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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时期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和演说家，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经历了父亲的抛弃、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以及所谓的“休息疗法”，这一切使她刻骨铭心，终于将自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写进了《黄色糊墙纸》(1892)。作品以细腻犀利的文笔描写了一位隐匿姓名的中产阶级妇女因被作为医生的丈夫认为有病而被迫接受“休息疗法”，并停止一切写作活动，最后走向疯狂的心理过程。自小说问世以来，文学界和评论界对其评价主要集中在批判现代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进步要求，或者干脆把它解读为“哥特”式小说，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其实，这部作品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吉尔曼对于传统家庭式小说的突破。
一反传统的场景设计
在传统小说中，弗里曼、斯托和朱厄特三位作家都刻画过两性冲突，但其故事的场景往往都是设计在主人公的家中，或是她熟悉的地方，而在这篇小说中，场景却被设计在一个“远离家庭的家庭”中，由于主人公的健康情况，她被送到了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它十分僻静,远在大路后边，离开村庄足有三英里路远。这使我想起在书本上读过的一些英国住宅,有篱笆、围墙、锁着的铁门和许多给园丁佣人住的分散的小房子。”她的丈夫约翰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她得到“休息疗法”的治疗，场景设置的重点就是要突出她的无法适应性。“因为这座大厦许久没有租出过,而这次租金又格外便宜”，刚搬进大厦时,妻子感觉到这些地方有点怪，这种对大厦的遐想其实正是她精神崩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它就象征着隔离与限制。正是由于无法适应，她不能继续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我无法和他（她的孩子）呆在一起，这使我更加焦虑”，这样的场景可谓是她走向精神崩溃的监狱。
二反传统的结局探索
在以前的家庭式小说中，作者关心的都是主人公命运的最终结局,虽然女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仍苦于社会角色和社会准则的限制，最终结局又都没有明确地阐述，只是揭示了女性觉醒后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比如在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中，故事以几位女孩的结婚作为结局，而婚后生活并没有提及；在费恩的《鲁斯的大厅》中，主人公的幸福婚姻也以她丈夫的突然逝世而草草收尾；在肖邦的《觉醒》中，主人公埃德娜在小说结尾的自杀式游泳其实只是掩饰了作者所面临的困境。而吉尔曼的小说主题远远超过了去描写女性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的生活，她重在表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微妙关系，重在述说女性的灾难、女性的挣扎、女性的愤怒、女性的牺牲。相对以往倾心描述女人无奈的死,她则注重刻画其艰难的生。在治疗期间，丈夫表示了疼爱与关心，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因为他所关注的只是妻子疾病的治愈而并非妻子本身，还因为他本身是医生的缘故，他自负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医好妻子。“如果你真有任何危险，我可以把你带走，可事实上，亲爱的，你已经好多了，无论你是否知道。我是医生，我知道的。”婚姻一词在小说中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丈夫和妻子的结合，它将丈夫与医生，医生与妻子，妻子与病人，病人与丈夫的关系交织在一张矛盾与期许的大网之中。作为妻子，她起初的确想把自己对于墙纸的困惑与不安讲给丈夫听，而丈夫的回答永远都是“这些都是虚假的幻觉”。也许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他始终是很实际的，实际到忽略了妻子的心理想法，在这种异化了的婚姻关系中，二人完全生活在格格不入的逻辑矛盾之中，而妻子的命运只是顺从：“他是一名医生，也许这也是我不能快点好起来的原因吧。”丈夫从来都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妻子，一个有思想有追求，并需要自我生存空间的女性却要分分秒秒被监视，被控制成一个玩偶，此时也许死是疯女人命运结局的唯一模式。
但是，吉尔曼在《黄色糊墙纸》中就要写出一个发疯女人生存的艰难。生，也是一条路，是一条比死更难的求生之路。“这是怎么回事？他喊起来，天哪，你在干什么？我还是爬着，但是我回过头去望了望他。我到底还是出来了，尽管有你和简（丈夫的妹妹）。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扯掉了，所以你再也没法把我赶回去了。难道一个男子真的会昏过去吗？可是，他确实昏过去了,而且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的道上。所以我每次都得从他身上爬过去”。吉尔曼笔下的主人公发疯了,但即使是疯了,她也要从被她的疯狂吓昏了的丈夫的身上无数次地爬过去,因为她要生存。吉尔曼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她自己就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而她选择的就是生存。经历了一个与艺术家的失败婚烟后，她感觉很痛苦，她也同样失去了思想的自由，一切都被丈夫左右着。不久，她就得了神经衰弱，这时,她找到了米歇尔医生，并真心地准备接受“休息疗法”。所谓的“休息”就是完全限制了她作为一个自由人的生存，后来，吉尔曼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坏，以至于她毅然与丈夫离婚。也毅然抛弃了那位精神病专家的治疗，重新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投入新的生活。她热心于女权运动，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和演说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赋予了吉尔曼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所以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情况下，吉尔曼为自己也为她的主人公选择的都是倔强的生存之路。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之后她就写了《黄色糊墙纸》，并且给它增添了细节，进行了虚构。由此可见,吉尔曼的创作是受了生活的启迪。
三反传统女性互助的关系
从前的家庭小说都宣传了女性之间的深厚情谊与理解，她们往往承担着女主人公的救赎角色，在其成长道路上扮演着道德和宗教的支持。比如在朱厄特的笔下读到过乔安娜·托德小姐的同情，读到过艾比·马丁夫人的理解。与以往不同，吉尔曼在小说中并没有塑造这样的人物，主人公一直都是独立面对她的精神问题。文中也出现了一个女性人物：简（丈夫的妹妹），但她的角色被限定在监视与监管的活动中，参与到了父权力量的阴谋活动中，是父权力量的忠实支持者，她主要是为哥哥服务，为治疗而压迫主人公的形象。这样顺从的女性正是父权社会“理想的天使”，她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其实，简也都看到了墙纸和里面的图案:“有几次我发现约翰也在注视着墙纸，简也是一样。有一次我还发现她正在用手摸墙纸”。这象征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自己也都看到了妇女的悲惨境况，但由于被男权思想奴化许久，对自己的境遇也熟视无睹。所以简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小说中妇女的形象。她仿佛就像监狱里实施法规的狱官一样，她没有看到主人公的真正需要，只是一味地和父权制的力量合作，不断地向其靠近。
四反传统的叙事方法
小说解构了以往以男性叙事为中心，而是使用女性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赋予女性以充分话语权。在乔治桑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也有过对疯女人的描述，而她们二人的这种描述在文本中主要起的是陪衬作用和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她们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为主，展示其悲剧命运为辅。而吉尔曼将女性的沉默化为行动的语言，这种不顺从的声音———反传统的话语———是通过女主人公对于家庭、对于传统、对于逆来顺受的反抗而实现的。然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好端端的、健健康康的女人，活生生地被逼疯了，这个过程不是十分残酷吗？要揭示父权压迫,挖掘这个过程并将其展示出来，不是很有批判力的吗？显然,吉尔曼把笔墨聚焦在一个女人是如何被逼疯的这个过程上，看重的是疯女人形象本身所蕴涵的震撼力，这是典型的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由“他者”变成了解读者。这种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展开叙述的手段，将象征着男性权威的丈夫放到了叙事的边缘，是对传统男权话语的勇敢挑战。“我”可以尽情地倾诉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和体验，我想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被认为得了病。我不能对丈夫诉说心声，不能用纸笔言说自己，不能去亲戚家走动，不能在近在咫尺的花园里散步，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像糊墙纸中的女人，在象征着强大父权制的黄色糊墙纸中无言地爬行着，所以我最终一点点撕掉了这些墙纸，期望能帮助我获得自由。“她们穿了过去，于是这图案说把她们掐死并且朝下翻倒过来，使她们直翻白眼!”我们一起在父权制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下奋力挣扎，最后我和她齐心协力撕破墙纸，打烂栏杆。“尽管有你和简，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扯掉了，所以你再也没法把我赶回去了”。在小说中，“我”以日记的形式，充分言说自己的境遇、苦恼、挣扎和反抗。尽管是以疯人的形象，尽管是以破碎的语言，尽管是以恐怖的幻象，吉尔曼赋予了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以充分的话语权，以一种隐晦、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对受压制的广大妇女的深深的同情。
吉尔曼所创作的小说是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她能在审视以往家庭式小说创作传统的同时，着眼于创新与突破，融入自己新的创作手法以及思想，为传统的叙事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既是她个人创作能力所致，也是文学的时代精神使然。
参考文献
[1]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3]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黄色糊墙纸[C]//朱虹，选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一反传统的场景设计
在传统小说中，弗里曼、斯托和朱厄特三位作家都刻画过两性冲突，但其故事的场景往往都是设计在主人公的家中，或是她熟悉的地方，而在这篇小说中，场景却被设计在一个“远离家庭的家庭”中，由于主人公的健康情况，她被送到了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它十分僻静,远在大路后边，离开村庄足有三英里路远。这使我想起在书本上读过的一些英国住宅,有篱笆、围墙、锁着的铁门和许多给园丁佣人住的分散的小房子。”她的丈夫约翰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她得到“休息疗法”的治疗，场景设置的重点就是要突出她的无法适应性。“因为这座大厦许久没有租出过,而这次租金又格外便宜”，刚搬进大厦时,妻子感觉到这些地方有点怪，这种对大厦的遐想其实正是她精神崩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它就象征着隔离与限制。正是由于无法适应，她不能继续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我无法和他（她的孩子）呆在一起，这使我更加焦虑”，这样的场景可谓是她走向精神崩溃的监狱。
二反传统的结局探索
在以前的家庭式小说中，作者关心的都是主人公命运的最终结局,虽然女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仍苦于社会角色和社会准则的限制，最终结局又都没有明确地阐述，只是揭示了女性觉醒后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比如在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中，故事以几位女孩的结婚作为结局，而婚后生活并没有提及；在费恩的《鲁斯的大厅》中，主人公的幸福婚姻也以她丈夫的突然逝世而草草收尾；在肖邦的《觉醒》中，主人公埃德娜在小说结尾的自杀式游泳其实只是掩饰了作者所面临的困境。而吉尔曼的小说主题远远超过了去描写女性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的生活，她重在表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微妙关系，重在述说女性的灾难、女性的挣扎、女性的愤怒、女性的牺牲。相对以往倾心描述女人无奈的死,她则注重刻画其艰难的生。在治疗期间，丈夫表示了疼爱与关心，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因为他所关注的只是妻子疾病的治愈而并非妻子本身，还因为他本身是医生的缘故，他自负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医好妻子。“如果你真有任何危险，我可以把你带走，可事实上，亲爱的，你已经好多了，无论你是否知道。我是医生，我知道的。”婚姻一词在小说中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丈夫和妻子的结合，它将丈夫与医生，医生与妻子，妻子与病人，病人与丈夫的关系交织在一张矛盾与期许的大网之中。作为妻子，她起初的确想把自己对于墙纸的困惑与不安讲给丈夫听，而丈夫的回答永远都是“这些都是虚假的幻觉”。也许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他始终是很实际的，实际到忽略了妻子的心理想法，在这种异化了的婚姻关系中，二人完全生活在格格不入的逻辑矛盾之中，而妻子的命运只是顺从：“他是一名医生，也许这也是我不能快点好起来的原因吧。”丈夫从来都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妻子，一个有思想有追求，并需要自我生存空间的女性却要分分秒秒被监视，被控制成一个玩偶，此时也许死是疯女人命运结局的唯一模式。
但是，吉尔曼在《黄色糊墙纸》中就要写出一个发疯女人生存的艰难。生，也是一条路，是一条比死更难的求生之路。“这是怎么回事？他喊起来，天哪，你在干什么？我还是爬着，但是我回过头去望了望他。我到底还是出来了，尽管有你和简（丈夫的妹妹）。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扯掉了，所以你再也没法把我赶回去了。难道一个男子真的会昏过去吗？可是，他确实昏过去了,而且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的道上。所以我每次都得从他身上爬过去”。吉尔曼笔下的主人公发疯了,但即使是疯了,她也要从被她的疯狂吓昏了的丈夫的身上无数次地爬过去,因为她要生存。吉尔曼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她自己就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而她选择的就是生存。经历了一个与艺术家的失败婚烟后，她感觉很痛苦，她也同样失去了思想的自由，一切都被丈夫左右着。不久，她就得了神经衰弱，这时,她找到了米歇尔医生，并真心地准备接受“休息疗法”。所谓的“休息”就是完全限制了她作为一个自由人的生存，后来，吉尔曼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坏，以至于她毅然与丈夫离婚。也毅然抛弃了那位精神病专家的治疗，重新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投入新的生活。她热心于女权运动，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和演说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赋予了吉尔曼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所以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情况下，吉尔曼为自己也为她的主人公选择的都是倔强的生存之路。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之后她就写了《黄色糊墙纸》，并且给它增添了细节，进行了虚构。由此可见,吉尔曼的创作是受了生活的启迪。
三反传统女性互助的关系
从前的家庭小说都宣传了女性之间的深厚情谊与理解，她们往往承担着女主人公的救赎角色，在其成长道路上扮演着道德和宗教的支持。比如在朱厄特的笔下读到过乔安娜·托德小姐的同情，读到过艾比·马丁夫人的理解。与以往不同，吉尔曼在小说中并没有塑造这样的人物，主人公一直都是独立面对她的精神问题。文中也出现了一个女性人物：简（丈夫的妹妹），但她的角色被限定在监视与监管的活动中，参与到了父权力量的阴谋活动中，是父权力量的忠实支持者，她主要是为哥哥服务，为治疗而压迫主人公的形象。这样顺从的女性正是父权社会“理想的天使”，她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其实，简也都看到了墙纸和里面的图案:“有几次我发现约翰也在注视着墙纸，简也是一样。有一次我还发现她正在用手摸墙纸”。这象征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自己也都看到了妇女的悲惨境况，但由于被男权思想奴化许久，对自己的境遇也熟视无睹。所以简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小说中妇女的形象。她仿佛就像监狱里实施法规的狱官一样，她没有看到主人公的真正需要，只是一味地和父权制的力量合作，不断地向其靠近。
四反传统的叙事方法
小说解构了以往以男性叙事为中心，而是使用女性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赋予女性以充分话语权。在乔治桑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也有过对疯女人的描述，而她们二人的这种描述在文本中主要起的是陪衬作用和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她们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为主，展示其悲剧命运为辅。而吉尔曼将女性的沉默化为行动的语言，这种不顺从的声音———反传统的话语———是通过女主人公对于家庭、对于传统、对于逆来顺受的反抗而实现的。然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好端端的、健健康康的女人，活生生地被逼疯了，这个过程不是十分残酷吗？要揭示父权压迫,挖掘这个过程并将其展示出来，不是很有批判力的吗？显然,吉尔曼把笔墨聚焦在一个女人是如何被逼疯的这个过程上，看重的是疯女人形象本身所蕴涵的震撼力，这是典型的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由“他者”变成了解读者。这种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展开叙述的手段，将象征着男性权威的丈夫放到了叙事的边缘，是对传统男权话语的勇敢挑战。“我”可以尽情地倾诉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和体验，我想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被认为得了病。我不能对丈夫诉说心声，不能用纸笔言说自己，不能去亲戚家走动，不能在近在咫尺的花园里散步，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像糊墙纸中的女人，在象征着强大父权制的黄色糊墙纸中无言地爬行着，所以我最终一点点撕掉了这些墙纸，期望能帮助我获得自由。“她们穿了过去，于是这图案说把她们掐死并且朝下翻倒过来，使她们直翻白眼!”我们一起在父权制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下奋力挣扎，最后我和她齐心协力撕破墙纸，打烂栏杆。“尽管有你和简，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扯掉了，所以你再也没法把我赶回去了”。在小说中，“我”以日记的形式，充分言说自己的境遇、苦恼、挣扎和反抗。尽管是以疯人的形象，尽管是以破碎的语言，尽管是以恐怖的幻象，吉尔曼赋予了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以充分的话语权，以一种隐晦、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对受压制的广大妇女的深深的同情。
吉尔曼所创作的小说是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她能在审视以往家庭式小说创作传统的同时，着眼于创新与突破，融入自己新的创作手法以及思想，为传统的叙事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既是她个人创作能力所致，也是文学的时代精神使然。
参考文献
[1]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3]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黄色糊墙纸[C]//朱虹，选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