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见“亢慕义斋”这个名字的时候，忽然有一种独特的感觉。这四个字似乎来自于传统典籍，却又找不出彼此的联系。实际上这和“幽默”“枫丹白露”等传神的音译一样，是“共产主义小室”的德文（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音译。
　　亢斋之由来
　　这个书斋实际上是老北大的一个资料馆，附属于一个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社团。社团的创始人之一罗章龙回忆这个名字时说：“当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的时候，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按：《周易》乾卦，爻辞云：‘亢龙有悔’，历代注释者自东汉郑玄、唐孔颖达，到南宋朱熹等均释‘亢’为‘极’‘穷高’‘亢阳之至、大而极盛’等义……综言之，‘亢’乃‘盈、高、穷、极’之义，即吾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致幽远的境界，故称为‘亢斋’。”
　　根据罗章龙的叙述，我寻到了北大图书馆“民国旧报刊阅览室”保存的《北大日刊》。装订用的灰色硬皮已经有些破烂，泛黄的纸张上的印字不少也已经模糊。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北大日刊》在当天第四版面的上端，刊发了一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其中说道：“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底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精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比较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制限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图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两项缺憾的共同之处就是在于，个人力量无法完成对马克思的系统研究，而学会的成立正是旨在集中人力财力。《启事》中还提到了学会的四项活动：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演讲会、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亢慕义斋”的成立，正是为了满足学会图书收集，以及编译的目标。罗章龙是第一任书记，他回忆当时《启事》是找蔡元培先生登出的，此后又找到《北大日刊》的编辑致意校长，要“找一所房子作图书室和办公会址，希望学校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这句话是有所指的，罗章龙回忆说当时“五四运动”刺激了学术界和思想界，五四运动中核心小组的部分成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感兴趣，社会上的舆论却认为它“过激”，形同“洪水猛兽”，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处于一直秘密团体的状态。此次在《北大日刊》上的公开声明自然给蔡校长带来了压力，当时《北大日刊》的编辑告诉罗章龙，“蔡校长左右有人很不赞成此举”。总务长最先接到学会“一所房子”的要求，然而总务长却以此例一开，日后必有穷于应付之麻烦为由拖延。蔡校长得知后拨给了“两间宽大的房子，房子里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执勤。”反对者说此后北京大学不得安宁，蔡校长说：“我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才要安置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句话意味深长。
　　这两间房便是“亢慕义斋”，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距离校长室不远。罗章龙对“亢慕义斋”的内部布置有详细的描述。室内墙壁中有马克思像，两边贴着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由此可见当时研究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单纯的学术，而是一开始就带着政治目的和抱负的，研究室和监狱也就是出入之间的事情。
　　亢斋人和书
　　亢慕义斋和学会的故事在《北大日刊》上还在继续，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学会刊登了《启事二》，特别强调了“不论何人，凡愿加入本会者，请到下列三处接洽……”可见学会的目标并不只在北大一校范围之内，而是旨在号召社会上所有对马克思感兴趣的力量。民国十一年二月二日，学会再发通告称：“本会正是成立，已经一月有余。其间经过新旧两个年关，耽误日子不少，故仅只开过两次讨论会，一次纪念会。起初会员虽不足二十人，现在已增至六十三人了。”
　　社员们自发结合成为一个个小的专题小组，大的专题包括“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此后还计划有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十个研究小组。亢慕义斋的阅书时间是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惟星期日则在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借书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但得经“图书经理员”认可，可以连借，“惟大本书籍，暂不借出”。有时学会则不得不“催还”，比如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的通告称：“会员诸君：你们的书报杂志均请即日归还；因为本会新到的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所以要从新编号，以便检查。”民国十一年六月二日学会在《北大日刊》上刊出了亢慕义斋部分藏书目录，称“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购书的经费除了学校拨款、社会募集等，还有社员的“认购”，认购的书籍放在图书馆中，但所有权可以是会员自己的。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学会发通告说：“诸君所认购书捐款并经当会费的多有未缴纳者；兹因需（款）在即，请即掷交会计李君发”。有了这些书籍，编译组的成员对《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资本论》第一卷等书籍进行翻译，罗章龙任德文翻译组组长。
　　毛泽东受到影响
　　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触与学会有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交流其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与斯诺的其他谈话中也有涉及，其中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学者王炯华注意到，毛泽东回忆他读到的是陈望道译本，但是陈的译本是1920年8月才在上海出版的，毛泽东1920年的北京之行和在上海的逗留（1920年7月回湖南）不可能读到。最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在北大的时候读到的刘仁静译本，而这个译本恰恰是以“亢慕义斋”的名义油印的。
　　毛泽东在北大的时候除了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触外，也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之人。他和罗章龙、邓中夏等人的关系十分好，这两人是“亢慕义斋”的成员。邓中夏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在北大重逢后更是故友新知。1919年毛泽东就通过邓中夏在《北大日刊》发过《问题研究会章程》，1920年邓中夏成为马克思学说会会员之后，对毛泽东的影响显而易见。毛泽东1920年从北京离开后，经由上海回湖南，创建了“俄罗斯研究会”，并随后创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可见，亢慕义斋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大。
　　从罗章龙提供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来看，会员中除了北大各院系学生、各高校的学生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人等社会人士，以及“北大旁听生”。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齐聚在北京大学这间小小的书斋，被这些怀着巨大理想的年轻人翻译成中文，又凭借着学会极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中国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马克思学说的思想资源。
　　今天，虽然无法观看亢慕义斋的原址，但是我们依旧能在北大图书馆里借到带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它们和北大图书馆任何一本书一样，被今天的读者所翻阅。对于今天的北大人来说，“亢慕义斋”并不只是历史，那种因学问研究而聚集，以关心社会为志向的“读书小组”的传统仍然在继续。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书院”等文化团体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1990年代末北大“福柯小组”的成员如今多成为学界的一时之选。如今的北大不知有多少学生自发的读书小组，年轻的灵魂们正在孕育着新的思想，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