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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修制度及修道院的出现被认为是在原始基督教社团隐修生活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神学异端，早期受到正统教会的排斥和谴责。在一片争议声中，因之而起的修道院却发展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中心，并成为中世纪时期社会活动的圆心。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人的修道院因其独特的民族传统而独具一色，有别于埃及修道院。
关键词： 隐修 修道院 凯尔特 埃及
修道院是中世纪时期人们生活生产的中心，是用以庆祝宗教节日、斋期及收获等重大活动的集会场所。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提出：“当庄稼和果实收集之后，寺院和修道院常常是集会和演戏的场所”，甚至还提到如果没有寺院和修道院，则“乡村生活，在人们尤其是在劳动人们看来，将是一种凄凉的生活；就是，单纯而无希望的苦役、没有节日庆祝活动的斋期、没有娱乐或假日的工作这一回可悲的事”①。历史记载，源起埃及的隐修制度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已经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重要活动中心。早在西欧大陆出现隐修士以前，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部族已经形成了一套修道院制度，比之于埃及的修道院，爱尔兰修道院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部族特色不可复制。
一、修道院的源起
隐修属于一种“信仰”，最初并非出现在西欧。远在基督出现这种避世行为前，在东方古国印度的佛教就已经存在这种现象；古埃及的传统信仰里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修行运动，汤普逊在书中提出：“在古代埃及有着信奉安蒙的尼姑，在孟斐斯虔诚崇拜塞拉皮斯，她们的信条在罗马帝国时期曾传布到希腊和意大利，虽然还找不出埃及境外的塞累匹斯教派隐居所的遗迹”②；甚至古犹太人的历史记载中，也已经存有禁欲主义思想，其中的德拉倍太教派就是典型的代表。另外，汤普逊也提到，“使徒时期的基督教灌输无我、禁欲和自苦精神”③，但是这也是在佛教西传以后的事，说明基督教的苦修多少受到了佛教苦行僧修行方式的影响。
1.倡导者安东尼（Anthony）
基督教的隐修运动起源于埃及，倡导者安东尼④并非基督徒，自幼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因为当时基督福音的传播较为广阔，安东尼自然也受到了熏陶。及至其父母双亡之后，继承大笔财产的他除了分给姐姐一部分外，剩下的都遵照基督的教导⑤，分给穷人。随后安东尼便遁世沙漠，先后在沙漠、旷野、墓穴、废弃古堡等地方生活隐居，完全与世隔绝，了悟神迹。安东尼在隐修期间，无惧于魔鬼的色诱、迷幻及暴力，最终在主的帮助下战胜了诡计多端的魔鬼。安东尼如同其他基督圣徒一样，具有“预知”能力：随着安东尼的神迹传开，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一次，有两个人来找安东尼，因为路途遥远且天气炎热，两个人中一死一晕，正在祷告中的安东尼得到指示，匆忙派人去救援，明说那两位准备追随他的人已经是一死一待援，结果去的人真的只救回一人。这说明隐修后的安东尼得到主的眷顾，灵性高深，如同上帝附体，可以救人和预知未来之事。至于沙漠苦修运动的兴起，大概也是因之而起，汤普逊在《中世纪经社会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高僧圣安东尼于251年曾带领若干受狄西阿迫害的难民，逃亡沙漠中去。”⑥可见，埃及人安东尼所开创的极端简陋与隔绝的修道方式及由此而形成了一群“沙漠教父”，这一批人倡导要到旷野中修道。至此，在埃及便有了一群独自在沙漠修行的人，在当时深得人们崇敬。
从安东尼修士选择隐修的前因后果，可以概括出早期基督隐修的两大特性：一是通过肉体折磨来阐释现实社会的不堪和苦难，二是从这种反抗行为中获得心灵的净化、安慰和救赎。如果说失望的尽头是绝望，绝望的尽头是希望的话，那么隐修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挽救那些绝望的人，赋予他们新的生活情绪。同时，这种修士的行为也被看做是基督徒追随上帝的一种虔诚的方式。
2.隐修风气的发展
安东尼之后，“隐修”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从地理、文化背景及政治因素方面考量，人们对埃及成为“隐修”之圣地没有过多疑问。经过前人的研究和讨论，学界对于“隐修”有了约定俗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个体或一群世俗之人因为内心的信仰或主观上对神秘主义的好奇和向往，又或是为了逃避现实的一种隐于山中的避世修行行为，其特点在于禁欲性和孤寂性。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隐修行为并非是单纯的信仰主义行为，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社会各阶层有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因隐修运动而兴起的修道院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3.隐修修会的出现
隐修之风成长之际，随之诞生的是隐修修会（Hermit Orders）。这个组织是指“以苦身修行为宗旨，隐居独处为特征的古代基督教修会”，⑦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三世纪后期。从隐修会出现的时间、背景，可以知道它是古代基督教會中一部分教徒为了逃避罗马帝国的迫害和世俗生活而选择的生存方式。在埃及修士安东尼之后，隐修修会的组织和管理规则逐步形成，如当时规定修士的修行规则主要有静默、斋戒、劳作和苦修等。其后，四世纪初“在西班牙爱尔维兰举行会议（300—303）制订数条规则，令独修者共同遵守，始形成隐修修会的初步模式”。⑧
4.修道院的形成
相对于隐修修会而言，修道院是“以苦身修行为宗旨，过集体隐修生活为特征的古代和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修会”⑨，两者区别在于个体或是集体性质，毫无疑问后者是在隐修修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隐修修会的模式逐步扩大，因此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起初的“独修”发展为“同修”。从埃及人帕科米乌（Pachomius）修士开始，独修者被号召和组织起来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修行，这个共同的地方就是Tabenna大修院。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仅尼罗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上万修士。至于隐修院的真正建立则是在六世纪初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所倡导，拟订了详细的修会规章，成为以后隐修院修会的典范。如东正教隐修制度（Monasticism in the Eastern Orthodox）便是建立在埃及隐修院制度基础之上，分独修、同修、折中隐修三种模式。所谓的折中隐修，即教徒通常是两人以上六人以下组成一个小团体进行宗教沉思，处于独修和同修的规模之间，在埃及尤为盛行。 二、修道院的发展
修士修道的目的主要是约守贫穷，崇尚奉献，重新聆听主的教诲。早期修道院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
起初，这种性质的基督组织与教会是相对立的，被称为异教信仰，因为这种出世修行的行为类似于古印度的佛教徒的出家修行。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修道院的产生与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关系密切。自基督诞生到三四世纪，基督教一直处于被迫害的环境中，既要遭受来自传统信仰的挑战和斥责，又要面对政府的打压和迫害。为了生存，为了宣扬主的福音，为了向世人展示神的伟大，部分基督徒选择遁世离俗。其中，安东尼修士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帕科米乌斯建立了第一个集体隐修的修道院，史称“互助会”。
罗马帝国时期，修道院逐漸得到社会的认可，“劳动是奴隶的事，所以，在社会中因鄙视奴隶而鄙视劳动，社会中无所事事者甚多，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把修道院作为避难之所，主教们则利用修道院的形式管理社会，组织进入修道院的修士们从事社会劳动”⑩，从这一时期开始，修道院所强调的劳动创造价值深入人心。可见，自劳动被当做修道院的一项重要活动以后，凸显的是其宗教社会性，因为这种基督组织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救济之所、避难之所。
中世纪时期，修道院逐渐上升为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公元六世纪，本尼狄克从巴西勒那里得到启示，在罗马卡西诺山组建了本笃修道院，也称本尼狄克修道院。同一世纪，爱尔兰也出现了本族的修道院，并且受到埃及隐修院的影响，坚持过集体祷告的生活，重视恪守院规和尽心劳作。修道院的经济在爱尔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某一个地方兴建起一座修道院，随之而兴的便是人气，有人是为了信仰而来，有人是为了信仰的人而来。后者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得益者。
修道院在中世纪中后期以后的发展相当迅速，相关研究也很丰富，笔者在此不作赘述，一言以蔽之。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埃及修道院
在《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一书中，作者Marilyn dunn认为埃及修道主义的兴起源于三四世纪时的一场经济危机，这种脱离于世俗世界的宗教沉思方式被认为是要求人们回归基督教殉道价值的一种呼吁。{11}安东尼作为有记载的最早的沙漠隐修士，被认为是“英雄式的沙漠苦修者”、“早期修道运动的典范”，{12}如此评价安东尼的并非别人，正是后来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阿塔纳修（Athanasius），他著有《安东尼生平》一书，书中详细介绍安东尼是如何在福音书的启发下，走上隐修之路的。可以说，隐修自安东尼起受到世人的关注，并在其各种“神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跟随其到沙漠或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宗教思考和侍奉生活，希望通过禁欲苦修来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实现自我洁净、自我认识和自我救赎，恢复“与神合一”的灵魂。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埃及作为中西文化的交界点，加上其原有的神学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同化了基督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使埃及的宗教沉思烙下较为特别的印记。
一是因世俗而偏离的灵魂会因为苦修而回归上帝。早在安东尼隐修前，在埃及的某些地方就存在了奥利金主义和柏拉图思想，这些神学或哲学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来的安东尼，“在他还未教导他们（笔者注：理性造物）怎样回到创造主上帝之前，圣灵为他们立了一条法则，指导他们怎样在即的身体和灵魂上悔改”{13}，换而言之，苦修是圣灵给基督徒指明的一条净化灵魂、回归上帝的法则。Marilyn dunn认为：“安东尼将奥利金主义与圣经默示结合起来，这反映了Khora，也就是尼罗河沿岸城镇和村庄周围的耕作地带，不近收到基督教的熏陶，还受到三世纪亚历山大城知识界盛行的神学和哲学思想的浸淫。”尽管埃及人并非完全接受柏拉图和奥利金的思想，受当时埃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遁世隐修的心理，把隐修看做“改变自我，构造新我”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埃及，苦修主义与主流社会是相互对立的，早期的隐修生活因此而具有了“独居”特色，因为在人群聚居的主流社会里，人们容易迷失自我、迷失方向，那么，拯救灵魂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独自静默，以沉思的方式找回迷失于世俗社会的灵魂，回归上帝的怀抱。
二是修道生活并非单纯属于某个基督教团体。作为中西文化的交界点，埃及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特色。三世纪后期，以耶稣救恩论武装的摩尼教{14}成功进入埃及，作为犹太—基督教派一员的摩尼，主张灵魂是具有上升至上帝的可能性的，方法就是进行苦修。从摩尼教的戒律看来，其修道方式与基督教类似，如“三封”即“口封﹑手封和胸封”，“口封”是指在饮食和言语方面的戒制，即不吃酒肉，不说谎言；“手封是”对行为的戒制，即在暗中不做坏事；“胸封”是对思想及欲望的戒制，别称为“阴部封”，即要戒制淫欲。这无疑是吸收了犹太—基督的部分思想，遂被称为异教。此外，在基督教隐修主义出现之前，东方禁欲型宗教也相继传入埃及，“禁欲”本身就是一种“苦行”，这样就印证了“其实埃及的苦修主义最初包含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范围极其广泛”{15}一说。
三是修道生活在埃及的兴起，归根究底在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致。自罗马帝国直接控制了埃及以后，虽没有过多变更托勒密王朝的管理制度，但实质上“温和统治”的背后是变相的苛捐杂税，导致埃及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至公元三世纪，罗马在面对亚历山大城的反抗时，采用“众建其地而少其力”之法对付埃及人民。戴克里先皇帝更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把埃及一分为三进行管理，期望借此打击埃及人的叛乱。身心疲惫的埃及人在这种困苦面前，唯有寄希望于神灵，早日解脱。解脱之所的最佳选择必然是荒无人烟之地，抑或兵不及至的沙漠地区。因此，如果说政治压迫是导致埃及人走向修道的最终原因的话，那么经济压迫就是促使埃及人走向沙漠苦修的根本原因。当然，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徒的迫害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个人在承受肉体被蹂躏、精神被诬蔑的打击时，反抗无效之下只能选择逃离，从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的笔下可以得知这一史实，他详细记载了罗马帝国在亚历山大城的血腥行为，多数基督教徒遭受棒打、刺脸、伤眼、入狱等残害，甚至是直接判处死刑。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巴西勒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期待：“离开世俗寻找孤寂的修道生活是对基督教最完美的信仰，是唯一能够获得救赎的道路。”{16} 四、凯尔特式的修道院
学界至今仍无法确定基督信仰是何时进入凯尔特人的世界的，尽管存在着多种声音，也只能算是约定俗成的，并非是经过文献印证或者考古论证。作为一个特殊的游牧民族，凯尔特人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成为基督学者研究的热点。
那么，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早期不列颠的基督信仰是怎么出现的？据传，早期不列颠的基督教会由耶稣的母舅约瑟在格拉斯顿伯里建立，但这个观点并不为学者所认可。详细可参阅护教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著作《答犹太人》或者奥利金（Origen）、尤西比乌（Eusebius）的有关叙述。美国史学家泰德·奥尔森曾在书中提到，不列颠的第一位殉道者是阿尔班（Alban），他并非第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热情、友好，曾在家中接待一个逃难的基督教祭司（一说他被统治高卢和不列颠的以折磨基督徒著名的暴君凯撒君士坦提乌斯·克勒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所逼迫），因此与基督教结下不解之缘。阿尔班的善良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因此而犯下窝藏罪被审判，随后被判处死刑。与之一起殉道的还有凯尔伦、亚伦和裘利斯。
其次，要明确凯尔特人修道院的基本特点。从凯尔特人的民族个性、文化背景出发，对于理解其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相互融合方式并不难。从组织制度上看来，凯尔特人的隐修侧重于苦行和神秘经验。隐修院以部落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爱尔兰和苏格兰教会的管理、教育中心。修道院内部还有部分教徒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并对外传教。此类人物代表主要有尼尼安、帕特里克芬尼安，等等。
再次，普洛斯波的《编年史》认为：帕拉迪作为爱尔兰基督徒的第一位主教。帕拉迪之后的帕特里克作为使徒，传播基督福音。帕特里克原为奴隶，由于生活的困苦和基督教义的安慰，他转而成为基督圣徒。他认为人类的每一次困苦的经历都是上帝对漠视自己的人的惩罚，但对于人类而言，这种惩罚也是恩典，它可以驱除人内心的邪恶和懒惰。帕特里克认为：“在上帝凡事都能！”{17}异教信仰并非反基督信仰，而是前基督信仰，把异教的神灵看作基督的远亲——鬼，只有上帝是良善的神。关于帕特里克，还有一事必须作说明。爱尔兰人在复活节前一晚庆祝异教节日，帕特里克为否定这种异教习俗而燃起一堆篝火，罗依归尔王派人抓来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在上帝的帮助下，使得罗依归尔王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万能。也许是因为曾经为奴的经历给帕特里克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写了《达考罗提克书》一书，主要是针对贩奴制问题。终其一生，帕特里克把修道生活看做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形式，对于基督信仰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爱尔兰，不管是尊贵人、为奴的，还是寡妇和已经结婚的人都皈依基督，立誓禁戒情欲。
最后，因为爱尔兰信基督的规模成型，随后便出现了修道院。有关修道院的规模，《活着的殉道者》作出以下阐述：“圣所划分为四个范围，妇女和初习者在第一范围，只有教牧人员才可以进入第二范围。第一范围称为圣，第二范围称为更圣，第三范围称为最圣，注意还有第四范围尚未命名。”{18}修道院的中心是圆形的，四周有圍墙和防御性的壕沟，修士的遗骨和其他遗物成为神圣的中心。在基督教信仰传入爱尔兰并广泛扎根于爱尔兰时，修道院成为岛上的第一批城市，原因可能在于信基督的人数激增，带动手工商业的发展，使之具备城市发展的各要素。不过人们涌向修道院的目的不一：“有些人是来这里吃大餐，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痛得医治，有些人为要看热闹，有些人则带着许多礼物和奉献。”{19}关于修道会规，早期并没有形成文字，直到八世纪末的凯力德（Celi De，意为上帝的代理者）的修道院改革者，才使得前期约定俗成的修道会规成文。如康盖尔所制定的会规开篇为：“要爱基督，远避私财，常常亲近我们属天的大君王，向众人大显温柔。”规定修士们每天早晚要唱圣诗并伏地一百次、祷告不宜过长、好事不可多做及禁欲等。更为严厉的修道院文献是以赎罪条例的形式出现的，根源在于“怎么对待犯罪的信徒？……已经受洗的信徒的罪都被洗净了，他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但是受洗之后所犯的罪，尤其是那些严重的罪行如叛教、杀人、奸情等却只有受惩罚才能完全对付掉”。{20}那么，问题就出在“该如何对待那些在受罚之后又犯罪的人”。凯尔特修士们认为“惩罚不是进入天堂的门票，而是一种治疗手段”，在《科伦伯那赎罪条例》里就提及“对症下药”的问题。在赎罪条例里面，惩罚措施有“劳动”一形式，这个类似于今天法律上的“劳改”。所以，赎罪条例其实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帮助有罪信徒痊愈，使之圣洁。再者，本章内容提及爱尔兰基督徒的誊写工作，对于保存希腊罗马文化经典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一批人被称为“圣徒学者”，与之相关的教育工作也成为修道院的重要生活，当时最重要的修道生活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灵友”，即现在所谓的“诤友”，布里吉德曾对一位失去灵友的修士说：“没有灵友的人就好比无头的身体，在找到一个灵友之前你不应该吃什么东西。”{21}可见，在基督徒的世界里，灵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帮助有罪的友人赎罪。身为别人的灵友，就具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了，“如果你身为别人的灵友，你就不可出卖他的灵魂；不要瞎子领瞎子，不要任由他因无知而倒毙旷野”{22}。爱尔兰修女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在修行方面并不输于修士，其主张更为大胆、创新，创立男女同院修道的历史——奇代尔修道院。
以上关于爱尔兰修道院的地区特色介绍，区别于埃及修道院，但两者之间有其渊源性，也有各自的发展特点。
五、结语
修道院的存在历史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爱尔兰，它的出现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其发展过程都和地区传统、民族特色不无关系。因此，若要将两者进行比较，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量。
1.宗教传统的差异性
古埃及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境内各地的地方神崇拜一直延续着，哪怕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人依然在信仰上坚持着古老的传统。就连在同一地区，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能庇护自己的神。后来，基督教思想进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埃及人原有的信仰，基督信仰在埃及如同“第二信仰”，除了受到来自罗马皇帝的阻碍外，本土埃及人并没有抵触这种思想。相反，由于罗马帝国的苛刻统治和压榨，部分埃及人开始转向基督这一边，以需求内心的平静，守住那一方净土。可以说，埃及的多神主义传统，为基督的传播减少了许多压力和阻力。 相比于埃及，基督信仰在爱尔兰的扎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早期爱尔兰的凯尔特居民信奉德鲁伊德教，祭司阶层“德鲁伊德”（Druid）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德鲁伊德”一名源于“dru”，意即“槲树”，被尊为圣树。这种宗教祭祀仪式十分隐秘，或许因为这一点，使之类似于基督教的苦修思想。不过，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凯尔特人所信奉的这种传统宗教并不利于基督思想的传播，甚至是排斥基督信仰的存在。
由于埃及和爱尔兰原有的宗教信仰差异，因此基督在两个地区的传播方式及思想发展有所不同，但并不减少基督在这两个地区的重大影响力。
2.民族个性的差异性
埃及人正直、爽朗、宽容、好客。他们极少使用武力，哪怕是在面对其他国家的蹂躏时，反应也绝不会像凯尔特人那般强烈。不管是在亚历山大时期，还是在后来的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始终是被和平征服的。基督在进入埃及后，除了罗马帝国的控制外，并没有遭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基督在埃及本土的扎根、传播便少了很多阻力，加上罗马帝国中后期对埃及人的残酷剥削，不少埃及人逐渐抛弃原有的信仰，转向主这一边，寻求慰藉，寻求救赎。
相比于埃及人，凯尔特人崇尚武力，宣扬和平思想的基督教进入爱尔兰后，除了受到来自德鲁伊教的阻力外，好战的凯尔特人十分排斥这种“异教思想”。只要发现谁有倾向基督的情况，便是杀身之祸。上文所提及的不列颠的第一位殉道者是阿尔班（Alban），由于曾在家中接待一个逃难的基督教祭司而犯下窝藏罪被审判。可见，尽管没有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压力，由于民族个性的差异，凯尔特人的基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总之，埃及人与基督信仰的研究浩如烟海，但由于资料的匮乏，要研究凯尔特人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尚需时日。从目前基督信仰的传播来看，它最终还是征服了好战的凯尔特人，成为爱尔兰地区新兴的宗教信仰，并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文化上的大发展。
注释：
①[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59.下略为《经济社会史》.
②③经济社会史：173.
④Anthony，251？-356年.埃及的基督教圣徒，曠野教父的著名领袖.
⑤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⑥经济社会史：174.
⑦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9.下略为《辞典》.
⑧⑨辞典：10.
⑩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3.
{11}{12}Marilyn dunn，著.石敏敏，译.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2.下略为《修道主义的兴起》.
{13}修道主义的兴起：5.
{14}摩尼教，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是波斯人摩尼（Mani）在公元3世纪中叶所创立。其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并形成一套独特的戒律和寺院制度。——笔者注。
{15}修道主义的兴起：13.
{16}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90.下略为《神秘主义》.
{17}[美]泰德·奥尔森，著.朱彬翻，译.活着de殉道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18}同上：88.
{19}同上：89.
{20}同上：91.
{21}同上：98.
{22}同上：100.
参考文献：
[1][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3]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5][美]泰德·奥尔森，著.朱彬翻，译.活着de殉道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Marilyn dunn著.石敏敏，译.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
关键词： 隐修 修道院 凯尔特 埃及
修道院是中世纪时期人们生活生产的中心，是用以庆祝宗教节日、斋期及收获等重大活动的集会场所。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提出：“当庄稼和果实收集之后，寺院和修道院常常是集会和演戏的场所”，甚至还提到如果没有寺院和修道院，则“乡村生活，在人们尤其是在劳动人们看来，将是一种凄凉的生活；就是，单纯而无希望的苦役、没有节日庆祝活动的斋期、没有娱乐或假日的工作这一回可悲的事”①。历史记载，源起埃及的隐修制度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已经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重要活动中心。早在西欧大陆出现隐修士以前，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部族已经形成了一套修道院制度，比之于埃及的修道院，爱尔兰修道院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部族特色不可复制。
一、修道院的源起
隐修属于一种“信仰”，最初并非出现在西欧。远在基督出现这种避世行为前，在东方古国印度的佛教就已经存在这种现象；古埃及的传统信仰里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修行运动，汤普逊在书中提出：“在古代埃及有着信奉安蒙的尼姑，在孟斐斯虔诚崇拜塞拉皮斯，她们的信条在罗马帝国时期曾传布到希腊和意大利，虽然还找不出埃及境外的塞累匹斯教派隐居所的遗迹”②；甚至古犹太人的历史记载中，也已经存有禁欲主义思想，其中的德拉倍太教派就是典型的代表。另外，汤普逊也提到，“使徒时期的基督教灌输无我、禁欲和自苦精神”③，但是这也是在佛教西传以后的事，说明基督教的苦修多少受到了佛教苦行僧修行方式的影响。
1.倡导者安东尼（Anthony）
基督教的隐修运动起源于埃及，倡导者安东尼④并非基督徒，自幼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因为当时基督福音的传播较为广阔，安东尼自然也受到了熏陶。及至其父母双亡之后，继承大笔财产的他除了分给姐姐一部分外，剩下的都遵照基督的教导⑤，分给穷人。随后安东尼便遁世沙漠，先后在沙漠、旷野、墓穴、废弃古堡等地方生活隐居，完全与世隔绝，了悟神迹。安东尼在隐修期间，无惧于魔鬼的色诱、迷幻及暴力，最终在主的帮助下战胜了诡计多端的魔鬼。安东尼如同其他基督圣徒一样，具有“预知”能力：随着安东尼的神迹传开，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一次，有两个人来找安东尼，因为路途遥远且天气炎热，两个人中一死一晕，正在祷告中的安东尼得到指示，匆忙派人去救援，明说那两位准备追随他的人已经是一死一待援，结果去的人真的只救回一人。这说明隐修后的安东尼得到主的眷顾，灵性高深，如同上帝附体，可以救人和预知未来之事。至于沙漠苦修运动的兴起，大概也是因之而起，汤普逊在《中世纪经社会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高僧圣安东尼于251年曾带领若干受狄西阿迫害的难民，逃亡沙漠中去。”⑥可见，埃及人安东尼所开创的极端简陋与隔绝的修道方式及由此而形成了一群“沙漠教父”，这一批人倡导要到旷野中修道。至此，在埃及便有了一群独自在沙漠修行的人，在当时深得人们崇敬。
从安东尼修士选择隐修的前因后果，可以概括出早期基督隐修的两大特性：一是通过肉体折磨来阐释现实社会的不堪和苦难，二是从这种反抗行为中获得心灵的净化、安慰和救赎。如果说失望的尽头是绝望，绝望的尽头是希望的话，那么隐修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挽救那些绝望的人，赋予他们新的生活情绪。同时，这种修士的行为也被看做是基督徒追随上帝的一种虔诚的方式。
2.隐修风气的发展
安东尼之后，“隐修”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从地理、文化背景及政治因素方面考量，人们对埃及成为“隐修”之圣地没有过多疑问。经过前人的研究和讨论，学界对于“隐修”有了约定俗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个体或一群世俗之人因为内心的信仰或主观上对神秘主义的好奇和向往，又或是为了逃避现实的一种隐于山中的避世修行行为，其特点在于禁欲性和孤寂性。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隐修行为并非是单纯的信仰主义行为，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社会各阶层有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因隐修运动而兴起的修道院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3.隐修修会的出现
隐修之风成长之际，随之诞生的是隐修修会（Hermit Orders）。这个组织是指“以苦身修行为宗旨，隐居独处为特征的古代基督教修会”，⑦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三世纪后期。从隐修会出现的时间、背景，可以知道它是古代基督教會中一部分教徒为了逃避罗马帝国的迫害和世俗生活而选择的生存方式。在埃及修士安东尼之后，隐修修会的组织和管理规则逐步形成，如当时规定修士的修行规则主要有静默、斋戒、劳作和苦修等。其后，四世纪初“在西班牙爱尔维兰举行会议（300—303）制订数条规则，令独修者共同遵守，始形成隐修修会的初步模式”。⑧
4.修道院的形成
相对于隐修修会而言，修道院是“以苦身修行为宗旨，过集体隐修生活为特征的古代和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修会”⑨，两者区别在于个体或是集体性质，毫无疑问后者是在隐修修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隐修修会的模式逐步扩大，因此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起初的“独修”发展为“同修”。从埃及人帕科米乌（Pachomius）修士开始，独修者被号召和组织起来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修行，这个共同的地方就是Tabenna大修院。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仅尼罗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上万修士。至于隐修院的真正建立则是在六世纪初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所倡导，拟订了详细的修会规章，成为以后隐修院修会的典范。如东正教隐修制度（Monasticism in the Eastern Orthodox）便是建立在埃及隐修院制度基础之上，分独修、同修、折中隐修三种模式。所谓的折中隐修，即教徒通常是两人以上六人以下组成一个小团体进行宗教沉思，处于独修和同修的规模之间，在埃及尤为盛行。 二、修道院的发展
修士修道的目的主要是约守贫穷，崇尚奉献，重新聆听主的教诲。早期修道院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
起初，这种性质的基督组织与教会是相对立的，被称为异教信仰，因为这种出世修行的行为类似于古印度的佛教徒的出家修行。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修道院的产生与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关系密切。自基督诞生到三四世纪，基督教一直处于被迫害的环境中，既要遭受来自传统信仰的挑战和斥责，又要面对政府的打压和迫害。为了生存，为了宣扬主的福音，为了向世人展示神的伟大，部分基督徒选择遁世离俗。其中，安东尼修士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帕科米乌斯建立了第一个集体隐修的修道院，史称“互助会”。
罗马帝国时期，修道院逐漸得到社会的认可，“劳动是奴隶的事，所以，在社会中因鄙视奴隶而鄙视劳动，社会中无所事事者甚多，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把修道院作为避难之所，主教们则利用修道院的形式管理社会，组织进入修道院的修士们从事社会劳动”⑩，从这一时期开始，修道院所强调的劳动创造价值深入人心。可见，自劳动被当做修道院的一项重要活动以后，凸显的是其宗教社会性，因为这种基督组织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救济之所、避难之所。
中世纪时期，修道院逐渐上升为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公元六世纪，本尼狄克从巴西勒那里得到启示，在罗马卡西诺山组建了本笃修道院，也称本尼狄克修道院。同一世纪，爱尔兰也出现了本族的修道院，并且受到埃及隐修院的影响，坚持过集体祷告的生活，重视恪守院规和尽心劳作。修道院的经济在爱尔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某一个地方兴建起一座修道院，随之而兴的便是人气，有人是为了信仰而来，有人是为了信仰的人而来。后者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得益者。
修道院在中世纪中后期以后的发展相当迅速，相关研究也很丰富，笔者在此不作赘述，一言以蔽之。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埃及修道院
在《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一书中，作者Marilyn dunn认为埃及修道主义的兴起源于三四世纪时的一场经济危机，这种脱离于世俗世界的宗教沉思方式被认为是要求人们回归基督教殉道价值的一种呼吁。{11}安东尼作为有记载的最早的沙漠隐修士，被认为是“英雄式的沙漠苦修者”、“早期修道运动的典范”，{12}如此评价安东尼的并非别人，正是后来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阿塔纳修（Athanasius），他著有《安东尼生平》一书，书中详细介绍安东尼是如何在福音书的启发下，走上隐修之路的。可以说，隐修自安东尼起受到世人的关注，并在其各种“神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跟随其到沙漠或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宗教思考和侍奉生活，希望通过禁欲苦修来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实现自我洁净、自我认识和自我救赎，恢复“与神合一”的灵魂。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埃及作为中西文化的交界点，加上其原有的神学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同化了基督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使埃及的宗教沉思烙下较为特别的印记。
一是因世俗而偏离的灵魂会因为苦修而回归上帝。早在安东尼隐修前，在埃及的某些地方就存在了奥利金主义和柏拉图思想，这些神学或哲学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来的安东尼，“在他还未教导他们（笔者注：理性造物）怎样回到创造主上帝之前，圣灵为他们立了一条法则，指导他们怎样在即的身体和灵魂上悔改”{13}，换而言之，苦修是圣灵给基督徒指明的一条净化灵魂、回归上帝的法则。Marilyn dunn认为：“安东尼将奥利金主义与圣经默示结合起来，这反映了Khora，也就是尼罗河沿岸城镇和村庄周围的耕作地带，不近收到基督教的熏陶，还受到三世纪亚历山大城知识界盛行的神学和哲学思想的浸淫。”尽管埃及人并非完全接受柏拉图和奥利金的思想，受当时埃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遁世隐修的心理，把隐修看做“改变自我，构造新我”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埃及，苦修主义与主流社会是相互对立的，早期的隐修生活因此而具有了“独居”特色，因为在人群聚居的主流社会里，人们容易迷失自我、迷失方向，那么，拯救灵魂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独自静默，以沉思的方式找回迷失于世俗社会的灵魂，回归上帝的怀抱。
二是修道生活并非单纯属于某个基督教团体。作为中西文化的交界点，埃及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特色。三世纪后期，以耶稣救恩论武装的摩尼教{14}成功进入埃及，作为犹太—基督教派一员的摩尼，主张灵魂是具有上升至上帝的可能性的，方法就是进行苦修。从摩尼教的戒律看来，其修道方式与基督教类似，如“三封”即“口封﹑手封和胸封”，“口封”是指在饮食和言语方面的戒制，即不吃酒肉，不说谎言；“手封是”对行为的戒制，即在暗中不做坏事；“胸封”是对思想及欲望的戒制，别称为“阴部封”，即要戒制淫欲。这无疑是吸收了犹太—基督的部分思想，遂被称为异教。此外，在基督教隐修主义出现之前，东方禁欲型宗教也相继传入埃及，“禁欲”本身就是一种“苦行”，这样就印证了“其实埃及的苦修主义最初包含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范围极其广泛”{15}一说。
三是修道生活在埃及的兴起，归根究底在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致。自罗马帝国直接控制了埃及以后，虽没有过多变更托勒密王朝的管理制度，但实质上“温和统治”的背后是变相的苛捐杂税，导致埃及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至公元三世纪，罗马在面对亚历山大城的反抗时，采用“众建其地而少其力”之法对付埃及人民。戴克里先皇帝更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把埃及一分为三进行管理，期望借此打击埃及人的叛乱。身心疲惫的埃及人在这种困苦面前，唯有寄希望于神灵，早日解脱。解脱之所的最佳选择必然是荒无人烟之地，抑或兵不及至的沙漠地区。因此，如果说政治压迫是导致埃及人走向修道的最终原因的话，那么经济压迫就是促使埃及人走向沙漠苦修的根本原因。当然，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徒的迫害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个人在承受肉体被蹂躏、精神被诬蔑的打击时，反抗无效之下只能选择逃离，从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的笔下可以得知这一史实，他详细记载了罗马帝国在亚历山大城的血腥行为，多数基督教徒遭受棒打、刺脸、伤眼、入狱等残害，甚至是直接判处死刑。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巴西勒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期待：“离开世俗寻找孤寂的修道生活是对基督教最完美的信仰，是唯一能够获得救赎的道路。”{16} 四、凯尔特式的修道院
学界至今仍无法确定基督信仰是何时进入凯尔特人的世界的，尽管存在着多种声音，也只能算是约定俗成的，并非是经过文献印证或者考古论证。作为一个特殊的游牧民族，凯尔特人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成为基督学者研究的热点。
那么，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早期不列颠的基督信仰是怎么出现的？据传，早期不列颠的基督教会由耶稣的母舅约瑟在格拉斯顿伯里建立，但这个观点并不为学者所认可。详细可参阅护教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著作《答犹太人》或者奥利金（Origen）、尤西比乌（Eusebius）的有关叙述。美国史学家泰德·奥尔森曾在书中提到，不列颠的第一位殉道者是阿尔班（Alban），他并非第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热情、友好，曾在家中接待一个逃难的基督教祭司（一说他被统治高卢和不列颠的以折磨基督徒著名的暴君凯撒君士坦提乌斯·克勒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所逼迫），因此与基督教结下不解之缘。阿尔班的善良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因此而犯下窝藏罪被审判，随后被判处死刑。与之一起殉道的还有凯尔伦、亚伦和裘利斯。
其次，要明确凯尔特人修道院的基本特点。从凯尔特人的民族个性、文化背景出发，对于理解其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相互融合方式并不难。从组织制度上看来，凯尔特人的隐修侧重于苦行和神秘经验。隐修院以部落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爱尔兰和苏格兰教会的管理、教育中心。修道院内部还有部分教徒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并对外传教。此类人物代表主要有尼尼安、帕特里克芬尼安，等等。
再次，普洛斯波的《编年史》认为：帕拉迪作为爱尔兰基督徒的第一位主教。帕拉迪之后的帕特里克作为使徒，传播基督福音。帕特里克原为奴隶，由于生活的困苦和基督教义的安慰，他转而成为基督圣徒。他认为人类的每一次困苦的经历都是上帝对漠视自己的人的惩罚，但对于人类而言，这种惩罚也是恩典，它可以驱除人内心的邪恶和懒惰。帕特里克认为：“在上帝凡事都能！”{17}异教信仰并非反基督信仰，而是前基督信仰，把异教的神灵看作基督的远亲——鬼，只有上帝是良善的神。关于帕特里克，还有一事必须作说明。爱尔兰人在复活节前一晚庆祝异教节日，帕特里克为否定这种异教习俗而燃起一堆篝火，罗依归尔王派人抓来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在上帝的帮助下，使得罗依归尔王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万能。也许是因为曾经为奴的经历给帕特里克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写了《达考罗提克书》一书，主要是针对贩奴制问题。终其一生，帕特里克把修道生活看做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形式，对于基督信仰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爱尔兰，不管是尊贵人、为奴的，还是寡妇和已经结婚的人都皈依基督，立誓禁戒情欲。
最后，因为爱尔兰信基督的规模成型，随后便出现了修道院。有关修道院的规模，《活着的殉道者》作出以下阐述：“圣所划分为四个范围，妇女和初习者在第一范围，只有教牧人员才可以进入第二范围。第一范围称为圣，第二范围称为更圣，第三范围称为最圣，注意还有第四范围尚未命名。”{18}修道院的中心是圆形的，四周有圍墙和防御性的壕沟，修士的遗骨和其他遗物成为神圣的中心。在基督教信仰传入爱尔兰并广泛扎根于爱尔兰时，修道院成为岛上的第一批城市，原因可能在于信基督的人数激增，带动手工商业的发展，使之具备城市发展的各要素。不过人们涌向修道院的目的不一：“有些人是来这里吃大餐，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痛得医治，有些人为要看热闹，有些人则带着许多礼物和奉献。”{19}关于修道会规，早期并没有形成文字，直到八世纪末的凯力德（Celi De，意为上帝的代理者）的修道院改革者，才使得前期约定俗成的修道会规成文。如康盖尔所制定的会规开篇为：“要爱基督，远避私财，常常亲近我们属天的大君王，向众人大显温柔。”规定修士们每天早晚要唱圣诗并伏地一百次、祷告不宜过长、好事不可多做及禁欲等。更为严厉的修道院文献是以赎罪条例的形式出现的，根源在于“怎么对待犯罪的信徒？……已经受洗的信徒的罪都被洗净了，他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但是受洗之后所犯的罪，尤其是那些严重的罪行如叛教、杀人、奸情等却只有受惩罚才能完全对付掉”。{20}那么，问题就出在“该如何对待那些在受罚之后又犯罪的人”。凯尔特修士们认为“惩罚不是进入天堂的门票，而是一种治疗手段”，在《科伦伯那赎罪条例》里就提及“对症下药”的问题。在赎罪条例里面，惩罚措施有“劳动”一形式，这个类似于今天法律上的“劳改”。所以，赎罪条例其实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帮助有罪信徒痊愈，使之圣洁。再者，本章内容提及爱尔兰基督徒的誊写工作，对于保存希腊罗马文化经典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一批人被称为“圣徒学者”，与之相关的教育工作也成为修道院的重要生活，当时最重要的修道生活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灵友”，即现在所谓的“诤友”，布里吉德曾对一位失去灵友的修士说：“没有灵友的人就好比无头的身体，在找到一个灵友之前你不应该吃什么东西。”{21}可见，在基督徒的世界里，灵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帮助有罪的友人赎罪。身为别人的灵友，就具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了，“如果你身为别人的灵友，你就不可出卖他的灵魂；不要瞎子领瞎子，不要任由他因无知而倒毙旷野”{22}。爱尔兰修女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在修行方面并不输于修士，其主张更为大胆、创新，创立男女同院修道的历史——奇代尔修道院。
以上关于爱尔兰修道院的地区特色介绍，区别于埃及修道院，但两者之间有其渊源性，也有各自的发展特点。
五、结语
修道院的存在历史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爱尔兰，它的出现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其发展过程都和地区传统、民族特色不无关系。因此，若要将两者进行比较，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量。
1.宗教传统的差异性
古埃及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境内各地的地方神崇拜一直延续着，哪怕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人依然在信仰上坚持着古老的传统。就连在同一地区，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能庇护自己的神。后来，基督教思想进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埃及人原有的信仰，基督信仰在埃及如同“第二信仰”，除了受到来自罗马皇帝的阻碍外，本土埃及人并没有抵触这种思想。相反，由于罗马帝国的苛刻统治和压榨，部分埃及人开始转向基督这一边，以需求内心的平静，守住那一方净土。可以说，埃及的多神主义传统，为基督的传播减少了许多压力和阻力。 相比于埃及，基督信仰在爱尔兰的扎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早期爱尔兰的凯尔特居民信奉德鲁伊德教，祭司阶层“德鲁伊德”（Druid）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德鲁伊德”一名源于“dru”，意即“槲树”，被尊为圣树。这种宗教祭祀仪式十分隐秘，或许因为这一点，使之类似于基督教的苦修思想。不过，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凯尔特人所信奉的这种传统宗教并不利于基督思想的传播，甚至是排斥基督信仰的存在。
由于埃及和爱尔兰原有的宗教信仰差异，因此基督在两个地区的传播方式及思想发展有所不同，但并不减少基督在这两个地区的重大影响力。
2.民族个性的差异性
埃及人正直、爽朗、宽容、好客。他们极少使用武力，哪怕是在面对其他国家的蹂躏时，反应也绝不会像凯尔特人那般强烈。不管是在亚历山大时期，还是在后来的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始终是被和平征服的。基督在进入埃及后，除了罗马帝国的控制外，并没有遭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基督在埃及本土的扎根、传播便少了很多阻力，加上罗马帝国中后期对埃及人的残酷剥削，不少埃及人逐渐抛弃原有的信仰，转向主这一边，寻求慰藉，寻求救赎。
相比于埃及人，凯尔特人崇尚武力，宣扬和平思想的基督教进入爱尔兰后，除了受到来自德鲁伊教的阻力外，好战的凯尔特人十分排斥这种“异教思想”。只要发现谁有倾向基督的情况，便是杀身之祸。上文所提及的不列颠的第一位殉道者是阿尔班（Alban），由于曾在家中接待一个逃难的基督教祭司而犯下窝藏罪被审判。可见，尽管没有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压力，由于民族个性的差异，凯尔特人的基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总之，埃及人与基督信仰的研究浩如烟海，但由于资料的匮乏，要研究凯尔特人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尚需时日。从目前基督信仰的传播来看，它最终还是征服了好战的凯尔特人，成为爱尔兰地区新兴的宗教信仰，并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文化上的大发展。
注释：
①[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59.下略为《经济社会史》.
②③经济社会史：173.
④Anthony，251？-356年.埃及的基督教圣徒，曠野教父的著名领袖.
⑤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⑥经济社会史：174.
⑦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9.下略为《辞典》.
⑧⑨辞典：10.
⑩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3.
{11}{12}Marilyn dunn，著.石敏敏，译.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2.下略为《修道主义的兴起》.
{13}修道主义的兴起：5.
{14}摩尼教，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是波斯人摩尼（Mani）在公元3世纪中叶所创立。其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并形成一套独特的戒律和寺院制度。——笔者注。
{15}修道主义的兴起：13.
{16}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90.下略为《神秘主义》.
{17}[美]泰德·奥尔森，著.朱彬翻，译.活着de殉道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18}同上：88.
{19}同上：89.
{20}同上：91.
{21}同上：98.
{22}同上：100.
参考文献：
[1][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3]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5][美]泰德·奥尔森，著.朱彬翻，译.活着de殉道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Marilyn dunn著.石敏敏，译.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