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4月，上海一家国企的财务总监闫丽收到了一张交通违章罚单。
　　闫丽的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家在嘉兴。每天开车通勤往返于两地之间，日复一日，已有好几年。
　　闫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从家出发走小路到虹桥机场，路上不堵，也没几个红绿灯。而现在明显感觉路越修越好，但车流量也越来越大，收到罚单就是因为心急而违规变道超车造成的。”
　　如今，导航地图上“前方拥堵”的提示。印证着如閆丽这样跨城工作的新“长三角”人已不是少数。

财务总监的双城账

　　2017年上半年，浙江省嘉兴市、江苏省南通市发布“官宣”，要“主动对接上海及上海大都市圈建设”。其中，嘉兴市提出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南通市提出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

　　闫丽的家在嘉兴。四年前，她参与了公司在上海的项目，在上海莲花路租房居住了近两年，那时她每天从暂住地到闵行上班。公司上马新项目后，闫丽彻底过上了双城通勤生活。
　　“我的工作在上海郊区，家在嘉兴郊区，但这两个郊区特别近，所以也没有考虑换工作或是到上海居住。”闫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名财务总监认真计算过生活成本，“说实话，在上海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有相当的压力。我有两个孩子，从孩子的生活环境、教育成本等多个角度考虑。现在的定居点是合理的选择。我也比较过在上海住的通勤成本，其实与两地往返的差别并不大。”
　　以闫丽的资历和人脉，在嘉兴本地找一份工作不算太难，比较尴尬的是收入肯定不如上海。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183元，而同期嘉兴的数据为57437元。
　　闫丽考虑的还有孩子的教育成本、教育环境以及考试的匹配度。在她看来，尽管上海教育资源丰富，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选择好学校的成本并不低;孩子户口在浙江，意味着将来要在浙江参加高考。如果学习体系与考试体系不匹配。那也是一种冒险。
　　算清了这笔生活账，闫丽的双城生活便成为常态。

打通医保异地结算

　　会说上海话、南京话、常州话、无锡话的姚沅出生在南京，现在就职于益基谱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除了在美国学习的那一年半，他29年的人生都在长三角兜兜转转。
　　小时候姚沅在长三角串门走亲戚，如今公司的客户也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对于长三角生活的变化，姚沅说体会最深的就是医保。
　　十年前，他的奶奶有一次病得严重。“当时她人在上海。医保所属地是南京，由于医保无法异地结算，且家中一时筹不出大笔钱款，只能连夜赶火车回宁，第二天再急忙去医院看病。而现在，医保异地结算问题解决了，方便了很多江浙沪一带居民，尤其是老人。”姚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中国宁波网报道，2018年10月16目。居住在宁波的上海退休市民章阿姨成为上海参保人员在宁波门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第一人。
　　章阿姨在宁波市第一医院门诊看病花费1368.83元，个人支付了240.23元，上海市医保基金直接结算1126.60元。
　　在章阿姨就诊的一个月前。提前办理转外就医备案手续的宁波参保市民屠先生.在上海市肺科医院门诊就医时使用宁波市社保卡直接结算成功。
　　截至2018年10月，苏浙皖8个试点地区与上海15家三级医院和金山区、松江区两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互联互通。门诊费用可按规定直接刷卡结算。
　　然而。与新“长三角”人的丰富需求相比。社会医疗保险的长三角一体化结算，步子还需要再大一些。
　　河北人舒扬在上海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汽集团，2018年为了更好的职业前景跳槽去了吉利汽车。他在吉利汽车工作的第一站是湖州长兴县。此后调任至宁波杭州湾地区，半年前回到吉利杭州总部，而他现在的医保缴纳地还在长兴县。
　　“2019年春节前我感冒了。长兴的医保卡在杭州无法直接刷卡结算，只能先自费医疗。”舒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舒扬说，感冒看病花费虽然不多，但病后走异地报销很浪费精力。而且自己参保了却没有享受到权益，多少有些感到遗憾。“大型企业员工工作地点变动很常见，医保结算不通畅很不方便，希望长三角所有地区的医保都能实现直接刷卡结算。”舒扬说。

　　“现在，医保异地结算问题解决了，方便了很多江浙沪一带居民，尤其是老人。”

到底是哪里人

　　1843年上海开埠，江苏、浙江的移民开始在黄浦江边聚集。现在多数上海居民的祖辈都是江苏人或浙江人。
　　2013年，复旦大学发布过一份《长三角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报告》。报告透露，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上海迎来了新一轮移民潮，而这一波新上海人中仍以江苏、浙江移民为主。
　　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上海有近900万的外来人口，其中由长三角内部江苏和浙江两省流入的数量分别是150.35万和45.05万，占外来人口总量的21.7%。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是这项课题的带头人，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长三角地区从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且延续至今。未来，长三角地区的二十多个主要城市不应只局限于交通、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更应关注社会领域的合作，除实现经济一体化外，还要实现人口与社会管理一体化、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教育卫生服务的一体化。
　　身处咨询行业的姚沅有他自己的见解：长三角区域正在紧锣密鼓建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构建了“有形”的通畅。而该区域居民天然的文化共性，以及当下城市间主动交流合作的加强则让长三角在“无形”中也成为一个越来越协调的整体。
　　姚沅说，记忆中还有小时候坐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地往来于南京与上海的场景，到了2000年后，往返于长三角之间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私家车了;而今天，随着高铁站的建设和高铁班次的增加，杭州和南京都进入了上海1小时交通圈。
　　“苏南地区和上海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各地级市之间的商务和文化交流比以前频繁了许多。现在我和朋友在工作中一天辗转长三角三个城市都很平常。可能上午从上海虹桥站出发到南京参加一个客户项目启动会，中午到无锡参加一个报告会，下午就回上海和另一个客户交流。”姚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9年1月8日，上海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联合上海社會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共同发布《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在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中，上海、杭州、苏州3个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南京、宁波、无锡、常州、南通5个城市处于第二梯队;嘉兴、湖州等13个城市处于第三梯队;铜陵、宣城等5个城市处于第四梯队。
　　多年以前，长三角不同地级市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可能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今，长三角众城市的地位、角色已经不同，这也就决定了这些城市需要在产业链上形成有差异、有分工、有互补的网络。
　　“城市定位的变化带来了个人生活和工作区域的多样性，城市边界愈发模糊，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自己是哪儿人了。”姚沅说。“比如说芯片制造行业。产业链必须依托长三角的整体产业资源，这些行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可能需要频繁往来于整个区域的各分支机构。他对于某个城市的归属感就会相对弱化。”
　　被问及身份标签时，舒扬和姚沅觉得自己“大体上算新上海人”，而闫丽则觉得自己“还是算嘉兴人多一点”。身份标签模糊的背后，正是城市边界的模糊与融合。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未来，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都将有更自由更多样的选择。姚沅说，“那时候要说清楚自己是哪儿人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