀疑的就是朱先生。后来这个意见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总理亲自出面请郭老作了修改。解放以来，有些根本不相识的人从各地把稿子寄来请朱先生看，他总是认真对待，决不敷衍了事。有时为了一点疑问，亲自上图书馆去查参考书；有时还要写长信。有人认为那是浪费精力和时间，他可不那么看。他说看稿也是学习，发现了佳作，更是莫大的愉快。如果说一个人真有什么崇高品质，我以为这就是。近几年来，我有时也接到一些青年寄来的稿件，每当我想偷懒时，我便想到他低着白发苍苍的头、伏案疾书的形象。
去年程千帆同志把女词人沈祖的遗著《涉江诗词稿》两卷送给他。他读后题了两首诗和一个跋。
诗曰：
易安而后见斯人⑦，骨秀神清自不群。身经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
独爱长篇题《早早》⑧，深衷浅语见童心。谁说旧瓶忌新酒，此论未公吾不凭。
跋曰：
千帆惠寄子夫人诗词遗著二卷，忙中急展读，不忍释手，因题题寄千帆致敬，时年八十有二，龙锺昏聩，不计工拙，情不自禁也。朱光潜于北京大学。
我把诗和跋详细抄在这里，因为它们很说明问题。跋中的“忙中急展读，不忍释手”，“情不自禁”等语充分说明他的热诚、认真和喜悦之情。他那两首深入浅出的绝句，对女词人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她的词从宋词入手，走的是婉约派的路，因有新意，所以其成就远在清代的女词人顾太清之上。这是行家的评语，极为扼要而中肯。
不久前，我跟他作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如果他年轻二十岁，他要作些什么？他不加思索地说，研究马列主义，把五十年代就已读过而没有读懂的，翻出来再啃，把那些已经有人译过而译得有错误或欠妥处，对照原文，提出校改意见。然后写一部较有系统、较有科学性的新美学。将来见了马克思，好有个交代。”“但是老天爷不会那么优待我，我得实际一些。我打算在今后两年中，把意大利人维柯的《新科学》译出来，为后来者搭桥垫路。维柯比黑格尔还要难译。”⑨
一九七五年，我知道他修订完了他的《西方美学史》，我写了一首诗送他：
曾在红楼听说诗，楚骚商籁见真知。
锦江水碧长卿赋，夏口云生崔颢词。
述美谁堪称国手？著书公合是宗师。
穷经共道须眉白，赢得寰中尽口碑。
这首小诗也概括了四十多年来我对他的认识。三、四两句指他在抗战期间，先后在武大、川大任教、著书的事。他回信说：
“荒芜来诗称美学史，戏占二首奉答。
述美区区岂草玄，贻讥投阁却非冤。
世人尚有侯芭在，过誉毋乃夔怜？
老去依然忙里过，难得浮生半日闲。
常忆闭门陈正字⑩，不拈枯笔闯诗关。”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所以他的诗里流露着一股抑郁悲凉的情绪。他把他自己比作投阁的扬雄，而把我比作关心扬雄的侯芭，象《庄子》所说：“夔(一足之虫)怜(百足之虫)、怜蛇(无足之虫)。”
严格说来，朱先生和我的关系，既不是师生关系(因为我只是他班上的一个旁听生)，又不是朋友关系(因为我的年辈都比他低)；但实际上却是亦师亦友或半师半友的关系。第一个把进化论和西方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严复，曾经用一句古诗“平生风谊兼师友”来说明他对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景仰。我也取其意，稍加变动，用“师友之间”来作为本文的题目，借以表示我对朱先生的敬意。
衷心祝愿他象马寅初先生那样，活到一百岁、活过一百岁，为新中国的新美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生于1899年，从六岁到十五岁，在家中受传统教育。教师就是他的父亲。十六岁入桐城中学。
②见《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载《书林》1979：2。
③指香港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院、斯塔斯堡大学。
④同④。
⑤文章题目为《从倾斜的塔上眺望——朱光潜论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见一九七六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院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
⑥引用英国名作家沃尔夫(Vir－ginia Woolf)所作的一个比喻。沃尔夫说，英国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都住在塔上。他们眺望到的景象在第一次大战后起了大变化。塔本身不久就不安全了，倾斜到危险的程度。塔中人起初感到不舒服，接着自怜，后来又对那个社会感到忿恨。他们中的大多数倾斜到左面去了，认识到他们立足于不正义和暴政之上。麦氏认为中国三十年代作家处于类似的情况。她举郭沫若、茅盾作为左的作家的例证，并认为朱倾向于古老的传统，象当时英国的切斯特顿、福斯特、赫胥黎一样。
⑦李易安即李清照，宋代最有名的女诗人。
⑧《早早》为《涉江诗词稿》中的一首长诗的题目，又是沈的外孙女的名儿。
⑨维柯(Giovanni BattistaVico，1688—1744)，见《西方美学史》上卷324—348页。
⑩指闭门觅句的宋代诗人陈师道。这里引用元遗山嘲笑陈的诗句：“寄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让我先用一支秃笔，淡色的水彩、简单的线条，为朱光潜先生，中国当代第一流的美学家，画一张写意的素描吧。他今年八十三岁了，满头白发。他的个儿不大。要是他走在大街上，从他那一副外形和那一身粗布制服看，你会觉得他更象一位早已退休的普通工人或小学教员。如果你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你就会发现他毕竟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常常拿来形容一位饱学之士的一句话“一脸书卷气”，也就是说，他的文化修养形成了如此雍容温厚的风度与气派，使人一望即知他是一位学者。而在这一切之上，特别引人注意的，则是他那一对炯炯有光的眼睛，清澈似水，流露着亲切和理解力；有时沉入深思，有时闪烁着明智和幽默的光辉。他说话带着安徽桐城口音。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桐城是清代中晚期一个著名文学流派的发源地。那一派的学者特别强调文章的义理和法度，严格要求遣词用字和议论叙事的逻辑性。朱光潜先生写的一手明白如话、精炼象诗的漂亮文章，与他早年受到的桐城派影响是大有关系的。①
朱光潜先生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近五十年来，他在大学里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育行政工作(系主任和教务长)，但是他写了、译了几十种重要的著作。他不但用本国文字写书，而且用外国文字写书。早在他当学生的时候，他就写过《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符号逻辑》等书。在美学专著方面，他写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孟实文钞》(孟实是他的字)、《谈文学》、《西方美学史》等，翻译方面有柏拉图的《对话录》、莱辛的《拉奥孔》、爱克尔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等。他回想学生时代，在一篇文章中说：
“为什么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又写出那么多书呢？这就是因为我穷，不得不自力更生，争取稿费来吃饭过活。在这样‘骑两头马’的生活中我也吸取了一点有益的教训，就是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写就要读得更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的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会懂得较透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不过要补充一句，光写而不读也不行。”②
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他告诉我们他学美学的经过：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③，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就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就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就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讨论美学的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门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的人们如果忽略了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半个世纪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研究美学的人们如果忽略文学、艺术、心理学、哲学和历史，那就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解放后，他参加了几年之久的国内美学界的批判和讨论。他是批判的对象之一，他说：
“我是认真对待这次批判的，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从此开始挪动了我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当时是我的论敌而现在是我的好友的一位同志，看到我在答辩中表示决心要学马列主义，便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就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暗地里答复了他，‘我就学给你看看！’”④于是他又开始他的新的美学行程。五十岁上，他开始学俄文，很快就掌握了。他能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阅读原著，并且对马、恩经典著作中某些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都作了笔记，提出了校改意见。总结他的学习和研究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逼”字来。不但客观环境在逼他，而且对学术事业的主观责任心也在逼他。
一般说来，美学的研究首先离不开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这是因为美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是从德国开始的。其次，美学还必须结合本国美学史和文艺作品来研究，这是因为我们的一切学术都必有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我们知道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是跟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古国，如果我们的美学只能说明希腊的神话、雕刻、悲剧，而不能说明周诗、楚辞、汉画，那么这种美学岂不是破脚的么？第三，从美学史上看，著名的美学家同时都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比如狄德罗、莱辛、别林斯基等。随着文艺日益成为自觉的活动，最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又往往是文艺创作者本人，如诗歌方面的歌德、小说方面的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是因为美学研究离不开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经验。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朱先生，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具备了极为理想的条件。他是个西方美学史专家，这有他的专著《西方美学史》为证。他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这只要读读他的《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就可以知道。此外，他不但是个著名的文艺批评家，还是个诗人。尤其重要的是，三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这就给他的美学思想带来了最根本的转变。已往的美学家只从认识出发，满足于解释一些美学现象，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认识到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人发挥人所特有“本质力量”来改造自然，改造自己。人与自然互相改造，推动历史前进。已往的美学家不是片面唯心，就是片面唯物。他现在则认为心与物不可偏废，主体(人)与对象(物)互相推进。已往的近代美学家用形而上学机械论的看法，把有生命的人割裂为若干独立部分，如康德把人的功能分析为知、情、意三个部分。他现在则强调人的整体性，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如果从这种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各种功能辩证统一观点，来检查一下已往各派美学思想，就可以看出过去的许多争论本来是非常可笑的。
最近看到一个美国学者麦克杜哥(B.S.McDougall)写的一篇研究朱光潜的论文⑤。从搜集资料方面看，麦氏是严肃认真的。她不仅到朱光潜在英法读过书的三个大学访问过有关人物，查阅过学校档案，研究过朱早年的所有著作，还提到外国学者们对朱的研究：如意大利沙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教授的《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拉菲尔教授(D.D.Raphael)编选的《悲剧的两面谈》(The Paradox of Tragedy)里和福克玛(D.W.Fokkema)在《中国文艺理论和苏联的影响》里对朱的介绍。
沙氏认为朱的美学思想是移西方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采取了“折衷主义”，因而论点不免有互相矛盾之处。麦氏同意沙的看法。所不同者，沙氏评论的重点放在朱的《文艺心理学》上，麦氏则侧重于朱的《悲剧心理学》。沙以解放前为限，麦则谈到解放后的美学批判。两人的分歧点在于沙氏从意大利唯心哲学观点出发，指出朱所介绍的一些心理学派的学说不符合克罗齐的理论，不免走到折衷主义。麦氏则从较进步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朱是中间偏右，因此，在内忧外患交加的三十年代，他是“从倾斜的塔上眺望”⑥，不免经常流露“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想逃避到“象牙之塔”里找精神方面的安慰。朱的克罗齐主义是不彻底的，倒是浪漫时期西方诗歌和德国超验主义哲学和宣扬“距离”说的美学家们对他却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麦氏对《孟实文钞》的评语，也很公允。
“《孟实文钞》中的文章都有许多积极的特色，例如用西方的一些概念来为中国艺术的倾向作辩护，同时也有根据中国经验去批判西方概念的才能……他并不是一个死硬的守旧派，他对中国艺术的辩护只是他的愿望的一个侧面，这愿望就是要提倡西方文学中某些思潮，来替换流行的坚持现实主义和进化论的广泛思潮。他为中国传统戏剧和希腊戏剧作辩护，又为中国古典画艺和波斯的古典画艺作辩护，换句话说，与其说他是个守旧派，倒不如说他是个‘兼容并包’派(Univer－salist)。”
麦氏注意到朱在解放后参加过国内美学批判和讨论，可惜她限于材料，没有对于朱近年来在学术思想上的转变或发展，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五十年代在国内展开的一场美学批判讨论，其规模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六年起，五年之间，写文章参加讨论的约七十余人，共发表论文一百六十篇左右。
那一场批判讨论引起了广大中国读者对美学的兴趣，推进了美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一九六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美学专业，训练预备开美学课的教师，朱参加了该专业的教学工作，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行文科教材会议指定朱编写《西方美学史》。从那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了美学组或开了美学课。
在那一场批判讨论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美究竟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个主要问题不解决，则其他一系列问题就无从解决，例如美与美感的关系，美有无社会性或思想性，艺术性与思想性是否统一，抽象思维对形象思维有无影响，世界观能否决定创作方法，艺术创造是复写的还是集中化理想化的，创作和欣赏有什么分别和关系等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正面提出了和论证了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人们主观的社会思想意识与客观事物的属性、条件的辩证统一。一九五八年，他在他的《美学批判论文集》的后记中说：“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统一和文艺为一种意识形态两个基本原则，推论出美是意识形态性的，是客观与主观统一的结果。根据这个基本论点，我一方面批判了自己过去孤立主观因素而抹煞客观因素的错误，一方面也对其他参加美学讨论者的‘美是物的客观属性，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那场批判讨论对于新美学的建立很有用处。
我不打算在这里专谈他的美学思想，下面我想通过他的几个生活细节来描画一下他的性格特征。
一九七一年我从河南干校到北京看病，抽空到北大去看他。那时正是“四人帮”在台上张牙舞爪的时候，全国学校陷于瘫痪状态，学生教师，无所事事。他的住房被分去一部分，连解手都得上公厕。他的图书还没有启封。他的家人告诉我，他替自己规定了一个工作时间表。每天上午八时到系办公室去工作半天，风雨无阻。他那时已经七十二岁了，精神不好，我劝他保重身体，他则摇摇头说，不工作，日子更难过。随后他又轻轻地，好象怕人听见似的，告诉我说，被查抄去的黑格尔《美学》的最后两部译稿一直没有找到，恐怕是给弄丢了。他准备重译一遍。我听了以后，简直想叫起来，人们的宝贵劳动是可以这样糟蹋的么？我望望他的脸色，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心平气和、若无其事。于是我想起我从前读过的《萨克莱传》。当萨克莱知道他的一部小说原稿，被他的女佣人当作废纸，拿去生火以后，他什么也没说，坐到桌子面前，拿起笔，重新再写。对于中国读书界，黑格尔的《美学》要比萨克莱的小说重要得多。黑格尔的哲学美学著作是十分艰深难译的，而精通德文的翻译家在我们这里又寥寥可数，因此，人们认定他是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最理想的人物。我还听见一个朋友说过，周恩来总理生前就极力支持他译这部美学名著，并且一再表示，只有他才能胜任愉快。总算万幸，译稿失而复得，已经整理就绪，不久就会与中国读者见面。但即使真丢了，从那一天他说话时的表情看，我相信他会一个字一个字重新译出来的。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北京大学红楼的课室里，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是胡适。他有一个新主意，想打破院、系之间的森严壁垒。他在文学院里开设了一门“科学概论”的课程，让科学家们轮流去讲地质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他还提倡这个系的教授到另一个系去开课。另外北大当时还有一个开门办学的好风气。它的课堂的门始终是向外校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开放的。外语系教授朱光潜在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诗论》，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儿。我虽然不是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但和许多好奇的人一样，去旁听了。朱从来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是他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作的那些新鲜、精辟的见解，一下子就抓住我们，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他当时在课堂上发的讲义，后来经过整理修改，便成为他的专著《诗论》。
朱自己就是个诗人，写一手极有功力的旧体诗。这种创作经验对于一个美学家是非常必要的。有一个时候，他住在地安门旁边。他经常在家里举行诗歌朗诵会。当时著名诗人朱自清、俞平伯、卞之琳、林徽因、何其芳等都是座上客。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新作带去朗诵，有时评论报刊上的新作品，畅所欲言。那样的朗诵会在今天也还是需要的。
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前后，我们三五个北大同学(其中之一是现任驻西班牙大使马牧鸣同志)忽然心血来潮，想办一个英文文学杂志。我们给这个杂志取了个怪名儿，叫《北平花》(Pekinalia)。可是我们都是穷学生，要筹措出版经费，只得募捐，而募捐的首要对象就是教授们。我们找到了朱先生。出乎意料，他不但捐了二十块钱(我们当时每月的伙食费是六元)，还答应给一篇谈悲剧的英文稿。但是我们在胡适博士那里却碰了一个硬钉子。他说我们完全是胡闹，不但不捐钱，不写稿，并且还反对我们向教授募捐。今天，平心而论，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那时，我们实在接受不了。把他们的态度两两对比之后，非常明显，一个是热情支持，一个简直是劈头浇冷水。《北平花》出了三期之后，便短命而终。但是我从那以后跟他屡次接触中，却深深体会到他待人接物的热诚认真，这个特点在我们以后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显得越来越突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北京城。八月十二日是最后一班客车从北京开往天津的日子，过了那一天，就不能再走了，就只好呆在北京做亡国奴了。我们就是同一天乘同一班车离开北京的。同车的还有北大教授沈从文、梁宗岱、杨振声等。大家都化装成商人、小贩模样，装得谁也不认识谁。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天气奇热，每个车厢里都挤满了人，透不过气来。每个车厢门口都有一个持枪的日本兵守门，严禁旅客自由出入。列车走一两段就得停下，为迎面开来的接连不断的军车让路。时间还不到正午，车上的白水已经卖到两角钱一杯。平常从北京到天津不过三小时，那一天我们却走了十四个小时。八月十三日上午四点钟，我们终于到了天津站。为了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日军从站里到站外，布置了两排兵士，彼此面对面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让我们每一个旅客从刺刀尖组成的长巷中走出车站。最叫人毛骨惊然的，你走着走着，就会看见在你前面或后面，时时有人被日本警察拖了出去。出了车站还要过一关，即进入租界的一关。因为在中国地面，日军可以随时把你抓走。进入租界，那就比较安全了。教授们来到法租界路口，看见一个法国巡捕在那里站岗。他们派出法文系教授梁宗岱去办交涉。梁去了，那位巡捕不睬，无功而返。因为朱也会讲法文，第二次派了朱去。一上来，法国巡捕照样不睬。但就在那时他注意到有些人却进去了。经他仔细观察研究，他发现了秘密。于是他回来报告教授们说，用法文不行，要用“世界语”，那就是说要用钞票。后来他们果然依靠“世界语”，进了租界。
杨宪益和戴乃迭同志合译的屈原的《离骚》出版之前，想找人校阅一下，我觉得朱先生合适，跟他一商量，他欣然同意。他校得非常仔细，提了许多宝贵意见。《离骚》的前言是请郭沫若同志写的。初稿中过分强调了屈原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的一面。第一个表示怀疑的就是朱先生。后来这个意见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总理亲自出面请郭老作了修改。解放以来，有些根本不相识的人从各地把稿子寄来请朱先生看，他总是认真对待，决不敷衍了事。有时为了一点疑问，亲自上图书馆去查参考书；有时还要写长信。有人认为那是浪费精力和时间，他可不那么看。他说看稿也是学习，发现了佳作，更是莫大的愉快。如果说一个人真有什么崇高品质，我以为这就是。近几年来，我有时也接到一些青年寄来的稿件，每当我想偷懒时，我便想到他低着白发苍苍的头、伏案疾书的形象。
去年程千帆同志把女词人沈祖
诗曰：
易安而后见斯人⑦，骨秀神清自不群。身经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
独爱长篇题《早早》⑧，深衷浅语见童心。谁说旧瓶忌新酒，此论未公吾不凭。
跋曰：
千帆惠寄子
我把诗和跋详细抄在这里，因为它们很说明问题。跋中的“忙中急展读，不忍释手”，“情不自禁”等语充分说明他的热诚、认真和喜悦之情。他那两首深入浅出的绝句，对女词人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她的词从宋词入手，走的是婉约派的路，因有新意，所以其成就远在清代的女词人顾太清之上。这是行家的评语，极为扼要而中肯。
不久前，我跟他作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如果他年轻二十岁，他要作些什么？他不加思索地说，研究马列主义，把五十年代就已读过而没有读懂的，翻出来再啃，把那些已经有人译过而译得有错误或欠妥处，对照原文，提出校改意见。然后写一部较有系统、较有科学性的新美学。将来见了马克思，好有个交代。”“但是老天爷不会那么优待我，我得实际一些。我打算在今后两年中，把意大利人维柯的《新科学》译出来，为后来者搭桥垫路。维柯比黑格尔还要难译。”⑨
一九七五年，我知道他修订完了他的《西方美学史》，我写了一首诗送他：
曾在红楼听说诗，楚骚商籁见真知。
锦江水碧长卿赋，夏口云生崔颢词。
述美谁堪称国手？著书公合是宗师。
穷经共道须眉白，赢得寰中尽口碑。
这首小诗也概括了四十多年来我对他的认识。三、四两句指他在抗战期间，先后在武大、川大任教、著书的事。他回信说：
“荒芜来诗称美学史，戏占二首奉答。
述美区区岂草玄，贻讥投阁却非冤。
世人尚有侯芭在，过誉毋乃夔怜
老去依然忙里过，难得浮生半日闲。
常忆闭门陈正字⑩，不拈枯笔闯诗关。”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所以他的诗里流露着一股抑郁悲凉的情绪。他把他自己比作投阁的扬雄，而把我比作关心扬雄的侯芭，象《庄子》所说：“夔(一足之虫)怜
严格说来，朱先生和我的关系，既不是师生关系(因为我只是他班上的一个旁听生)，又不是朋友关系(因为我的年辈都比他低)；但实际上却是亦师亦友或半师半友的关系。第一个把进化论和西方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严复，曾经用一句古诗“平生风谊兼师友”来说明他对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景仰。我也取其意，稍加变动，用“师友之间”来作为本文的题目，借以表示我对朱先生的敬意。
衷心祝愿他象马寅初先生那样，活到一百岁、活过一百岁，为新中国的新美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生于1899年，从六岁到十五岁，在家中受传统教育。教师就是他的父亲。十六岁入桐城中学。
②见《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载《书林》1979：2。
③指香港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院、斯塔斯堡大学。
④同④。
⑤文章题目为《从倾斜的塔上眺望——朱光潜论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见一九七六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院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
⑥引用英国名作家沃尔夫(Vir－ginia Woolf)所作的一个比喻。沃尔夫说，英国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都住在塔上。他们眺望到的景象在第一次大战后起了大变化。塔本身不久就不安全了，倾斜到危险的程度。塔中人起初感到不舒服，接着自怜，后来又对那个社会感到忿恨。他们中的大多数倾斜到左面去了，认识到他们立足于不正义和暴政之上。麦氏认为中国三十年代作家处于类似的情况。她举郭沫若、茅盾作为左的作家的例证，并认为朱倾向于古老的传统，象当时英国的切斯特顿、福斯特、赫胥黎一样。
⑦李易安即李清照，宋代最有名的女诗人。
⑧《早早》为《涉江诗词稿》中的一首长诗的题目，又是沈的外孙女的名儿。
⑨维柯(Giovanni BattistaVico，1688—1744)，见《西方美学史》上卷324—348页。
⑩指闭门觅句的宋代诗人陈师道。这里引用元遗山嘲笑陈的诗句：“寄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