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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
这两部诗文集是钱谦益的主要作品，标校本各三册，煌煌六大本，约二百万言。《初学集》是入清之前的文字，《有学集》乃桑海以后所作。两书编次大体为诗、序、记、墓志、碑文、传状、书札、题跋、赞偈、杂文等。前者除上述各体之外，尚有《太祖实录辨证》《读杜小笺》两种；而牧斋晚年息心空门，后者辑入与僧人交往的文字明显增多。
钱氏做诗摹拟老杜，学杜诗沉郁顿挫，却总是欠缺一种感觉，很少有出新出奇的喻象与意慨。其诗不如陈子龙、吴伟业，亦不如以后吴兆骞、陈维崧数辈。如《夏五诗集》之《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二云：
潋滟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与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
其中多袭前人诗意，无非黍离之叹，而“花如雪”“月似霜”当属滥俗之譬。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论及此诗，为印证钱氏失节后之“复明”心态，有谓“真可令人断肠也”，未免强说之论。（史家论诗或另具法眼，陈氏对牧斋别行于世的《投笔集》诸诗评价更高，誉之“实为明清之史诗，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云云。）平心而论，钱诗实较庸常，实如前人所说：“志气衰飒，每一执笔，不胜山河陵谷之感。虽复敷衍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楚囚之操，鼠忧蚓泣。”（周中孚《词苑丛话》）
不过，钱氏毕竟学殖富厚，文章堪称大家。倘若不是做研究，诗集以外各体文章更可玩习，尤其是序、记、书札、题跋和杂文。两书中尽管有大量赠序、寿序、墓表、碑文等应酬文章，读来却也不落俗套。如《初学集》卷六十七《瞿太公墓版文》：“余年逾壮，与瞿子元初读书拂水山房，鸡鸣风雨，篝灯刻烛，往往为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事行……”以平实言语引入幽眇之境，自有一种趣味。又，卷八十三《戏为广陵张李二生小像赞》谓：“吃张公之酒，难辨醉醒；戴李家之帽，孰分尔我？”寥寥数语，声貌俱见，戏谑中倒也见得一副好性情。牧斋做这类文字绝没有套话和固定格式，摹述主人之行状、神态、言谈謦咳，生动已极，且引类取譬，辄有会意。如顺治十二年所作《赠别施伟长序》，开篇即引陈亮与辛弃疾“扺掌纵谈东南形胜”之故实，继而揣测司马徽、庞德公和徐庶三人为诸葛亮作三分筹策，藉“班荆画灰”之历史记忆，想象施氏串联东南之使命。牧斋叙事多于细节上用心，追求犁然在目的效果，如云：“今年中秋，栖虎丘石佛院，僧窗隐几，日抄《首楞严》数纸。吉州施伟长，不远千里过访，映门窥之，须眉落落照人……”竟有东坡笔墨韵致。
不过，牧斋此类应酬文章亦有托人代笔者，如临终前为顾姓盐运使作文三篇，乃由黄宗羲操觚，事见黄氏《思旧录》、王应奎《柳南续笔》。二书所记略同，本来是托付王应奎外曾祖父陈式，但陈式写出后牧斋看了不满意，恰好黄氏来访，被锁在书房内限时交稿。牧斋晚境凄凉，以卖文为生，求稿的盐台大人出价甚高，他自知来日无多，这笔酬金正好料理自己后事。然而，即便是鬻文营生，牧斋亦并不敷衍主顾，黄宗羲是当世一流作手，倒也很对得起人家。这事情恰恰说明，钱氏于文章一节有着极高的标准。不过，他终归是明白人，这种倩人代笔的文章并不收入自己书中。
牧斋最擅书序和题跋。书序按说亦是应酬应用文字，此中高下却判若云泥，尤其今人笔墨绝难与之比肩。加诸图书和书画作品的题跋，是宋代以后兴起的特殊文体，明清文人多藉以展露风雅才情，牧斋于此则更有心性之见。如《初学集》卷八十六《跋雪浪师书〈黄庭〉后》一则：
余少习雪浪师，见其御鲜衣，食美食，谭诗顾曲，徙倚竟日，窃疑其失衲子本色。丁未冬，访师于望亭，结茅饭僧，补衣脱粟，萧闲枯淡，了非旧观。居无何而示寂去矣。师临行，弟子环绕念佛，师忽张目曰：“我不是这个家数，无烦尔尔。”嗟乎！师之本色如此，岂余向者号嗄儿童之见，所能相其髣髴也哉！读师所书《黄庭经》，当知与五千四十八卷一切法宝等同无异。虽然，作如是观，所谓又是一重公案，非师本色矣。
不足二百字的跋文写出一种超然物外的风神，言语直截了当，亦颇具禅意。
《初学集》和《有学集》里还各有一篇两汉书的题跋，对照读来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其前跋记述这套家藏宋版书之由来，“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及崇祯十六年，竟忍痛割爱鬻之谢三宾（象三）。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卖书是为修建绛云楼亟需用钱。牧斋描述“殊难为怀”之心情，竟比之李后主去国“挥泪对宫娥”云云。后跋更有戏剧性，顺治十五年钱氏游杭州，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坦公）拿来一部宋版书请他鉴别真赝。竟是当年自己手里出去的两汉书，一时看得两眼发直。劫火之后，其绛云楼藏书已流失殆尽，牧斋痛言如今吴中所剩数家藏书“不足当吾家一片羽毛”。想起当年谢三宾趁机压价，不由以“书生饿眼见钱”之语大加讥讽。抚今追昔，直是感慨不已，“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甲申事变最后时刻张氏正是兵部尚书，此际牧斋仍以“司马”见称，亦殊可玩味。像这样的书跋，有故事更有一种心情。
《四库全书答问》
作为一种知识入门读物，这本书采用问答体是很方便的形式，全书开列二百五十八个问题，涉及四库全书方方面面的知识点几乎囊括在内。其中包括：四部分类原则及四库全书之来由，四库馆人员职事及运作方式，四库馆采用书籍之来源（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及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对各书原本如何芟夷增改，四库全书为什么采用钞本形式，为什么又有聚珍版，近世以来四库各阁毁存情况，四部各类子目分属原则及相关问题，各类子目主要收入哪些书，各部各类著录和存目之数等等。
每一类问题都可能扯出一些衍生话题，比如说到文渊阁和其他各阁乃仿照或参照范氏天一阁形制建造，接着就引入了两个问题：范氏天一阁构造如何？天一阁之历史如何，何以能保存如是之久？说到四库馆人员组织，便联系到其中是否有著名学者与著述家，馆员中除汉人满人之外是否还有外族人、外国人。又如，在介绍史部时，分别列出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传记类和杂史等等。可谓枝蔓横生，牵涉面甚广。 说到四库馆办理采书之事，引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不收各书如何办理”，于是联系到乾隆时的文字狱。作者认为：“四库馆开，表明以修书为务，实际以焚书为重。故搜查抵触清朝或违碍清朝或与清朝主张不合各书，几为其主要目的。”书中列表标示各种销毁书目及种数，以及哪些人的书应予销毁。附有乾隆四十三年和五十三年两道上谕，对如何收缴、查禁“违碍之书”“不经之书”俱有明细规定。作者还专门列出“四库馆修书期内文字狱一览表”，其中包括销毁屈大均诗文、遣戍吕留良孙子等十三起事件。
作为一项政府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正可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自是举国体制优势所在。只是因为皇上的雅好，煌煌一阵风光之后，却坑苦了一班读书人。且不说相偕而来的文字狱造成的恐惧，至少撇下了一大堆偏是让后人耗神的“知识”话题（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八卦谈资？）。这种复制与蕃衍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增值，倒是带来种种记忆负担。
这套大书本来就不是要给读书人带来方便（修纂的初衷就是束之高阁，所谓“北四阁”“南三阁”，说不定就成了高考试题），虽说如今各种影印本和光碟已铺天盖地而来，其实只是满足某种知识装饰需求。严肃的学者对四库本向来持有谨慎态度，未敢在自己的著述中轻辄引用，因为搞不清楚那里边删削了多少东西。这里说句题外话，同样是政府工程，四库全书跟宋初敕编“四大书”就完全不同，历史背景不一样，文化语境更是天差地别。《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规模远远比不上四库全书，却都是可用之书，至少保存了许多亡佚的珍籍和史料。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四库全书相关“知识”，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也是一种不错的参考读物。任、郭二书均有近年新出的本子。
《化学的历史背景》
莱斯特教授的这本书写于一九五六年，那时候生物化学虽说已进入体系性研究阶段，但是由于相关的分子生物学尚处起步阶段（已经有了基因和酶的学说，刚刚发现DNA的反向平行双螺旋结构），化学生理学的作用原理只是才打开了几扇门窗。如今国人热议的转基因话题，那时顶多只是少数科学家的前瞻性构想。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所涉及的大抵只是这门科学的前史，甚至追溯到前史的前史。
十六世纪以前，化学还谈不上是一门科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化学反应的认识是跟炼金术搅在一起，所以作者用了整整三章篇幅分别叙述希腊化世界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炼金术。中国人所谓点石成金，在其他文明中也有着相似的故事，显然一切都基于金属衍变的可能性，这种谵妄之念竟是化学思想的直接来源（不啻说地沟油将引领美食革命）。同时，亚里士多德关于万物趋向完善的哲学臆测鼓舞着大批江湖术士，而中国人企望脱贫致富和希冀长生不老的心念则合力打造超凡入圣的同一个梦想。这中间自然伴随着烘焙、煅烧、蒸馏等技术手段的无穷折腾。一八八五年以后在莱顿和斯德哥尔摩发现的纸草书载有公元三世纪的工匠秘方，其中就有若干化合物的制备方法。虽说未能从普通金属中提炼出黄金，炼金术士们却歪打正着地推开了实用化学之门，并发明了蒸馏器、熔炉、坩埚、烧杯、过滤装置……所有这些化学实验器具。莱斯特教授将这一阶段的成果归结为希腊哲学和工艺技术结合的产物。
尽管书中认为“中国的炼金术思想可能通过许多渠道传到西方”，以至推助西方实用化学的发展，可遗憾的是它并未催生本土的科学思想，《参同契》《抱朴子》描述的炼金活动终究只能堕入神秘主义的巫术妖法（包括《太平广记》收录的丹灶之事都显得过于虚幻）。不过，苏辙《龙川略志》、何薳《春渚纪闻》的一些章节就很像是纪实笔墨。其中说到点茆、煅朱、干汞诸法，还有若干操作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可见对于此般秘术，不少士夫文人亦宁信其有。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古代笔记并非强调某种“实有”之经验，反倒藉着苏东坡的故事赞美“知而不为”的超然态度—很难参详这是一种哲学理念还是叙事策略。
炼金术之后，继而由矿冶与药剂行业推动化学发展，实用工艺学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十七世纪初，化学思想已略具雏形，书中介绍说，“此后的二百年间，药剂师或受过制药训练的人在化学上有了很多重要发现。这一情况在欧洲大陆上尤为明显。在英国，则是由另一类型的探索者，即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从让·贝奎恩、约翰·格劳伯、范·赫尔蒙脱等人的实验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一时期化学家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结构各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罗伯特·波义耳的“微粒哲学”确立了元素的最初的概念，可是他却相信通过基本微粒的重新排列可以让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这又回到了炼金术的老路上。事实表明，科学总是伴随着谬误一同前行，比如影响甚巨的“燃素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十八世纪末叶，当化学思想空前混乱的时候，是法国人拉瓦锡清理了这堆乱麻，奠立了现代化学的基础，这一过程通称化学革命。拉瓦锡创立氧化说以解释燃烧等实验现象，改进定量分析方法并用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他提出规范的化学命名法，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化学教科书《化学概要》。说来此人竟是业余科学家，按中国时下舆情这类人物被讥称为“民科”，其实大名鼎鼎的波义耳、卡文迪许也都是业余玩家。作为有钱的贵族，拉瓦锡另有生财之道，他的研究在当时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还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据说他在各种公益活动中投入更多）。可见其中有一种纯粹的精神动力，纯粹的追求知识的欲望。
托克维尔一八三一年考察美国时特别关注社会形态对于智力活动的影响，他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连一个普通力学定律都不曾发现的美国人，却造出了改变世界航运业的船用锅炉。）而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举述一生都在追求最优智力成果的帕斯卡尔，认为其科学热情源自贵族社会的优越感和荣誉观念；而在当时的美国，科研活动只是受现实利益支配，这使得人们甘居中等的智力活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十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化学的历史背景中就透出斑斓驳杂的文化底色。中国人自诩“知而不为”，美国人满脑子实用主义，然而对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世界。莱斯特的化学史叙事多少隐含着托克维尔这一命题。 其实科学家难以真正认识这个世界。譬如，当化学革命遭遇社会革命，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革命或许就是当量置换，科学发展本身恐怕也是。人们往社会这个大烧杯里不断加入各种溶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莱斯特的书中顺便提到，在法国大革命风潮中，拉瓦锡因其贵族身份和承包税收的职事成了革命的对象，被送上断头台，那年他才五十一岁。有人说是雅各宾派领导人马拉跟他结了梁子，马拉写过一篇论证火是元素的论文，企图藉此入选法兰西科学院，正是拉瓦锡把他给否了。人们希望法官念及拉瓦锡的科学贡献放他一马，革命法庭断然宣称“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可是当科学家被奉为神明的今天，人们对化学的基本认知却是三聚氰胺和邻苯二甲酸盐。
《倪元璐年谱》
倪元璐是明末重臣，历官国子祭酒、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自缢，死后谥文正。《明史》本传称其“雅负时望”，其实此公每每居于风口浪尖。
此书原名《倪文正公年谱》，撰者为元璐长子倪会鼎，叙事多着眼于表现谱主之狷介气质和凛然大义，其余事略自有裁剪。
年谱凡四卷，各卷时间跨度很不匀称，但以仕宦沉浮为分际，这样的安排亦颇妥当。
卷一，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至崇祯六年（1633）担任经筵讲官，其间包括从科场到入仕初期的经历。元璐自幼聪颖，五岁始习《毛诗》，会做对子。冬日围炉烤火，其父命“红炉白炭”，对“黄卷青灯”，应声立就，不假思索。十七岁，以乡试第一，名声大噪。小小年纪已著有《星会楼稿》，“盛传国门，市人因之贾利，摹印至三万余板”。但元璐科举之途并不顺利，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七年，三次会试皆不第。到这时，恁是神童亦须从头苦读，日夜刷题。《年谱》谓之：“多拟场题，分笺列壁，笺各七题，日抽一笺。伏而思之，义句皆备，则焚笺引满，不形笔墨。”直到天启二年（1622），元璐已是第四次公车至都，才算走出这一艰难历程。元璐入仕之初，即已介入东林党争。天启七年，元璐主持江西乡试，以“皓皓乎不可尚已”命题，藉以抨击阉党给魏忠贤建生祠之事，其胆大如此，“人为咋舌”。巧的是撤棘之日魏珰恰被劾究，总算幸免于祸。崇祯元年正月，上疏弹劾崔呈秀等魏党，奏毁《三朝要典》，大有拨乱反正、摧陷廓清之功。
卷二，崇祯七年（1634）至九年（1636）二月。前一段为春坊日讲官，后一段迁国子祭酒。元璐显然不满足于伺候太子读书，屡求归省，上意不许。又一再上疏，侵讥政府，妄议大政方针，上竟不问。崇祯驭国的方针是，东林与阉党兼收并蓄，让君子小人互相死掐。元璐提出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方案，却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实已无可救药。元璐在国子监只是半年，拟议改革太学贡选、教法、考试等制度。“既思树人大计，事在辟雍……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为己任。”国家处于内外交困，元璐消磨在闲职上很是无奈。
卷三，崇祯九年四月因首辅温体仁排挤去位，登车归上虞故里，此后在乡闲居七载。十四年、十五年，两浙大饥，此卷以多半篇幅记述主持地方赈灾之事。其实，元璐乡居生活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治园。《年谱》提及此事仅寥寥数语：“府君性好山水，不乐广厦，以城南雅僻，有绿畴碧水，举目南山，故卜筑于此。”黄宗羲《思旧录》写倪元璐一则，专门叙及“先生颇事园亭”之雅好，连墙壁门窗皆用上品徽墨调以朱砂涂刷。甲申之后，黄氏再过，“此地已为瓦砾矣”，不能不大发感慨，“此亦通人之蔽也”。
卷四，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诏起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读（《明史》本传谓“明年春抵都”），十六年五月超拜户部尚书，直至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城。元璐既受命于危难之中，短短一年之间，作为崇祯的肱股大臣，已是焦点人物。其实，恰是在这个位置上，暴露了元璐这类读书人的通弊。元璐对时局最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纳银卖钞”之举。当时朝廷财力匮绌，元璐属下本部司务蒋臣提出印发纸币套兑银子的馊主意，以为救命稻草。《年谱》于此多有袒护遮掩之笔，将拟行钞法之事完全归咎于崇祯。当时由于钞纸所需桑穰等原料一时难以采购，发行钞币自是不了了之。于是又在铜钱上打主意，就是回笼小钱熔铸大钱，结果是大钱亦成小钱。元璐研究通货已久，却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清人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写到倪元璐一节，有称“民甚患之，至欲食蒋臣之肉”。
倪元璐在户部搞得一塌糊涂，辅臣蒋藻德在皇上耳边给他打圆场，谓 “（元璐）才品俱优，但起家词林，钱谷终非所长，请有以易之者”。于是以原官重操讲帷。说来奇怪，元璐怎么会给皇上造成一种懂经济的印象呢？大概是一向喜欢谈论钱谷与边备之事（到头来他户部、兵部都干过）。崇祯八年，李自成陷凤阳，局面大坏，元璐上疏改革赋税，提出除军需物品，其余一切改从折色（即折为银钱）。其谓“国帑之财，时与民间流通”，确是一种新思路。可见元璐于通货一事睽睽已久。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两部诗文集是钱谦益的主要作品，标校本各三册，煌煌六大本，约二百万言。《初学集》是入清之前的文字，《有学集》乃桑海以后所作。两书编次大体为诗、序、记、墓志、碑文、传状、书札、题跋、赞偈、杂文等。前者除上述各体之外，尚有《太祖实录辨证》《读杜小笺》两种；而牧斋晚年息心空门，后者辑入与僧人交往的文字明显增多。
钱氏做诗摹拟老杜，学杜诗沉郁顿挫，却总是欠缺一种感觉，很少有出新出奇的喻象与意慨。其诗不如陈子龙、吴伟业，亦不如以后吴兆骞、陈维崧数辈。如《夏五诗集》之《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二云：
潋滟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与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
其中多袭前人诗意，无非黍离之叹，而“花如雪”“月似霜”当属滥俗之譬。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论及此诗，为印证钱氏失节后之“复明”心态，有谓“真可令人断肠也”，未免强说之论。（史家论诗或另具法眼，陈氏对牧斋别行于世的《投笔集》诸诗评价更高，誉之“实为明清之史诗，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云云。）平心而论，钱诗实较庸常，实如前人所说：“志气衰飒，每一执笔，不胜山河陵谷之感。虽复敷衍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楚囚之操，鼠忧蚓泣。”（周中孚《词苑丛话》）
不过，钱氏毕竟学殖富厚，文章堪称大家。倘若不是做研究，诗集以外各体文章更可玩习，尤其是序、记、书札、题跋和杂文。两书中尽管有大量赠序、寿序、墓表、碑文等应酬文章，读来却也不落俗套。如《初学集》卷六十七《瞿太公墓版文》：“余年逾壮，与瞿子元初读书拂水山房，鸡鸣风雨，篝灯刻烛，往往为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事行……”以平实言语引入幽眇之境，自有一种趣味。又，卷八十三《戏为广陵张李二生小像赞》谓：“吃张公之酒，难辨醉醒；戴李家之帽，孰分尔我？”寥寥数语，声貌俱见，戏谑中倒也见得一副好性情。牧斋做这类文字绝没有套话和固定格式，摹述主人之行状、神态、言谈謦咳，生动已极，且引类取譬，辄有会意。如顺治十二年所作《赠别施伟长序》，开篇即引陈亮与辛弃疾“扺掌纵谈东南形胜”之故实，继而揣测司马徽、庞德公和徐庶三人为诸葛亮作三分筹策，藉“班荆画灰”之历史记忆，想象施氏串联东南之使命。牧斋叙事多于细节上用心，追求犁然在目的效果，如云：“今年中秋，栖虎丘石佛院，僧窗隐几，日抄《首楞严》数纸。吉州施伟长，不远千里过访，映门窥之，须眉落落照人……”竟有东坡笔墨韵致。
不过，牧斋此类应酬文章亦有托人代笔者，如临终前为顾姓盐运使作文三篇，乃由黄宗羲操觚，事见黄氏《思旧录》、王应奎《柳南续笔》。二书所记略同，本来是托付王应奎外曾祖父陈式，但陈式写出后牧斋看了不满意，恰好黄氏来访，被锁在书房内限时交稿。牧斋晚境凄凉，以卖文为生，求稿的盐台大人出价甚高，他自知来日无多，这笔酬金正好料理自己后事。然而，即便是鬻文营生，牧斋亦并不敷衍主顾，黄宗羲是当世一流作手，倒也很对得起人家。这事情恰恰说明，钱氏于文章一节有着极高的标准。不过，他终归是明白人，这种倩人代笔的文章并不收入自己书中。
牧斋最擅书序和题跋。书序按说亦是应酬应用文字，此中高下却判若云泥，尤其今人笔墨绝难与之比肩。加诸图书和书画作品的题跋，是宋代以后兴起的特殊文体，明清文人多藉以展露风雅才情，牧斋于此则更有心性之见。如《初学集》卷八十六《跋雪浪师书〈黄庭〉后》一则：
余少习雪浪师，见其御鲜衣，食美食，谭诗顾曲，徙倚竟日，窃疑其失衲子本色。丁未冬，访师于望亭，结茅饭僧，补衣脱粟，萧闲枯淡，了非旧观。居无何而示寂去矣。师临行，弟子环绕念佛，师忽张目曰：“我不是这个家数，无烦尔尔。”嗟乎！师之本色如此，岂余向者号嗄儿童之见，所能相其髣髴也哉！读师所书《黄庭经》，当知与五千四十八卷一切法宝等同无异。虽然，作如是观，所谓又是一重公案，非师本色矣。
不足二百字的跋文写出一种超然物外的风神，言语直截了当，亦颇具禅意。
《初学集》和《有学集》里还各有一篇两汉书的题跋，对照读来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其前跋记述这套家藏宋版书之由来，“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及崇祯十六年，竟忍痛割爱鬻之谢三宾（象三）。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卖书是为修建绛云楼亟需用钱。牧斋描述“殊难为怀”之心情，竟比之李后主去国“挥泪对宫娥”云云。后跋更有戏剧性，顺治十五年钱氏游杭州，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坦公）拿来一部宋版书请他鉴别真赝。竟是当年自己手里出去的两汉书，一时看得两眼发直。劫火之后，其绛云楼藏书已流失殆尽，牧斋痛言如今吴中所剩数家藏书“不足当吾家一片羽毛”。想起当年谢三宾趁机压价，不由以“书生饿眼见钱”之语大加讥讽。抚今追昔，直是感慨不已，“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甲申事变最后时刻张氏正是兵部尚书，此际牧斋仍以“司马”见称，亦殊可玩味。像这样的书跋，有故事更有一种心情。
《四库全书答问》
作为一种知识入门读物，这本书采用问答体是很方便的形式，全书开列二百五十八个问题，涉及四库全书方方面面的知识点几乎囊括在内。其中包括：四部分类原则及四库全书之来由，四库馆人员职事及运作方式，四库馆采用书籍之来源（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及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对各书原本如何芟夷增改，四库全书为什么采用钞本形式，为什么又有聚珍版，近世以来四库各阁毁存情况，四部各类子目分属原则及相关问题，各类子目主要收入哪些书，各部各类著录和存目之数等等。
每一类问题都可能扯出一些衍生话题，比如说到文渊阁和其他各阁乃仿照或参照范氏天一阁形制建造，接着就引入了两个问题：范氏天一阁构造如何？天一阁之历史如何，何以能保存如是之久？说到四库馆人员组织，便联系到其中是否有著名学者与著述家，馆员中除汉人满人之外是否还有外族人、外国人。又如，在介绍史部时，分别列出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传记类和杂史等等。可谓枝蔓横生，牵涉面甚广。 说到四库馆办理采书之事，引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不收各书如何办理”，于是联系到乾隆时的文字狱。作者认为：“四库馆开，表明以修书为务，实际以焚书为重。故搜查抵触清朝或违碍清朝或与清朝主张不合各书，几为其主要目的。”书中列表标示各种销毁书目及种数，以及哪些人的书应予销毁。附有乾隆四十三年和五十三年两道上谕，对如何收缴、查禁“违碍之书”“不经之书”俱有明细规定。作者还专门列出“四库馆修书期内文字狱一览表”，其中包括销毁屈大均诗文、遣戍吕留良孙子等十三起事件。
作为一项政府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正可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自是举国体制优势所在。只是因为皇上的雅好，煌煌一阵风光之后，却坑苦了一班读书人。且不说相偕而来的文字狱造成的恐惧，至少撇下了一大堆偏是让后人耗神的“知识”话题（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八卦谈资？）。这种复制与蕃衍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增值，倒是带来种种记忆负担。
这套大书本来就不是要给读书人带来方便（修纂的初衷就是束之高阁，所谓“北四阁”“南三阁”，说不定就成了高考试题），虽说如今各种影印本和光碟已铺天盖地而来，其实只是满足某种知识装饰需求。严肃的学者对四库本向来持有谨慎态度，未敢在自己的著述中轻辄引用，因为搞不清楚那里边删削了多少东西。这里说句题外话，同样是政府工程，四库全书跟宋初敕编“四大书”就完全不同，历史背景不一样，文化语境更是天差地别。《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规模远远比不上四库全书，却都是可用之书，至少保存了许多亡佚的珍籍和史料。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四库全书相关“知识”，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也是一种不错的参考读物。任、郭二书均有近年新出的本子。
《化学的历史背景》
莱斯特教授的这本书写于一九五六年，那时候生物化学虽说已进入体系性研究阶段，但是由于相关的分子生物学尚处起步阶段（已经有了基因和酶的学说，刚刚发现DNA的反向平行双螺旋结构），化学生理学的作用原理只是才打开了几扇门窗。如今国人热议的转基因话题，那时顶多只是少数科学家的前瞻性构想。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所涉及的大抵只是这门科学的前史，甚至追溯到前史的前史。
十六世纪以前，化学还谈不上是一门科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化学反应的认识是跟炼金术搅在一起，所以作者用了整整三章篇幅分别叙述希腊化世界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炼金术。中国人所谓点石成金，在其他文明中也有着相似的故事，显然一切都基于金属衍变的可能性，这种谵妄之念竟是化学思想的直接来源（不啻说地沟油将引领美食革命）。同时，亚里士多德关于万物趋向完善的哲学臆测鼓舞着大批江湖术士，而中国人企望脱贫致富和希冀长生不老的心念则合力打造超凡入圣的同一个梦想。这中间自然伴随着烘焙、煅烧、蒸馏等技术手段的无穷折腾。一八八五年以后在莱顿和斯德哥尔摩发现的纸草书载有公元三世纪的工匠秘方，其中就有若干化合物的制备方法。虽说未能从普通金属中提炼出黄金，炼金术士们却歪打正着地推开了实用化学之门，并发明了蒸馏器、熔炉、坩埚、烧杯、过滤装置……所有这些化学实验器具。莱斯特教授将这一阶段的成果归结为希腊哲学和工艺技术结合的产物。
尽管书中认为“中国的炼金术思想可能通过许多渠道传到西方”，以至推助西方实用化学的发展，可遗憾的是它并未催生本土的科学思想，《参同契》《抱朴子》描述的炼金活动终究只能堕入神秘主义的巫术妖法（包括《太平广记》收录的丹灶之事都显得过于虚幻）。不过，苏辙《龙川略志》、何薳《春渚纪闻》的一些章节就很像是纪实笔墨。其中说到点茆、煅朱、干汞诸法，还有若干操作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可见对于此般秘术，不少士夫文人亦宁信其有。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古代笔记并非强调某种“实有”之经验，反倒藉着苏东坡的故事赞美“知而不为”的超然态度—很难参详这是一种哲学理念还是叙事策略。
炼金术之后，继而由矿冶与药剂行业推动化学发展，实用工艺学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十七世纪初，化学思想已略具雏形，书中介绍说，“此后的二百年间，药剂师或受过制药训练的人在化学上有了很多重要发现。这一情况在欧洲大陆上尤为明显。在英国，则是由另一类型的探索者，即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从让·贝奎恩、约翰·格劳伯、范·赫尔蒙脱等人的实验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一时期化学家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结构各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罗伯特·波义耳的“微粒哲学”确立了元素的最初的概念，可是他却相信通过基本微粒的重新排列可以让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这又回到了炼金术的老路上。事实表明，科学总是伴随着谬误一同前行，比如影响甚巨的“燃素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十八世纪末叶，当化学思想空前混乱的时候，是法国人拉瓦锡清理了这堆乱麻，奠立了现代化学的基础，这一过程通称化学革命。拉瓦锡创立氧化说以解释燃烧等实验现象，改进定量分析方法并用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他提出规范的化学命名法，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化学教科书《化学概要》。说来此人竟是业余科学家，按中国时下舆情这类人物被讥称为“民科”，其实大名鼎鼎的波义耳、卡文迪许也都是业余玩家。作为有钱的贵族，拉瓦锡另有生财之道，他的研究在当时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还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据说他在各种公益活动中投入更多）。可见其中有一种纯粹的精神动力，纯粹的追求知识的欲望。
托克维尔一八三一年考察美国时特别关注社会形态对于智力活动的影响，他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连一个普通力学定律都不曾发现的美国人，却造出了改变世界航运业的船用锅炉。）而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举述一生都在追求最优智力成果的帕斯卡尔，认为其科学热情源自贵族社会的优越感和荣誉观念；而在当时的美国，科研活动只是受现实利益支配，这使得人们甘居中等的智力活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十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化学的历史背景中就透出斑斓驳杂的文化底色。中国人自诩“知而不为”，美国人满脑子实用主义，然而对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世界。莱斯特的化学史叙事多少隐含着托克维尔这一命题。 其实科学家难以真正认识这个世界。譬如，当化学革命遭遇社会革命，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革命或许就是当量置换，科学发展本身恐怕也是。人们往社会这个大烧杯里不断加入各种溶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莱斯特的书中顺便提到，在法国大革命风潮中，拉瓦锡因其贵族身份和承包税收的职事成了革命的对象，被送上断头台，那年他才五十一岁。有人说是雅各宾派领导人马拉跟他结了梁子，马拉写过一篇论证火是元素的论文，企图藉此入选法兰西科学院，正是拉瓦锡把他给否了。人们希望法官念及拉瓦锡的科学贡献放他一马，革命法庭断然宣称“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可是当科学家被奉为神明的今天，人们对化学的基本认知却是三聚氰胺和邻苯二甲酸盐。
《倪元璐年谱》
倪元璐是明末重臣，历官国子祭酒、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自缢，死后谥文正。《明史》本传称其“雅负时望”，其实此公每每居于风口浪尖。
此书原名《倪文正公年谱》，撰者为元璐长子倪会鼎，叙事多着眼于表现谱主之狷介气质和凛然大义，其余事略自有裁剪。
年谱凡四卷，各卷时间跨度很不匀称，但以仕宦沉浮为分际，这样的安排亦颇妥当。
卷一，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至崇祯六年（1633）担任经筵讲官，其间包括从科场到入仕初期的经历。元璐自幼聪颖，五岁始习《毛诗》，会做对子。冬日围炉烤火，其父命“红炉白炭”，对“黄卷青灯”，应声立就，不假思索。十七岁，以乡试第一，名声大噪。小小年纪已著有《星会楼稿》，“盛传国门，市人因之贾利，摹印至三万余板”。但元璐科举之途并不顺利，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七年，三次会试皆不第。到这时，恁是神童亦须从头苦读，日夜刷题。《年谱》谓之：“多拟场题，分笺列壁，笺各七题，日抽一笺。伏而思之，义句皆备，则焚笺引满，不形笔墨。”直到天启二年（1622），元璐已是第四次公车至都，才算走出这一艰难历程。元璐入仕之初，即已介入东林党争。天启七年，元璐主持江西乡试，以“皓皓乎不可尚已”命题，藉以抨击阉党给魏忠贤建生祠之事，其胆大如此，“人为咋舌”。巧的是撤棘之日魏珰恰被劾究，总算幸免于祸。崇祯元年正月，上疏弹劾崔呈秀等魏党，奏毁《三朝要典》，大有拨乱反正、摧陷廓清之功。
卷二，崇祯七年（1634）至九年（1636）二月。前一段为春坊日讲官，后一段迁国子祭酒。元璐显然不满足于伺候太子读书，屡求归省，上意不许。又一再上疏，侵讥政府，妄议大政方针，上竟不问。崇祯驭国的方针是，东林与阉党兼收并蓄，让君子小人互相死掐。元璐提出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方案，却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实已无可救药。元璐在国子监只是半年，拟议改革太学贡选、教法、考试等制度。“既思树人大计，事在辟雍……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为己任。”国家处于内外交困，元璐消磨在闲职上很是无奈。
卷三，崇祯九年四月因首辅温体仁排挤去位，登车归上虞故里，此后在乡闲居七载。十四年、十五年，两浙大饥，此卷以多半篇幅记述主持地方赈灾之事。其实，元璐乡居生活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治园。《年谱》提及此事仅寥寥数语：“府君性好山水，不乐广厦，以城南雅僻，有绿畴碧水，举目南山，故卜筑于此。”黄宗羲《思旧录》写倪元璐一则，专门叙及“先生颇事园亭”之雅好，连墙壁门窗皆用上品徽墨调以朱砂涂刷。甲申之后，黄氏再过，“此地已为瓦砾矣”，不能不大发感慨，“此亦通人之蔽也”。
卷四，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诏起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读（《明史》本传谓“明年春抵都”），十六年五月超拜户部尚书，直至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城。元璐既受命于危难之中，短短一年之间，作为崇祯的肱股大臣，已是焦点人物。其实，恰是在这个位置上，暴露了元璐这类读书人的通弊。元璐对时局最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纳银卖钞”之举。当时朝廷财力匮绌，元璐属下本部司务蒋臣提出印发纸币套兑银子的馊主意，以为救命稻草。《年谱》于此多有袒护遮掩之笔，将拟行钞法之事完全归咎于崇祯。当时由于钞纸所需桑穰等原料一时难以采购，发行钞币自是不了了之。于是又在铜钱上打主意，就是回笼小钱熔铸大钱，结果是大钱亦成小钱。元璐研究通货已久，却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清人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写到倪元璐一节，有称“民甚患之，至欲食蒋臣之肉”。
倪元璐在户部搞得一塌糊涂，辅臣蒋藻德在皇上耳边给他打圆场，谓 “（元璐）才品俱优，但起家词林，钱谷终非所长，请有以易之者”。于是以原官重操讲帷。说来奇怪，元璐怎么会给皇上造成一种懂经济的印象呢？大概是一向喜欢谈论钱谷与边备之事（到头来他户部、兵部都干过）。崇祯八年，李自成陷凤阳，局面大坏，元璐上疏改革赋税，提出除军需物品，其余一切改从折色（即折为银钱）。其谓“国帑之财，时与民间流通”，确是一种新思路。可见元璐于通货一事睽睽已久。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