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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修昔底德陷阱”绝不是国际关系上的铁律，它的发生需要特定的国家意志和国际环境共同作用，一味地认定中美战争的不可避免是对历史事件不加分析地套用。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和”基因以及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和”品格使得中国具有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要想彻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必须在“立体式”的外交关系中，塑造和平、可亲、文明的国家形象，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用国际舆论和文化传播来提高中国对外交往的软实力，切实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必然性;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8-0031-05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此消彼长。一些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认为中美之间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而发生战争，这样危言耸听的论调更加深了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猜忌及抵触。例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汉姆·艾里森（GRAHAM ALISON）认为，就像古希腊文明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在军事和经济上不断崛起的中国，必然要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发生一场“争霸之战”，并警告美国的当权者，面对出现的“安全困境”，必須全方位地对中国进行遏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直面西方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1]，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和美国类比为雅典和斯巴达，中国并无心进行“帝国主义式”的崛起扩张而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体系，而是希望作为“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维护和促进国际秩序和体系的良性发展。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非真理性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欢迎宴会时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20。一方面，习近平否定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理性;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因素，即对战略意图作出错误判断。
（一）“修昔底德陷阱”是对修昔底德历史思维的曲解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得名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传世名作《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中，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次战争作了“亲历式”的记录，并认为，导致这次“伟大战争”的真正的原因是雅典的日益强大对“寡头统治”的斯巴达造成难以平息的恐惧，以致在面临权威挑战和权利让渡的过程中，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其实，“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不是出自修昔底德本人，而是出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他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警示美国要注意和苏联的冷战对抗。随着中国的实力显著增强，美国的不安全感增加，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又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强国必霸必战”的文本依据，不断强调中国在崛起之路上与美国发生战争冲突的必然性，如美国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
其次，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得出“国强必霸必战”的结论。修昔底德在书中全面分析了为何崇尚自由、民主的雅典会选择对外进行狂热专制和充满欲望地扩张。他认为这与该民族“大胆和缺少自制的性格特点”[3]是分不开的，而将这种个人不受理性控制的欲望宣泄转化为民族集体的帝国主义扩张更是由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在推波助澜。可见“国强”与“必霸必战”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统一关系，必须要从新兴国家的民族性格，国内政治体制以及其在整个国际交往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在国际交往中的战略互动等相关因素来具体分析。而无论是西方学者将一战和二战的起因归咎于德国日本崛起，还是对美苏争霸的战略警示，抑或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都是将“修昔底德陷阱”片面、直接地与“国强必霸必战”画等号。
（二）“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历史事件进行粗线条的类比
首先，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进行权力转移，这是一个相互试探和磋商的过程，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就像史学家DONALD KAGAN所说：“人们在困难的环境下作出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大战的爆发，而这些环境与决策都并非不可避免”[4]。就伯罗奔尼撒战争来看，斯巴达对雅典的崛起和扩张在一定阶段上是纵容的，甚至在雅典开始侵犯斯巴达的同盟国时，斯巴达的反应一开始是迟缓的。后来由于雅典和科西拉的战略结盟给斯巴达释放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挑战信号，同时雅典出于对斯巴达在海洋军事力量的恐惧而下达的“麦加拉禁令”及对麦加拉宣战，最终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可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从权力持平到走向战争，还需要一系列国家意志和环境因素进行权衡。虽然历史上新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有15起，发生战争的有11起，但都发生在民族主义相对集中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②，“修昔底德陷阱”无法解释20世纪之交英国将拉美地区的主导权和平让渡给美国的现象，也无法解释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和平崛起。
其次，中国不是雅典，将当今中国看成雅典是一种战略误判。习近平在访美谈话中提到了战略判断是“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关键因素，千万不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2]20，美国不是斯巴达，中国也绝不是雅典的翻版。雅典民族具有缺少自制的性格特点，民主政治运作体系成本高昂，这些都是促使战争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中国除了在国家实力不断上升上与雅典有些许相似外，基本上不存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因素。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中国所处的地缘优势和巨大的人口与新兴产业发展优势使得中国崛起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中国当前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还远达不到雅典和斯巴达的实力比重。如果美国一味地将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而进行严厉压制，就有可能刺激中国为了保持发展趋势和实力地位而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也会使美国及其盟国卷入极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丢掉巨大的中国市场。因此，这种不具体分析就加以套用的混淆视听是实实在在的曲解和战略误判。 二、中国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5]，特别是经历了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动荡岁月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期待并致力于发展。同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6]。当今的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勢错综复杂，早已不是类比历史事件就能被分析和套用的。因此，不论是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意志来看，还是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来看，中国都具有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必然性。
（一）国家意志：中国没有“强国必霸”的基因
首先，中华文化崇尚“和平”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周易》中就重点突出了“天下和平”的哲学价值观，它以“天下”为研究视角，强调要在阴阳对立、差异冲突中寻求和谐统一。《周易·咸彖》中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平”一词由此而来。作为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也以“仁和”“爱”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和”是天地万物之母，人类社会就是感受了天地之中的“和之气”才得以孕育，因此儒家文化强调要用“敬和”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孔子主张要崇尚“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孟子主张要推行德政，反对国家间的霸权主义、恃强凌弱，强调要用德政来巩固民心和政权。中国人民对“和平”满怀着敬畏，不断发展着“仁”与“和”的价值观，而这种“和”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内化并成为指导我们处理各种关系时所坚持的行为指南。
其次，中华民族蕴含“和平”的基因。“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7]，与西方文明好斗、张扬的性格不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谦逊、包容的性格特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作为历史上曾经最强大的国家，自古就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着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与接触，但几乎没有留下对外侵略和殖民的历史。不管是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还是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王朝时期，中国都是以友好和平的姿态与周邦和世界进行交往，如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朝贡体系、起源于汉代的和亲政策、从汉代起联系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及明成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历史上中国有能力对外扩张，也有实力对外侵略，可依然按照“以和为贵”的礼仪教化选择了睦邻友好的怀柔政策。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给每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生动且真实的启示。在遭受了战火纷飞的战争摧残和列强长期的侵略欺凌后，中华民族仍然没有选择“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而是更加珍视和平，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这不得不说是中华民族从爱好和平的基因血脉中形成的自觉选择。
最后，中国共产党富有“和平”的品格。一个国家是否会走上霸权之路，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密不可分。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党发展诉求也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改善民生，最终实现人民全面自由的发展。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为了争夺霸权和维护某一阶级的统治而发动战争是荒谬的犯罪行为，工人阶级应该反对战争，虽然暴力武装是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奴役取得革命胜利的必然方式，但取得胜利后我们要坚决反对战争、维护国际交往的和平关系。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党在带领广大人民武装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并成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后，顺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在夹缝中求生存，一心一意搞建设，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停奋斗。
（二）环境因素：“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世界的发展大潮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发展大潮。第一，当今世界必须以和平促发展。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开始全面复苏，经济形势回弹，国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进入了深度转型阶段，国际市场的占有和新市场的开拓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虽然还不断爆发局部战争，但经济升温需要和平，世界发展需要和平，战争的惨痛代价也使全世界人民渴求和平。而对中国来说，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8]。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提高13亿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9]。因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需要和平，要实现我们民族富强的“中国梦”还需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第二，当今世界必须以发展求和平。“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0]，经济建设是我们争得和平的必由之路。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经贸已呈现“唇亡齿寒”的高度依存状态，中美之间良性发展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牢固的“压舱石”。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发展就不会有持久稳定的和平环境，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摩擦、冲突，都与发展问题息息相关。作为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践行者，中国越是发展，中美、中欧、中俄等大国之间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才会真正树立，“修昔底德陷阱”才会失去舆论市场。
其次，“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合作与共赢”的世界发展大潮。“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11]。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合作与共赢的发展浪潮既是我们抨击“修昔底德陷阱”的武器，也是我们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一方面，就合作来说，随着资本、信息、人力、商品的深度流动，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环境、安全等各方面都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无论哪个国家想更好地立足于世界、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相互损耗，都必须借助国际力量，寻求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在面对金融危机、气候问题、网络安全、恐怖威胁等全球问题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都必须抱有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和精神。另一方面，就共赢来说，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度提高，双边、多边合作加深，只有实现共同的发展，超越“‘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思维”[12]，才有可能保证世界持久的和平，各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反观“修昔底德陷阱”，它的簇拥者只看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性和对立性，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互利性和共生性，这样的理论只会与世界发展大潮背道而驰，终将被不断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抛弃。 三、中国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思考
面对西方学者人为制造安全危机而热捧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积极与欧美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良性互动，构建利益共生、命运共同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同时，要提高国际交往的软实力，增强我们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前绝不退让，并通过加強民间交流，把中国的“和”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人缘相亲”。
（一）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此消彼长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必须从自我建设出发，开展广泛、深入的“立体式”外交，在良好的国家形象支撑下，与各国一起携手打造“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以及“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13]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美国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虽然在零和思维逻辑的影响下，中美关系遭遇了诸多挑战，美方政要的“对华政策”依然以“全方位打压”为主基调，但出于对“发展权”与“合作共赢”的渴求，我们必须从“敢于应战”到“善于应战”，以互利共赢的双边模式将中美关系拉入到求同存异的“命运共同体”中，积极通过对话和会谈管控危机，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和发展策略的了解，提高信任度，防止战略误判。对俄罗斯而言，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后疫情时代，中俄之间要紧紧把握科技创新合作机遇，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的良好势头，全面落实各项共识，推动在疫情防护、信息技术、金融合作、国防安全等领域收获更多成果，“实现更紧密的利益融合，让两国人民共享中俄合作成果”[14]。对欧盟国家而言，目前中欧仍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2019年以来欧盟的对华政策更为复杂矛盾并向更加强调“防范和竞争”的方向变化。对此，我们必须在分歧中谋求合作，在限制中创造对话，在竞争中寻找平衡，夯实中欧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主基调，扩大中欧高层交往深度和频度，针对欧盟对华发展和政策的疑虑澄清事实、阐释立场、表明态度，保持中欧关系的行稳致远。
其次，与周边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深入的合作关系。对于周边国家来讲，中国必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开展更加紧密的互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将周边国家联系得更加紧密。作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搞“零和博弈”，讲究共赢，在某些特殊的项目上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强调“中国说到的话、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15]。例如，在全球共同抗疫中，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无私援助，从共享防控方案到捐赠医疗物资再到无偿提供疫苗，中国在这场人类灾难中展现出了大国风度，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后疫情时代，对于我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必须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机遇、共担风险、共同繁荣和发展，彰显出大国风范。
（二）增强国际舆论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些国家和地区，妄图触碰我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并不时抬出花样百出的敌对舆论，污蔑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路线、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破坏中国的大国形象。对此，我们要在国际舆论和文化传播方面提高中国对外交往的软实力。
首先，我们要掌握国际话语权，明确我国核心利益的红线。一方面，在国际话语权方面，我国目前仍以防御性的“申明”或“反驳”为主，但处在世界的中心位置，我们更应该在经济“硬实力”的支撑下，运用正面回应的外交辞令，“以攻为守”，否则更容易增加其他国家的猜疑和不安，造成国家之间战略误判。比如，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应该直接了当地指出西方这种舆论的荒谬性;对于西方国家由于价值观的偏差、对国家利益的不安感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利益的掠夺所造成的局部混乱现象，要勇于直接谴责。另一方面，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主权领土等原则性问题时，要明确地进行维护，绝不退让半步，“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6]。这样，就明确了我国核心利益的红线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而外国在理解并尊重我国核心利益方面达成共识，才有可能降低战略误判，才有可能增强战略互信，推进经济安全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军事冲突和对抗的风险。
其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流、文化交往。“中国最为其他传统所不及者乃在于中国并非城邦，亦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伟大文明”[17]，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并不是空口而出的虚言，而是在现实的、完整的礼教制度下，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伦理价值观中。中国没有极端的、排外的民族主义，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而形成的一个有中心和层次，却没有边界的结构，因此中国的“和文化”有普遍的有效性。我们在这种文化中吸取养分，拓展世界文明对中国价值的集体认同，广泛培养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鼓励中国人民、青年学生、专业人才等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明，也同时将中华文化“和”与“合”的传统理念广泛传播。“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③，我们要坚持用文化搭桥，夯实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友好与和平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也唯有如此，大国之间告别“修昔底德陷阱”才有可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要我们紧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潮，以文化交流、人民相亲为基础，以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牢牢掌握外交话语权，就一定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合作、对话、协商的互动政策，就一定能在正确判断对方战略意图的前提下，彻底击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舆论伪命题。 注释：
①“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即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
③“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孔子所言，出自《论语·学而篇》，意思是：“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应该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参考文献：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习近平：“修昔底德陷阱”与“醒来的狮子”[D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11-02）.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08/c40531-29327175.html
[2] 习近平.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
[3] 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4] 李艷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里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J].史学史研究，2015（3）.
[5]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6]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4-08.
[7]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
[8]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3-01-30.
[9]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4.
[11]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N]光明日报，2014-11-10.
[12] 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N].人民日报，2012-07-08.
[13]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3-30.
[14] 习近平.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6-07.
[15]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4-08-23.
[16]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3-01-30.
[17] 丁凡.历史写作与问题意识——对修昔底德《考古学》的考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作者简介：蔡洁（1985—），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必然性;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8-0031-05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此消彼长。一些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认为中美之间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而发生战争，这样危言耸听的论调更加深了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猜忌及抵触。例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汉姆·艾里森（GRAHAM ALISON）认为，就像古希腊文明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在军事和经济上不断崛起的中国，必然要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发生一场“争霸之战”，并警告美国的当权者，面对出现的“安全困境”，必須全方位地对中国进行遏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直面西方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1]，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和美国类比为雅典和斯巴达，中国并无心进行“帝国主义式”的崛起扩张而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体系，而是希望作为“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维护和促进国际秩序和体系的良性发展。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非真理性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欢迎宴会时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20。一方面，习近平否定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理性;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因素，即对战略意图作出错误判断。
（一）“修昔底德陷阱”是对修昔底德历史思维的曲解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得名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传世名作《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中，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次战争作了“亲历式”的记录，并认为，导致这次“伟大战争”的真正的原因是雅典的日益强大对“寡头统治”的斯巴达造成难以平息的恐惧，以致在面临权威挑战和权利让渡的过程中，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其实，“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不是出自修昔底德本人，而是出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他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警示美国要注意和苏联的冷战对抗。随着中国的实力显著增强，美国的不安全感增加，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又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强国必霸必战”的文本依据，不断强调中国在崛起之路上与美国发生战争冲突的必然性，如美国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
其次，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得出“国强必霸必战”的结论。修昔底德在书中全面分析了为何崇尚自由、民主的雅典会选择对外进行狂热专制和充满欲望地扩张。他认为这与该民族“大胆和缺少自制的性格特点”[3]是分不开的，而将这种个人不受理性控制的欲望宣泄转化为民族集体的帝国主义扩张更是由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在推波助澜。可见“国强”与“必霸必战”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统一关系，必须要从新兴国家的民族性格，国内政治体制以及其在整个国际交往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在国际交往中的战略互动等相关因素来具体分析。而无论是西方学者将一战和二战的起因归咎于德国日本崛起，还是对美苏争霸的战略警示，抑或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都是将“修昔底德陷阱”片面、直接地与“国强必霸必战”画等号。
（二）“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历史事件进行粗线条的类比
首先，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进行权力转移，这是一个相互试探和磋商的过程，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就像史学家DONALD KAGAN所说：“人们在困难的环境下作出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大战的爆发，而这些环境与决策都并非不可避免”[4]。就伯罗奔尼撒战争来看，斯巴达对雅典的崛起和扩张在一定阶段上是纵容的，甚至在雅典开始侵犯斯巴达的同盟国时，斯巴达的反应一开始是迟缓的。后来由于雅典和科西拉的战略结盟给斯巴达释放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挑战信号，同时雅典出于对斯巴达在海洋军事力量的恐惧而下达的“麦加拉禁令”及对麦加拉宣战，最终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可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从权力持平到走向战争，还需要一系列国家意志和环境因素进行权衡。虽然历史上新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有15起，发生战争的有11起，但都发生在民族主义相对集中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②，“修昔底德陷阱”无法解释20世纪之交英国将拉美地区的主导权和平让渡给美国的现象，也无法解释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和平崛起。
其次，中国不是雅典，将当今中国看成雅典是一种战略误判。习近平在访美谈话中提到了战略判断是“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关键因素，千万不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2]20，美国不是斯巴达，中国也绝不是雅典的翻版。雅典民族具有缺少自制的性格特点，民主政治运作体系成本高昂，这些都是促使战争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中国除了在国家实力不断上升上与雅典有些许相似外，基本上不存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因素。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中国所处的地缘优势和巨大的人口与新兴产业发展优势使得中国崛起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中国当前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还远达不到雅典和斯巴达的实力比重。如果美国一味地将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而进行严厉压制，就有可能刺激中国为了保持发展趋势和实力地位而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也会使美国及其盟国卷入极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丢掉巨大的中国市场。因此，这种不具体分析就加以套用的混淆视听是实实在在的曲解和战略误判。 二、中国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5]，特别是经历了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动荡岁月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期待并致力于发展。同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6]。当今的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勢错综复杂，早已不是类比历史事件就能被分析和套用的。因此，不论是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意志来看，还是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来看，中国都具有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必然性。
（一）国家意志：中国没有“强国必霸”的基因
首先，中华文化崇尚“和平”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周易》中就重点突出了“天下和平”的哲学价值观，它以“天下”为研究视角，强调要在阴阳对立、差异冲突中寻求和谐统一。《周易·咸彖》中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平”一词由此而来。作为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也以“仁和”“爱”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和”是天地万物之母，人类社会就是感受了天地之中的“和之气”才得以孕育，因此儒家文化强调要用“敬和”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孔子主张要崇尚“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孟子主张要推行德政，反对国家间的霸权主义、恃强凌弱，强调要用德政来巩固民心和政权。中国人民对“和平”满怀着敬畏，不断发展着“仁”与“和”的价值观，而这种“和”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内化并成为指导我们处理各种关系时所坚持的行为指南。
其次，中华民族蕴含“和平”的基因。“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7]，与西方文明好斗、张扬的性格不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谦逊、包容的性格特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作为历史上曾经最强大的国家，自古就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着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与接触，但几乎没有留下对外侵略和殖民的历史。不管是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还是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王朝时期，中国都是以友好和平的姿态与周邦和世界进行交往，如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朝贡体系、起源于汉代的和亲政策、从汉代起联系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及明成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历史上中国有能力对外扩张，也有实力对外侵略，可依然按照“以和为贵”的礼仪教化选择了睦邻友好的怀柔政策。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给每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生动且真实的启示。在遭受了战火纷飞的战争摧残和列强长期的侵略欺凌后，中华民族仍然没有选择“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而是更加珍视和平，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这不得不说是中华民族从爱好和平的基因血脉中形成的自觉选择。
最后，中国共产党富有“和平”的品格。一个国家是否会走上霸权之路，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密不可分。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党发展诉求也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改善民生，最终实现人民全面自由的发展。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为了争夺霸权和维护某一阶级的统治而发动战争是荒谬的犯罪行为，工人阶级应该反对战争，虽然暴力武装是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奴役取得革命胜利的必然方式，但取得胜利后我们要坚决反对战争、维护国际交往的和平关系。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党在带领广大人民武装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并成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后，顺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在夹缝中求生存，一心一意搞建设，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停奋斗。
（二）环境因素：“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世界的发展大潮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发展大潮。第一，当今世界必须以和平促发展。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开始全面复苏，经济形势回弹，国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进入了深度转型阶段，国际市场的占有和新市场的开拓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虽然还不断爆发局部战争，但经济升温需要和平，世界发展需要和平，战争的惨痛代价也使全世界人民渴求和平。而对中国来说，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8]。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提高13亿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9]。因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需要和平，要实现我们民族富强的“中国梦”还需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第二，当今世界必须以发展求和平。“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0]，经济建设是我们争得和平的必由之路。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经贸已呈现“唇亡齿寒”的高度依存状态，中美之间良性发展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牢固的“压舱石”。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发展就不会有持久稳定的和平环境，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摩擦、冲突，都与发展问题息息相关。作为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践行者，中国越是发展，中美、中欧、中俄等大国之间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才会真正树立，“修昔底德陷阱”才会失去舆论市场。
其次，“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合作与共赢”的世界发展大潮。“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11]。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合作与共赢的发展浪潮既是我们抨击“修昔底德陷阱”的武器，也是我们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一方面，就合作来说，随着资本、信息、人力、商品的深度流动，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环境、安全等各方面都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无论哪个国家想更好地立足于世界、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相互损耗，都必须借助国际力量，寻求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在面对金融危机、气候问题、网络安全、恐怖威胁等全球问题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都必须抱有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和精神。另一方面，就共赢来说，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度提高，双边、多边合作加深，只有实现共同的发展，超越“‘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思维”[12]，才有可能保证世界持久的和平，各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反观“修昔底德陷阱”，它的簇拥者只看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性和对立性，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互利性和共生性，这样的理论只会与世界发展大潮背道而驰，终将被不断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抛弃。 三、中国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思考
面对西方学者人为制造安全危机而热捧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积极与欧美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良性互动，构建利益共生、命运共同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同时，要提高国际交往的软实力，增强我们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前绝不退让，并通过加強民间交流，把中国的“和”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人缘相亲”。
（一）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此消彼长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必须从自我建设出发，开展广泛、深入的“立体式”外交，在良好的国家形象支撑下，与各国一起携手打造“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以及“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13]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美国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虽然在零和思维逻辑的影响下，中美关系遭遇了诸多挑战，美方政要的“对华政策”依然以“全方位打压”为主基调，但出于对“发展权”与“合作共赢”的渴求，我们必须从“敢于应战”到“善于应战”，以互利共赢的双边模式将中美关系拉入到求同存异的“命运共同体”中，积极通过对话和会谈管控危机，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和发展策略的了解，提高信任度，防止战略误判。对俄罗斯而言，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后疫情时代，中俄之间要紧紧把握科技创新合作机遇，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的良好势头，全面落实各项共识，推动在疫情防护、信息技术、金融合作、国防安全等领域收获更多成果，“实现更紧密的利益融合，让两国人民共享中俄合作成果”[14]。对欧盟国家而言，目前中欧仍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2019年以来欧盟的对华政策更为复杂矛盾并向更加强调“防范和竞争”的方向变化。对此，我们必须在分歧中谋求合作，在限制中创造对话，在竞争中寻找平衡，夯实中欧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主基调，扩大中欧高层交往深度和频度，针对欧盟对华发展和政策的疑虑澄清事实、阐释立场、表明态度，保持中欧关系的行稳致远。
其次，与周边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深入的合作关系。对于周边国家来讲，中国必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开展更加紧密的互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将周边国家联系得更加紧密。作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搞“零和博弈”，讲究共赢，在某些特殊的项目上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强调“中国说到的话、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15]。例如，在全球共同抗疫中，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无私援助，从共享防控方案到捐赠医疗物资再到无偿提供疫苗，中国在这场人类灾难中展现出了大国风度，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后疫情时代，对于我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必须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机遇、共担风险、共同繁荣和发展，彰显出大国风范。
（二）增强国际舆论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些国家和地区，妄图触碰我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并不时抬出花样百出的敌对舆论，污蔑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路线、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破坏中国的大国形象。对此，我们要在国际舆论和文化传播方面提高中国对外交往的软实力。
首先，我们要掌握国际话语权，明确我国核心利益的红线。一方面，在国际话语权方面，我国目前仍以防御性的“申明”或“反驳”为主，但处在世界的中心位置，我们更应该在经济“硬实力”的支撑下，运用正面回应的外交辞令，“以攻为守”，否则更容易增加其他国家的猜疑和不安，造成国家之间战略误判。比如，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应该直接了当地指出西方这种舆论的荒谬性;对于西方国家由于价值观的偏差、对国家利益的不安感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利益的掠夺所造成的局部混乱现象，要勇于直接谴责。另一方面，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主权领土等原则性问题时，要明确地进行维护，绝不退让半步，“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6]。这样，就明确了我国核心利益的红线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而外国在理解并尊重我国核心利益方面达成共识，才有可能降低战略误判，才有可能增强战略互信，推进经济安全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军事冲突和对抗的风险。
其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流、文化交往。“中国最为其他传统所不及者乃在于中国并非城邦，亦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伟大文明”[17]，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并不是空口而出的虚言，而是在现实的、完整的礼教制度下，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伦理价值观中。中国没有极端的、排外的民族主义，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而形成的一个有中心和层次，却没有边界的结构，因此中国的“和文化”有普遍的有效性。我们在这种文化中吸取养分，拓展世界文明对中国价值的集体认同，广泛培养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鼓励中国人民、青年学生、专业人才等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明，也同时将中华文化“和”与“合”的传统理念广泛传播。“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③，我们要坚持用文化搭桥，夯实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友好与和平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也唯有如此，大国之间告别“修昔底德陷阱”才有可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要我们紧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潮，以文化交流、人民相亲为基础，以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牢牢掌握外交话语权，就一定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合作、对话、协商的互动政策，就一定能在正确判断对方战略意图的前提下，彻底击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舆论伪命题。 注释：
①“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即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
③“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孔子所言，出自《论语·学而篇》，意思是：“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应该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参考文献：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习近平：“修昔底德陷阱”与“醒来的狮子”[D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11-02）.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08/c40531-29327175.html
[2] 习近平.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
[3] 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4] 李艷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里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J].史学史研究，2015（3）.
[5]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6]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4-08.
[7]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
[8]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3-01-30.
[9]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4.
[11]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N]光明日报，2014-11-10.
[12] 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N].人民日报，2012-07-08.
[13]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3-30.
[14] 习近平.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6-07.
[15]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4-08-23.
[16]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3-01-30.
[17] 丁凡.历史写作与问题意识——对修昔底德《考古学》的考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作者简介：蔡洁（1985—），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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