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魏文帝曹丕逼迫其胞弟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常能引人的同情。由于曹子建当时情急智生吟出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千古名句，打动了曹丕手足之情，终于使才高八斗的大诗人免于杀身之祸。从此以后，这首诗就成为告诫人们切莫兄弟相残的箴言。
　　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不少人暗自吟咏过的。它很确切地描绘了当时广大受迫害而又不明真相的同志所暗怀的天真心情。今天，当我们缅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想到他竟然被自己的阶级兄弟判断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首脑，从而被林彪、四人帮趁机迫害致死的时候，我们又一次不期而然地联想起这首诗所咏叹的那种兄弟相残式的沉痛情愫。不过，这里有一个质的不同，那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打着超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利用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论断，不仅害死了一些领导人，而且挑动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干部斗干部的兄弟相残局面，把这首封建时代的诗所形容的个人悲剧，扩大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全党、全民族的悲剧的地步。现在，制造这种需要全民同声恸哭的悲剧的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虽已被人民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是否已经彻底肃清？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否已经完全汲取？
　　笔者认为，从知识分子问题的角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尚为不足，许多糊涂认识犹待澄清。
　　十年浩劫时期，受这种煎熬之苦最早、最久、最惨的，要算知识分子了。这千百万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业务知识分子，即在各行各业从事业务与生产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管理知识分子，即在各行各业从事行政领导与组织管理工作的干部。前者的含义比较容易理解，后者的含义也许不大为人所熟悉。这是因为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有多重身分的缘故，而且，在一个封建意识残余还相当浓厚的社会里，他们的其他身分更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们自己也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按照科学的观点和现代国家的要求来看，他们既然身居管理工作的岗位，理应属于管理专家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多人虽然出身于工农，但几十年来在工作中锻炼，已经学会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与学问。尽管由于不是他们的过错，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四化上来，但是，在那十七年中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果一直有一个稳定的路线、稳定的局面，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无疑还会有重大的进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管理知识分子，而不象他们常常自谦地所说的是“大老粗”。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恐怕也不能由真正的大老粗来管理。这部分知识分子，当他们也受到业务知识分子所受的同样残酷的迫害之后，象俗话所说，即使不死，也掉了三层皮的情况下，就痛感到有理无处讲，在真理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苦楚。这正好说明，他们一旦丧失其他身分之后，那种以知识为唯一力量的知识分子特征，就不可压抑地显示与突出起来了。我们之所以把各级行政领导干部首先看作管理知识分子，把他们划归知识分子一类，无非是要更加科学地来认识与要求他们的现代职能，即职业化的管理专家，而非终身制和变相世袭的官吏，从而认识林彪、四人帮迫害这部分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真正严重性质。
　　实践已经完全证明，当这两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主张四个现代化的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在林彪、四人帮挑动群众斗群众、干部斗干部的阴谋下备受煎熬之际，也就是中国大地上反对知识、崇尚愚昧达到极点的时候，是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政治、道德等等遭受违反客观规律的惩罚而陷于混乱和崩溃边缘的年月。一个社会大规模地疯狂迫害知识分子与这个社会随即陷于混乱、临近崩溃这前后两种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不仅仅是在迫害知识分子，而是一般地在反对知识、反对科学、反对真理、反对客观规律了，它怎能不因其愚蠢而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呢？马克思指出：“社会的一般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柏林，1974年，第594页)这就是说，知识不仅仅影响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映和反作用，而且还通过对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生产力)的控制与改造而影响基础与整个社会。所以，反对知识(也必然反对知识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的结果会给社会带来倒退乃至奇灾大祸，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脑力劳动的作用日益增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本质变化的现时代。
　　有意思的是，这种血淋淋的沉痛教训，在二千多年前封建专制一建立就已赫然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也是那么怵目惊心。这就是以焚书坑儒和二世而斩著名的有秦一代的历史教训。
　　秦自孝公变法图强以来，经过一百四十年的奋斗，大一统的准备不可谓不久，到始皇并灭六国，武功声威盛极一时，在施政方面，其革故鼎新的胆略更是无与伦比。但是，为什么秦传到二世就灭亡了呢？历来史家指出过不少原因，但很少有从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上述教训或法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秦二世而斩的原因，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说，主要是大业初创，缺乏一套完善的统治专制官僚大帝国的经验，特别是缺乏一套周密而又富于弹性的意识形态统治手段。秦始皇不仅没有象汉武以后各朝那样深刻领会儒学的妙用，崇尚儒术，改造与重用儒生，帮他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反而把民间所藏儒学《诗》、《书》付之一炬，并且废私学，以吏为师，对于偶语《诗》、《书》的，甚至处以极刑。结果，不仅立时扼杀了一个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使秦的统治形象显得特别生硬苛暴，而且把专制官僚政治的未来精神支柱儒学活生生加以扼杀，完全暴露出秦在思想统治术方面的鼠目寸光。他居然想在偌大一个专制帝国和以人治为基本政治规律的官僚政治社会里，用民主社会才能真正发达的法治来取代人治，他还否定儒家伦理政治的奥妙功能，抛弃礼治对于人治、法治的补强作用，妄想一步登入“法治王国”，岂非盲目冒进，陷入超越阶段的偏激境地？用现代术语来说，秦政和李斯、赵高之流是推行了一条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极“左”路线。
　　不仅如此，他们推行政策方针的手段也是“左”得可怕。对于本是同根所生的孔孟之徒视若仇寇，竟然下毒手采取极顶残酷的镇压措施。在当时人口稀少、知识分子尤其缺乏的古代，他一次坑儒四百六十个，无异于在今天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活埋数万名高级知识分子，或相当于消灭至少十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种残暴镇压知识的恶果是难以估计的。
　　二千多年的实践证明，最适合于地主封建制的思想体系，不是法家、墨家、道家、释家，而恰恰是儒家学说(当然，儒家对它们也有所吸收而丰富了自己)。赖有儒学，秦以后的王朝确实逐渐创造了一个比秦制周密灵活得多的维护大一统专制局面的精神统治体系。再加上官僚政治体制本身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国以小农经济与宗法家族为依托的封建臣民，确实比欧洲专制官僚政治下的臣民要顺服得多，而秦以后一般全国性封建政权的国祚也因此超过了秦朝。这一切事实雄辩地说明，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质上是执行一条自毁干城的极“左”路线。
　　教训还不止于此。由于秦始皇推行残暴愚蠢的愚民政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一言堂”大兴，一切思想、一切知识必须由此一言堂出来才算正确，哪怕是片言只字也要奉为神圣典则。这样赵高的“指鹿为马”也就成为自然的必然。但是，一个堂堂大国的朝廷之上，指鹿为马而竟然无人出来纠正，在众目睽睽之下，黑白如此颠倒，人们却只能口是而腹非。无知竟在知识的宝座上狂舞，真理却在谬误的淫威下战栗。秦朝再高的盖世功勋，也经不住伟大的愚蠢把它当作儿戏来摧毁！
　　在知识的作用以爆炸的速度日益增长的现时代，让我们认真研究历史教训，展望今后趋势，更好地认识知识分子问题的伟大战略意义，这是四个现代化向我们提出来的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