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东北五环的大望京村村民在去年5月拆迁后,一次性拿到了几百万的补偿款,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至少还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补偿款。但在一年前,这里还是靠出租房屋生活的“瓦片经济”村。现在,村子没了,但村民却在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
“天子脚下”的拆迁
拆迁补偿款让村民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买房,买车,买股票基金……只要喜欢,买东西都可以不看价了。笔者要讨论的是如果不在北京,这样的村子拆迁又将如何呢?是否也能得到足额的补偿款呢?农民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拆迁发生在俗称的“天子脚下”,其结果自然是不同的。在北京被拆迁的优势有不少。首先,大领导,包括最高层领导的眼皮底下,与拆迁相关的各部门,自然会好好地表现,不能有半点马虎。
其次,被拆迁者的素质较高,最起码其语言表达是流畅的。外地农民来北京上访,投诉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子被强拆等事宜,方言讲出的时候是很少有人能听懂的。有个福建省浦城县的农民反映京台高速路穿过自己的土地,结果补偿不到位,到北京反映问题,却很难被理解,其问题到如今还没有解决。而大望京村的村民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标准的京腔说起来头头是道。
第三,被拆迁者不用走上千里的路途,路费等成本自然很少。前些时间有个律师朋友告诉记者说,有个四川农民家的房屋在市区不错的位置,政府为了统一规划,结果他家的房子被强行拆迁,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从中国的西南坐火车硬座来到首都北京。为了能得到合理补偿,他往返北京多次,到国家信访局、国土资源部、中央纪委等部门都反映了,但至今仍没有解决。
突然想起了老舍先生《茶馆》中的话,“下辈子做狗,也要在北京。”此话,说的自然很低三下四,甚至让人怀疑其人品。但是,它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说,北京东北五环大望京村的拆迁是幸运的,因为它在北京。而对于湖北武汉的农民杨友德来说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自制土炮保卫承包土地
近日,武汉农民杨友德也因自制土炮保卫承包土地而名声大噪,有人评价他比去年的唐福珍用自焚的形式捍卫自己的房屋不被拆迁更富有社会意义。
今年56岁的武汉农民杨友德,在东西湖区的金银湖承包了25亩地,2029年到期。在这片田地里,杨友德开展多种经营——养鱼、养牛还种植棉花和瓜果。2009年他的25亩地被征用了,但由于补偿没有谈妥,他拒绝搬出。因此,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杨友德说,他听说拆迁方要“来硬的”,于是年初准备了一些礼花炮自卫。2月6日,有几十人的拆迁队伍到来,他点燃了礼花弹,但炮放完后,对方冲出来打了他一顿。事发当天,他在亲友帮助下做了“炮楼”,并改造礼花弹。
杨友德曾向媒体介绍,5月25日,又有几十人来到,手拿盾牌,头戴钢盔,用推土机推进。这次杨友德发了几炮。他说,开打之前,自己一直在用喊话器喊话,“我一直喊2009年的46号文件和我的承包地是没有签协议的”,同时他还喊,“这样做大家都会受伤”。杨友德说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继续往前,于是他才被迫开炮。
6月7日,为了反对强制拆迁,杨友德在自己的承包田里搭建8米高的“炮楼”,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杨友德在树上的“碉堡”内演示他自制的土炮,同时他用推车制作的炮将第一次来的拆迁人赶跑了,另外他树上的“碉堡”内还准备了近距离攻击的“汽油弹”。
6月9日,有媒体报道杨友德被金银湖派出所民警叫去问话,他称他被要求写下不再违法的协议书。杨友德所在的金银湖生态园管委会则称,杨友德此前提出的补偿标准没有政策依据。
可是,农民杨友德表示,自己并不是钉子户。
“自己并不是钉子户”
对于拆迁队而言,杨友德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钉子户。为了抵制他们的拆迁,杨友德在田里设置了可以燃烧的路障,后来居然还架设起了一个自制的大炮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见过“凶到极致”自焚以命相搏的,但没有见过像杨友德这样用大炮来反抗拆迁的农民。这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杨友德自己认为:“钉子户是那些要价过高的人,我的要价是按照政府政策来的。”
杨友德的要求是否合法呢?
据悉,开发商组织强拆行为,当地警方现场制止过。事后,便不了了之。警察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开发商纠结百十号人,动用推土机、挖土机,明目张胆地扒别人的房子,警方为何不以扰乱治安为由,将组织者绳之以法?
法律失效,农民只能靠自身力量维权。面对百人强拆队,杨友德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自制土炮,那是迫不得已。在一个法律触及不到的地带,争强斗狠,以暴制暴,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发商强拆他人房屋,使用的是暴力,杨友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使用的也是暴力。两种暴力一决高下,谁狠谁就赢,但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却是令人担忧的。
当社会矛盾激化,作为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其治安、司法部门应该快速运作,依法调整社会秩序,使之良性运转,和平稳定,而不是放任暴力事件频发,陷社会于混乱。
法律不能代替土炮的危险
按照习惯思维和逻辑,老实巴交的农民杨友德曾经眼巴巴寄希望于政府,一级一级反映甚至据理力争,可惜在强大的拆迁利益链面前,势单力薄的杨友德何其羸弱!走法律途径吧,他仍旧面对一堵“铜墙铁壁”。要不维权成本过于高昂,对法律武器敬而远之,要不法律维权成功率实在太低,他只得无奈放弃。
所经历的一切,带给杨友德的是无比失望和迷茫,“土炮抗拆”活生生展示了无数暴力拆迁中的一个场景,但也隐隐展示出以暴制暴的危险倾向。不管这起个案让人怎样倍感辛酸,不管有关部门会给杨友德扣顶什么帽子,如果民众连说理讲法的地方都没有,无人替他们主持公道,那才是最可怕的。
每个人的权益都应得到尊重,可偏偏民众的利益总是被各种五花八门的借口和手段无情地剥夺。民众或许不懂得土地财政、灰色地带、权力自肥等现象,但其有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够生存下去,尽可能活得更好。只是有些被土地绑架的地方政府,监管拆迁的无赖与蛮横、同行政命令纠缠不清的法律法规也软弱无力、民众诉求和维权通道不畅。
规则再三退守,法律底线屡被突破,只能逼迫民众内心的法律信仰丧失,不只是权力代表了法律,更说明了法治的脆弱。不要总是拿法规存在漏洞说事,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哪怕人命关天,有几个官员受到责罚呢?
杨友德的土炮声震撼的不应仅是一个武汉东西湖区,而是那些太多侵权和伤害事件得不到公正处理,以及公平和正义在重重障碍前偏离正确轨道。但愿杨友德的“土炮”今后不再升级。
“天子脚下”的拆迁
拆迁补偿款让村民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买房,买车,买股票基金……只要喜欢,买东西都可以不看价了。笔者要讨论的是如果不在北京,这样的村子拆迁又将如何呢?是否也能得到足额的补偿款呢?农民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拆迁发生在俗称的“天子脚下”,其结果自然是不同的。在北京被拆迁的优势有不少。首先,大领导,包括最高层领导的眼皮底下,与拆迁相关的各部门,自然会好好地表现,不能有半点马虎。
其次,被拆迁者的素质较高,最起码其语言表达是流畅的。外地农民来北京上访,投诉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子被强拆等事宜,方言讲出的时候是很少有人能听懂的。有个福建省浦城县的农民反映京台高速路穿过自己的土地,结果补偿不到位,到北京反映问题,却很难被理解,其问题到如今还没有解决。而大望京村的村民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标准的京腔说起来头头是道。
第三,被拆迁者不用走上千里的路途,路费等成本自然很少。前些时间有个律师朋友告诉记者说,有个四川农民家的房屋在市区不错的位置,政府为了统一规划,结果他家的房子被强行拆迁,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从中国的西南坐火车硬座来到首都北京。为了能得到合理补偿,他往返北京多次,到国家信访局、国土资源部、中央纪委等部门都反映了,但至今仍没有解决。
突然想起了老舍先生《茶馆》中的话,“下辈子做狗,也要在北京。”此话,说的自然很低三下四,甚至让人怀疑其人品。但是,它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说,北京东北五环大望京村的拆迁是幸运的,因为它在北京。而对于湖北武汉的农民杨友德来说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自制土炮保卫承包土地
近日,武汉农民杨友德也因自制土炮保卫承包土地而名声大噪,有人评价他比去年的唐福珍用自焚的形式捍卫自己的房屋不被拆迁更富有社会意义。
今年56岁的武汉农民杨友德,在东西湖区的金银湖承包了25亩地,2029年到期。在这片田地里,杨友德开展多种经营——养鱼、养牛还种植棉花和瓜果。2009年他的25亩地被征用了,但由于补偿没有谈妥,他拒绝搬出。因此,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杨友德说,他听说拆迁方要“来硬的”,于是年初准备了一些礼花炮自卫。2月6日,有几十人的拆迁队伍到来,他点燃了礼花弹,但炮放完后,对方冲出来打了他一顿。事发当天,他在亲友帮助下做了“炮楼”,并改造礼花弹。
杨友德曾向媒体介绍,5月25日,又有几十人来到,手拿盾牌,头戴钢盔,用推土机推进。这次杨友德发了几炮。他说,开打之前,自己一直在用喊话器喊话,“我一直喊2009年的46号文件和我的承包地是没有签协议的”,同时他还喊,“这样做大家都会受伤”。杨友德说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继续往前,于是他才被迫开炮。
6月7日,为了反对强制拆迁,杨友德在自己的承包田里搭建8米高的“炮楼”,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杨友德在树上的“碉堡”内演示他自制的土炮,同时他用推车制作的炮将第一次来的拆迁人赶跑了,另外他树上的“碉堡”内还准备了近距离攻击的“汽油弹”。
6月9日,有媒体报道杨友德被金银湖派出所民警叫去问话,他称他被要求写下不再违法的协议书。杨友德所在的金银湖生态园管委会则称,杨友德此前提出的补偿标准没有政策依据。
可是,农民杨友德表示,自己并不是钉子户。
“自己并不是钉子户”
对于拆迁队而言,杨友德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钉子户。为了抵制他们的拆迁,杨友德在田里设置了可以燃烧的路障,后来居然还架设起了一个自制的大炮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见过“凶到极致”自焚以命相搏的,但没有见过像杨友德这样用大炮来反抗拆迁的农民。这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杨友德自己认为:“钉子户是那些要价过高的人,我的要价是按照政府政策来的。”
杨友德的要求是否合法呢?
据悉,开发商组织强拆行为,当地警方现场制止过。事后,便不了了之。警察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开发商纠结百十号人,动用推土机、挖土机,明目张胆地扒别人的房子,警方为何不以扰乱治安为由,将组织者绳之以法?
法律失效,农民只能靠自身力量维权。面对百人强拆队,杨友德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自制土炮,那是迫不得已。在一个法律触及不到的地带,争强斗狠,以暴制暴,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发商强拆他人房屋,使用的是暴力,杨友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使用的也是暴力。两种暴力一决高下,谁狠谁就赢,但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却是令人担忧的。
当社会矛盾激化,作为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其治安、司法部门应该快速运作,依法调整社会秩序,使之良性运转,和平稳定,而不是放任暴力事件频发,陷社会于混乱。
法律不能代替土炮的危险
按照习惯思维和逻辑,老实巴交的农民杨友德曾经眼巴巴寄希望于政府,一级一级反映甚至据理力争,可惜在强大的拆迁利益链面前,势单力薄的杨友德何其羸弱!走法律途径吧,他仍旧面对一堵“铜墙铁壁”。要不维权成本过于高昂,对法律武器敬而远之,要不法律维权成功率实在太低,他只得无奈放弃。
所经历的一切,带给杨友德的是无比失望和迷茫,“土炮抗拆”活生生展示了无数暴力拆迁中的一个场景,但也隐隐展示出以暴制暴的危险倾向。不管这起个案让人怎样倍感辛酸,不管有关部门会给杨友德扣顶什么帽子,如果民众连说理讲法的地方都没有,无人替他们主持公道,那才是最可怕的。
每个人的权益都应得到尊重,可偏偏民众的利益总是被各种五花八门的借口和手段无情地剥夺。民众或许不懂得土地财政、灰色地带、权力自肥等现象,但其有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够生存下去,尽可能活得更好。只是有些被土地绑架的地方政府,监管拆迁的无赖与蛮横、同行政命令纠缠不清的法律法规也软弱无力、民众诉求和维权通道不畅。
规则再三退守,法律底线屡被突破,只能逼迫民众内心的法律信仰丧失,不只是权力代表了法律,更说明了法治的脆弱。不要总是拿法规存在漏洞说事,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哪怕人命关天,有几个官员受到责罚呢?
杨友德的土炮声震撼的不应仅是一个武汉东西湖区,而是那些太多侵权和伤害事件得不到公正处理,以及公平和正义在重重障碍前偏离正确轨道。但愿杨友德的“土炮”今后不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