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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藻，就是对人物的德行、才能、风采等诸方面的评价和议论。它是汉魏六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如同战国时期诸侯养士引起游说之风，明清科举制度引起八股之热，统治者的选举与用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引导了广大士人的行为选择。汉魏六朝时期的荐举入仕的方式是当时人物品藻风气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又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用人方式下不同的人才价值标准;不同的价值标准，又对希望入选或希冀名声的士人言行，产生不同的刺激作用。反过来说，通过士人的言行，来考察当时的人物品藻风气，会得到更为真切而生动的感受，观察到一幅活灵活现的历史画卷。
人物品藻在东汉前已经广泛流行，但一直是在自发朦胧和非制度化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距离社会的政治生活较远，谈不上什么实用价值。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的政治需要，它才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步入制度化的轨道。自公元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后，两汉的很多帝王都照此办理，要求各地方荐举“资良方正”。其具体的方法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是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推荐人才;征辟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任用人才。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要以对人物品行的考察评议为依据。这就使人物品评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并且也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陈寅恪先生认为，人伦识鉴作为一种专门之学，是从东汉郭泰开始的（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这种看法是成立的，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郭泰一人平地而起，瞬间骤变。在郭泰之前，人物品藻之风已经很盛，并且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晋文经和紫子艾二人在洛阳窃取了品藻专家的美称，但这两个江湖骗子又没有什么真本事，只好以装病谢客的办法沽名钓誉。不想这一手更为奏效，广大士人急切探视而不得见，倒更抬高了二人的声望。政府选拔人才都要经过他俩的品评。后来，经过另一位品藻专家符融的考察，终于识破了二人的庐山真面目。符融和李膺一致认为二人是“小道破义，空誉进实”。于是二人名声大跌，逃出京城（见《后汉书·符融传》）。郭泰就是由符融发现，介绍给李膺，并由此成名的。郭泰的贡献在于，他摈弃和汰除了传统观人术中的卜相成分，而开始对人的才性高下，善恶与否进行评论，从而把人物品评从传统命相之术中分离出来。传统的相术只强调命运而忽视后天的努力，既然命里注定，则非人力所及。郭泰则将王充的命性骨法说加以具体运用，注重对人的德行的评价，这就给人们的后天社会努力和自我表现打开了光明之门。
郭泰的同乡贾淑是个公认的恶棍，郭泰的母亲病逝，贾淑来吊丧，郭泰接见了他。接着孙威直前来吊丧时听说郭泰居然接受贾淑的吊丧，便拂袖而去。郭泰赶忙追上解释道：“贾某虽然凶恶，却愿意洗心向善。孔子对这样的人也并不排斥。”贾淑因此受到感动，后来成为仁义之人（见《后汉书·郭泰传》）。又有一次，当时的名流陈纪遭父丧时，完全按礼仪的要求去哭去做了。他的母亲心疼儿子，便在他打瞌睡时给他盖上锦被。正巧被前来吊丧的郭泰看到，便指责他违背了孔夫子的教诲，声称“吾不取也”，便奋衣而去。竟使陈纪府上几个月没人登门（见《世说新语·规箴》）。可见郭泰的人物品评，已经不是未卜先知的性命贵贱、祸福之谈，而是依据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人物的行为本身进行评价。本传记载他对黄先、谢甄和王柔等人的品评，也都是从其才性出发。从此，正式拉开了人物品鉴的帷幕，并出现了符融、许邵、许靖等一批品藻人物专家。
既然郭泰等品评权威注重的是人的后天努力，那么人们自然会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做官，必先成名;要想成名，必示品行。于是，注重名分成为东汉以来士人的时髦风尚。清人赵翼说：“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见《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曹操年轻时“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他早年名声不好，乔玄对他寄有厚望，让他去争取品评专家许邵的评价。可许邵讨厌曹操，不肯品评。经过曹操送礼和死皮赖脸的恳求，许邵终于对他作出了“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价;由此便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也成为他爬上高位的起点（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郭颁《世语》及《魏书》）。很明显，曹操求名的目的是为了作官，但好名之风一旦兴起以后，名誉本身便具有了一定的独立价值，不一定为求仕的手段了。东汉时范滂的母亲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见《后汉书·范滂传》）从范母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把名誉看得高于生死，是人生的至高目的了。而且一旦拥有高名后，还可以把隐逸不仕作为进一步邀名的筹码。葛元逊认为郭泰“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见《抱朴子·正郭》）。
当然，在那些趋之若鹜的求名者中，也难免有鱼目混珠、名实不符，甚至是欺世盗名之徒。如戴封外出遇到强盗，财物多被抢劫，只剩下七匹缣。强盗走后，戴封又带着七匹缣追上强盗说：“我知道诸位很穷，剩下的这些算我送给你们了。”强盗惊呼：“真是大贤人啊！”遂把抢去的财物全部还给了戴封。戴氏由此名声大振，被举为“孝廉”（见《后汉书·戴封传》）。又如许武被举为“孝廉”后，为让两个弟弟出名，就把家产不公平地分成三份，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把较差的二份分给弟弟。乡间舆论认为两个弟弟有谦让之风，而许武贪婪，就选拔弟弟入仕。不久，许武召开宗族大会，泣不成声地宣布了自己的目的，并把增值的财产全部送给弟弟。于是名声大振，当了更大的官（见《后汉书·许荆传》）。再如陈蕃当乐安太守时，郡中有个叫赵宣的人，埋葬双亲后不封闭墓道，住在里边守孝达二十余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有人把他介绍给陈蕃，陈蕃经过与他谈话，发现他的五个孩子都是在服丧期间生的。陈蕃大怒，就逮捕了这个假孝子（见《后汉书·陈蕃传》）。对于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范晔感慨地说：“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见《后汉书·方术传》） 荐举与征辟工作的另一社会影响是东汉的“清议”运动。在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中，宦官逐渐占据了较大的优势。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手法便是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用手中的权力来左右从中央到地方的察举工作。如灵帝时最有权势的宦官叫张让。他掌握着各级官员的任免权。京城有个叫孟伦的财主，倾竭家财来交结张让的奴仆。奴仆为了报答他，便表示要为他的升迁效劳。当时，登门求见张让的官僚富豪太多，以至于经常在张府门前排起几百辆马车的长队。一天，孟伦姗姗来迟，在车队后面排队。这时张府奴仆打开大门，径直走到孟伦面前敬礼，然后将他的马车拥入张府。因为当时孟伦没有资格和财力去晋见张让，便在府中溜了一圈儿出来了。外面排队的各级官员以为孟伦是张让的亲信，纷纷争先恐后地向孟伦行贿。孟伦将这笔意外之财来了个借花献佛，送给张让。张让大喜，委任孟伦为凉州刺史（见《后汉书·张让传》）。历史上著名的西園卖官，便是这种行贿之风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宦官在察举工作和其他活动中的卑劣行径，引起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极度愤慨。他们自觉地团结起来，以人物品题为武器，向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战。这些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浮华交会”也就是广泛结社。按照封建皇权和传统道德的设计，知识分子最好是隐身书斋，埋头章句，修身行义，听凭社会的安排。但在选举制度黑暗，名不符实，欺世盗名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人们意识到以前那种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可是文人仍也需要社会的承认，也需要出名。于是，他们便本能地发现在相互结交中相互吹捧是引起社会注意的极好途径。当时的“太学”，是士族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太学里的三万太学生，很少有人安心读书，而是广泛交游结社，抨击时政。当时有个叫仇览的迂夫子，刚到太学时一心苦读经书，不为环境所动。他的隔壁便住着著名品藻大师、学生领袖符融。符融那里经常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仇览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在符融劝他交结朋友，不必死守经书时竟翻脸离去。可是随着时光的侵染，经符融和郭泰的多次谈话，终于使他改变了观念，成为太学生集体中的真正一员（见《后汉书·仇览传》）。
这样的氛围，形成了一个政治色彩极强的社团联盟，并涌现出联盟中的核心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在广大太学生中威信极高，其能量超过当今的任何一位大牌明星。一次下雨，郭泰没带雨具，便用一块方巾折在头上遮雨，别人看见后，便竞相模仿，称为“林宗巾”（见《后汉书·郭泰传》）。被李膺接见的人都被誉为“登龙门”，名气大增（见《世说新语·德行》）。当时的易学家荀爽曾有幸为李膺驾过一次车，回来后竟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见《后汉书·李膺传》）。郭泰和李膺在洛阳的历史性会见，标志一个政治联盟的结成。后来郭泰回归故里，衣冠诸儒到河边送行，云集了数千辆车，李膺和郭泰同在船中渡河，崇拜者们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次盛况空前的送行，也显示了清议反对派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见《后汉书·郭泰传》）。
“风谣品题”就是通过品题人物来控制舆论。其具体形式为民间自发清议活动中的风谣。风谣又称童谣，多为韵语，便于朗诵，容易广泛流行，形成舆论。汉顺帝时梁冀专权，诛杀清官李固、杜乔，原封胡广等人，京都童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清议运动中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形式，揭露宦官，歌颂士族领袖。如“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一位打击宦官势力的官员朱震，被誉为“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见《后汉书·陈蕃传》）。桓帝时又出现憎恨宦官左悺、徐璜、具瑷、唐衡四人势焰灼天的民谣：“左四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党锢之祸发生后，又出现希望变天的民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对于这场运动，《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这场清议运动的目的，是要扼制宦官及其党羽任人唯亲的状况，使人才的选拔，按照公众舆论的品评来决定。这样，就使“清议”成为干预朝政的重大政治活动，人物品藻也随之具备了广泛而重要的意义。清议运动虽以领导人道致政治迫害而告失败，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无法消灭。在“清议”的压力下，政府对官吏的任用往往要征询名士的意见，士人的升迁也经常取决于某些著名人物的评论品题。这项工作还形成了某种制度，“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见《后汉书·许邵传》）正如汤用彤先生指出：“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
纵览东汉时期的人物品藻活动，我们发现，东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脱离了传统人物品评的方法和目的，使人物识鉴成为一项与社会生活极为密切的实践活动。这项社会活动为人类观照自身，育定与审视自我，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氛围，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但同时又必须痛心地承认，由于东汉人物品藻与士人的切身利益关系过于紧密，致使广大士人为求得名誉而去虚伪地表演自己，从而使人物品藻这一人类自我发现的形式变成与其目的相悖的异化物。他仍完全成为名声的奴隶，为名所累。这也是封建政治统治与道德人伦观念相结合后控制知识分子的成功作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在人物品藻活动中可以傲视东汉人的理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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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藻在东汉前已经广泛流行，但一直是在自发朦胧和非制度化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距离社会的政治生活较远，谈不上什么实用价值。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的政治需要，它才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步入制度化的轨道。自公元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后，两汉的很多帝王都照此办理，要求各地方荐举“资良方正”。其具体的方法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是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推荐人才;征辟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任用人才。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要以对人物品行的考察评议为依据。这就使人物品评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并且也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陈寅恪先生认为，人伦识鉴作为一种专门之学，是从东汉郭泰开始的（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这种看法是成立的，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郭泰一人平地而起，瞬间骤变。在郭泰之前，人物品藻之风已经很盛，并且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晋文经和紫子艾二人在洛阳窃取了品藻专家的美称，但这两个江湖骗子又没有什么真本事，只好以装病谢客的办法沽名钓誉。不想这一手更为奏效，广大士人急切探视而不得见，倒更抬高了二人的声望。政府选拔人才都要经过他俩的品评。后来，经过另一位品藻专家符融的考察，终于识破了二人的庐山真面目。符融和李膺一致认为二人是“小道破义，空誉进实”。于是二人名声大跌，逃出京城（见《后汉书·符融传》）。郭泰就是由符融发现，介绍给李膺，并由此成名的。郭泰的贡献在于，他摈弃和汰除了传统观人术中的卜相成分，而开始对人的才性高下，善恶与否进行评论，从而把人物品评从传统命相之术中分离出来。传统的相术只强调命运而忽视后天的努力，既然命里注定，则非人力所及。郭泰则将王充的命性骨法说加以具体运用，注重对人的德行的评价，这就给人们的后天社会努力和自我表现打开了光明之门。
郭泰的同乡贾淑是个公认的恶棍，郭泰的母亲病逝，贾淑来吊丧，郭泰接见了他。接着孙威直前来吊丧时听说郭泰居然接受贾淑的吊丧，便拂袖而去。郭泰赶忙追上解释道：“贾某虽然凶恶，却愿意洗心向善。孔子对这样的人也并不排斥。”贾淑因此受到感动，后来成为仁义之人（见《后汉书·郭泰传》）。又有一次，当时的名流陈纪遭父丧时，完全按礼仪的要求去哭去做了。他的母亲心疼儿子，便在他打瞌睡时给他盖上锦被。正巧被前来吊丧的郭泰看到，便指责他违背了孔夫子的教诲，声称“吾不取也”，便奋衣而去。竟使陈纪府上几个月没人登门（见《世说新语·规箴》）。可见郭泰的人物品评，已经不是未卜先知的性命贵贱、祸福之谈，而是依据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人物的行为本身进行评价。本传记载他对黄先、谢甄和王柔等人的品评，也都是从其才性出发。从此，正式拉开了人物品鉴的帷幕，并出现了符融、许邵、许靖等一批品藻人物专家。
既然郭泰等品评权威注重的是人的后天努力，那么人们自然会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做官，必先成名;要想成名，必示品行。于是，注重名分成为东汉以来士人的时髦风尚。清人赵翼说：“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见《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曹操年轻时“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他早年名声不好，乔玄对他寄有厚望，让他去争取品评专家许邵的评价。可许邵讨厌曹操，不肯品评。经过曹操送礼和死皮赖脸的恳求，许邵终于对他作出了“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价;由此便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也成为他爬上高位的起点（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郭颁《世语》及《魏书》）。很明显，曹操求名的目的是为了作官，但好名之风一旦兴起以后，名誉本身便具有了一定的独立价值，不一定为求仕的手段了。东汉时范滂的母亲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见《后汉书·范滂传》）从范母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把名誉看得高于生死，是人生的至高目的了。而且一旦拥有高名后，还可以把隐逸不仕作为进一步邀名的筹码。葛元逊认为郭泰“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见《抱朴子·正郭》）。
当然，在那些趋之若鹜的求名者中，也难免有鱼目混珠、名实不符，甚至是欺世盗名之徒。如戴封外出遇到强盗，财物多被抢劫，只剩下七匹缣。强盗走后，戴封又带着七匹缣追上强盗说：“我知道诸位很穷，剩下的这些算我送给你们了。”强盗惊呼：“真是大贤人啊！”遂把抢去的财物全部还给了戴封。戴氏由此名声大振，被举为“孝廉”（见《后汉书·戴封传》）。又如许武被举为“孝廉”后，为让两个弟弟出名，就把家产不公平地分成三份，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把较差的二份分给弟弟。乡间舆论认为两个弟弟有谦让之风，而许武贪婪，就选拔弟弟入仕。不久，许武召开宗族大会，泣不成声地宣布了自己的目的，并把增值的财产全部送给弟弟。于是名声大振，当了更大的官（见《后汉书·许荆传》）。再如陈蕃当乐安太守时，郡中有个叫赵宣的人，埋葬双亲后不封闭墓道，住在里边守孝达二十余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有人把他介绍给陈蕃，陈蕃经过与他谈话，发现他的五个孩子都是在服丧期间生的。陈蕃大怒，就逮捕了这个假孝子（见《后汉书·陈蕃传》）。对于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范晔感慨地说：“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见《后汉书·方术传》） 荐举与征辟工作的另一社会影响是东汉的“清议”运动。在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中，宦官逐渐占据了较大的优势。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手法便是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用手中的权力来左右从中央到地方的察举工作。如灵帝时最有权势的宦官叫张让。他掌握着各级官员的任免权。京城有个叫孟伦的财主，倾竭家财来交结张让的奴仆。奴仆为了报答他，便表示要为他的升迁效劳。当时，登门求见张让的官僚富豪太多，以至于经常在张府门前排起几百辆马车的长队。一天，孟伦姗姗来迟，在车队后面排队。这时张府奴仆打开大门，径直走到孟伦面前敬礼，然后将他的马车拥入张府。因为当时孟伦没有资格和财力去晋见张让，便在府中溜了一圈儿出来了。外面排队的各级官员以为孟伦是张让的亲信，纷纷争先恐后地向孟伦行贿。孟伦将这笔意外之财来了个借花献佛，送给张让。张让大喜，委任孟伦为凉州刺史（见《后汉书·张让传》）。历史上著名的西園卖官，便是这种行贿之风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宦官在察举工作和其他活动中的卑劣行径，引起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极度愤慨。他们自觉地团结起来，以人物品题为武器，向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战。这些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浮华交会”也就是广泛结社。按照封建皇权和传统道德的设计，知识分子最好是隐身书斋，埋头章句，修身行义，听凭社会的安排。但在选举制度黑暗，名不符实，欺世盗名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人们意识到以前那种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可是文人仍也需要社会的承认，也需要出名。于是，他们便本能地发现在相互结交中相互吹捧是引起社会注意的极好途径。当时的“太学”，是士族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太学里的三万太学生，很少有人安心读书，而是广泛交游结社，抨击时政。当时有个叫仇览的迂夫子，刚到太学时一心苦读经书，不为环境所动。他的隔壁便住着著名品藻大师、学生领袖符融。符融那里经常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仇览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在符融劝他交结朋友，不必死守经书时竟翻脸离去。可是随着时光的侵染，经符融和郭泰的多次谈话，终于使他改变了观念，成为太学生集体中的真正一员（见《后汉书·仇览传》）。
这样的氛围，形成了一个政治色彩极强的社团联盟，并涌现出联盟中的核心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在广大太学生中威信极高，其能量超过当今的任何一位大牌明星。一次下雨，郭泰没带雨具，便用一块方巾折在头上遮雨，别人看见后，便竞相模仿，称为“林宗巾”（见《后汉书·郭泰传》）。被李膺接见的人都被誉为“登龙门”，名气大增（见《世说新语·德行》）。当时的易学家荀爽曾有幸为李膺驾过一次车，回来后竟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见《后汉书·李膺传》）。郭泰和李膺在洛阳的历史性会见，标志一个政治联盟的结成。后来郭泰回归故里，衣冠诸儒到河边送行，云集了数千辆车，李膺和郭泰同在船中渡河，崇拜者们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次盛况空前的送行，也显示了清议反对派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见《后汉书·郭泰传》）。
“风谣品题”就是通过品题人物来控制舆论。其具体形式为民间自发清议活动中的风谣。风谣又称童谣，多为韵语，便于朗诵，容易广泛流行，形成舆论。汉顺帝时梁冀专权，诛杀清官李固、杜乔，原封胡广等人，京都童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清议运动中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形式，揭露宦官，歌颂士族领袖。如“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一位打击宦官势力的官员朱震，被誉为“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见《后汉书·陈蕃传》）。桓帝时又出现憎恨宦官左悺、徐璜、具瑷、唐衡四人势焰灼天的民谣：“左四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党锢之祸发生后，又出现希望变天的民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对于这场运动，《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这场清议运动的目的，是要扼制宦官及其党羽任人唯亲的状况，使人才的选拔，按照公众舆论的品评来决定。这样，就使“清议”成为干预朝政的重大政治活动，人物品藻也随之具备了广泛而重要的意义。清议运动虽以领导人道致政治迫害而告失败，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无法消灭。在“清议”的压力下，政府对官吏的任用往往要征询名士的意见，士人的升迁也经常取决于某些著名人物的评论品题。这项工作还形成了某种制度，“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见《后汉书·许邵传》）正如汤用彤先生指出：“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
纵览东汉时期的人物品藻活动，我们发现，东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脱离了传统人物品评的方法和目的，使人物识鉴成为一项与社会生活极为密切的实践活动。这项社会活动为人类观照自身，育定与审视自我，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氛围，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但同时又必须痛心地承认，由于东汉人物品藻与士人的切身利益关系过于紧密，致使广大士人为求得名誉而去虚伪地表演自己，从而使人物品藻这一人类自我发现的形式变成与其目的相悖的异化物。他仍完全成为名声的奴隶，为名所累。这也是封建政治统治与道德人伦观念相结合后控制知识分子的成功作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在人物品藻活动中可以傲视东汉人的理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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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