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纪念馆二楼展厅展出了一件珍贵文物，乃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间国共在南京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1890－1969)送给中共代表团董必武(1886-1975)的一部《总理遗教全集》。是书硬面精装，其厚重几与南京明城砖相埒，侧开封面立于玻璃展橱中，清晰可见封里正中贴有一枚“白底黄花纸”(该馆展品说明用语)，高14.5厘米，宽10厘米。纸的右上方墨书“必武先生”，左下书“张治中敬赠”，二行道健的毛笔行楷当是张氏亲书，名下与“敬赠”二字之间间距稍大，中钤隶书体朱文“张治中印”。
　　师友亲朋间互相赠书，古已有之，是为雅事一桩。张将军平生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全集》系1934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行，张氏曾出任该部部长，想来编纂印制出力尤甚。张将军送董老“总理遗教”之经典或有深意，然当时参与和谈的双方代表，尽管有主义之争、党派之别，却在力主谈判，和平建国上似有共识，且相互敬重，私谊甚笃。张氏赠书，其上下款未直接墨书于书页上。窃以为原因有三：一是该书采用当时上好的机制纸，纸料中掺有填料并经压光等表面处理，纸面拒墨，毛笔墨书不易；二是若勉强直接于书页上墨书，或有位置排列欠妥，或笔墨稍次甚或笔误，更有倘或不小心滴上一团墨，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三是署名并用印，以示郑重，但若在硬面封里钤印，经验证明是很难盖得清楚的。张将军另书一纸，手书，钤印皆易，甚或可以多写几张，选出一张，自己看着满意了，再恭敬地贴在封里正中，美观大方，不损书于丝毫，且上述三窘，当化为乌有。
　　然更精彩的是张将军行款所用此“白底黄花纸”，批量印制且上有图案，无意间竟成为西方藏书票在中土流播的一个实例——上世纪40年代国人使甩藏书票(或类同品)的一件标本珍品。
　　国人藏书，素好用印，而西方人藏书，喜用藏书票——大半个手掌大小的一种纸质艺术品，上印个性化的徽记或图案，贴在书的封里或扉页上，以示该书为己有。
　　张将军所用是纸，颇借用了西方藏书票之样式，加墨书、钤朱，妙用为赠书票(姑且以用途为其命名)。其图案着淡土黄色，中为梅花和稻、豆科植株加束带组成的一盾形徽章，外饰卷草纹，四周用穗粒圈边，简洁悦目，显而易见系受西方纹章、徽记类藏书票梅图形式影响，而其尺寸大小及所贴位置皆与藏书票相同。
　　中国舶来藏书票，始自上世纪初(或更早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及其兴办的教会机构，后为清末民初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仿效使用，加上陆续兴办的新式学堂、图书馆纷纷印制，延至30年代国中热爱艺术的文人绍介和倡导，藏书票为当时许多学者教授、文人雅士所乐制乐用。有人评论中国藏书票之始“起点甚高”，当是指的文化层面上。而此枚40年代军政要员张将军使用的赠书票，足见当时已影响至高层的票风流韵之一斑。
　　西风东渐，除开船坚炮利的凛冽，也有类同藏书票及其制作技法(如木口木刻、石版、铜版等)这样柔美的一拂，让中国人的藏书中也飞出许多“纸蝴蝶”(西方人昵称藏书票为“书中彩蝶”)，改变了国人“藏书盖印”的单一形式而使之丰富多彩。百年一瞬，今日，藏书票在我国的使用已是云蒸霞蔚，尤以2008年，被誉为藏书票界奥林匹克盛会的“第三十二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在北京举行，凸显中国藏书票在创作、使用、展览、交流、收藏和研讨上的日趋繁荣，且为世界所瞩目。
　　张治中将军青少年时便恪守私塾先生“敬惜字纸”的教诲，甚至自拾到的“字纸”中求学问；到上海投入心仪的学生军，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入黄埔为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迭经升迁，军阶二级上将；参加和指挥过北伐、抗战中的多场战役，平生戎马倥偬，政务繁忙。这件用于馈赠的书籍文物，包括其间的手书墨迹、行款格式、用印之谨等细节，很让我们领略到他涵练出的文化素养和儒雅风范。而其赠书票之用，中西合璧，更展示出他灵活巧妙、“洋为中用”的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