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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法委给中央写报告，认为最高院应该核准这个死刑案；而最高院也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了不准的原因。最终死刑未被核准。省里给被害人家属在省会城市安排了就业和住房，又给了补助，事情才告平息。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大法官，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死刑复核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近三年来的感受。
两周前，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上，张军说，在这三年里，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
1993年10月的一天，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接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书面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
“当时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就是死刑复核权必须保留最高院行使。”今年已经80多岁的陈光中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一年后，他与28名专家学者提交了修改草案。但是，当时因为“严打”的需要，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级高院行使。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院。完整的程序是，中级法院一审判死刑，高级法院二审判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开始后，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
这个权力的下放，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与复核法院合二为一。死刑复核作为一种监督程序的意义，因此受到了质疑。据陈光中估计，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总数的80％以上。
严打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确实降低了犯罪率，但也屡受质疑。2007年，死刑复核权重归最高院，运行至今已近三年。
“枪下留人”不容易
法官难当，是张军在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近三年实践里，最深切的感受。
他举了一个最高法院不核准死刑的案件。
案情很简单，一对青年男女，男孩喜欢女孩，女孩不同意，于是男孩就把女孩捅死了。
地方法院二审判了男孩死刑，交到最高院，“我们当时觉得不应该杀，就让地方高院和中院帮着做被害人家属的工作。”地方表示工作难做，最高院决定由一名副庭长带队，亲自到被害人家去做工作，但被害人父母还是坚持要求判男孩死刑。
后来他们又找到村主任和村委会征求意见，村主任说，都是孩子，已经死了一个，再杀一个太可惜，过去讲杀人偿命，现在不是讲和谐了么。
最高院最终决定，不核准死刑。
“虽然受害人父母坚持，但是有社会基础，所以改判了，这就实现了积极的案结事了。”张军说。
他在讲座中表示，当前我们国家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司法权威还不够高，在这个时候，即使是一些正确的裁判也可能遭到社会的质疑。所以判处死刑的案子，必须高度注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枪下留人”之所以难以被人们接受，还有观念上的原因。“我们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是杀人偿命，所以在刑法上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一下子不太容易接受。”陈光中说。
他说，法官也存在着一些老旧观念，比如宁重勿轻。在我国，重刑观念由来已久，而近些年来，司法的重心更偏向于预防犯罪。
张军也称，过去只要法院提出一些从轻的主张，社会上甚至司法机关内部都会有批评之声，现在这种声音逐渐没有了，这是一个过程。
在死刑复核收归最高院以后，为了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最高院和地方法院的联系与合作更加密切，“但是矛盾也是有的，主要是一旦死刑不被核准，地方法院要做当事人的工作，这确实也有很大难度。”陈光中说。
在讲座中，张军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死刑复核的案子，最高院认为不应该核准死刑，要发回当地法院改判。但当事人闹得太厉害，省、市、县三级法院和地方政法委轮番上阵，仍然做不通当事人的工作。
后来地方政法委给中央写报告，认为最高院应该核准这个死刑案；而最高院也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了不核准的原因。
最后，案子还是改判了。省里给被害人家属在省会城市安排了就业和住房，又给了补助，事情才告平息。
“如今我们国家社会矛盾和各类案件高发，刑事犯罪只靠打击远远不够，法官必须尽全力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我认为作为上级法院法官，要促进积极的案结事了，不能消极。你不判死刑被害人就会闹，判了死刑就没人闹了，但这是消极的处理方法。只要有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宽情节，就要争取不判死刑，同时努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这个裁判。这才是积极的处理方法。”张军表示。
“花钱减刑”的争论
在死刑案里，关于赔偿和量刑的关系，学界曾有一些争论。
张军的看法是，应该加大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尽量先做好赔偿方面的工作，达成协议，然后根据情况适用刑法。
“这在刑法里，叫做刑事和解。”陈光中说，社会上有些人曾质疑这种和解程序，说这是花钱减刑，但他认为，法律的公正是心里的天平，不是实际上的天平，应该从实际出发，为被害人争取最大的权益和救助。
张军说，很多国家的刑法明确规定，有赔偿意愿的，赔偿较好则从轻处罚。我国的刑法也规定，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判决，而危害程度是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的。比如一个人被打残，但可获赔50万，后半生有了依靠，社会危害实际上就减轻了。
陈光中的理解是，在死刑案件中，只是在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案子里，才牵扯赔偿与量刑的关系问题。而且在刑事和解中，有时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其他方式，如认罪、为被害人家属提供劳动服务等。最终目的是在不杀的情况下，让当事人双方能达成和解、不申诉，案结事了。
而张军认为，更重要的责任在于法官。法官在裁判中要更充分地说明理由，让当事人信服，这需要艺术和水平。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中，调解人员要对双方的心态和经济能力有充分的了解。
“现在附带民事赔偿的标准有一些是混乱的，死亡应该赔多少，重伤应该赔多少，要有个标准，同时法院也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实事求是。”张军表示。
“死刑复核是死刑的最后审判程序，一定要让辩护律师介入，因此，应该实现这方面的法律援助。当然，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也允许参加。”陈光中说，这两年，他一直在为此事呼吁。
公众和媒体都要争取
成都孙伟铭醉驾案，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孙伟铭究竟该杀还是不该杀，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争论。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舆论引导民意的成功案例。”张军说。
他在讲座中说，当时一审结束后，媒体和公众压倒性的意见是赞同死刑。但专家论证后认为，应该由死刑改为无期。而对于这样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案子，必须做好媒体和民众的工作，否则社会舆论压力太大。
为了做好舆论的引导，法院和孙伟铭的律师谈，让孙伟铭当庭认罪，作出忏悔，求得公众理解与同情，然后再通过律师向社会介绍孙伟铭的家庭情况。舆论的方向果然慢慢转化，改判无期也得到了认可。
“我们主张做到能动执法，公众和媒体都要争取。”张军说，“判案要看社会效果，要重视民意，但民意是需要引导的。我们的司法裁判现在确实受媒体影响，这种影响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要看法官的艺术，他们需要对社情民意有很好的了解。”
同时，张军也表示，近些年，他们一直主张法院最大限度地避免让案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在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院后，到底有多少死刑案最终未被核准，这个数字尚未公开。据陈光中猜测，“枪下留人”的案子应该不少于三分之一。
他表示，希望最高院积极准备、创造条件、每年能够公开死刑复核案的数字和具体情况。“死刑案例数字和案情的公开，是公民对审判的知情权之一，也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大法官，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死刑复核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近三年来的感受。
两周前，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上，张军说，在这三年里，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
1993年10月的一天，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接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书面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
“当时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就是死刑复核权必须保留最高院行使。”今年已经80多岁的陈光中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一年后，他与28名专家学者提交了修改草案。但是，当时因为“严打”的需要，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级高院行使。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院。完整的程序是，中级法院一审判死刑，高级法院二审判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开始后，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
这个权力的下放，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与复核法院合二为一。死刑复核作为一种监督程序的意义，因此受到了质疑。据陈光中估计，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总数的80％以上。
严打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确实降低了犯罪率，但也屡受质疑。2007年，死刑复核权重归最高院，运行至今已近三年。
“枪下留人”不容易
法官难当，是张军在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近三年实践里，最深切的感受。
他举了一个最高法院不核准死刑的案件。
案情很简单，一对青年男女，男孩喜欢女孩，女孩不同意，于是男孩就把女孩捅死了。
地方法院二审判了男孩死刑，交到最高院，“我们当时觉得不应该杀，就让地方高院和中院帮着做被害人家属的工作。”地方表示工作难做，最高院决定由一名副庭长带队，亲自到被害人家去做工作，但被害人父母还是坚持要求判男孩死刑。
后来他们又找到村主任和村委会征求意见，村主任说，都是孩子，已经死了一个，再杀一个太可惜，过去讲杀人偿命，现在不是讲和谐了么。
最高院最终决定，不核准死刑。
“虽然受害人父母坚持，但是有社会基础，所以改判了，这就实现了积极的案结事了。”张军说。
他在讲座中表示，当前我们国家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司法权威还不够高，在这个时候，即使是一些正确的裁判也可能遭到社会的质疑。所以判处死刑的案子，必须高度注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枪下留人”之所以难以被人们接受，还有观念上的原因。“我们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是杀人偿命，所以在刑法上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一下子不太容易接受。”陈光中说。
他说，法官也存在着一些老旧观念，比如宁重勿轻。在我国，重刑观念由来已久，而近些年来，司法的重心更偏向于预防犯罪。
张军也称，过去只要法院提出一些从轻的主张，社会上甚至司法机关内部都会有批评之声，现在这种声音逐渐没有了，这是一个过程。
在死刑复核收归最高院以后，为了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最高院和地方法院的联系与合作更加密切，“但是矛盾也是有的，主要是一旦死刑不被核准，地方法院要做当事人的工作，这确实也有很大难度。”陈光中说。
在讲座中，张军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死刑复核的案子，最高院认为不应该核准死刑，要发回当地法院改判。但当事人闹得太厉害，省、市、县三级法院和地方政法委轮番上阵，仍然做不通当事人的工作。
后来地方政法委给中央写报告，认为最高院应该核准这个死刑案；而最高院也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了不核准的原因。
最后，案子还是改判了。省里给被害人家属在省会城市安排了就业和住房，又给了补助，事情才告平息。
“如今我们国家社会矛盾和各类案件高发，刑事犯罪只靠打击远远不够，法官必须尽全力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我认为作为上级法院法官，要促进积极的案结事了，不能消极。你不判死刑被害人就会闹，判了死刑就没人闹了，但这是消极的处理方法。只要有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宽情节，就要争取不判死刑，同时努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这个裁判。这才是积极的处理方法。”张军表示。
“花钱减刑”的争论
在死刑案里，关于赔偿和量刑的关系，学界曾有一些争论。
张军的看法是，应该加大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尽量先做好赔偿方面的工作，达成协议，然后根据情况适用刑法。
“这在刑法里，叫做刑事和解。”陈光中说，社会上有些人曾质疑这种和解程序，说这是花钱减刑，但他认为，法律的公正是心里的天平，不是实际上的天平，应该从实际出发，为被害人争取最大的权益和救助。
张军说，很多国家的刑法明确规定，有赔偿意愿的，赔偿较好则从轻处罚。我国的刑法也规定，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判决，而危害程度是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的。比如一个人被打残，但可获赔50万，后半生有了依靠，社会危害实际上就减轻了。
陈光中的理解是，在死刑案件中，只是在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案子里，才牵扯赔偿与量刑的关系问题。而且在刑事和解中，有时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其他方式，如认罪、为被害人家属提供劳动服务等。最终目的是在不杀的情况下，让当事人双方能达成和解、不申诉，案结事了。
而张军认为，更重要的责任在于法官。法官在裁判中要更充分地说明理由，让当事人信服，这需要艺术和水平。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中，调解人员要对双方的心态和经济能力有充分的了解。
“现在附带民事赔偿的标准有一些是混乱的，死亡应该赔多少，重伤应该赔多少，要有个标准，同时法院也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实事求是。”张军表示。
“死刑复核是死刑的最后审判程序，一定要让辩护律师介入，因此，应该实现这方面的法律援助。当然，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也允许参加。”陈光中说，这两年，他一直在为此事呼吁。
公众和媒体都要争取
成都孙伟铭醉驾案，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孙伟铭究竟该杀还是不该杀，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争论。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舆论引导民意的成功案例。”张军说。
他在讲座中说，当时一审结束后，媒体和公众压倒性的意见是赞同死刑。但专家论证后认为，应该由死刑改为无期。而对于这样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案子，必须做好媒体和民众的工作，否则社会舆论压力太大。
为了做好舆论的引导，法院和孙伟铭的律师谈，让孙伟铭当庭认罪，作出忏悔，求得公众理解与同情，然后再通过律师向社会介绍孙伟铭的家庭情况。舆论的方向果然慢慢转化，改判无期也得到了认可。
“我们主张做到能动执法，公众和媒体都要争取。”张军说，“判案要看社会效果，要重视民意，但民意是需要引导的。我们的司法裁判现在确实受媒体影响，这种影响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要看法官的艺术，他们需要对社情民意有很好的了解。”
同时，张军也表示，近些年，他们一直主张法院最大限度地避免让案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在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院后，到底有多少死刑案最终未被核准，这个数字尚未公开。据陈光中猜测，“枪下留人”的案子应该不少于三分之一。
他表示，希望最高院积极准备、创造条件、每年能够公开死刑复核案的数字和具体情况。“死刑案例数字和案情的公开，是公民对审判的知情权之一，也有利于社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