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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城乡交叉地带”上耕耘的作家，路遥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奔突与往返中，面对着来自情感与理性、历史与道德、奋斗精神与乡土情结等两两相对的二律背反式的精神困境，于是，在《平凡的世界》中，他的创作途径即为构建一个“理想世界”，力图平衡各种矛盾冲突又能维护与坚守自己的情感取向与价值追求。本文从爱情理想、道德理想、苦难情怀、乡土情怀等四个方面对小说中的“理想世界”进行解构与阐释，在分析中力求以探析路遥的创作心理为基础，以典型人物形象的解读分析为支撑，既指出其理想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又剖析其道德的理想化与单向性色彩，以及在当代语境下作家坚守理想的精神困惑，力求站在历史高度与社会发展指向上对其呈现的理想提出批判。
一、对爱情理想的解读：思想的现代性让位于情感的传统性
《平凡的世界》中爱情描写贯穿作品的始终，需要指出的是，路遥的爱情描写不仅仅是简单地向读者叙述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而是要从理想的爱情世界中“充满激情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具体地说，作家旨在通过建构一种理想完美的爱情世界来平衡各种矛盾冲突，肯定赞扬自己的情感取向。虽然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文化及作家人生境遇的角度上透视，这种爱情理想有着可以理解甚至有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但仔细审视小说建构的爱情理想时，不难发现路遥强烈的主体意识与炽热的情感掩盖了这一爱情理想的局限性，最终消隐了本该在作品的主题中得以展现的思想的现代性。路遥在小说中倾注强烈感情塑造的传统单一的爱情理想，显得与现代文明观念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造成了小说思想视野的局限性。
作为“农裔城籍”代表性作家的路遥，在理智上，他向往现代文明，也认同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情感上又严格遵循与维护传统文化与农村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文化心理在他对爱情理想的叙写中得以鲜明表露。路遥曾说：“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地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在《平凡的世界》中，传统与现代这两极张力在作家头脑中无法调和，作者便塑造了孙少平与孙少安这两个截然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着现代思想意识与传统文化观念。很显然，路遥试图将自己思想的现代性与情感的传统性，通过孙氏兄弟裂变为两种不同的爱情理想与爱情世界而求得两者的平衡。但是，他将强烈的主体意识与个体生命体验注入其中后，两者的天平便发生了倾斜。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闪现着现代文明的光芒，田晓霞是路遥笔下典型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她出身于城市干部家庭，是孙少平思想上的引路人。虽然两人在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但几年的学校生活培育了他们共同的志趣爱好与追求，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和心灵世界的相通。从对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叙写中，可以看出路遥的内心是饱含现代思想意识的，他赞赏和渴求心灵相通的超凡脱俗的现代爱情。但情感的传统性始终影响甚至驾驭着他的创作心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只是建构在幻想与激情之上的空中楼阁。在作品中，路遥多次通过孙少平的口吻暗示这种理想爱情幻灭的必然性：“孙少平到大亚湾煤矿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他感到他和她(田晓霞)相距有多么遥远，他爱她，但他们将不可能一块儿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最终，田晓霞的生命以献身洪水的方式结束，她和孙少平的爱情也以悲剧的形式幻灭，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说这样的爱情悲剧体现了路遥在思想的现代性与情感的传统性之间已经向后者倾斜，那么，孙少平最终拒绝大学生金秀的感情而以煤矿上寡居的惠英嫂为感情归宿则鲜明地体现出传统的婚恋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路遥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在他看来现代文明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只是他心中一个遥远的灯塔。
路遥作这样的结构安排不能不给人留下些许遗憾：孙少平本是一个向往现代文明，渴望走向城市的奋斗者形象，可他放弃大学生金秀的爱情而与惠英嫂的结合，可以窥见在其身上所呈现的强大传统道德力量的惯性作用。孙少安对惠英嫂的感情实际上是同情基础之上产生的怜悯之情，而非爱慕之情。从现代的爱情观看，同情并不代表爱情，这种非常态的爱情完全脱离了现代文明观追求的基于男女双方对等的思想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层次与文化素质不断提升，视野不断拓宽，像小说中孙少平与惠英嫂，田润叶与李向前那样的以乡土文化为根基的从一而终的爱情模式逐渐被人们所置疑，已经出现追求心灵相通的有共同语言基础的现代爱情故事，也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获得人性的健康发展和双方的情感升华。尽管在那个年代现代文明之风还很微弱，但作家不能仅仅停滞于对传统情感的固执坚守而对现代爱情持观望与逃避的态度，而应突破思想局限，以发展的眼光给予其更多的现代性观照。
孙少安的爱情理想则以农村文化为根基，以传统伦理观念为内核，虽然与他青梅竹马后来却成为城市知识女性的田润叶多次向他发出爱的信号，但孙少安却果断而冷静地将内心中对润叶的爱恋平息下去，他对传统对乡土无比眷恋的感情扑灭了心中的爱情之火。而当他遇到了出身于农村的传统女性贺秀莲时便迅速抓住机会与她结了婚。路遥认为这才是孙少安的理想爱情，他始终就是以欣赏与赞美的眼光看待孙少安与贺秀莲的这种传统爱情，因为这维护了他心中对传统婚恋方式的认同。很显然，路遥将孙少安的爱情经历作一个反差式的安排，体现作者对现代理想模式爱情的退缩，对传统爱情模式一边倒的颂扬。使得作品缺失了一种思想的现代性与深层的思考。若是作家能将自己的立足点再尽量向前移动，不仅仅停滞于对传统的坚守，而是给未来以更多的关注和前瞻性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形象及情节安排中，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将更具历史意义与理性色彩。
另外，《平凡的世界》中理想的爱情模式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女性形象都接近于完美，她们与男主人公结合构成了一种母性化的爱情，主要体现为慈爱、体贴，甘愿为丈夫无私奉献、舍弃自我，给予其精神慰藉。田润叶之于李向前，贺秀莲之于孙少安，孙兰花之于王满银，都体现了路遥爱情描写中的母性化爱情景观——女性形象的完美塑造与母性化的爱情描写。但这样圣母般的人物塑造会使人感觉到形象缺少创造性而丧失活力。同时，田润叶、贺秀莲等女性形象身上总是笼罩着过于依附男性与压抑自我个性的阴影，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爱情双方中女性的自我牺牲式的品格与现代文明提倡的自由、平等、自主发展等观念背道而驰，也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传统的男权思想。在现代社会，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理想追求与自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建构爱情理想时，作家如何超越这种完美化的叙述模式，赋予女性形象独立的人格与发展的活力，还原其真实的、多元的人物性格，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内容。
二、对道德理想的解读：历史理性让位于道德坚守
通览路遥的小说创作，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叙述的过程也就是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道德的理想世界的建构过程。路遥小说中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源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及其成长历程对他的影响，寄寓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生存信仰。需要指出的是，过度的道德叙事与道德坚守会忽视某些历史理性，“一般来说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容易产生历史和道德，感性与理性的悖反，产生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不一致的作品…合乎道德要求的不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却没有道德的合理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在道德化叙事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倾向性进行分析。
从创作动因上分析，《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对道德的理想世界的建构有两个重要的主客观因素。首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道德理想对作家的文化心理影响极深。路遥的一生大多在陕北度过，这片黄土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深厚的地区，因而仁、义、礼、信等儒家文化思想在小说众多人物形象中得以充分展现，他们无不追求道德的完美与人格的崇高。孙少平一家在艰难困苦中互助互爱、相濡以沫的美好感情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传统亲情伦理的由衷礼赞。其中，孙少安这一青年农民形象集中体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光辉，为了弟妹的前程，他忍痛辍学，与父亲共同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为了维护心中的道德理想，他不惜与新婚妻子反目，生存的苦难没有把他压垮，但是对家人的重大使命感，对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热爱是他的精神支撑。
不难看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路遥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去构筑道德的理想世界的，他试图以乡村的道德人伦去宽慰饱尝磨难的心灵，为人们的奋斗提供精神支撑。然而，将过于完美的道德理想与过于崇高的人格力量完全倾注于人物形象身上，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历史理性的缺失，正如李建军所说，“他(路遥)的写作是道德的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在《平凡的世界》中，孙氏兄弟、田润叶、金波等形象毫无例外地体现着性格的坚定与道德的善良，在他们的身上，很少能看出性格的缺陷与德性的缺失，作家对道德伦理如此固执的坚守使人物形象呈现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无助于形象的真实与丰满，也有碍于人物独特性的塑造。比如孙少安，作为一个青年奋斗者的典型，他创业取得成功后，仍以“坚守乡土”的方式去维护和追求心中的道德理想，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对道德伦理的坚守才能实现人格的崇高与生命的价值吗?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沿，人们的发展道路呈多元化的趋势，更多的奋斗者只有走出去，到外面创业才能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事实上，现代社会很多农民是通过进城而不是扎根乡土而获得发展的，因此，以当代眼光审视，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要有更高意义上的理想追求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向往，否则就难以通过小说反映社会更广更深层次的风貌。
不可否认，传统道德作为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对人类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统伦理中也夹杂着愚昧保守、狭隘、固步自封等消极因素，路遥在小说中的热情赞扬使得对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性反思从而造成历史理性的滑落。“道德结构中包含着明显的对立因素，一方面，道德观念有相对的保守性，而保午性又使道德难以适应现实生活，有时甚至可能与社会历史发展发生尖锐冲突”。孙氏兄弟、贺秀莲、田润叶等形象都闪现着传统道德的光辉，但过于完美的形象又不免呈现出保守与僵化的因素。路遥对道德的固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质，使小说中叙述的道德理想给人传统守旧有余而现代变革不足的感觉。
其次，路遥建构的理想世界中对传统道德的褒扬与坚守，源于他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滑坡与精神危机充满深切的忧虑：现代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与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等问题，人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路遥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因此，尽管路遥有一定的现代思想意识，但是面对城市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他的道德理想在这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前变得苍白无力。于是，他试图构建一个道德的理想世界，通过崇高人格力量与道德美感去抗衡现代人道德严重弱化的状态，以缓解自己的现代性焦虑，维护自己乌托邦式的心灵净土。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中青年奋斗者的典型形象，他渴望摆脱古老传统的世代耕作的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现代文明意识。但是，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却仍然是德性的典范，在对待亲人方面，他对妹妹体贴入徽，对哥哥给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对奶奶至孝；在对待朋友方面，他能在危机时刻挽救曾经抛弃过他的郝红梅，这些因素共同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想。最为突出的是尽管他后来生活在城市甚至快要拿到城市户口，逐步接近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从不忘记对传统道德的眷恋与维护，可以说这一形象体现了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作家对伦理道德的坚守。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孙少平与田润叶等男女形象身上认同现代文明与坚守传统道德这种双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达到的，他们的形象有着过于浓烈的理想化色彩，作家是在牺牲理性与客观视角来完成对道德的坚守。我们可以认可和尊重特殊时代下所造就的人格风范与道德力量，但现代化进程是如此迅猛以至于现代人的道德与人格不可避免地有所缺失与裂变，而一味地去捍卫传统人情伦理，把它作为现代人的理想追求或人性标准，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完善，反而与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因过度的传统守旧而不合历史理性。路遥试图建构道德理想作为现代性进程中人的精神家园是无助的，把道德的完善作为人的终极追求目的也不符合现代城市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比如孙少平，他一直在社会的底层生活，可他总是试图用一种高尚的精神来抗拒物质的匮乏与生存的危机，但固守传统的精神家园终究不能摆脱现实的种种困境，道德的完善并不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所有问题，过度的道德坚守反而压抑人的个性、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变革来解决，显然作家不能固守传统的道德理想来替代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与追求。
三、对苦难情怀的解读：批判性反思让位于宗教式热情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扉页中以强烈的感情口吻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确实，邪土地的厚重以及那苦难的分量，支撑着路遥投入巨大心血用毕生精力完成这部鸿篇巨著，苦难是路遥人生的主题词，苦难情怀成为小说主题意蕴的关键词。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以孙少平、孙少安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的塑造，叙写苦难、正视苦难、赞美苦难甚至将体验和超越苦难上升为一种生命价值哲学。通览整部小说，可以发现路遥在作品中展现的苦难情怀包含着两层意 蕴：—是人物形象经历苦难，在苦难中成长，从而获得精神的洗礼与人格的升华；—是苦难应该成为人生的—个重要主题词之一，只有经过炼狱般苦难的体验才能获得人的成长与生命意义。但路遥对苦难精神抱一种唯一性与排他性的态度也值得反思：苦难能让人获得精神的动力，促进入的成长，但苦难也能压垮甚至毁灭—个人的成长道路与奋斗精神，因而苦难精神不具有普适性；同时社会的发展也说明不一定非要在苦难中成长，人才能获得发展。
路遥苦难情怀的形成与发展，与他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创作心理有密切关联。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民家庭，他的幼年、少年时期都是在饥饿与贫寒中度过的，他在创作随笔中曾多次表明自己的苦难历程。苦难在路遥的成长道路中有着很重的分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走向麻木与堕落，苦难并没有压垮他反而促使他形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在短篇小说《姐姐》的序言中的表白也证明了这一点：“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于是，路遥以宗教式的热情投入写作，试图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注入其中，建构出一个体验苦难并超越苦难的理想世界，试图给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平凡的世界》中精心塑造的两个青年奋斗者形象——孙少平与孙少安兄弟俩，各自的人生追求无不充满挫折与苦难，可以说，他们的奋斗史也就是一部体验和超越苦难的历史。孙少平是城乡交叉地带中个人奋斗的典型，饱含现代意识与走向城市文明欲望的他从社会最底层干起，从“低贱的揽工汉”到“挂靠”的郊区农民再到“正式的煤矿工人”，在艰难的奋斗历程中，他饱尝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苦难，以远大的理想与高尚的情怀作为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执着而坚定地进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孙少平在苦难的世界里实现了灵魂的洗礼，造就了积极向上、勇敢顽强、热爱生活的崇高人格，同时在他的身上也鲜明地寄托了路遥的理想追求。
然而，路遥的苦难情怀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的状态：不管孙少平历经什么样的苦难与磨练，他的人格总是积极向上的，从没懈怠过更没放弃过，他总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富足，显现了刚毅、坚韧、正义、永不放弃的理想人格。在作家的笔下，他在任何挫折面前人格都趋于完美，路遥将伴随着个人奋斗而产生的孤独、压抑、焦虑、懈怠等不可避免的消极状态从人物形象身上过滤了，这种单向性倾向必然会遮蔽了人物形象的深刻与真实。同时，路遥在一味地对苦难带给人们的精神进行赞美的同时，又限制了他对苦难及人自身进行更深层次上的批判性反思。从辩证的角度思考，苦难一方面能造就人崇高的品格，实现人的成长。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得起苦难的锤炼的，苦难也会使人丧失斗志，过度的磨难可能造成人格的缺陷与精神的失落以至于最终毁灭一个人，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举不胜举，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感情的天平完全地倾向于前者，构筑苦难情怀下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但这种理想只属于部分人，从而也就缺乏普适性。
再次，路遥认为只有经过炼狱般的苦难才能实现人的成长，获得生命的意义，这种对苦难怀有的宗教式热情，在当代的视野下是值得反思的。路遥曾饱含激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在他的个体生命体验中，人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痛苦，才能得到精神的超越，实现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共同蜕变，他实际上是将苦难看作高于苦难的东西，使苦难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这一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平的评价也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苦难的赞美：“是的，他(孙少平)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他巳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在这里，路遥用孙少平的口吻表达了对苦难的宗教式的热情，表达了苦难精神在人生命中的不可缺失性，苦难情怀已经上升为他生命价值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对这种在特殊时代下特殊人物的苦难表示理解和致敬，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在飞速地向前滚动，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部使人的生存形态发生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很难再有机会去经历和体验那个特殊时代的“孙少平式”苦难。成功的欲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高度的成就感等各种因素都可能促使人格的成长和生命价值的实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成功的路径有多种多样，体验和超越苦难不再成为人获得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从当代的视野和理性的角度审视《平凡的世界》中的理想世界，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对苦难抱有唯一的宗教式热情，遮蔽了作品应探索的多向批判性反思维度，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巨著的一大遗憾。
四：对乡土情怀的解读：城市文明的叙写让位于乡土眷恋
“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关键词，也是解读路遥小说的一根引线。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通过大量形象的刻画和史诗般的叙述，描绘了在城乡交叉地带中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坚守与出走等矛盾交汇的现实图景。小说中由乡到城的叙述模式其实也是作家本人心路历程的印记，他扎根于黄土地，身上带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根基，同时又对跳出农门，走向城市有着强烈的欲求。就是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路遥在小说的叙写过程中情感天平逐渐向乡土倾斜，强烈的情感倾向性使他回避了乡土世界的缺陷，反而执着地在作品中表达对乡土的深深眷恋并对之加以神化。同时，当我们把目光从当代往回审视时应该能看到，对乡土世界的过于坚守终将造成小说中城市文明叙写的单薄、思想意蕴的偏执。
要理解路遥的文化心理，首先要探究其人生轨迹，他自幼在农村长大，在县城忍饥挨饿读完初中，回乡当过小学教师，后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到省城两安的《延河》编辑部工作。从路遥的人生历程看，他是一位熟悉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种种情状的作家，他能深切地感受到由乡到城的遥远与艰难。实际上，他是一位植根在农村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作家，他身上的现代气质似乎远远不及他的“土味”。“仔细阅读路遥的小说，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即：他的小说中充满着一种悖论——‘在农村’的不甘心与‘去城市’的不放心”。最终，他对乡土的执着的眷恋掩盖了对城市文明的希冀，深沉、厚重的乡土世界成为路遥本人及“孙少平们”在“去城市”途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作为小说中既渴望走向城市又保持着质朴的乡村情感的奋斗者形象，孙少平从双水村到铜城再到黄原的奋斗轨迹能充分证明他渴望摆脱土地的束缚，不像父辈一生都当土地的主人。跳出农门走向城市是孙少平内心的诉求，但作者似乎无意成全他，而是将城市的阴暗面与乡土的厚重与温暖作为鲜明的对比呈现在他面前，使 他在农村与城市的往返中基于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等生存状态的比较中时刻接受心灵的煎熬。所以，当孙少平重回故土时，曾发出这样深情的感叹：“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走投无路。”其实这就是作家本人对故土的表白，在他心里，城市文明总是遥远的，不可全身心依赖的，而乡土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与深沉，能给在城市奋斗的人以心灵的慰藉，能容纳和化解奋斗者由乡而城的过程中产生的失落、自卑、焦虑等消极情绪。
路遥无疑看到了农村青年向往城市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他并不是用城市文明的视野来审视和构建乡村世界的，而是根植于乡村之中来观望城市文明，结果使他在城与乡之间的对峙中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城市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面前，滋生出道德溃败与人性蜕变等问题，以至于他对城市文明产生失落与恐慌，转而走向农村，构筑乡土的理想世界而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不自觉地放弃了理性的思考而在农村可爱的一面中套上迷人的光环，极力维护心灵深处的净土。而事实上，城市文明的发展作为一种必然性趋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并不是乡土文化中的博大与深邃的品格所能挽救的。相反，对土地的迷恋以至于宗教般地信奉，会使人在城市文明的冲击面前变得畏缩与恐慌而丧失前进的动力，而且，乡土文化中保守、狭隘、固步自封等落后因素甚至会阻碍农村青年走向城市的步伐。青年奋斗者在由乡到城的奋斗过程中尽管会遇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但是，以当代的眼光看，一个青年的理想中必不可少地包含着跳出农门与现代都市文明接轨的因素，作家不能因为对乡土的迷恋而对青年奋斗者中的城市化因素予以消解。
孙少安是农村变革浪潮中的最先觉醒者，他凭着勇于开拓的勇气，第一个为古老的双水村引来了机器的轰鸣声，建立起乡镇企业，至此，他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的形象。但是后来作家却将孙少安的发展轨道仅仅停滞于创办乡镇企业之上，他始终也没能走出古老的双水村而在城市商品经济浪潮中崭露头角。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始终是一个本分的传统农民形象，在他眼里，离开土地跳出农门简直就是对父辈对乡土的背叛，他最大的“野心”和终极追求也只是一辈子在石汔节或黄原县“闹一番世事”而已。农村小生产者目光的短浅与固步自封的性格缺陷掣肘着孙少安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感的制约，路遥非但没有以一种批判与冷峻的目光审视孙少安式的发展模式，反而为他的乡土人物戴上一个迷人的光环。无论是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和发展道路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悖逆于乡土的行为，对土地的宗教式的崇拜与敬畏，使路遥着了魔似的围着土地打转，“土地养育了我们，决不能与土地断裂”这一农民式生存哲学在孙少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八十年代就有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当有力度的质疑：“但问题是千百年来究竟是土地养活了”我们”还是“我们”开辟了并耕种着土地呢?0的确，对乡土的宗教式迷恋，可能会使农民过于依附土地，进一步削弱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使农民难以逃脱高加林式的“出走一回归”的怪圈，这是路遥的创作思想的局限所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农业文明必然让位于都市文明，乡村的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知识经济时代降临，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社会结构特征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随之个人成长道路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拓展延伸，而这方面传统的农业社会都是无法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张扬、自我价值的高度实现等等也都是在狭隘保守的乡土世界里无法实现的。在路遥的想象中，没有乡土世界提供的精神支撑，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发展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他的这种坚守乡土文化的执着的精神与人格的崇高至今仍感动着成千上万的读者。然而在当代视野之下，不能不使我们思考的是：像这样一种至死不渝的乡土观是否就能使农民真正从保守落后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难道只有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生活在那个山村，才能实现人格的健全与完美?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观念越发显得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相冲突，甚至要成为新时期农村奋斗者要想跳出农门实现自身发展时必须抛弃的历史重负。总而言之，对土地的顶礼膜拜，宗教式狂热的乡土情怀稀释了路遥思维的冷静，使他在小说中对乡土世界加以神化，这种神化色彩无疑加重了小说主题思想的单一性，造成城市文明叙写的单薄，事实上，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向着城市化的方向前进的，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家不能对其持回避或观望的态度，而应在构筑理想世界时实现人物形象与城市文明的良好对接。
将路遥的创作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观察，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就像路遥自己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代性进程与城市化的发展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本文对小说中理想世界的解读不在于否定路遥及其作品，而是在一种更为前瞻的现代性视野和更为客观的理性角度之内对路遥《平凡的世界》进行解读，力求站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维向度上对其进行审视，在农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多维交叉坐标上透视路遥的理想世界，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一、对爱情理想的解读：思想的现代性让位于情感的传统性
《平凡的世界》中爱情描写贯穿作品的始终，需要指出的是，路遥的爱情描写不仅仅是简单地向读者叙述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而是要从理想的爱情世界中“充满激情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具体地说，作家旨在通过建构一种理想完美的爱情世界来平衡各种矛盾冲突，肯定赞扬自己的情感取向。虽然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文化及作家人生境遇的角度上透视，这种爱情理想有着可以理解甚至有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但仔细审视小说建构的爱情理想时，不难发现路遥强烈的主体意识与炽热的情感掩盖了这一爱情理想的局限性，最终消隐了本该在作品的主题中得以展现的思想的现代性。路遥在小说中倾注强烈感情塑造的传统单一的爱情理想，显得与现代文明观念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造成了小说思想视野的局限性。
作为“农裔城籍”代表性作家的路遥，在理智上，他向往现代文明，也认同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情感上又严格遵循与维护传统文化与农村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文化心理在他对爱情理想的叙写中得以鲜明表露。路遥曾说：“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地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在《平凡的世界》中，传统与现代这两极张力在作家头脑中无法调和，作者便塑造了孙少平与孙少安这两个截然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着现代思想意识与传统文化观念。很显然，路遥试图将自己思想的现代性与情感的传统性，通过孙氏兄弟裂变为两种不同的爱情理想与爱情世界而求得两者的平衡。但是，他将强烈的主体意识与个体生命体验注入其中后，两者的天平便发生了倾斜。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闪现着现代文明的光芒，田晓霞是路遥笔下典型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她出身于城市干部家庭，是孙少平思想上的引路人。虽然两人在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但几年的学校生活培育了他们共同的志趣爱好与追求，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和心灵世界的相通。从对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叙写中，可以看出路遥的内心是饱含现代思想意识的，他赞赏和渴求心灵相通的超凡脱俗的现代爱情。但情感的传统性始终影响甚至驾驭着他的创作心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只是建构在幻想与激情之上的空中楼阁。在作品中，路遥多次通过孙少平的口吻暗示这种理想爱情幻灭的必然性：“孙少平到大亚湾煤矿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他感到他和她(田晓霞)相距有多么遥远，他爱她，但他们将不可能一块儿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最终，田晓霞的生命以献身洪水的方式结束，她和孙少平的爱情也以悲剧的形式幻灭，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说这样的爱情悲剧体现了路遥在思想的现代性与情感的传统性之间已经向后者倾斜，那么，孙少平最终拒绝大学生金秀的感情而以煤矿上寡居的惠英嫂为感情归宿则鲜明地体现出传统的婚恋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路遥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在他看来现代文明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只是他心中一个遥远的灯塔。
路遥作这样的结构安排不能不给人留下些许遗憾：孙少平本是一个向往现代文明，渴望走向城市的奋斗者形象，可他放弃大学生金秀的爱情而与惠英嫂的结合，可以窥见在其身上所呈现的强大传统道德力量的惯性作用。孙少安对惠英嫂的感情实际上是同情基础之上产生的怜悯之情，而非爱慕之情。从现代的爱情观看，同情并不代表爱情，这种非常态的爱情完全脱离了现代文明观追求的基于男女双方对等的思想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层次与文化素质不断提升，视野不断拓宽，像小说中孙少平与惠英嫂，田润叶与李向前那样的以乡土文化为根基的从一而终的爱情模式逐渐被人们所置疑，已经出现追求心灵相通的有共同语言基础的现代爱情故事，也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获得人性的健康发展和双方的情感升华。尽管在那个年代现代文明之风还很微弱，但作家不能仅仅停滞于对传统情感的固执坚守而对现代爱情持观望与逃避的态度，而应突破思想局限，以发展的眼光给予其更多的现代性观照。
孙少安的爱情理想则以农村文化为根基，以传统伦理观念为内核，虽然与他青梅竹马后来却成为城市知识女性的田润叶多次向他发出爱的信号，但孙少安却果断而冷静地将内心中对润叶的爱恋平息下去，他对传统对乡土无比眷恋的感情扑灭了心中的爱情之火。而当他遇到了出身于农村的传统女性贺秀莲时便迅速抓住机会与她结了婚。路遥认为这才是孙少安的理想爱情，他始终就是以欣赏与赞美的眼光看待孙少安与贺秀莲的这种传统爱情，因为这维护了他心中对传统婚恋方式的认同。很显然，路遥将孙少安的爱情经历作一个反差式的安排，体现作者对现代理想模式爱情的退缩，对传统爱情模式一边倒的颂扬。使得作品缺失了一种思想的现代性与深层的思考。若是作家能将自己的立足点再尽量向前移动，不仅仅停滞于对传统的坚守，而是给未来以更多的关注和前瞻性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形象及情节安排中，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将更具历史意义与理性色彩。
另外，《平凡的世界》中理想的爱情模式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女性形象都接近于完美，她们与男主人公结合构成了一种母性化的爱情，主要体现为慈爱、体贴，甘愿为丈夫无私奉献、舍弃自我，给予其精神慰藉。田润叶之于李向前，贺秀莲之于孙少安，孙兰花之于王满银，都体现了路遥爱情描写中的母性化爱情景观——女性形象的完美塑造与母性化的爱情描写。但这样圣母般的人物塑造会使人感觉到形象缺少创造性而丧失活力。同时，田润叶、贺秀莲等女性形象身上总是笼罩着过于依附男性与压抑自我个性的阴影，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爱情双方中女性的自我牺牲式的品格与现代文明提倡的自由、平等、自主发展等观念背道而驰，也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传统的男权思想。在现代社会，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理想追求与自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建构爱情理想时，作家如何超越这种完美化的叙述模式，赋予女性形象独立的人格与发展的活力，还原其真实的、多元的人物性格，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内容。
二、对道德理想的解读：历史理性让位于道德坚守
通览路遥的小说创作，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叙述的过程也就是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道德的理想世界的建构过程。路遥小说中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源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及其成长历程对他的影响，寄寓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生存信仰。需要指出的是，过度的道德叙事与道德坚守会忽视某些历史理性，“一般来说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容易产生历史和道德，感性与理性的悖反，产生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不一致的作品…合乎道德要求的不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却没有道德的合理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在道德化叙事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倾向性进行分析。
从创作动因上分析，《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对道德的理想世界的建构有两个重要的主客观因素。首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道德理想对作家的文化心理影响极深。路遥的一生大多在陕北度过，这片黄土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深厚的地区，因而仁、义、礼、信等儒家文化思想在小说众多人物形象中得以充分展现，他们无不追求道德的完美与人格的崇高。孙少平一家在艰难困苦中互助互爱、相濡以沫的美好感情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传统亲情伦理的由衷礼赞。其中，孙少安这一青年农民形象集中体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光辉，为了弟妹的前程，他忍痛辍学，与父亲共同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为了维护心中的道德理想，他不惜与新婚妻子反目，生存的苦难没有把他压垮，但是对家人的重大使命感，对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热爱是他的精神支撑。
不难看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路遥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去构筑道德的理想世界的，他试图以乡村的道德人伦去宽慰饱尝磨难的心灵，为人们的奋斗提供精神支撑。然而，将过于完美的道德理想与过于崇高的人格力量完全倾注于人物形象身上，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历史理性的缺失，正如李建军所说，“他(路遥)的写作是道德的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在《平凡的世界》中，孙氏兄弟、田润叶、金波等形象毫无例外地体现着性格的坚定与道德的善良，在他们的身上，很少能看出性格的缺陷与德性的缺失，作家对道德伦理如此固执的坚守使人物形象呈现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无助于形象的真实与丰满，也有碍于人物独特性的塑造。比如孙少安，作为一个青年奋斗者的典型，他创业取得成功后，仍以“坚守乡土”的方式去维护和追求心中的道德理想，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对道德伦理的坚守才能实现人格的崇高与生命的价值吗?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沿，人们的发展道路呈多元化的趋势，更多的奋斗者只有走出去，到外面创业才能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事实上，现代社会很多农民是通过进城而不是扎根乡土而获得发展的，因此，以当代眼光审视，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要有更高意义上的理想追求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向往，否则就难以通过小说反映社会更广更深层次的风貌。
不可否认，传统道德作为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对人类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统伦理中也夹杂着愚昧保守、狭隘、固步自封等消极因素，路遥在小说中的热情赞扬使得对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性反思从而造成历史理性的滑落。“道德结构中包含着明显的对立因素，一方面，道德观念有相对的保守性，而保午性又使道德难以适应现实生活，有时甚至可能与社会历史发展发生尖锐冲突”。孙氏兄弟、贺秀莲、田润叶等形象都闪现着传统道德的光辉，但过于完美的形象又不免呈现出保守与僵化的因素。路遥对道德的固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质，使小说中叙述的道德理想给人传统守旧有余而现代变革不足的感觉。
其次，路遥建构的理想世界中对传统道德的褒扬与坚守，源于他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滑坡与精神危机充满深切的忧虑：现代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与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等问题，人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路遥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因此，尽管路遥有一定的现代思想意识，但是面对城市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他的道德理想在这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前变得苍白无力。于是，他试图构建一个道德的理想世界，通过崇高人格力量与道德美感去抗衡现代人道德严重弱化的状态，以缓解自己的现代性焦虑，维护自己乌托邦式的心灵净土。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中青年奋斗者的典型形象，他渴望摆脱古老传统的世代耕作的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现代文明意识。但是，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却仍然是德性的典范，在对待亲人方面，他对妹妹体贴入徽，对哥哥给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对奶奶至孝；在对待朋友方面，他能在危机时刻挽救曾经抛弃过他的郝红梅，这些因素共同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想。最为突出的是尽管他后来生活在城市甚至快要拿到城市户口，逐步接近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从不忘记对传统道德的眷恋与维护，可以说这一形象体现了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作家对伦理道德的坚守。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孙少平与田润叶等男女形象身上认同现代文明与坚守传统道德这种双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达到的，他们的形象有着过于浓烈的理想化色彩，作家是在牺牲理性与客观视角来完成对道德的坚守。我们可以认可和尊重特殊时代下所造就的人格风范与道德力量，但现代化进程是如此迅猛以至于现代人的道德与人格不可避免地有所缺失与裂变，而一味地去捍卫传统人情伦理，把它作为现代人的理想追求或人性标准，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完善，反而与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因过度的传统守旧而不合历史理性。路遥试图建构道德理想作为现代性进程中人的精神家园是无助的，把道德的完善作为人的终极追求目的也不符合现代城市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比如孙少平，他一直在社会的底层生活，可他总是试图用一种高尚的精神来抗拒物质的匮乏与生存的危机，但固守传统的精神家园终究不能摆脱现实的种种困境，道德的完善并不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所有问题，过度的道德坚守反而压抑人的个性、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变革来解决，显然作家不能固守传统的道德理想来替代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与追求。
三、对苦难情怀的解读：批判性反思让位于宗教式热情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扉页中以强烈的感情口吻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确实，邪土地的厚重以及那苦难的分量，支撑着路遥投入巨大心血用毕生精力完成这部鸿篇巨著，苦难是路遥人生的主题词，苦难情怀成为小说主题意蕴的关键词。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以孙少平、孙少安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的塑造，叙写苦难、正视苦难、赞美苦难甚至将体验和超越苦难上升为一种生命价值哲学。通览整部小说，可以发现路遥在作品中展现的苦难情怀包含着两层意 蕴：—是人物形象经历苦难，在苦难中成长，从而获得精神的洗礼与人格的升华；—是苦难应该成为人生的—个重要主题词之一，只有经过炼狱般苦难的体验才能获得人的成长与生命意义。但路遥对苦难精神抱一种唯一性与排他性的态度也值得反思：苦难能让人获得精神的动力，促进入的成长，但苦难也能压垮甚至毁灭—个人的成长道路与奋斗精神，因而苦难精神不具有普适性；同时社会的发展也说明不一定非要在苦难中成长，人才能获得发展。
路遥苦难情怀的形成与发展，与他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创作心理有密切关联。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民家庭，他的幼年、少年时期都是在饥饿与贫寒中度过的，他在创作随笔中曾多次表明自己的苦难历程。苦难在路遥的成长道路中有着很重的分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走向麻木与堕落，苦难并没有压垮他反而促使他形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在短篇小说《姐姐》的序言中的表白也证明了这一点：“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于是，路遥以宗教式的热情投入写作，试图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注入其中，建构出一个体验苦难并超越苦难的理想世界，试图给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平凡的世界》中精心塑造的两个青年奋斗者形象——孙少平与孙少安兄弟俩，各自的人生追求无不充满挫折与苦难，可以说，他们的奋斗史也就是一部体验和超越苦难的历史。孙少平是城乡交叉地带中个人奋斗的典型，饱含现代意识与走向城市文明欲望的他从社会最底层干起，从“低贱的揽工汉”到“挂靠”的郊区农民再到“正式的煤矿工人”，在艰难的奋斗历程中，他饱尝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苦难，以远大的理想与高尚的情怀作为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执着而坚定地进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孙少平在苦难的世界里实现了灵魂的洗礼，造就了积极向上、勇敢顽强、热爱生活的崇高人格，同时在他的身上也鲜明地寄托了路遥的理想追求。
然而，路遥的苦难情怀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的状态：不管孙少平历经什么样的苦难与磨练，他的人格总是积极向上的，从没懈怠过更没放弃过，他总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富足，显现了刚毅、坚韧、正义、永不放弃的理想人格。在作家的笔下，他在任何挫折面前人格都趋于完美，路遥将伴随着个人奋斗而产生的孤独、压抑、焦虑、懈怠等不可避免的消极状态从人物形象身上过滤了，这种单向性倾向必然会遮蔽了人物形象的深刻与真实。同时，路遥在一味地对苦难带给人们的精神进行赞美的同时，又限制了他对苦难及人自身进行更深层次上的批判性反思。从辩证的角度思考，苦难一方面能造就人崇高的品格，实现人的成长。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得起苦难的锤炼的，苦难也会使人丧失斗志，过度的磨难可能造成人格的缺陷与精神的失落以至于最终毁灭一个人，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举不胜举，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感情的天平完全地倾向于前者，构筑苦难情怀下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但这种理想只属于部分人，从而也就缺乏普适性。
再次，路遥认为只有经过炼狱般的苦难才能实现人的成长，获得生命的意义，这种对苦难怀有的宗教式热情，在当代的视野下是值得反思的。路遥曾饱含激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在他的个体生命体验中，人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痛苦，才能得到精神的超越，实现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共同蜕变，他实际上是将苦难看作高于苦难的东西，使苦难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这一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平的评价也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苦难的赞美：“是的，他(孙少平)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他巳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在这里，路遥用孙少平的口吻表达了对苦难的宗教式的热情，表达了苦难精神在人生命中的不可缺失性，苦难情怀已经上升为他生命价值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对这种在特殊时代下特殊人物的苦难表示理解和致敬，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在飞速地向前滚动，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部使人的生存形态发生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很难再有机会去经历和体验那个特殊时代的“孙少平式”苦难。成功的欲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高度的成就感等各种因素都可能促使人格的成长和生命价值的实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成功的路径有多种多样，体验和超越苦难不再成为人获得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从当代的视野和理性的角度审视《平凡的世界》中的理想世界，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对苦难抱有唯一的宗教式热情，遮蔽了作品应探索的多向批判性反思维度，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巨著的一大遗憾。
四：对乡土情怀的解读：城市文明的叙写让位于乡土眷恋
“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关键词，也是解读路遥小说的一根引线。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通过大量形象的刻画和史诗般的叙述，描绘了在城乡交叉地带中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坚守与出走等矛盾交汇的现实图景。小说中由乡到城的叙述模式其实也是作家本人心路历程的印记，他扎根于黄土地，身上带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根基，同时又对跳出农门，走向城市有着强烈的欲求。就是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路遥在小说的叙写过程中情感天平逐渐向乡土倾斜，强烈的情感倾向性使他回避了乡土世界的缺陷，反而执着地在作品中表达对乡土的深深眷恋并对之加以神化。同时，当我们把目光从当代往回审视时应该能看到，对乡土世界的过于坚守终将造成小说中城市文明叙写的单薄、思想意蕴的偏执。
要理解路遥的文化心理，首先要探究其人生轨迹，他自幼在农村长大，在县城忍饥挨饿读完初中，回乡当过小学教师，后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到省城两安的《延河》编辑部工作。从路遥的人生历程看，他是一位熟悉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种种情状的作家，他能深切地感受到由乡到城的遥远与艰难。实际上，他是一位植根在农村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作家，他身上的现代气质似乎远远不及他的“土味”。“仔细阅读路遥的小说，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即：他的小说中充满着一种悖论——‘在农村’的不甘心与‘去城市’的不放心”。最终，他对乡土的执着的眷恋掩盖了对城市文明的希冀，深沉、厚重的乡土世界成为路遥本人及“孙少平们”在“去城市”途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作为小说中既渴望走向城市又保持着质朴的乡村情感的奋斗者形象，孙少平从双水村到铜城再到黄原的奋斗轨迹能充分证明他渴望摆脱土地的束缚，不像父辈一生都当土地的主人。跳出农门走向城市是孙少平内心的诉求，但作者似乎无意成全他，而是将城市的阴暗面与乡土的厚重与温暖作为鲜明的对比呈现在他面前，使 他在农村与城市的往返中基于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等生存状态的比较中时刻接受心灵的煎熬。所以，当孙少平重回故土时，曾发出这样深情的感叹：“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走投无路。”其实这就是作家本人对故土的表白，在他心里，城市文明总是遥远的，不可全身心依赖的，而乡土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与深沉，能给在城市奋斗的人以心灵的慰藉，能容纳和化解奋斗者由乡而城的过程中产生的失落、自卑、焦虑等消极情绪。
路遥无疑看到了农村青年向往城市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他并不是用城市文明的视野来审视和构建乡村世界的，而是根植于乡村之中来观望城市文明，结果使他在城与乡之间的对峙中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城市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面前，滋生出道德溃败与人性蜕变等问题，以至于他对城市文明产生失落与恐慌，转而走向农村，构筑乡土的理想世界而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不自觉地放弃了理性的思考而在农村可爱的一面中套上迷人的光环，极力维护心灵深处的净土。而事实上，城市文明的发展作为一种必然性趋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并不是乡土文化中的博大与深邃的品格所能挽救的。相反，对土地的迷恋以至于宗教般地信奉，会使人在城市文明的冲击面前变得畏缩与恐慌而丧失前进的动力，而且，乡土文化中保守、狭隘、固步自封等落后因素甚至会阻碍农村青年走向城市的步伐。青年奋斗者在由乡到城的奋斗过程中尽管会遇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但是，以当代的眼光看，一个青年的理想中必不可少地包含着跳出农门与现代都市文明接轨的因素，作家不能因为对乡土的迷恋而对青年奋斗者中的城市化因素予以消解。
孙少安是农村变革浪潮中的最先觉醒者，他凭着勇于开拓的勇气，第一个为古老的双水村引来了机器的轰鸣声，建立起乡镇企业，至此，他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的形象。但是后来作家却将孙少安的发展轨道仅仅停滞于创办乡镇企业之上，他始终也没能走出古老的双水村而在城市商品经济浪潮中崭露头角。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始终是一个本分的传统农民形象，在他眼里，离开土地跳出农门简直就是对父辈对乡土的背叛，他最大的“野心”和终极追求也只是一辈子在石汔节或黄原县“闹一番世事”而已。农村小生产者目光的短浅与固步自封的性格缺陷掣肘着孙少安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感的制约，路遥非但没有以一种批判与冷峻的目光审视孙少安式的发展模式，反而为他的乡土人物戴上一个迷人的光环。无论是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和发展道路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悖逆于乡土的行为，对土地的宗教式的崇拜与敬畏，使路遥着了魔似的围着土地打转，“土地养育了我们，决不能与土地断裂”这一农民式生存哲学在孙少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八十年代就有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当有力度的质疑：“但问题是千百年来究竟是土地养活了”我们”还是“我们”开辟了并耕种着土地呢?0的确，对乡土的宗教式迷恋，可能会使农民过于依附土地，进一步削弱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使农民难以逃脱高加林式的“出走一回归”的怪圈，这是路遥的创作思想的局限所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农业文明必然让位于都市文明，乡村的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知识经济时代降临，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社会结构特征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随之个人成长道路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拓展延伸，而这方面传统的农业社会都是无法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张扬、自我价值的高度实现等等也都是在狭隘保守的乡土世界里无法实现的。在路遥的想象中，没有乡土世界提供的精神支撑，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发展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他的这种坚守乡土文化的执着的精神与人格的崇高至今仍感动着成千上万的读者。然而在当代视野之下，不能不使我们思考的是：像这样一种至死不渝的乡土观是否就能使农民真正从保守落后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难道只有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生活在那个山村，才能实现人格的健全与完美?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观念越发显得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相冲突，甚至要成为新时期农村奋斗者要想跳出农门实现自身发展时必须抛弃的历史重负。总而言之，对土地的顶礼膜拜，宗教式狂热的乡土情怀稀释了路遥思维的冷静，使他在小说中对乡土世界加以神化，这种神化色彩无疑加重了小说主题思想的单一性，造成城市文明叙写的单薄，事实上，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向着城市化的方向前进的，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家不能对其持回避或观望的态度，而应在构筑理想世界时实现人物形象与城市文明的良好对接。
将路遥的创作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观察，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就像路遥自己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代性进程与城市化的发展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本文对小说中理想世界的解读不在于否定路遥及其作品，而是在一种更为前瞻的现代性视野和更为客观的理性角度之内对路遥《平凡的世界》进行解读，力求站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维向度上对其进行审视，在农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多维交叉坐标上透视路遥的理想世界，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