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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英国的《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的世界富豪进行统计，当时积贫积弱、讯息封闭的中国竟然有一人上榜，并且还排在榜单的第四位，他便是云南巨商王炽。在中国，因为他在传统金融业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力，也被贯以“钱王”的美誉。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王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曾因生计艰难，弃学习商；曾于两军对垒间，独入敌营，胆识过人；曾结帮贩卖，贸易全国；又创立票号，贷行天下；于乡梓国家急难之时，不吝钱财，一掷千金，被封为“一品商人”，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红顶商人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直到电视剧《钱王》问世之后，知名度才有所提升。其实，王炽的为商之谋，为人之道，足为后世嘉习。
“滇南王四”的马帮
王炽，字昌国，号兴斋，因排行第四，又称“王四”。王氏先祖原居江苏南京山阴县，后迁至云南。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十二日，王炽生于云南弥勒县十八寨(今虹溪镇)东门街。十四岁时，父亲病故，三位兄长也先后因病早故。家计窘困，空徒四壁，靠母亲织布售卖和缝缝补补为生。
母亲为求出人头地，还是希望王炽能够学些本领。在他七岁时，送至私塾读书。如此坚持数年，生活实在无以为继，方让他弃学习商。
1852年，王母变卖首饰凑得本银二十两，让他在本地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
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一些本钱。他寻思，云南交通不便，长途贩卖利润更高，于是招集人手，组建了一个自己的马帮。马帮规模不大，但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守信，不几年之间已经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在各乡里镇都有了一批稳固的客户群。
这时的王炽还有一个人仕的机会。1856年，建水回族首领马如龙等聚众响应大理杜文秀义起事，攻占开远后向弥勒进攻。
本地乡绅连辅廷倡办团练，赏识王炽机敏过人，练达多能，委其为东门街练目。王炽即以贸易所得之资招集乡勇，组织武装团练，以护桑梓。费用不足时，他还亲冒矢石，兼理贸易。后两军对垒，王炽集乡勇拼死抵抗，毫无惧色。后见寨小力危，难以相峙。王炽见势不支，于是牵牛担酒，亲赴敌军马云峰军营为其母祝寿。
马云峰赏佩其胆识，视为英雄，弭兵和议乃成，十八寨得以躲过兵灾。后来，地方官府以王炽历年功绩，保其为参游武职，又拟委其至广西任职，王炽皆辞而未受。
这段战事充分显示了王炽的勇猛与胆识。当时的马帮贸易不仅路途遥远，更兼途中山匪横行，没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是难以长期进行的。
经过短暂的中断，王炽又恢复了其经商生涯。经过战场冲杀的王炽声名更为远播，此后他的马帮行走各地，基本上畅通无阻。
1863年，他到达重庆。见这里商业繁盛，水陆繁华，远胜弥勒，适于设庄贸易，遂决意在此经商。他打出“滇南四王”旗号，率马帮商队贩卖于云南、四川之间。两年之后，资本渐厚，于是在重庆购置房屋，正式设立“天顺祥”字号，并于昆明、叙府增设分号。昆明的天顺祥发展不顺，但重庆商号则发展迅速，不数年而获巨资，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商号。
南帮票号之雄
云南之票号最早有山西帮之百川帮、宝丰隆，总号设在山西平遥县，云南的本地票号势力弱小。王炽因商铺的发展及商路的开拓，急需资金周转。同时，他也发现川、滇省内及跨省贸易日益频繁，票号大有可为。同治十一、十二年间，王炽在昆明三牌坊邱家巷开设“同庆丰”，并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承揽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
之所以以同庆丰为号名，传因王炽在昆明收庄曾经发誓永不来滇设庄，故此次在昆明设号，另以同庆丰三字为标牌，虽各有不同，实际收支同一。票号虽然开设，但是否能够实现由贸易到金融的转型却还是面临挑战。天顺祥虽然信誉不错，开局也还顺利，但要想与山西票号一决高下，却还实力悬殊。
经营票号者多以安全、信用为第一，但靠马帮贩运起家的王炽却有冒险家的天分和想象力。光绪初，曾任云南巡抚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急需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向重庆各商界洽借，无人响应。王炽细加思量，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在盐道张海槎与之商谈时，痛快地表示愿意借款。唐炯闻报尚有疑虑，急召王炽相问，他表示十天内将凑足送交唐府，王回后立即清点存款，又以办货为名，密向各号筹借，八天内凑足十万银两。
凑足了银两后，王炽并未直接将银送去，而是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浩浩荡荡，敲锣打鼓，绕城数圈达至官府，一时间轰动全城。这一绝世无双的广告策划使“天顺祥”名闻遐迩，几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王炽的身价由此更著，跻身于川滇一流富商之列。
既协助官府解了燃眉之急，自然受到官府器重。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始代办盐运汇兑这一大宗买卖，业务有了根本改观。他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于各地遍设店号。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如滇西大理、保山，滇南思茅、蒙自、个旧，滇东东川、昭通、曲靖先后设分庄或办事处，均可在沿途票号凭票取款，省外则京号在北京，申号在上海，江号在南京，常号在常州，汉号在汉口，粤号在广州，渝号在重庆，叙号在叙府，蓉号在成都，黔号在贵阳。
此外在香港，越南海防亦驻专人。同庆丰还在云南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光绪六年(1880年)，王炽接母噩耗，回籍奔丧，乃由李耀廷代理重庆号务。后来，王炽留滇主持，正式调李耀廷为渝号管事，坐镇重庆。李耀廷原是天顺祥的合作伙伴荣茂公的管事，老成干练，深为王炽所赏识，荣茂公倒闭后，王炽代李垫偿还债款，请李进号。在天顺祥内予李入股，李无资，王炽让他占人力红利股十股，后又不断增加。李耀廷不负所托，成为重庆天顺祥的支柱人物。自此，王炽自己坐镇昆明，以昆明滇号为总号，总理各埠事务，以重庆为分号，分理外埠事务。
王炽究竟身价几何?有人统计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万余两，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票号的“南邦之雄”。
“钱王”的商道
近代经商，最难处理的就是官商关系。经营要想大成，多离不开官府的支持。这里所说的官商关系，并非是指以商贿官，或者官商勾结，而是指政府与商界的业务与制度联系。山西票号得以隆兴，当然与民间贸易紧密相关， 但其主营业务中，各级官府官票汇兑也占了很大份额，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则与明清以来的纲盐制度密切相关。至于何家兴旺，何家发达，当然会有私相授受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公道与私利、公谊与私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大盐商享受盐纲垄断之利，自然也须为国报效捐资，以为后继。在封建体制之下经商，如果对这一点不能明了，要么被官府逼榨，要么被官府驱逐，要想获得垄断厚利，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炽显然对这个时代的商道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在票号的经营过程之中，他重德重义，以信为先，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勤俭持家。这使他赢得了民众及商界的尊敬，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所经营企业的可信度。
在近代的特殊年代，经商如为政，单纯的经营之道还不足以立世。王炽远超他人的地方在于敢于仗义疏财，以私财解地方国家之困，在问题纾解之后，再名正言顺，摘取收益。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军情紧急，而饷银不继。云南巡抚岑毓英饬昆明各汇号月借饷银六万两，无敢应者．王炽毅然独任，他说：“设粮饷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区区私财尚何有耶?”同庆丰各号前后垫借六十余万两。为便于行军所城，商定由同庆丰印发临时银票，票面金额，分为十两、五两、三两、二两或几钱不等，持此银票，即可向昆明、蒙自两地同庆丰号兑取现银。并派有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由于同庆丰信用卓著，见票即兑，军无欠饷之困。会办云南军务前湖南提督鲍超也曾向天顺祥挪借银十万两．战事结束后，岑毓英返滇，紧握王炽的手说：“微子力，吾事几不办。”还给他一个赐额，上题“急公好义”四个大字。
同庆丰并非无所收益，还军后垫借之款及利息都全部收回。岑、鲍二人还将王炽垫借军饷事奏闻朝廷，诰封王炽为候选道员。自此，同庆丰声名益著，且与地方官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优势无人能及。
同庆丰还参与地方矿务的招股事务。1887年，朝廷鉴于云南铜政毫无起色，派唐炯为矿务督办，专理滇铜．唐炯到云南后，即成立矿务局，设立招商矿务公司，并奏派王炽任公司总办，招股则由同庆丰各地分号协理。这件事如果圆满成功，同庆丰也将获得不错的利润。可惜的是，洋务企业，官督商办，商利多被侵夺，王炽垫银数十万两，未能收回投资。
王炽最让人称赞、也是最为惊险的成功之举是在1900年。这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由北京出奔西安，费用浩大，供给难继。王炽令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有求必应，务保两宫用度无虞。一方接济，一方赚钱。在战乱之时，北京的王公贵族纷纷携款外逃，而金银及重物不便携带，王炽下令北京天顺祥号照常营业，冒险代存王公卿相之巨金，并廉价购入货物。待八国联军退出北京，秩序恢复，天顺祥所存之货陆续售出，获利数倍。慈禧太后回京后，对王炽大为赏识，下旨召见，后因慈禧病重，未能召见，由朝廷赐予三代一品封典。
这些救危解困之举事后看来或者不以为然，但当时，没有哪一件不是冒着破产甚至生命的危险来进行的。有人说这是王炽交结官府，但从求利的角度看，风险未免太大。这其中，透露的不仅是王炽的胆识和谋略，还有他的公义爱国之心。
至于从纯粹公益的角度，王炽的义举也是不胜枚举。1881年，他在家乡虹溪倡办东门私塾，集资购置学田。1889年，他联合其他士绅创办“兴文当”，以利息收入维持经正书院学生伙食学杂费，以期振兴云南地方文化，因名“兴文当”。1890年，晋陕大旱，全国发起秦晋捐，王炽捐银二万两，获圣旨旌表，赐“乐善好施”，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3年11月，王炽因病在昆明逝世，年六十八。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魂归故里。虽然在他死后数年，他的钱业王国逐渐没落，但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一直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最为灵动的音符。至今，仍在十八寨的青山绿水间萦绕回荡。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王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曾因生计艰难，弃学习商；曾于两军对垒间，独入敌营，胆识过人；曾结帮贩卖，贸易全国；又创立票号，贷行天下；于乡梓国家急难之时，不吝钱财，一掷千金，被封为“一品商人”，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红顶商人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直到电视剧《钱王》问世之后，知名度才有所提升。其实，王炽的为商之谋，为人之道，足为后世嘉习。
“滇南王四”的马帮
王炽，字昌国，号兴斋，因排行第四，又称“王四”。王氏先祖原居江苏南京山阴县，后迁至云南。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十二日，王炽生于云南弥勒县十八寨(今虹溪镇)东门街。十四岁时，父亲病故，三位兄长也先后因病早故。家计窘困，空徒四壁，靠母亲织布售卖和缝缝补补为生。
母亲为求出人头地，还是希望王炽能够学些本领。在他七岁时，送至私塾读书。如此坚持数年，生活实在无以为继，方让他弃学习商。
1852年，王母变卖首饰凑得本银二十两，让他在本地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
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一些本钱。他寻思，云南交通不便，长途贩卖利润更高，于是招集人手，组建了一个自己的马帮。马帮规模不大，但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守信，不几年之间已经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在各乡里镇都有了一批稳固的客户群。
这时的王炽还有一个人仕的机会。1856年，建水回族首领马如龙等聚众响应大理杜文秀义起事，攻占开远后向弥勒进攻。
本地乡绅连辅廷倡办团练，赏识王炽机敏过人，练达多能，委其为东门街练目。王炽即以贸易所得之资招集乡勇，组织武装团练，以护桑梓。费用不足时，他还亲冒矢石，兼理贸易。后两军对垒，王炽集乡勇拼死抵抗，毫无惧色。后见寨小力危，难以相峙。王炽见势不支，于是牵牛担酒，亲赴敌军马云峰军营为其母祝寿。
马云峰赏佩其胆识，视为英雄，弭兵和议乃成，十八寨得以躲过兵灾。后来，地方官府以王炽历年功绩，保其为参游武职，又拟委其至广西任职，王炽皆辞而未受。
这段战事充分显示了王炽的勇猛与胆识。当时的马帮贸易不仅路途遥远，更兼途中山匪横行，没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是难以长期进行的。
经过短暂的中断，王炽又恢复了其经商生涯。经过战场冲杀的王炽声名更为远播，此后他的马帮行走各地，基本上畅通无阻。
1863年，他到达重庆。见这里商业繁盛，水陆繁华，远胜弥勒，适于设庄贸易，遂决意在此经商。他打出“滇南四王”旗号，率马帮商队贩卖于云南、四川之间。两年之后，资本渐厚，于是在重庆购置房屋，正式设立“天顺祥”字号，并于昆明、叙府增设分号。昆明的天顺祥发展不顺，但重庆商号则发展迅速，不数年而获巨资，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商号。
南帮票号之雄
云南之票号最早有山西帮之百川帮、宝丰隆，总号设在山西平遥县，云南的本地票号势力弱小。王炽因商铺的发展及商路的开拓，急需资金周转。同时，他也发现川、滇省内及跨省贸易日益频繁，票号大有可为。同治十一、十二年间，王炽在昆明三牌坊邱家巷开设“同庆丰”，并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承揽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
之所以以同庆丰为号名，传因王炽在昆明收庄曾经发誓永不来滇设庄，故此次在昆明设号，另以同庆丰三字为标牌，虽各有不同，实际收支同一。票号虽然开设，但是否能够实现由贸易到金融的转型却还是面临挑战。天顺祥虽然信誉不错，开局也还顺利，但要想与山西票号一决高下，却还实力悬殊。
经营票号者多以安全、信用为第一，但靠马帮贩运起家的王炽却有冒险家的天分和想象力。光绪初，曾任云南巡抚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急需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向重庆各商界洽借，无人响应。王炽细加思量，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在盐道张海槎与之商谈时，痛快地表示愿意借款。唐炯闻报尚有疑虑，急召王炽相问，他表示十天内将凑足送交唐府，王回后立即清点存款，又以办货为名，密向各号筹借，八天内凑足十万银两。
凑足了银两后，王炽并未直接将银送去，而是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浩浩荡荡，敲锣打鼓，绕城数圈达至官府，一时间轰动全城。这一绝世无双的广告策划使“天顺祥”名闻遐迩，几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王炽的身价由此更著，跻身于川滇一流富商之列。
既协助官府解了燃眉之急，自然受到官府器重。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始代办盐运汇兑这一大宗买卖，业务有了根本改观。他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于各地遍设店号。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如滇西大理、保山，滇南思茅、蒙自、个旧，滇东东川、昭通、曲靖先后设分庄或办事处，均可在沿途票号凭票取款，省外则京号在北京，申号在上海，江号在南京，常号在常州，汉号在汉口，粤号在广州，渝号在重庆，叙号在叙府，蓉号在成都，黔号在贵阳。
此外在香港，越南海防亦驻专人。同庆丰还在云南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光绪六年(1880年)，王炽接母噩耗，回籍奔丧，乃由李耀廷代理重庆号务。后来，王炽留滇主持，正式调李耀廷为渝号管事，坐镇重庆。李耀廷原是天顺祥的合作伙伴荣茂公的管事，老成干练，深为王炽所赏识，荣茂公倒闭后，王炽代李垫偿还债款，请李进号。在天顺祥内予李入股，李无资，王炽让他占人力红利股十股，后又不断增加。李耀廷不负所托，成为重庆天顺祥的支柱人物。自此，王炽自己坐镇昆明，以昆明滇号为总号，总理各埠事务，以重庆为分号，分理外埠事务。
王炽究竟身价几何?有人统计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万余两，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票号的“南邦之雄”。
“钱王”的商道
近代经商，最难处理的就是官商关系。经营要想大成，多离不开官府的支持。这里所说的官商关系，并非是指以商贿官，或者官商勾结，而是指政府与商界的业务与制度联系。山西票号得以隆兴，当然与民间贸易紧密相关， 但其主营业务中，各级官府官票汇兑也占了很大份额，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则与明清以来的纲盐制度密切相关。至于何家兴旺，何家发达，当然会有私相授受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公道与私利、公谊与私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大盐商享受盐纲垄断之利，自然也须为国报效捐资，以为后继。在封建体制之下经商，如果对这一点不能明了，要么被官府逼榨，要么被官府驱逐，要想获得垄断厚利，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炽显然对这个时代的商道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在票号的经营过程之中，他重德重义，以信为先，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勤俭持家。这使他赢得了民众及商界的尊敬，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所经营企业的可信度。
在近代的特殊年代，经商如为政，单纯的经营之道还不足以立世。王炽远超他人的地方在于敢于仗义疏财，以私财解地方国家之困，在问题纾解之后，再名正言顺，摘取收益。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军情紧急，而饷银不继。云南巡抚岑毓英饬昆明各汇号月借饷银六万两，无敢应者．王炽毅然独任，他说：“设粮饷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区区私财尚何有耶?”同庆丰各号前后垫借六十余万两。为便于行军所城，商定由同庆丰印发临时银票，票面金额，分为十两、五两、三两、二两或几钱不等，持此银票，即可向昆明、蒙自两地同庆丰号兑取现银。并派有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由于同庆丰信用卓著，见票即兑，军无欠饷之困。会办云南军务前湖南提督鲍超也曾向天顺祥挪借银十万两．战事结束后，岑毓英返滇，紧握王炽的手说：“微子力，吾事几不办。”还给他一个赐额，上题“急公好义”四个大字。
同庆丰并非无所收益，还军后垫借之款及利息都全部收回。岑、鲍二人还将王炽垫借军饷事奏闻朝廷，诰封王炽为候选道员。自此，同庆丰声名益著，且与地方官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优势无人能及。
同庆丰还参与地方矿务的招股事务。1887年，朝廷鉴于云南铜政毫无起色，派唐炯为矿务督办，专理滇铜．唐炯到云南后，即成立矿务局，设立招商矿务公司，并奏派王炽任公司总办，招股则由同庆丰各地分号协理。这件事如果圆满成功，同庆丰也将获得不错的利润。可惜的是，洋务企业，官督商办，商利多被侵夺，王炽垫银数十万两，未能收回投资。
王炽最让人称赞、也是最为惊险的成功之举是在1900年。这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由北京出奔西安，费用浩大，供给难继。王炽令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有求必应，务保两宫用度无虞。一方接济，一方赚钱。在战乱之时，北京的王公贵族纷纷携款外逃，而金银及重物不便携带，王炽下令北京天顺祥号照常营业，冒险代存王公卿相之巨金，并廉价购入货物。待八国联军退出北京，秩序恢复，天顺祥所存之货陆续售出，获利数倍。慈禧太后回京后，对王炽大为赏识，下旨召见，后因慈禧病重，未能召见，由朝廷赐予三代一品封典。
这些救危解困之举事后看来或者不以为然，但当时，没有哪一件不是冒着破产甚至生命的危险来进行的。有人说这是王炽交结官府，但从求利的角度看，风险未免太大。这其中，透露的不仅是王炽的胆识和谋略，还有他的公义爱国之心。
至于从纯粹公益的角度，王炽的义举也是不胜枚举。1881年，他在家乡虹溪倡办东门私塾，集资购置学田。1889年，他联合其他士绅创办“兴文当”，以利息收入维持经正书院学生伙食学杂费，以期振兴云南地方文化，因名“兴文当”。1890年，晋陕大旱，全国发起秦晋捐，王炽捐银二万两，获圣旨旌表，赐“乐善好施”，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3年11月，王炽因病在昆明逝世，年六十八。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魂归故里。虽然在他死后数年，他的钱业王国逐渐没落，但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一直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最为灵动的音符。至今，仍在十八寨的青山绿水间萦绕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