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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首都北京寒意逼人。不过，围绕“政府治理”而展开的各种研讨，却是异常火爆。
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全面改革总动员令”，明确提出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誓言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与十八大相关论述相比，“国家治理”概念的引入尚属于首次，因而格外耐人寻味、引人注目。
任何顶层设计，最终都要依靠地方和基层来落实。这一变动对地方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地方治理的精髓是什么？从此岸到彼岸，“船和桥”的问题如何解决？
“负面清单”与权力让渡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首份“负面清单”出炉。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是依照国际通行规则，定出一份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行”。此举意在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创造更大的空间。
过去，我国一直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政府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代替市场作出判断，告诉市场主体应当做什么、怎么做。这种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产能过剩、权力寻租等诸多顽症，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也就是说，中央已下决心以负面清单为抓手，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要把不该管的事情尽量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地方，该管的事情要切实管好、管住。做好简政放权的加减法，许多改革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刘峰告诉《决策》。
在上海自贸区，通过简政放权，企业注册时间从目前全国平均的29天缩短到4天。注册一家企业，除了营业执照，完成备案的时间甚至只要半个小时，因为负面清单一目了然，很多环节根本不用找人审批。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看，审批改革远未抵达核心。据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调查，企业依法走完审批流程，最短时间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市场机遇早就没了。”
由于改革触动的都是部门既得利益，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但市场经济强调法治，是没有审批概念的。李克强总理曾直言：“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改革的第一刀，便挥向发改委。媒体在探访中发现，改革之前，每到年底，国家发改委总是车水马龙、官商匆匆；改革之后，门前“稀稀落落停了几辆自行车，在寒风中诉说着孤寂”。
而在地方层面，“负面清单”模式正被更多城市所效仿。2013年1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布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开355项禁限项目。在安徽省省会合肥，也将很快推出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审批没了，官员是不是没活可干了？广东省编办行政改革处处长刘光大说：“我们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作为本轮审批改革的探路者，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
“模拟征收”与公众参与
“才几户人反对就中止了？太可惜了。100%签约率，有可能吗？”浦西村村民苏幼俤，至今仍在纳闷。这位老人守着一处破败的老宅住了77年，而她渴盼已久的拆迁，却被暂时中止了。
2012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引入“模拟征收”模式，拟征收浦西村等村数百栋危旧房。2013年3月8日，最后签约期限到了，在437户业主中，共有410户签约，签约率为93%。由于未达到100%签约率，补偿安置协议自动失效，房屋征收暂时中止。
7%的民意被充分尊重，的确让人有些“发懵”。以往，房屋征收多按政府规划，画个红线，做个方案，发个公告，就大刀阔斧地拆起来了。凡遇到“钉子户”，一律强制执行。这种模式有意无意忽视了公众这一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感受，极易激化矛盾，导致地方恶性事件频发。
而福州的“模拟征收”，则是变政府主导为民意主导，变政府“要我拆”为百姓“我要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未出现公开化的矛盾，还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尽管暂时失败了，但个体利益不再天然地被视作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博弈逐渐被视为可接受的状态，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
因此，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要求，继续试行“模拟征收”、“协商征收”、“自治征收”等新征收模式，探索走出一条依靠群众参与、全力支持拆迁工作的新路子。
“公共治理，不等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除了政府，它还涵盖了社会、市场，是多主体的博弈与共治，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当然，这里边政府仍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但不是唯一的。”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告诉《决策》。
实现公共治理，首先要求政府谦卑倾听民意，善于将群众意见转化为政府决策。对于那些不同意见，尤其应当审慎对待。2013年5月，浙江省吉安县天子湖镇政府开设“百姓讲堂”，每月主动请一位村民上台“骂”干部，以此来给干部“清醒头脑”，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尽管外界对此评价不一，但的确有助于政府精准把握村民需求，进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相比之下，江苏省太仓市“政社互动”试验，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所谓政社互动，实质上是厘清政府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2010年，太仓梳理出“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和“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后者由原来的78个事项削减到28项，减少了64%。放权之后，镇政府与辖区内所有村（居）委会签订了《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
“以前是责任状，双方就像是上下级；现在改签协议，就变成了伙伴关系。”中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金亚形象地说。过去，政府下派到村（居）的任务，仅记录在案的每年就多达72项，涉及20多个部门。现在，政府想让社区干什么事，年前都要签好协议，协议里有的，居委会才会去做。 2013年9月，太仓出台了江苏省首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对于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事务服务事项，都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由社会组织承担。
目前，当地政府的购买服务对象主要还是村（居）委会，但村（居）委会未必对所有事务都精通。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自治组织太弱，还无力完全承担政府退出的事务。为此，太仓专门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并公开招募公益性社会组织入驻中心孵化。
而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则是国内第一家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自2009年正式运营以来，这里已经孵化出数十家公益机构，服务对象包括社区居民、老年人、残疾人、民工子女等各类群体。如今，“浦东模式”逐渐被更多城市认同和复制，成为完善地方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技术支撑与价值唤醒
2013年11月11日，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治理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往往落实不了，原因在哪里？就是缺乏技术性的支撑。与其高谈阔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该中心主任谈火生告诉《决策》。
“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曾让历史学者黄仁宇声名鹊起。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不重视技术要素，很多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道德命题上去。他倡导进行“数目字管理”。这一洞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地方治理中，如果以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态度来改进治理技术，最终将会使社会运作得以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法则来重组。
谈火生教授举例说，怎样开会，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活儿。孙中山曾提出，民主政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他在《罗伯特议事规则》基础上，编译出了《民权初步》，称“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
更有意思的是，“海归”袁天鹏跑到偏僻的安徽省南塘村，跟村民一起践行罗伯特议事规则。他深知，民主的大叙事如果不与村民的切身利益挂钩，村民就没有理由和动力去关心大叙事。因此，乡村版议事规则“南塘十三条”，莫不从微观入手，从老百姓的小日子入手，最终成为可操作的民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话语权获得了极大拓展。是否擅长“指尖上的官民对话”，对地方政府是一场大考。
2013年，是政务微信元年。继政务网站、博客、微博之后，政府又纷纷推出了政务微信。微博与微信，一个略显嘈杂但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民意，一个略显平和但能够近距离地深度对话，二者在传播上优势互补。据清华大学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12月20日，全国政务微信逾3500个，浙江、江苏、广东三省数量最多。
从运营效果看，一些基层政务微信表现更为出彩。它们充分发挥与老百姓距离近的优势，用语音或单条图文发布民生话题，能够有效地提升受众的阅读体验和参与热情。比如，福建省厦门市的梧村派出所，曾在微信平台上推出“闺蜜逛街型盗窃团伙预警”。翌日中午，该团伙再次伺机作案时，被看过平台预警的店员认出，团伙成员当场就被警方擒获。
预计2014年，政务微信将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再有一种新兴的信息工具出现，并在便捷高效反映民生民意方面超越微博、微信。届时，政务微博、政务微信自然会趋于从属地位，这是信息变革必然带来的“进化法则”。
刘峰教授则提醒说，中国行政管理，一定不能走那种技术主义、管理主义的路子。电子政务，不能光强调电子，不研究政务；更不能只重视管理，不重视行政。“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提高行政价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质量。”
考核“指挥棒”与选人用人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湾里区在江西省南昌市14个县区的考核排名，居然从2008年的最后一名跃升到了现在的第一名。
这得益于考核“指挥棒”的转向。2013年9月，江西省出台《2013年度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意见》，对11个设区市和100个县（市、区）予以差别化分类考核评价。通过综合考评经济、环境、民生指标，全省彻底告别了“唯GDP论英雄”的发展观。
湾里区森林覆盖率高达73.7%，但这笔绿色财富一度被忽视。为了闪亮的经济数据，区里不得不主攻重工业，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在，上级非但不考核其工业增加值，反而大幅增加了生态环境指标的权重。区委、区政府终于放下了包袱，开始放胆培育绿色产业，结果客商反倒纷至沓来。
抓住了考核“指挥棒”，可谓抓住了地方治理的命脉。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言辞之中，展现出破除积弊、开拓新局的坚强决心。在这种氛围下，再也没有哪个不识趣的官员高谈阔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2013年12月，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由单纯比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换句话说，中央要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这份政绩考核新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譬如，首次把地方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在全国很多城市是普遍现象。据中国社科院最新披露，2012年，中央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债务高达19.94万亿元。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被戏称为“满城挖”的武汉市，眼下正遭遇资金困境，多个项目被迫停工。财政部湖北专员办一份报告显示，武汉2013年偿债规模为310.59亿元，2014年为311.76亿元。也就是说，最近两年，当地政府每天都要偿还1亿元债务。
另外，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也都被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时出现雾霾天气，就是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污染过度排放和环境治理不力的产物。这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问题。因此，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显而易见，政绩考核新规，既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紧箍咒”，也给他们“松了绑”，实质上是激励与约束的重新定位。此举有助于引导官员把更多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来。
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干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未来10年，怎样选人用人，事关地方治理的绩效，事关全面改革的成败。对此，民间的期待之火在熠然跃动，接下来就看官方如何行动了。
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全面改革总动员令”，明确提出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誓言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与十八大相关论述相比，“国家治理”概念的引入尚属于首次，因而格外耐人寻味、引人注目。
任何顶层设计，最终都要依靠地方和基层来落实。这一变动对地方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地方治理的精髓是什么？从此岸到彼岸，“船和桥”的问题如何解决？
“负面清单”与权力让渡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首份“负面清单”出炉。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是依照国际通行规则，定出一份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行”。此举意在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创造更大的空间。
过去，我国一直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政府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代替市场作出判断，告诉市场主体应当做什么、怎么做。这种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产能过剩、权力寻租等诸多顽症，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也就是说，中央已下决心以负面清单为抓手，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要把不该管的事情尽量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地方，该管的事情要切实管好、管住。做好简政放权的加减法，许多改革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刘峰告诉《决策》。
在上海自贸区，通过简政放权，企业注册时间从目前全国平均的29天缩短到4天。注册一家企业，除了营业执照，完成备案的时间甚至只要半个小时，因为负面清单一目了然，很多环节根本不用找人审批。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看，审批改革远未抵达核心。据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调查，企业依法走完审批流程，最短时间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市场机遇早就没了。”
由于改革触动的都是部门既得利益，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但市场经济强调法治，是没有审批概念的。李克强总理曾直言：“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改革的第一刀，便挥向发改委。媒体在探访中发现，改革之前，每到年底，国家发改委总是车水马龙、官商匆匆；改革之后，门前“稀稀落落停了几辆自行车，在寒风中诉说着孤寂”。
而在地方层面，“负面清单”模式正被更多城市所效仿。2013年1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布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开355项禁限项目。在安徽省省会合肥，也将很快推出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审批没了，官员是不是没活可干了？广东省编办行政改革处处长刘光大说：“我们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作为本轮审批改革的探路者，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
“模拟征收”与公众参与
“才几户人反对就中止了？太可惜了。100%签约率，有可能吗？”浦西村村民苏幼俤，至今仍在纳闷。这位老人守着一处破败的老宅住了77年，而她渴盼已久的拆迁，却被暂时中止了。
2012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引入“模拟征收”模式，拟征收浦西村等村数百栋危旧房。2013年3月8日，最后签约期限到了，在437户业主中，共有410户签约，签约率为93%。由于未达到100%签约率，补偿安置协议自动失效，房屋征收暂时中止。
7%的民意被充分尊重，的确让人有些“发懵”。以往，房屋征收多按政府规划，画个红线，做个方案，发个公告，就大刀阔斧地拆起来了。凡遇到“钉子户”，一律强制执行。这种模式有意无意忽视了公众这一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感受，极易激化矛盾，导致地方恶性事件频发。
而福州的“模拟征收”，则是变政府主导为民意主导，变政府“要我拆”为百姓“我要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未出现公开化的矛盾，还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尽管暂时失败了，但个体利益不再天然地被视作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博弈逐渐被视为可接受的状态，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
因此，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要求，继续试行“模拟征收”、“协商征收”、“自治征收”等新征收模式，探索走出一条依靠群众参与、全力支持拆迁工作的新路子。
“公共治理，不等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除了政府，它还涵盖了社会、市场，是多主体的博弈与共治，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当然，这里边政府仍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但不是唯一的。”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告诉《决策》。
实现公共治理，首先要求政府谦卑倾听民意，善于将群众意见转化为政府决策。对于那些不同意见，尤其应当审慎对待。2013年5月，浙江省吉安县天子湖镇政府开设“百姓讲堂”，每月主动请一位村民上台“骂”干部，以此来给干部“清醒头脑”，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尽管外界对此评价不一，但的确有助于政府精准把握村民需求，进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相比之下，江苏省太仓市“政社互动”试验，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所谓政社互动，实质上是厘清政府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2010年，太仓梳理出“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和“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后者由原来的78个事项削减到28项，减少了64%。放权之后，镇政府与辖区内所有村（居）委会签订了《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
“以前是责任状，双方就像是上下级；现在改签协议，就变成了伙伴关系。”中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金亚形象地说。过去，政府下派到村（居）的任务，仅记录在案的每年就多达72项，涉及20多个部门。现在，政府想让社区干什么事，年前都要签好协议，协议里有的，居委会才会去做。 2013年9月，太仓出台了江苏省首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对于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事务服务事项，都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由社会组织承担。
目前，当地政府的购买服务对象主要还是村（居）委会，但村（居）委会未必对所有事务都精通。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自治组织太弱，还无力完全承担政府退出的事务。为此，太仓专门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并公开招募公益性社会组织入驻中心孵化。
而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则是国内第一家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自2009年正式运营以来，这里已经孵化出数十家公益机构，服务对象包括社区居民、老年人、残疾人、民工子女等各类群体。如今，“浦东模式”逐渐被更多城市认同和复制，成为完善地方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技术支撑与价值唤醒
2013年11月11日，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治理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往往落实不了，原因在哪里？就是缺乏技术性的支撑。与其高谈阔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该中心主任谈火生告诉《决策》。
“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曾让历史学者黄仁宇声名鹊起。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不重视技术要素，很多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道德命题上去。他倡导进行“数目字管理”。这一洞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地方治理中，如果以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态度来改进治理技术，最终将会使社会运作得以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法则来重组。
谈火生教授举例说，怎样开会，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活儿。孙中山曾提出，民主政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他在《罗伯特议事规则》基础上，编译出了《民权初步》，称“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
更有意思的是，“海归”袁天鹏跑到偏僻的安徽省南塘村，跟村民一起践行罗伯特议事规则。他深知，民主的大叙事如果不与村民的切身利益挂钩，村民就没有理由和动力去关心大叙事。因此，乡村版议事规则“南塘十三条”，莫不从微观入手，从老百姓的小日子入手，最终成为可操作的民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话语权获得了极大拓展。是否擅长“指尖上的官民对话”，对地方政府是一场大考。
2013年，是政务微信元年。继政务网站、博客、微博之后，政府又纷纷推出了政务微信。微博与微信，一个略显嘈杂但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民意，一个略显平和但能够近距离地深度对话，二者在传播上优势互补。据清华大学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12月20日，全国政务微信逾3500个，浙江、江苏、广东三省数量最多。
从运营效果看，一些基层政务微信表现更为出彩。它们充分发挥与老百姓距离近的优势，用语音或单条图文发布民生话题，能够有效地提升受众的阅读体验和参与热情。比如，福建省厦门市的梧村派出所，曾在微信平台上推出“闺蜜逛街型盗窃团伙预警”。翌日中午，该团伙再次伺机作案时，被看过平台预警的店员认出，团伙成员当场就被警方擒获。
预计2014年，政务微信将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再有一种新兴的信息工具出现，并在便捷高效反映民生民意方面超越微博、微信。届时，政务微博、政务微信自然会趋于从属地位，这是信息变革必然带来的“进化法则”。
刘峰教授则提醒说，中国行政管理，一定不能走那种技术主义、管理主义的路子。电子政务，不能光强调电子，不研究政务；更不能只重视管理，不重视行政。“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提高行政价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质量。”
考核“指挥棒”与选人用人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湾里区在江西省南昌市14个县区的考核排名，居然从2008年的最后一名跃升到了现在的第一名。
这得益于考核“指挥棒”的转向。2013年9月，江西省出台《2013年度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意见》，对11个设区市和100个县（市、区）予以差别化分类考核评价。通过综合考评经济、环境、民生指标，全省彻底告别了“唯GDP论英雄”的发展观。
湾里区森林覆盖率高达73.7%，但这笔绿色财富一度被忽视。为了闪亮的经济数据，区里不得不主攻重工业，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在，上级非但不考核其工业增加值，反而大幅增加了生态环境指标的权重。区委、区政府终于放下了包袱，开始放胆培育绿色产业，结果客商反倒纷至沓来。
抓住了考核“指挥棒”，可谓抓住了地方治理的命脉。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言辞之中，展现出破除积弊、开拓新局的坚强决心。在这种氛围下，再也没有哪个不识趣的官员高谈阔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2013年12月，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由单纯比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换句话说，中央要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这份政绩考核新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譬如，首次把地方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在全国很多城市是普遍现象。据中国社科院最新披露，2012年，中央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债务高达19.94万亿元。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被戏称为“满城挖”的武汉市，眼下正遭遇资金困境，多个项目被迫停工。财政部湖北专员办一份报告显示，武汉2013年偿债规模为310.59亿元，2014年为311.76亿元。也就是说，最近两年，当地政府每天都要偿还1亿元债务。
另外，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也都被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时出现雾霾天气，就是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污染过度排放和环境治理不力的产物。这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问题。因此，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显而易见，政绩考核新规，既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紧箍咒”，也给他们“松了绑”，实质上是激励与约束的重新定位。此举有助于引导官员把更多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来。
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干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未来10年，怎样选人用人，事关地方治理的绩效，事关全面改革的成败。对此，民间的期待之火在熠然跃动，接下来就看官方如何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