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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海法师是我国近当代著名的佛教高僧、翻译家、佛学家。毕生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和藏汉佛教文化的交流沟通工作，建立了内地首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道场，把格鲁派的佛学思想系统介绍到内地，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能海法师；汉藏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7世纪以来，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吐蕃民族与内地之间就有密切的交流，交流形式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内地的交流始于明成祖年间（1408年），当时明成祖下诏邀请宗喀巴进京未果后，1414年宗喀巴遣派弟子释迦益西进京，被明成祖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1434年释迦益西再次进京后又被封为大慈法王。在清代康雍乾时期，清政府尤其尊崇格鲁派，其目的是为了安定蒙藏，藏传佛教的传播仅限于清政府统治阶层，在汉族僧侣和民间并未广泛流传。
近代以来，一些藏传佛教僧侣来内地传法，因语言不通，只是传授简单的教法，对较深的教理未能尽数传授。而一些内地的僧侣只是简单地了解了密宗的表面，没有深入了解其中深意。“致使内地佛教徒对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中的密宗，有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很大差异”。[1]再加上藏传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苯教的鬼神和仪式，一般人认为藏传佛教只有神秘的密宗，根本没有得到印度大乘佛教的真传。而在内地，密宗雖然很早就经中国传到了日本，但是禅宗兴起后，密宗在内地并没有得到广泛和完整的传播。凡此种种，导致了汉藏宗教徒之间的隔阂和误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革，消除隔阂，沟通藏汉佛教已成为当务之急。
民国以来，中国汉传佛教的一些人开始学习和接触密宗，东渡日本学习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密宗是大乘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而日本的东密缺少密宗的最高阶段——无上瑜伽。而恰恰藏传佛教密宗却以无上瑜伽为最根本。于是内地人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密法远不如西藏之殊胜”，“西藏佛法极为丰富，汉地未译者，藏地均有，汉地已译而藏地缺如着甚少，故学法应至西藏”[2]，凡此种种，对西藏佛教密宗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鉴于此，许多内地有识之士纷纷到西藏学习佛教密宗。1925年，大勇法师创办北京佛教藏文学院，派学僧赶赴西藏求法。其中，系统全面的宏传格鲁派教法，使内地人士详细了解格鲁派教法的，当推法尊法师和能海法师两位高僧。法尊法师求学西藏，翻译介绍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经典论著。而能海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传播弘扬藏传佛教做出的贡献受到了佛学界的广泛赞誉，在藏汉佛教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能海法师不但翻译了许多藏传佛教的经典，而且在内地第一次建立了专修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金刚道场，随身学法者万余人，培养了一大批学习和修习藏传佛教密宗的佛学人才。如隆莲法师、清定法师等。
能海法师（1887年—1967年），俗名学光，字缉熙，四川绵竹汉旺场人。先弃商从戎，任云南讲武学堂教官，1913年曾到日本以实业救国为任考察。后离开军营转入佛门，1924年师从四川著名的戒师佛源出家，在宝光寺贯一老和尚前受具足戒，先后两次入藏修习藏传佛教，由显入密，在哲蚌寺依止康萨上师学法。回内地后，全面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思想，成为汉地藏密始祖，大力沟通藏汉佛教交流沟通，增进了显密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法师先后在成都近慈寺、绵竹云雾寺、重庆真武山、峨眉慈圣庵、上海金刚道场及五台山清凉桥共开建道场六处，译述及讲稿共70余种。1949年后，继续致力于佛教事业，先后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其生平成就，实为作为佛教界所瞩目”。[3]能海法师一生致力于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能海法师出家后，潜心研究佛理，1926年原计划东渡日本求法，当时大勇法师从日本返回，认为日本密法不如西藏密法殊胜，决意赴藏学习。1926年正月一行人到打箭炉。同行的人有大勇、法尊、大刚永光等17人。1927年到理塘那摩寺向老格西学法。1928年6月，同永光、永轮、永严进藏，一路上历尽艰险。1929年，到拉萨后拜康萨喇嘛为师，在拉萨四年多的时间里，学习显密教理、修行仪轨。康萨喇嘛学识渊博，被西藏僧俗各界尊为“日月二轮”的月轮。能海法师学法情真意切，努力精进，深得康萨喇嘛的赏识。“其深得喇嘛显密法要。康萨上师将其弘法所用衣钵授予法师，获得宗喀巴大师嫡传二十八代之殊胜传承”。[4] 1932年，能海法师回内地后就开展讲经、传法和翻译、弘法等事业，1938年，在成都近慈寺创立内地首座黄密金刚道场。1940年，能海法师再次入藏学习格鲁派密法。“喇嘛将平生弘法之法衣，如三衣、东嘎、披单、裙子、钵、法螺、宝瓶、妥巴、铃杵、靴子及显密法宝、全部传予上师”。[5]1941年，能海法师返回内地，随身携带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
能海法师初次赴藏回内地后，先后在上海、五台山、成都、武昌等地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金刚经》、《四分律藏》、《定道粮资》等多部藏传佛教格鲁派经典。先后翻译出《大威德成就法》、《文殊五字真言》等多部。1938年，在成都近慈寺创立金刚根本道场。1943—1952年，先后在绵竹、重庆、上海、五台山奖励道场。从1940年到1967年期间，能海法师先后在成都、重庆、上海、北京、五台山等地讲授《现证庄严论》《四分律根本阿含》《法蕴足论》《金刚经》等藏传佛教的教理教法。使内地的许多僧俗人士接受了正统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加强了汉藏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
能海法师在沟通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道场。能海法师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入藏学法，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先后建立密宗道场6处，在加深藏汉佛教沟通了解的同时，也加强了藏汉民族间的理解与信任。佛教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部分，民国时期，中国内地的佛教世俗化程度较高，内地形成了学习“藏密”的热潮，许多佛教界人士纷纷赴藏学习密法，但是内地和西藏路途艰险、山高路远，赴藏过程九死一生，能赴西藏学习密法的人少之又少，能海法师在内地建立的密宗道场，方便了内地人士了解和学习藏传佛教，为学习西藏密法的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能海法师出生清末，政治社会的巨变及个人的经历对法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佛教逐渐衰落。正是有一大批僧人（如法尊法师）引难而上，使当时的佛教逐渐复新。作为这个时期的僧人代表，能海法师不畏艰险，两次入藏求法，在内地多处建立密宗道场，翻译藏经，培养僧才，为佛教的兴盛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法尊译经、能海弘法”，对于佛教界而言，能海法师对发展和振兴佛教的理念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这对今后培养佛教人才的方向和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有很多借鉴之处。
其次是从事译述。能海法师将大量藏传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也将许多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并撰写了不少关于两地佛教的论著，广泛传授戒律和灌顶，一生翻译、撰述和讲授讲义共计70多部，为以后中国藏学及佛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是历史上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继承和延续。实际上，历史上藏汉民族的交流始终是以佛教为纽带，绵延至今。民国时期的藏汉交流是继唐、元、明、清之后汉藏民族宗教交流之后的另一个高峰。这种交流发起于内地佛教界对自身发展不足的革新，是在藏汉民间僧侣中自发掀起的。能海法师在藏汉佛教典籍相互翻译中的贡献，客观上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和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了解和沟通的纽带之一。时至今日，汉藏两个民族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广泛，但大多数人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能海法师为两个民族及宗教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典范。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引起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矛盾的加剧，因宗教引起的冲突时有发生，文明的冲突往往以宗教的冲突为端倪。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政治诉求和意见表达的不一致，冲突的加剧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冲突双方只有在不断地接触和文化交流中才能相互促进，最终超越隔阂和曲折，不断寻求共同的交汇点，最终达到和睦相处。因此，重新审视能海法师在沟通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和意义，对于我们加深民族互信、文化互通和宗教之间和谐共处，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枚静轩：《民国早起显密佛教冲突的探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51-270页。
[2]宗顺：《能海上师传》油印本，第2-3页。
[3]隆莲：《能海法师弘法业绩述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5页。
[4]宗顺：《能海上师传》油印本，第12页。
[5]宗顺：《能海上师传》油印本，第29页。
作者简介：杨东海，男，藏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学。
【关键词】能海法师；汉藏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7世纪以来，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吐蕃民族与内地之间就有密切的交流，交流形式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内地的交流始于明成祖年间（1408年），当时明成祖下诏邀请宗喀巴进京未果后，1414年宗喀巴遣派弟子释迦益西进京，被明成祖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1434年释迦益西再次进京后又被封为大慈法王。在清代康雍乾时期，清政府尤其尊崇格鲁派，其目的是为了安定蒙藏，藏传佛教的传播仅限于清政府统治阶层，在汉族僧侣和民间并未广泛流传。
近代以来，一些藏传佛教僧侣来内地传法，因语言不通，只是传授简单的教法，对较深的教理未能尽数传授。而一些内地的僧侣只是简单地了解了密宗的表面，没有深入了解其中深意。“致使内地佛教徒对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中的密宗，有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很大差异”。[1]再加上藏传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苯教的鬼神和仪式，一般人认为藏传佛教只有神秘的密宗，根本没有得到印度大乘佛教的真传。而在内地，密宗雖然很早就经中国传到了日本，但是禅宗兴起后，密宗在内地并没有得到广泛和完整的传播。凡此种种，导致了汉藏宗教徒之间的隔阂和误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革，消除隔阂，沟通藏汉佛教已成为当务之急。
民国以来，中国汉传佛教的一些人开始学习和接触密宗，东渡日本学习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密宗是大乘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而日本的东密缺少密宗的最高阶段——无上瑜伽。而恰恰藏传佛教密宗却以无上瑜伽为最根本。于是内地人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密法远不如西藏之殊胜”，“西藏佛法极为丰富，汉地未译者，藏地均有，汉地已译而藏地缺如着甚少，故学法应至西藏”[2]，凡此种种，对西藏佛教密宗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鉴于此，许多内地有识之士纷纷到西藏学习佛教密宗。1925年，大勇法师创办北京佛教藏文学院，派学僧赶赴西藏求法。其中，系统全面的宏传格鲁派教法，使内地人士详细了解格鲁派教法的，当推法尊法师和能海法师两位高僧。法尊法师求学西藏，翻译介绍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经典论著。而能海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传播弘扬藏传佛教做出的贡献受到了佛学界的广泛赞誉，在藏汉佛教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能海法师不但翻译了许多藏传佛教的经典，而且在内地第一次建立了专修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金刚道场，随身学法者万余人，培养了一大批学习和修习藏传佛教密宗的佛学人才。如隆莲法师、清定法师等。
能海法师（1887年—1967年），俗名学光，字缉熙，四川绵竹汉旺场人。先弃商从戎，任云南讲武学堂教官，1913年曾到日本以实业救国为任考察。后离开军营转入佛门，1924年师从四川著名的戒师佛源出家，在宝光寺贯一老和尚前受具足戒，先后两次入藏修习藏传佛教，由显入密，在哲蚌寺依止康萨上师学法。回内地后，全面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思想，成为汉地藏密始祖，大力沟通藏汉佛教交流沟通，增进了显密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法师先后在成都近慈寺、绵竹云雾寺、重庆真武山、峨眉慈圣庵、上海金刚道场及五台山清凉桥共开建道场六处，译述及讲稿共70余种。1949年后，继续致力于佛教事业，先后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其生平成就，实为作为佛教界所瞩目”。[3]能海法师一生致力于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能海法师出家后，潜心研究佛理，1926年原计划东渡日本求法，当时大勇法师从日本返回，认为日本密法不如西藏密法殊胜，决意赴藏学习。1926年正月一行人到打箭炉。同行的人有大勇、法尊、大刚永光等17人。1927年到理塘那摩寺向老格西学法。1928年6月，同永光、永轮、永严进藏，一路上历尽艰险。1929年，到拉萨后拜康萨喇嘛为师，在拉萨四年多的时间里，学习显密教理、修行仪轨。康萨喇嘛学识渊博，被西藏僧俗各界尊为“日月二轮”的月轮。能海法师学法情真意切，努力精进，深得康萨喇嘛的赏识。“其深得喇嘛显密法要。康萨上师将其弘法所用衣钵授予法师，获得宗喀巴大师嫡传二十八代之殊胜传承”。[4] 1932年，能海法师回内地后就开展讲经、传法和翻译、弘法等事业，1938年，在成都近慈寺创立内地首座黄密金刚道场。1940年，能海法师再次入藏学习格鲁派密法。“喇嘛将平生弘法之法衣，如三衣、东嘎、披单、裙子、钵、法螺、宝瓶、妥巴、铃杵、靴子及显密法宝、全部传予上师”。[5]1941年，能海法师返回内地，随身携带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
能海法师初次赴藏回内地后，先后在上海、五台山、成都、武昌等地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金刚经》、《四分律藏》、《定道粮资》等多部藏传佛教格鲁派经典。先后翻译出《大威德成就法》、《文殊五字真言》等多部。1938年，在成都近慈寺创立金刚根本道场。1943—1952年，先后在绵竹、重庆、上海、五台山奖励道场。从1940年到1967年期间，能海法师先后在成都、重庆、上海、北京、五台山等地讲授《现证庄严论》《四分律根本阿含》《法蕴足论》《金刚经》等藏传佛教的教理教法。使内地的许多僧俗人士接受了正统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加强了汉藏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
能海法师在沟通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道场。能海法师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入藏学法，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先后建立密宗道场6处，在加深藏汉佛教沟通了解的同时，也加强了藏汉民族间的理解与信任。佛教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部分，民国时期，中国内地的佛教世俗化程度较高，内地形成了学习“藏密”的热潮，许多佛教界人士纷纷赴藏学习密法，但是内地和西藏路途艰险、山高路远，赴藏过程九死一生，能赴西藏学习密法的人少之又少，能海法师在内地建立的密宗道场，方便了内地人士了解和学习藏传佛教，为学习西藏密法的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能海法师出生清末，政治社会的巨变及个人的经历对法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佛教逐渐衰落。正是有一大批僧人（如法尊法师）引难而上，使当时的佛教逐渐复新。作为这个时期的僧人代表，能海法师不畏艰险，两次入藏求法，在内地多处建立密宗道场，翻译藏经，培养僧才，为佛教的兴盛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法尊译经、能海弘法”，对于佛教界而言，能海法师对发展和振兴佛教的理念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这对今后培养佛教人才的方向和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有很多借鉴之处。
其次是从事译述。能海法师将大量藏传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也将许多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并撰写了不少关于两地佛教的论著，广泛传授戒律和灌顶，一生翻译、撰述和讲授讲义共计70多部，为以后中国藏学及佛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是历史上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继承和延续。实际上，历史上藏汉民族的交流始终是以佛教为纽带，绵延至今。民国时期的藏汉交流是继唐、元、明、清之后汉藏民族宗教交流之后的另一个高峰。这种交流发起于内地佛教界对自身发展不足的革新，是在藏汉民间僧侣中自发掀起的。能海法师在藏汉佛教典籍相互翻译中的贡献，客观上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和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了解和沟通的纽带之一。时至今日，汉藏两个民族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广泛，但大多数人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能海法师为两个民族及宗教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典范。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引起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矛盾的加剧，因宗教引起的冲突时有发生，文明的冲突往往以宗教的冲突为端倪。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政治诉求和意见表达的不一致，冲突的加剧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冲突双方只有在不断地接触和文化交流中才能相互促进，最终超越隔阂和曲折，不断寻求共同的交汇点，最终达到和睦相处。因此，重新审视能海法师在沟通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和意义，对于我们加深民族互信、文化互通和宗教之间和谐共处，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枚静轩：《民国早起显密佛教冲突的探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51-270页。
[2]宗顺：《能海上师传》油印本，第2-3页。
[3]隆莲：《能海法师弘法业绩述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5页。
[4]宗顺：《能海上师传》油印本，第12页。
[5]宗顺：《能海上师传》油印本，第29页。
作者简介：杨东海，男，藏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