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地球生物的本性。”
　　虽然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但中国人的远游史没有被路引和闭关锁国所管控。“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在这一点上，古今大同。
　　李太白仗剑天涯，诗情与酒意不相上下。乾隆帝六下江南，笔墨不及緋闻传播率更高。
　　“旅游”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梁朝诗人沈约就写过“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个旅游，和今日通常意义上的旅游相近。而最早的“旅”和“游”却相对独立。旅，多义，指的是因为经商或其他原因离开定居地，强调生活空间的变化。而“游”则侧重于动态的位移，强调过程，如游玩、交游等等。结合二者之意，古人的“旅游”则要久远得多，也更富有想象空间和诗情画意。
　　美好始终在远方
　　关于中国最早的旅游达人，有人认为是大禹。其人疏浚九江十八河，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但以他几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估计看遍万水千山，也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感觉更像是苦哈哈的出差，远不如周穆王的旅游精神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他极富传奇色彩，被后人誉为自驾游的先驱。据说他坐着八匹马拉的车子，沿着渭水东进，到了盟津，渡过黄河，沿太行山西麓间北挺进，直达阴山脚下，转而长途西行，到了昆仑山，又向西走了几千里，到达了西王母之国。据史书记载，周穆王自镐京至西王母之邦，行程共1.21万里。他和西王母宴会酬答，留下了一段佳话，更是为后人所羡慕。所以，现代人更喜欢在精神上在现实层面效法周穆王，跋涉千里、看遍山水，得遇知己，获歌“祝君长寿，愿君再来”。
　　在《穆天子传》之后，巡游就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式旅游。嬴政称帝10年，巡游5次，在“威服四海”之外，也增加了游玩环节。为了让巡游更加方便，他还在全国修建了“驰道”，想来就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他在泰山举办的“封禅大典”，直接将泰山神化，让泰山作为朝野旅游胜地火了几千年。之后的汉武帝，在位50多年，巡游30多次。而其后的隋炀帝出于对秦皇汉武的倾慕，巡游成瘾，“靡有定居”，在位十二年，居京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了十一年。他曾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后人甚至将开凿大运河这样的大事看作是他方便出游的大手笔。而之后的乾隆帝“六下江南”，到处题字、写诗以及遭遇“夏雨荷”，更是在正史和外传中广为流传。
　　在那样交通不便的年代，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是帝王或者王侯将相的特权。徐福和郑和扬帆出海，张骞则两次出使西域，九死一生，打通了“丝绸之路”。
　　而司马迁、徐霞客、李时珍虽不奉皇命，却自奉天命，他们的学术游之高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李时珍，到各地搜集标本，才成中医巨著《本草纲目》。司马迁在父亲的指点下，放下手中的经典，足迹遍布当时西汉版图疆域。他20岁出游，“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光、访问古迹，采集传说”，终成《史记》。而徐霞客也从20多岁出游，30多年遍及16（一说19个）省山水。据说在徐霞客的游历中，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第四次出游时他湘江遇盗跳水脱险。即便两手空空，他也不肯回头，拿了身上的衣物换粮食坚持，还留下了随地死随地埋的豪言。他每天跋山涉水，晚上还要挑灯著书，先后写了2000多万字的地理考察记录，仅存的40万字《徐霞客游记》不过五十分之一。
　　和今人旅游最为接近的则是古代文人们推崇的“山水游”。李白同学一不高兴就要“散发弄扁舟”，高兴了也“一生好入名山游”。刘伶虽贤，乘鹿车携酒出游，“死便埋我”。他们游出了境界、游出了水平，天涯知己，山水清音。最为超脱的是王子猷，“夜雪初霁，月色清朗，乘小船诣友，经宿方至门前，却兴尽而，何必相见？”
　　山水、知己与远方，说白了，都是手段，让我们看见自己、证明自己。每个人走过的万水千山、经历的坎坷波折，都是风景，都是试炼。所以，孙悟空筋斗云就能干完的事儿，要翻山越岭、除妖降魔才算数。山水何曾藏妖怪，有时不过是降服心魔的背景而已。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可以改换内心的天地，甚至真实的世界。
　　攻略3000年
　　每次出游，都会有攻略若干满屏。古人的攻略也不遑多让。某种意义上“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就是李白给后人写的攻略。而雇个馄饨挑子进行近郊游，就是沈复告诉后人的绝招。散文家张岱在《游山小启》里详细写了旅游所要准备的东西，比如：小船、坐毡、茶点、杯盏、筷子、香炉、柴火、米饭，簋、壶、小菜。还有的雅人在器具之外另带歌姬乐人，所以今人带个露营神器放点音乐助兴也没什么牛的，人家古人自带的是乐队。而谢安出行随身带着一两百个跟班的，地方官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强盗来了，绝对不是演义。
　　古人也有“行衣”，也有“路菜”，都是旅游文化的绝妙注脚，也成为这个民族文明的一部分。《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宝玉去探望黛玉，穿了一双棠木屐。这本来是谢灵运发明的登山鞋，后人却渐渐当做雨鞋。我们现在出去玩，喜欢背个登山包，古人也有“游具”，比如提盒和提炉。提盒里有多个格子，可装几个碟子筷子壶杯酒菜等物，还凿有棱条以透气； “提炉”也很实用，有铜炉固定着可煮茶的茶壶、可炖汤温酒的锅。这可比今人的焖烧杯豪华多了。
　　最经典的背包应该是玄奘西游的标配。在《大唐玄奘》里，黄晓明扮演玄奘法师就搞了一个这样的造型。高过头顶，上面插一把伞，前面挂一盏灯。它的名字叫经箧”或“经笈”，是盛经书用的。当然也可以装别的。实际上，这个道具可不是僧人专用，在住宿不便的古代，没有马匹或挑担子的徒弟跟随，书生或其他行业者有也会使用。至少自带行李比较环保，不用担心五星级宾馆是否洗了床单的问题。
　　对于古人而言，这些设备虽然重要，但远不及诗情和笔墨的排位。在这一点上，他们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但写作勤奋，遇到有庙宇和楼阁的地方，就和今人找到WIFI一样高兴，赶紧上传诗文。如果一直没网，就效法李贺，偶有多得，即投入随行的锦囊中。所以，最怕的就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只好凭君传语报平安。
　　“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对中国文人而言，在路上，是一种人生理想状态，辞亲远游也好，被贬远谪也罢，凄风苦雨、好山好水都是好诗情，都孕育千古绝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旅馆无良伴，凝情悄自然”，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他们的朋友圈文学，我们今天依然在效仿。带着这样的诗情上路，人人都在云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