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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不但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且是一个现实的实现过程。中共执政下的陕甘宁边区，就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究其原因，边区政府妥善地调节各阶层政治经济利益矛盾，达到人心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一步。近几年来，学界针对历史事实，对此也给予了不少论证。然而，能不能换个视角，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呢？笔者带着疑问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民主选举和“三三制”政权，使各阶层的政治利益得到调节，政治需要得到满足，心理趋向和谐
政治利益是阶级需要的核心，对各阶级阶层而言，政治利益实现的关键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民主，所以民主的实现程度将直接影响各阶级阶层的心理和谐。
1、民主选举使各阶级阶层参与政权的需要获得满足。首先，选举资格的广泛性，产生了政治利益一致性的社会认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境内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这就改变了工农苏维埃时地主、富农、资本家、宗教人士、知识分子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局面。从而使各阶级阶层的社会认知表现为认同心理，看到了政治利益的一致性，获得政治参与的心理满足。其次，选举的真实性，形成了各阶级阶层和睦相处的社会情感。选举之初，许多人表示怀疑说，给予地主、资本家等以公民权这是一种形式，甚至是个假面具，这也正是地主、士绅在当时所具有的疑惧心理。鉴于此，边区政府大力宣传恢复地主富农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团结抗日的需要，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互动，澄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在具体实践中，边区政府采取措施对地主、士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加以保证。如，在新恢复的临时参议会上，由于开明的有声望的地主、士绅、资本家不易为各组织所选出，所以政府采用“聘请”的办法加以保证。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如当共产党超过三分之一时，用共产党员自动“退出”的办法，由非党人士递补，确保非党人士的比重。这样就消除了地主、资本家的疑虑心理，改变了对党的认识，使党与非党达到了和睦相处。再次，投票方式的多样性，激发了各阶级阶层政治参与的社会动机。边区政府针对不同阶级阶层的特点，特别是对于文化落后的农民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投票方式：识字的采取写票的方式；识字不多或文盲的采取画圈、画点、划道、香点、投豆子的方法；在集中选举困难较多的地方采取分散投票的办法，票箱设至行政村、自然村。通过这些措施广大人民的选举权真正得到落实，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获得提高。最后，选举参与的热烈性，形成了各阶级阶层乐观积极的社会态度。选举既真实又可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参与意识。
2、“三三制”使各阶级阶层行使政权的需要获得满足。正如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社会事件都会引起广大社会成员的疑虑不安，从而出现大量的流言一样，“三三制”的出台同样引起人们的疑惑。
现实情况是，各阶级阶层行使政权的需要是一致的，但对于如何共同执掌政权，不易达成共识。特别是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的对立、敌视心理。那么，如何转变各阶级阶层的敌对态度，求同存异呢？首先，党从全局出发，认识到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即政治需要的一致性，这就是抗日和民主。有了这一共同的政治需要，党就有了协调各阶级阶层利益和要求的可能，就有了转变各阶级阶层的敌对态度的可能，就有了各阶级阶层和谐相处的可能。其次，边区政府加大对“三三制”政权实质的宣传力度。于1940年3月11日进一步阐明了三三制政权的阶级实质，指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产阶级；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②这样，使党员、干部统一了认识，形成了社会心理的互动，达到了党内和谐。再次，边区政府用实际行动逐步改变地主士绅的态度，达到了党与非党的和谐。比如，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招请各县士绅来延安参观，起初多数怀疑是装饰门面，忧虑党能否言行一致，上下一致。然而参议会上鼓励非党人士对各种问题多发表意见做法，请求非党人士尽量批评的真实气氛，以及保障地主现在的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承诺，使非党人士大为感动，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心理，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样，“三三制”既缓解了各阶级阶层的敌对态度，又增强了各阶级阶层团结抗战的爱国情感，促进了各阶级阶层的和谐相处。
二、减租减息、劳资两利和精兵简政的政策，使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经济需要得到满足，心理趋向和谐
经济利益是阶级需要的根本，能否调节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将影响到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社会心理发生变化的物质基础。所以，在保障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好经济关系，才能使各阶级阶层的心理趋于平衡。
1．在处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上，边区政府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农民与地主的经济利益都得到保障，经济需要都获得满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有必要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转变为新的土地方法。为此，党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提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然而在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地主与农民的态度是不同的。各地发生了地主投机取巧，采取许多方法实行抵抗的问题。如收回租地、假典假卖、提高租额、重量土地，租种改伙种，定租制改为活租制。还有的地主用籍撤佃或其政治地位来威胁农民不敢减租，使农民产生惧怕心理。这说明土地问题背后蕴涵着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阶级的复杂关系问题。党在团结抗日的背景下，认识到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利益、租佃矛盾，可以通过调整的办法、兼顾的办法、保护的办法加以缓解，关键是使地主与农民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都能接受，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产生迎合性的基础。为此，党在1942年1月《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确定了三条基本原则，既满足了农民的经济需要，又保障了地主的经济利益，既保护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又使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不受侵犯。并且在随后的三个附件中又规定保留永佃权，这就保证了农民最关心的佃权——土地使用权，使双方都产生了共同抗日的爱国情感。因此，党抓住两个阶级产生敌对心理的根结，即地权与佃权、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利用社会心理迎合性特点，保障了两者的经济利益，满足了两者的合理的经济需要，使两者达成妥协，心理趋于平衡。
2．在处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上，边区政府找到双方经济利益的平衡点，提出了互助互利、劳资两利的政策，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天生具有两面性。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其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其革命性与妥协性相互交织。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增强抗战力量，边区政府鼓励资本家投资，鼓励地富资金转向工商业合作事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其妥协性特点产生的迎合性心理，调节与工人的关系，利用其革命性的特点，团结抗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③的政策。
3、在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政府时刻注意人民的心理反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需求出发，发现问题妥善处理，使政府与人民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状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的封锁，再加上自然灾害，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政府起初通过多征公粮和税收克服困难，而庞大的边区机关又使人民难以承受，这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如，1941年6月发生的边区有个农民借雷电劈死人骂毛泽东的事件，正是人民心里不满的一种反应。为此，在1941至1944年，边区政府三次实施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其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进一步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这样，在人民群众中，信任边区政府的态度，热爱边区政府的情感随之形成。
三、边区调节各阶级阶层政治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矛盾的成功实践，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留下了宝贵的
启示
1、重视社会心理的预告作用，掌握社会心理的动向，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是调节阶层利益矛盾，达到和谐的前提。社会心理能够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预告社会气候。人们对社会上的重大事件诸如政权、大政方针、社会发展状况等有各种感触、印象、评价、态度，多数人的反映代表心理主流，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气氛，造成了某种社会气候，这是制定正确社会决策的依据之一。比如陕甘宁边区刚提出“三三制”、“减租减息”的政策时，所引发的各阶级阶层的反应，表现出的疑惑怀疑甚至对抗的心理，形成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气氛。正是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掌握了社会心理的动向，逐步改变了各阶级阶层的态度，最终使各阶级阶层的心理趋于平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趋增多，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会随之增多，这必然会在其社会心理上有一定的反映。所以，通过把握社会心理的动向，认识到这些问题，党就有了采取相应措施逐步解决问题的可能。
2、着眼于社会环境，分析阶层的社会需要，寻找利益矛盾的症结，是调节阶层利益矛盾，达到和谐的关键。社会需要是人们社会生活上的缺乏状态引起的主体自动平衡倾向和择取倾向。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工农翻身做了主人，由于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因而其心理需要也发生了变化，政治上要求参政权，经济上要求获得土地，进而产生了一种激进的社会动机。占传统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尽管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其社会需要仍然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然而其新旧社会角色的矛盾，使其需要难以满足。因而，对党对人民产生了畏惧、对抗甚至敌视的情绪。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找到了他们存在矛盾的原因，继而采取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有效调节了各阶级的矛盾，达到了各阶级阶层需要的平衡。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使各阶层需要发生了变化。因此，只有看到这些变化，分析各阶层的需要，才能找到利益矛盾的症结。党只有认识到各阶层的心理需要，才能发现解决矛盾的切入点，进而才能找到处理各阶层关系的有效方法，对症下药，使各阶层和谐相处。
3、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制定灵活多样的政策，满足各阶层的社会需要，是调节阶层利益矛盾，达到和谐的有效途径。社会心理对现实生活的心理反映是从眼前状况出发，所以社会心理具有实用性特点。从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来看，政策的制定首先要满足其现实需要，这与其心理的实用性特点相一致。然而，由于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社会需要不同。因而，党只有在一定原则下，从全局出发，制定灵活多样的政策，才能迎合各阶级阶层的实用性心理。如，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制。各阶级阶层参政的要求是一致的，但不同的阶级阶层由于自身的特点，而又存在不同的疑虑。为此，边区政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把握策略的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不仅得到了各阶级阶层的认同，而且使各阶级阶层形成了乐观积极的社会情感，全面支持政府的态度。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同样应看到不同阶层所具有的不同社会需求，利用社会心理的实用性，制定各种政策，达到各阶层和谐相处。为此，首先，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其次，制定政策要反映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满足各阶层的合理需求。如，针对新的社会阶层问题，应从政策和法律上保证其享受公正待遇，同时吸收新的阶层中先进分子入党，以确保其有组织依靠。再次，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合理调节各方面的利益需求，最终使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
注释：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75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 责任编辑：石岸
一、民主选举和“三三制”政权，使各阶层的政治利益得到调节，政治需要得到满足，心理趋向和谐
政治利益是阶级需要的核心，对各阶级阶层而言，政治利益实现的关键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民主，所以民主的实现程度将直接影响各阶级阶层的心理和谐。
1、民主选举使各阶级阶层参与政权的需要获得满足。首先，选举资格的广泛性，产生了政治利益一致性的社会认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境内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这就改变了工农苏维埃时地主、富农、资本家、宗教人士、知识分子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局面。从而使各阶级阶层的社会认知表现为认同心理，看到了政治利益的一致性，获得政治参与的心理满足。其次，选举的真实性，形成了各阶级阶层和睦相处的社会情感。选举之初，许多人表示怀疑说，给予地主、资本家等以公民权这是一种形式，甚至是个假面具，这也正是地主、士绅在当时所具有的疑惧心理。鉴于此，边区政府大力宣传恢复地主富农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团结抗日的需要，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互动，澄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在具体实践中，边区政府采取措施对地主、士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加以保证。如，在新恢复的临时参议会上，由于开明的有声望的地主、士绅、资本家不易为各组织所选出，所以政府采用“聘请”的办法加以保证。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如当共产党超过三分之一时，用共产党员自动“退出”的办法，由非党人士递补，确保非党人士的比重。这样就消除了地主、资本家的疑虑心理，改变了对党的认识，使党与非党达到了和睦相处。再次，投票方式的多样性，激发了各阶级阶层政治参与的社会动机。边区政府针对不同阶级阶层的特点，特别是对于文化落后的农民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投票方式：识字的采取写票的方式；识字不多或文盲的采取画圈、画点、划道、香点、投豆子的方法；在集中选举困难较多的地方采取分散投票的办法，票箱设至行政村、自然村。通过这些措施广大人民的选举权真正得到落实，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获得提高。最后，选举参与的热烈性，形成了各阶级阶层乐观积极的社会态度。选举既真实又可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参与意识。
2、“三三制”使各阶级阶层行使政权的需要获得满足。正如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社会事件都会引起广大社会成员的疑虑不安，从而出现大量的流言一样，“三三制”的出台同样引起人们的疑惑。
现实情况是，各阶级阶层行使政权的需要是一致的，但对于如何共同执掌政权，不易达成共识。特别是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的对立、敌视心理。那么，如何转变各阶级阶层的敌对态度，求同存异呢？首先，党从全局出发，认识到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即政治需要的一致性，这就是抗日和民主。有了这一共同的政治需要，党就有了协调各阶级阶层利益和要求的可能，就有了转变各阶级阶层的敌对态度的可能，就有了各阶级阶层和谐相处的可能。其次，边区政府加大对“三三制”政权实质的宣传力度。于1940年3月11日进一步阐明了三三制政权的阶级实质，指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产阶级；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②这样，使党员、干部统一了认识，形成了社会心理的互动，达到了党内和谐。再次，边区政府用实际行动逐步改变地主士绅的态度，达到了党与非党的和谐。比如，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招请各县士绅来延安参观，起初多数怀疑是装饰门面，忧虑党能否言行一致，上下一致。然而参议会上鼓励非党人士对各种问题多发表意见做法，请求非党人士尽量批评的真实气氛，以及保障地主现在的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承诺，使非党人士大为感动，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心理，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样，“三三制”既缓解了各阶级阶层的敌对态度，又增强了各阶级阶层团结抗战的爱国情感，促进了各阶级阶层的和谐相处。
二、减租减息、劳资两利和精兵简政的政策，使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经济需要得到满足，心理趋向和谐
经济利益是阶级需要的根本，能否调节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将影响到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社会心理发生变化的物质基础。所以，在保障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好经济关系，才能使各阶级阶层的心理趋于平衡。
1．在处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上，边区政府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农民与地主的经济利益都得到保障，经济需要都获得满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有必要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转变为新的土地方法。为此，党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提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然而在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地主与农民的态度是不同的。各地发生了地主投机取巧，采取许多方法实行抵抗的问题。如收回租地、假典假卖、提高租额、重量土地，租种改伙种，定租制改为活租制。还有的地主用籍撤佃或其政治地位来威胁农民不敢减租，使农民产生惧怕心理。这说明土地问题背后蕴涵着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阶级的复杂关系问题。党在团结抗日的背景下，认识到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利益、租佃矛盾，可以通过调整的办法、兼顾的办法、保护的办法加以缓解，关键是使地主与农民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都能接受，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产生迎合性的基础。为此，党在1942年1月《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确定了三条基本原则，既满足了农民的经济需要，又保障了地主的经济利益，既保护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又使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不受侵犯。并且在随后的三个附件中又规定保留永佃权，这就保证了农民最关心的佃权——土地使用权，使双方都产生了共同抗日的爱国情感。因此，党抓住两个阶级产生敌对心理的根结，即地权与佃权、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利用社会心理迎合性特点，保障了两者的经济利益，满足了两者的合理的经济需要，使两者达成妥协，心理趋于平衡。
2．在处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上，边区政府找到双方经济利益的平衡点，提出了互助互利、劳资两利的政策，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天生具有两面性。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其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其革命性与妥协性相互交织。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增强抗战力量，边区政府鼓励资本家投资，鼓励地富资金转向工商业合作事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其妥协性特点产生的迎合性心理，调节与工人的关系，利用其革命性的特点，团结抗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③的政策。
3、在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政府时刻注意人民的心理反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需求出发，发现问题妥善处理，使政府与人民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状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的封锁，再加上自然灾害，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政府起初通过多征公粮和税收克服困难，而庞大的边区机关又使人民难以承受，这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如，1941年6月发生的边区有个农民借雷电劈死人骂毛泽东的事件，正是人民心里不满的一种反应。为此，在1941至1944年，边区政府三次实施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其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进一步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这样，在人民群众中，信任边区政府的态度，热爱边区政府的情感随之形成。
三、边区调节各阶级阶层政治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矛盾的成功实践，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留下了宝贵的
启示
1、重视社会心理的预告作用，掌握社会心理的动向，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是调节阶层利益矛盾，达到和谐的前提。社会心理能够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预告社会气候。人们对社会上的重大事件诸如政权、大政方针、社会发展状况等有各种感触、印象、评价、态度，多数人的反映代表心理主流，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气氛，造成了某种社会气候，这是制定正确社会决策的依据之一。比如陕甘宁边区刚提出“三三制”、“减租减息”的政策时，所引发的各阶级阶层的反应，表现出的疑惑怀疑甚至对抗的心理，形成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气氛。正是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掌握了社会心理的动向，逐步改变了各阶级阶层的态度，最终使各阶级阶层的心理趋于平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趋增多，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会随之增多，这必然会在其社会心理上有一定的反映。所以，通过把握社会心理的动向，认识到这些问题，党就有了采取相应措施逐步解决问题的可能。
2、着眼于社会环境，分析阶层的社会需要，寻找利益矛盾的症结，是调节阶层利益矛盾，达到和谐的关键。社会需要是人们社会生活上的缺乏状态引起的主体自动平衡倾向和择取倾向。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工农翻身做了主人，由于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因而其心理需要也发生了变化，政治上要求参政权，经济上要求获得土地，进而产生了一种激进的社会动机。占传统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尽管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其社会需要仍然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然而其新旧社会角色的矛盾，使其需要难以满足。因而，对党对人民产生了畏惧、对抗甚至敌视的情绪。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找到了他们存在矛盾的原因，继而采取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有效调节了各阶级的矛盾，达到了各阶级阶层需要的平衡。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使各阶层需要发生了变化。因此，只有看到这些变化，分析各阶层的需要，才能找到利益矛盾的症结。党只有认识到各阶层的心理需要，才能发现解决矛盾的切入点，进而才能找到处理各阶层关系的有效方法，对症下药，使各阶层和谐相处。
3、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制定灵活多样的政策，满足各阶层的社会需要，是调节阶层利益矛盾，达到和谐的有效途径。社会心理对现实生活的心理反映是从眼前状况出发，所以社会心理具有实用性特点。从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来看，政策的制定首先要满足其现实需要，这与其心理的实用性特点相一致。然而，由于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社会需要不同。因而，党只有在一定原则下，从全局出发，制定灵活多样的政策，才能迎合各阶级阶层的实用性心理。如，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制。各阶级阶层参政的要求是一致的，但不同的阶级阶层由于自身的特点，而又存在不同的疑虑。为此，边区政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把握策略的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不仅得到了各阶级阶层的认同，而且使各阶级阶层形成了乐观积极的社会情感，全面支持政府的态度。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同样应看到不同阶层所具有的不同社会需求，利用社会心理的实用性，制定各种政策，达到各阶层和谐相处。为此，首先，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其次，制定政策要反映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满足各阶层的合理需求。如，针对新的社会阶层问题，应从政策和法律上保证其享受公正待遇，同时吸收新的阶层中先进分子入党，以确保其有组织依靠。再次，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合理调节各方面的利益需求，最终使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
注释：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75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 责任编辑：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