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一首诗中传达的心声。察识和选用“新人”，是晚年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面对新事物，有的老干部已经跟不上形势，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有的因接触实际少了而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特别是到了60年代中期，即使比毛泽东小10岁左右的那批革命家，也已步入花甲之年。培养接班人成为当务之急，很需要把一批思路跟得上形势，符合未来期望的人提上来使用和观察。
　　毛泽东当时比较注意从三类人中发现和培养“新人”。一是工人农民中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劳动模范和下乡知识青年。1964年生日那天，他专门请在京开人代会的劳动模范和部分领导干部一起吃饭，大体有这方面的考虑。二是理论秀才。三是青年学生。这后两种人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造舆论推波助澜的是一些理论秀才，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青年学生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随后在城市和农村涌现的各种造反组织，闹得就更厉害了。这些人中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人物，他们联手成势，借势而兴，大体属于“文革”中的“新人”群体。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和原有领导干部“三结合”的班子。谁在领导班子里起主导作用呢？1967年6月25日，周恩来明确转达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但是，还没有等到“三结合”普遍推行，各派群众组织就大闹起来，造反“新人”各拉山头，相互攻击，把“文斗”变成“武斗”，大打出手。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面内战”兴起。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武汉“七二○”事件很说明问题，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甚至跑到了自己的住地闹事。这件事让他大吃一惊，反复追问：“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于是，他在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的报上批下一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了由“乱”到“治”的思考，进而对所谓“新人”的所作所为开始失望了。1968年7月28日会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时，他当面告诫：“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次会见表明，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通过一场运动从红卫兵“新人”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想法。10天后，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得更透彻：“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 　　几次谈话，直指“新人”们政治经验不成熟，群众基础不牢靠，缺少实践经历，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新人”的成长应该有步骤，有标准，不只是“闹一闹”那么简单。要掌得住权，用得好权，就更非易事了。试想，他对一些资历不浅的理论秀才，尚且疑虑多多，怎么可能对只因“闹一闹”便暴得大名的造反“新人”放心呢？
　　四
　　大体说来，在1969年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除了上海的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其他的造反“新人”很少。对新进中央委员会中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代表，毛泽东也一再说：“新选进的基层一些同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他们还年青，还要锻炼”。九大前后，毛泽东确实想把局势稳定下来，并认为“文革”就要结束了，还撤销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机构，随之而来的是把解放一些老干部提上日程。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武汉做过这样的解释：“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你们把赵修（湖北省副省长）解放了，我同意，这个好。听说河南的地、县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了，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现在对干部要一个一个解放。”
　　这是不是说，在毛泽东心目中，通过“文革”培养和发现一些“新人”就全无成果呢？也不是。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确实有新面孔，特别是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既是工农代表，又是“文革”中出现的典型“新人”，而且也很年轻。毛泽东把他提上来，自然视之为锻炼、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成果。
　　毛泽东关注到王洪文，固然缘于张春桥等人的推荐，但也是基于对王洪文大出风头的上海“一月风暴”特别看重。1967年5月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为此，1968年国庆节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单独和王洪文谈话，问起王的经历，知道他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当过兵，转业后又当工人。这种不同于理论秀才和青年学生，看起来懂得实际的丰富经历，自然引发毛泽东的格外关注。他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1968年10月31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让列席会议的王洪文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说“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1969年九大让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1972年9月调王洪文进京，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中央的一些工作。这些举措，为王洪文的上升做足了铺垫。在酝酿十大人事安排时，正式提议王洪文做党的副主席，并劝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尽管一批老同志不表态，事实上不赞成，许世友还明确讲，党的副主席就周总理一个人就行了，为此当面同张春桥爆发冲突，但王洪文还是成了副主席。
　　五
　　毛泽东当然明白中央领导层对王洪文的跃升有不同看法。他坚持提拔，反映了在培养“新人”一事上的急切之心，同时也是要确定“文革”在这方面的一个成果，以相应调整中央领导层的结构。但毛泽东也不是要一锤定音，培养如此高层面的接班人不得不谨慎，让其靠得近一点，事实上也是便于磨砺和观察。参加领导这么大的一个政党，所要求的能力、经验，特别是思想水平和人格品德，毕竟不能从昙花一现的造反夺权经历中看出，也无法从其工农兵经历中得到真实答案。事实上，在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前，毛泽东就曾两次问过张春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担心其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王到中央之后，毛泽东又刻意安排他随同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为他积累政治经验提供向老干部学习的机会。在召开十大期间，毛泽东还让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此为何“传”？西汉末年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恰好王洪文小时候也放过牛）参加了农民起义军，靠抽签当上了这支起义军的皇帝，但他依然像放牛娃那样玩耍，终不成器，很快倒台。挑出这样的传记让王洪文阅读，既有告诫又有隐忧。
　　毛泽东的以上举措，特别是荐读《刘盆子传》的弦外之音，任何人都体会得出来。可王洪文偏偏没太在意，不思进取，又和张、江、姚结成毛泽东反感和反对的“四人帮”，还跑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告老一辈革命家的状。毛泽东当面告诫他，“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搞宗派要摔跤的”，还让王洪文在长沙写出书面检讨。可以说，大致以王洪文1974年12月长沙之行为标志，毛泽东对他基本上就不抱什么希望了。王洪文却是依然故我。他能够脱颖而出，自然有高于普通工人的本事，甚至也有不同于其他“新人”的特长。但是，缺少资历能力积累的简单造反经历，一下子拥有那样的政治平台，不是无所适从，就是抱团成伙，由此无法摆脱原来的政治习性和立场选择。尽管王洪文还是在中央高层挂着主持工作的亮眼职位，却已是牢骚满腹。1975年，他跑到上海对人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小平）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嘞”。别人问起缘由，不料他来一句：“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
　　六
　　设想以“文革”这样的运动方式来培养选拔“新人”，毛泽东从希望到失望是必然的；试图借“文革”这样的运动方式成为“新人”，从跃升到跌落也是必然的。
　　个中原因虽然复杂，但就“文革”中的“新人”们的特点来说，有下面几条不会被毛泽东认可，不会被历史选择。
　　一是信念问题。历来能够起事和成事的人，缺不了执着信念，而其信念须有科学道理支撑，有益于事业的光明未来。“文革”中的许多“新人”则是把造反当信念，把夺权掌权当事业，出发点就不对。
　　二是方法问题。“新人”们不少有草莽江湖之气，行事草率，盲目蛮干，急功近利，爱走极端，不合自己愿望便来个打倒一切、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的行事方式，早晚要走到岔路上去。在需要稳定和建设的时候，不可能实现毛泽东当时期望的大破大立、善破善立、破而为立、破中有立。结果就是毛泽东说的“他们只有闹一闹”，难免被淘汰。
　　三是经验能力问题。不少“新人”常常因为一场事件便暴得大名，本来就缺少群众基础，干事情的经验和能力缺少积累沉淀，说得很好听的，信念没有经过艰难曲折局面的考验，最后只能凭几句简单的口号办事，结果是办不成大事、难事，撑不住局面。
　　四是胸怀格局问题。上升如此之快，似乎也大大出乎“文革”中的“新人”们的意料，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同时，没有更多地考虑现实的路子应该怎样走才稳当。更要命的是，一旦有了些权力，他们看得重得不得了，常常拉帮结派以护之、争之、用之，难免显得胸襟狭窄，目光短浅，缺少远虑，有的甚至迅速滑入享乐腐败的窠臼。
　　看来，“文革”中的一干“新人”并不新，历史上绝不鲜见。他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升升沉沉，留给后人的教训着实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