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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与“祥”音近、形通，自古以来“羊”即寓意着吉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便说：“羊，祥也。”早在先秦时期青铜器和汉代瓦当上就出现了“吉羊”字样，便是“羊”与“祥”互通的例证。而羊的造型出现在文物上，更是可以上溯至商代的青铜四羊方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很多以羊为造型的青釉瓷器，本文就先来带大家欣赏几件安徽出土的“青瓷羊”。
1972年，安徽省宣城出土了一件青瓷羊，器高10、长11.6、宽6.7厘米。青瓷羊呈跪卧状，直颈挺胸，目视前方，两角向后弯曲置于耳上，瓷羊背部有三根高低不等的圆筒状插管。器身满施青釉，釉色光润（图1）。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被鉴定为二级文物。
1986年，安徽省宣城又出土了两件青瓷羊，两羊造型完全相同，保存完整的一件器高13.6、长15、宽8.4厘米。羊呈跪姿，昂首直颈，双角卷曲，颌下有须如钉状，头顶有一圆形插孔，可以插物，腹侧刻划一对羽翼纹。釉色青灰，均匀莹润，施满釉，且眼睛点染褐彩，显得炯炯有神（图2、3）。现收藏于宣城市博物馆，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1996年，安徽省马鞍山市东吴大将朱然家族墓也出土了一件青瓷羊，器高21、长33.2厘米，此羊身驱肥壮，四足卷曲作卧伏状，昂首张口，羊角卷曲，头顶也有一圆形插孔，腹部、背部饰一周宽菱形纹带，尾部刻划斜线纹。瓷羊全身施青釉，釉色极莹润，釉薄处微泛黄色，釉厚处呈青绿色。因这件青瓷羊与其他出土的六朝时期青瓷羊相比，体量大、造型美、工艺精，而被耿宝昌赞誉为“羊王”（图4、5）。现收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2003年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安徽出土的这四件青瓷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背部或头顶有圆形插管、插孔，这就表明它们的用途——“烛台”，插管、插孔正是插放蜡烛之用。而除了安徽出土的这几件青瓷羊外，南京博物院、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等处也收藏有这种带有插管或插孔的青瓷羊形烛台。
从出土地点看，这些青瓷羊形烛台都集中出土于皖东南、苏南、浙北这三省交界的地区，很显然这一区域内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习俗与文化传统，也就是三国时期吴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有研究认为，这些青瓷羊形烛台的出现，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业、会稽一带道教思想盛行，以及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祥瑞之说有关。如1986年安徽宣城出土和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的三件青瓷羊，腹部两侧皆刻划有羽翼，这肯定与道教的“羽化登仙”观念有关。而“羊者祥也”自然与图腾崇拜的祥瑞之说相关。此外，1958年安徽省芜湖市和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吴国大将朱然墓等处都曾出土过“青瓷羊铺首卣”，这些文物又进一步说明，吴地习俗中对于羊的崇拜。
有趣的是，安徽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与羊有关的烛台。这件烛台为安徽省舒城县出土，高25、长18.5厘米，同样为晋代青釉瓷器，釉色润泽，全器塑一胡人骑坐于一只辟邪（似狮的一种神兽）背上。辟邪仰首蹲卧，怒目龇牙，长须垂于前胸，肌体丰隆。胡人骑于其背，深目高鼻，头戴高冠衣服上装饰圈点纹。最重要的是胡人双手紧抱着一小羊于胸前，小羊温顺而可爱，与胡人亲密无间（图6）。辟邪一直以来是南京及周边地区崇拜的一种瑞兽，显然与南方文化有关。而胡人骑着南方瑞兽怀抱着小羊，是否象征着胡汉之间的贸易往来，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有关？此件晋代青瓷烛台很值得玩味，因其独特的造型与完美的釉色，虽顶部有所残缺，也早在1994年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文物。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这些青瓷羊形烛台造型生动优美，青釉均匀莹润，胎与釉的结合很好，很少有脱釉现象，表现出了很高的瓷器烧造水准。那么在那个时代，能够烧制出如此精美瓷器的窑口，恐怕非越窑莫属了。
浙江省上虞、余姚、绍兴一带，商周时期就盛产原始瓷，东汉以后烧制出了成熟的青釉瓷器，成为我国瓷器的发源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的青瓷烧造技术更为成熟，代表着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现已查明的这一时期制瓷作坊就多达数百处，这里当时就已形成产区范围广、瓷窑众多、制瓷技术高的瓷窑体系。而这个地区正是后来唐代越州所在地，也即众多文献中所记载“越窑”或“越州窑”的主产区，故古陶瓷界将该地区唐以前的早期瓷窑统称为“越窑”或“早期越窑”。
从窑址和墓葬出土实物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越窑瓷器，胎质细腻，呈灰白色，烧结坚硬。并通过在釉料中加入一定量草木灰，增加釉料含钙量的方法，使釉能在较低的温度下玻化，使越窑青釉具有光泽度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特点。另一方面，提高瓷器烧成温度（烧成温度都在1200℃以上，最高达1300℃），使胎釉结合紧密，因此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已极少出现脱釉现象。如此高质量的产品，自然使越窑青瓷运销周边地区。这些价廉物美的瓷器也逐渐取代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
在众多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中，除了羊之外，还有很多动物造型也得到广泛运用。如辟邪烛台、熊形灯柱、蛙形水盂、鸡首壶、虎子、鸟杯等，还有堆塑罐上堆贴的龙、熊、凤凰、麒麟、狮子、羊、狗、鸡、蛇、龟、鼠、鱼，以及陪葬明器中的狗舍、猪圈、鸡笼、马厩等等，就更数不胜数了。
正如之前所言，这些动物造型广泛应用于瓷器上，既是一种装饰，增加了瓷器产品的艺术性，同时更体现的是一种民风、习俗。这些习俗有的来自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如羊、辟邪；也有宗教性的文化色彩，如堆塑罐上的龙、蛇、龟、鼠，虎子腹侧面刻划的羽翼；还有的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动物汇聚、物产丰富。总之，动物造型在瓷器中的广泛应用，其艺术性与文化性都是极为重要的。下面就再来介绍几件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动物造型瓷器精品：
青瓷辟邪烛台，1957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高7.3、长12.2厘米，二级文物。此器通体施青釉，釉面均匀光润，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高。辟邪昂首蹲伏，似狮而带翼。全器采用刻花、印花、贴花等多种技法，饰辟邪之五官、四肢、胡须、鬃毛、羽翼和尾巴等，另背部设计一管状插口，即为插蜡烛之用（图7）。
青瓷龙柄虎子，1951年安徽省芜湖市狮子山一号墓出土，高15.5、口径4.5、腹径19.3、底径10.8厘米（图8）。圆鼓形腹，短颈，上腹饰五道凹弦纹，其间饰四组水波纹带。虎子背部塑一龙柄，龙首与四肢紧扒于器身，龙眼眈视，身躯上拱，尾下垂卷于一侧后腿上，姿态十分生动，早在1994年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文物。
青瓷虎子，安徽省芜湖市出土，高17.7、长21.3厘米，一级文物。器型如虎，器口呈圆筒状，头部塑鼻、眼、耳，器身浑圆壮硕。背部有半环形线索纹提梁，提梁尾部作虎尾状，腹下有四足，呈蹲卧状，腹部两侧刻划一对羽翼纹。器身施满釉，釉色青黄有光泽（图9）。
青瓷羊铺首卣，1958年安徽省芜湖市出土，高13.6、口径8.3、底径10.1厘米，二级文物。此器造型仿青铜卣，椭圆形口，直颈稍内敛，窄平肩，扁圆腹，高圈足外撇，肩部对称贴塑四个羊形铺首耳，肩部从上至下有联珠纹、菱形网格纹、联珠纹、锯齿纹，共四组压印纹饰，每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圈足再饰一组菱形网络纹。整个器型庄重典雅、古朴大方，四个羊形铺首更是画龙点睛，为全器增加了立体感（图10）。
青瓷贴塑鸟形盏，1957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高5.5、口径10.4、底径5.2厘米，三级文物。小盏敞口，弧腹，圈足。腹部前贴塑一雏鸟，后饰上翘的鸟尾，雏鸟圆头尖喙，双翅飞展，神态安然，整体造型精巧别致，体现出六朝仿生瓷的风韵（图11）。
青瓷蛙形水盂，安徽省芜湖市赭山出土，高4.6、口径2.3、底径4.5厘米，三级文物。此器为圆唇，小直口，溜肩，扁鼓腹。上腹部堆塑蛙首，侧部塑蛙的四肢，后部塑短尾，生动形象（图12）。
1972年，安徽省宣城出土了一件青瓷羊，器高10、长11.6、宽6.7厘米。青瓷羊呈跪卧状，直颈挺胸，目视前方，两角向后弯曲置于耳上，瓷羊背部有三根高低不等的圆筒状插管。器身满施青釉，釉色光润（图1）。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被鉴定为二级文物。
1986年，安徽省宣城又出土了两件青瓷羊，两羊造型完全相同，保存完整的一件器高13.6、长15、宽8.4厘米。羊呈跪姿，昂首直颈，双角卷曲，颌下有须如钉状，头顶有一圆形插孔，可以插物，腹侧刻划一对羽翼纹。釉色青灰，均匀莹润，施满釉，且眼睛点染褐彩，显得炯炯有神（图2、3）。现收藏于宣城市博物馆，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1996年，安徽省马鞍山市东吴大将朱然家族墓也出土了一件青瓷羊，器高21、长33.2厘米，此羊身驱肥壮，四足卷曲作卧伏状，昂首张口，羊角卷曲，头顶也有一圆形插孔，腹部、背部饰一周宽菱形纹带，尾部刻划斜线纹。瓷羊全身施青釉，釉色极莹润，釉薄处微泛黄色，釉厚处呈青绿色。因这件青瓷羊与其他出土的六朝时期青瓷羊相比，体量大、造型美、工艺精，而被耿宝昌赞誉为“羊王”（图4、5）。现收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2003年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安徽出土的这四件青瓷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背部或头顶有圆形插管、插孔，这就表明它们的用途——“烛台”，插管、插孔正是插放蜡烛之用。而除了安徽出土的这几件青瓷羊外，南京博物院、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等处也收藏有这种带有插管或插孔的青瓷羊形烛台。
从出土地点看，这些青瓷羊形烛台都集中出土于皖东南、苏南、浙北这三省交界的地区，很显然这一区域内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习俗与文化传统，也就是三国时期吴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有研究认为，这些青瓷羊形烛台的出现，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业、会稽一带道教思想盛行，以及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祥瑞之说有关。如1986年安徽宣城出土和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的三件青瓷羊，腹部两侧皆刻划有羽翼，这肯定与道教的“羽化登仙”观念有关。而“羊者祥也”自然与图腾崇拜的祥瑞之说相关。此外，1958年安徽省芜湖市和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吴国大将朱然墓等处都曾出土过“青瓷羊铺首卣”，这些文物又进一步说明，吴地习俗中对于羊的崇拜。
有趣的是，安徽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与羊有关的烛台。这件烛台为安徽省舒城县出土，高25、长18.5厘米，同样为晋代青釉瓷器，釉色润泽，全器塑一胡人骑坐于一只辟邪（似狮的一种神兽）背上。辟邪仰首蹲卧，怒目龇牙，长须垂于前胸，肌体丰隆。胡人骑于其背，深目高鼻，头戴高冠衣服上装饰圈点纹。最重要的是胡人双手紧抱着一小羊于胸前，小羊温顺而可爱，与胡人亲密无间（图6）。辟邪一直以来是南京及周边地区崇拜的一种瑞兽，显然与南方文化有关。而胡人骑着南方瑞兽怀抱着小羊，是否象征着胡汉之间的贸易往来，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有关？此件晋代青瓷烛台很值得玩味，因其独特的造型与完美的釉色，虽顶部有所残缺，也早在1994年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文物。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这些青瓷羊形烛台造型生动优美，青釉均匀莹润，胎与釉的结合很好，很少有脱釉现象，表现出了很高的瓷器烧造水准。那么在那个时代，能够烧制出如此精美瓷器的窑口，恐怕非越窑莫属了。
浙江省上虞、余姚、绍兴一带，商周时期就盛产原始瓷，东汉以后烧制出了成熟的青釉瓷器，成为我国瓷器的发源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的青瓷烧造技术更为成熟，代表着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现已查明的这一时期制瓷作坊就多达数百处，这里当时就已形成产区范围广、瓷窑众多、制瓷技术高的瓷窑体系。而这个地区正是后来唐代越州所在地，也即众多文献中所记载“越窑”或“越州窑”的主产区，故古陶瓷界将该地区唐以前的早期瓷窑统称为“越窑”或“早期越窑”。
从窑址和墓葬出土实物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越窑瓷器，胎质细腻，呈灰白色，烧结坚硬。并通过在釉料中加入一定量草木灰，增加釉料含钙量的方法，使釉能在较低的温度下玻化，使越窑青釉具有光泽度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特点。另一方面，提高瓷器烧成温度（烧成温度都在1200℃以上，最高达1300℃），使胎釉结合紧密，因此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已极少出现脱釉现象。如此高质量的产品，自然使越窑青瓷运销周边地区。这些价廉物美的瓷器也逐渐取代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
在众多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中，除了羊之外，还有很多动物造型也得到广泛运用。如辟邪烛台、熊形灯柱、蛙形水盂、鸡首壶、虎子、鸟杯等，还有堆塑罐上堆贴的龙、熊、凤凰、麒麟、狮子、羊、狗、鸡、蛇、龟、鼠、鱼，以及陪葬明器中的狗舍、猪圈、鸡笼、马厩等等，就更数不胜数了。
正如之前所言，这些动物造型广泛应用于瓷器上，既是一种装饰，增加了瓷器产品的艺术性，同时更体现的是一种民风、习俗。这些习俗有的来自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如羊、辟邪；也有宗教性的文化色彩，如堆塑罐上的龙、蛇、龟、鼠，虎子腹侧面刻划的羽翼；还有的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动物汇聚、物产丰富。总之，动物造型在瓷器中的广泛应用，其艺术性与文化性都是极为重要的。下面就再来介绍几件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动物造型瓷器精品：
青瓷辟邪烛台，1957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高7.3、长12.2厘米，二级文物。此器通体施青釉，釉面均匀光润，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高。辟邪昂首蹲伏，似狮而带翼。全器采用刻花、印花、贴花等多种技法，饰辟邪之五官、四肢、胡须、鬃毛、羽翼和尾巴等，另背部设计一管状插口，即为插蜡烛之用（图7）。
青瓷龙柄虎子，1951年安徽省芜湖市狮子山一号墓出土，高15.5、口径4.5、腹径19.3、底径10.8厘米（图8）。圆鼓形腹，短颈，上腹饰五道凹弦纹，其间饰四组水波纹带。虎子背部塑一龙柄，龙首与四肢紧扒于器身，龙眼眈视，身躯上拱，尾下垂卷于一侧后腿上，姿态十分生动，早在1994年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文物。
青瓷虎子，安徽省芜湖市出土，高17.7、长21.3厘米，一级文物。器型如虎，器口呈圆筒状，头部塑鼻、眼、耳，器身浑圆壮硕。背部有半环形线索纹提梁，提梁尾部作虎尾状，腹下有四足，呈蹲卧状，腹部两侧刻划一对羽翼纹。器身施满釉，釉色青黄有光泽（图9）。
青瓷羊铺首卣，1958年安徽省芜湖市出土，高13.6、口径8.3、底径10.1厘米，二级文物。此器造型仿青铜卣，椭圆形口，直颈稍内敛，窄平肩，扁圆腹，高圈足外撇，肩部对称贴塑四个羊形铺首耳，肩部从上至下有联珠纹、菱形网格纹、联珠纹、锯齿纹，共四组压印纹饰，每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圈足再饰一组菱形网络纹。整个器型庄重典雅、古朴大方，四个羊形铺首更是画龙点睛，为全器增加了立体感（图10）。
青瓷贴塑鸟形盏，1957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高5.5、口径10.4、底径5.2厘米，三级文物。小盏敞口，弧腹，圈足。腹部前贴塑一雏鸟，后饰上翘的鸟尾，雏鸟圆头尖喙，双翅飞展，神态安然，整体造型精巧别致，体现出六朝仿生瓷的风韵（图11）。
青瓷蛙形水盂，安徽省芜湖市赭山出土，高4.6、口径2.3、底径4.5厘米，三级文物。此器为圆唇，小直口，溜肩，扁鼓腹。上腹部堆塑蛙首，侧部塑蛙的四肢，后部塑短尾，生动形象（图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