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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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的政治、思想与文学创作,以杨亿等为代表的西昆派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为了改变西昆派软靡之风,北宋初石介、穆修、尹洙、欧阳修等道学家与文学家呼应韩愈,重新振起了古文运动.北宋初的佛教僧人智圆比石介等人更早地发出了道学声音,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代新儒学的先觉.“内藏儒志气”的智圆有着浓重的儒者志意,完全具备道学家的面貌.作为佛教僧人,智圆虽然“惟道是务”,却又将儒家之道与佛教观念圆融地结合在一起.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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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国学研究院,山东青岛,2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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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的政治、思想与文学创作,以杨亿等为代表的西昆派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为了改变西昆派软靡之风,北宋初石介、穆修、尹洙、欧阳修等道学家与文学家呼应韩愈,重新振起了古文运动.北宋初的佛教僧人智圆比石介等人更早地发出了道学声音,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代新儒学的先觉.“内藏儒志气”的智圆有着浓重的儒者志意,完全具备道学家的面貌.作为佛教僧人,智圆虽然“惟道是务”,却又将儒家之道与佛教观念圆融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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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灾害频发、饥荒时有,与灾荒相伴的谣言、盗贼、流民等治安问题也层出不穷,它们是自然灾害的人为次生灾难.从荒政的角度出发,宋代政府实施了一套有别于平时的治安管理办法,通过祭祀祈禳、增兵备盗、剿抚并用、灾伤减刑等措施有效维护了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这些治安管理办法立足于《周礼》的荒政思想,在宋代“召和气”的理念下,体现出宽猛相济的特色.
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自古有之.唐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以《开元礼》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宋前期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大体遵循唐开元之制,宋神宗时期,以《周礼》为蓝本,对郊庙礼制进行了更革,确立了太庙禘袷大礼皆兼及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英宗朝时,开始图绘功臣画像于景灵官、殿阁,逐渐形成了独立于郊庙之外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太庙陪祀功臣、图绘配享功臣画像等祭祀典礼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祭礼典礼时刻关照现实政治.统治者塑造偶像、荫补功臣子孙、激励臣僚等政治活动,皆与之密切相关.
社会危机是灾害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不过,不同学科对社会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通过对南宋时期福建地区乡村社会危机这一典型历史经验的梳理,我们发现,由灾荒导致的民变是传统乡村社会危机的常见表现形式,但其根本上主要是以“地狭民贫”为表征的、以粮食短缺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脆弱性问题,由以“大家寡恩”为表征的、以社会整合不足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脆弱性问题的始终存在而引发.因此,乡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脆弱性的长期存在,是南宋福建地区乡村社会危机反复发作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
北宋景灵宫之建立,与真宗君臣改革宫廷道教神祗体系紧密相关,圣祖作为玉清元始天尊化身,地位已居玉帝之下,故被迁出玉帝之玉清昭应宫而另择宫址.而因应玉帝已与国家儒教昊天上帝神格统一,儒教星官天庙开始为立宫崇拜圣祖,提供儒教礼法与立宫位置凡两方面有力依据,但丁谓等暗中迎奉圣意,立宫于真宗故居,使景灵宫址事实上未严格采取天庙方位.仁宗至神宗元丰五年之间,景灵宫内渐以圣祖、真宗二殿构成核心区,其余帝后殿宇散置他处,诸殿关系格局尚未统一.神宗元丰五年改作景灵宫为祖宗原庙,但未擅改核心区原圣祖、真宗二殿格局,在此限定下
胡安国一方面自称不拘泥“条例”,主张观圣人之心,“心解神受,超然自得”“反求于心,断之以理”;但同时又信《公羊》《谷梁》太过,执于以凡例褒贬说经,自创所谓“正例”“变例”的书法解释体系.实际上,此“义例”体系,是为了建构“书法”“天理”“史实”之间的联系,使得作为“天理”的圣人之道“道体”、寄寓笔削间“史外传心”之“道心”,借助具体的书法规则,以“即例穷理”之方式来予以落实和发见.“义例”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实践,本质上是“天理”以“理一分殊”的方式,通过所建立的正例、变例等解经“方法”,具体地落实到对
唐末至五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长期受战争影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赵匡胤建立宋,政治与经济逐渐恢复正轨.宋州为王朝的肇基地,随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为陪都南京.随后其职官体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具有府级和陪都双重等级.应天府长官职掌一府政务,同时兼任南京留守司一职.在元丰官制改革前,应天府长官多由六部侍郎、六部郎中和六部员外郎出任.官制改革后,官员所带“正官”名目减少.应天府长官任期年限呈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在仕途出身分析中,进士占据一半以上.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以理学闻名于世,人称“横渠先生”.《全宋诗》收录有他的诗词80首,其中辑自宋人吕本中《紫薇诗话》者三首,分别题名为《别后寄吕子进》《梦中》《游山寺》.但考其实际,这三首皆非此“子厚”所作,而是晚二十余岁的另一“子厚”之诗.其人名张举,亦字子厚,出生于庆历四年(1044年),卒于崇宁四年(1105年),与吕本中祖父希哲、从祖希纯兄弟交往甚密,存世之文寥寥,集中见于《紫薇诗话》中.明清以来诸家集宋人诗文,皆不致混淆二“子厚”,至《全宋诗》始有此误,故辨其误,以请教于方家.
王安石、程颐、苏轼均有尚书学著作存世,著作的撰成年代,以王安石《尚书新义》最早,在熙宁八年;其次是程颐《书解》,在元丰年间;苏轼《东坡书传》最晚,在元符年间.三书的关系复杂,苏轼《东坡书传》在批判王安石《尚书新义》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其注解成果;同时,苏轼也受到程颐《书解》的影响,但对其解说的道德色彩深感不满.在政治观念上,程颐、苏轼与文彦博等旧党保持一致,均强调天子应“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君臣协作才能治理好天下,反对在有损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政.这与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张新法应以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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