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国人口总量为5.4亿，城镇化率为10.64%。2018年，我国人口总量近14亿，城镇化率接近60%。如今，人口过1000万的城市已为数不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围绕“超大城市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我国也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精细化管理之路。

三个难题

　　总体来看，超大城市管理普遍面临以下三个难题。
　　一是高风险难题。超大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大型活动多，城市建筑老化、社会发展滞后会导致各类突发性事件频发高发，城市安全事故等负面效应容易快速扩大。
　　二是流动性难题。以上海为例，这座城市目前人口已经超过2400万，加上进行日常商务活动、休闲旅游的人，每天人口规模可能超过3000万，这给城市的交通、公共服务保障等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是随机性难题。我国超大城市的发展不断提速，由于规模的巨型化和人口的多元化，超大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领域通常会遇到超出常规的一系列问题，亟需精细化管理，以应对城市治理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用好“绣花针”

　　超大城市治理，关键是要用好“绣花针”，围绕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外环以内区域实现了烟花爆竹“零燃放”——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2019年7月，上海又率先进行垃圾分类，并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截至8月底，上海湿垃圾日均分出量已达9200吨，较2018年底的日均水平增长130%;干垃圾日均处置量控制在1.55万吨以下，比2018年底的日均水平减少了26%。
　　上海的经验是，把握好“规范化、精准化、高效能、可控性”四个核心要素，把精细化管理逐步落实到城市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
　　一是规范化。以往，城市工作习惯于制定计划、流程和监督机制，管理常常止步于“过得去”“领导满意”的运动式、突击式管理。规范化管理则要求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具体范围、职责、标准和法律责任作出详细规定，对城市管理的资源和对象了然于心。
　　二是精准化。以前，城市在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缺乏标准化流程，精准化管理则通过制定明确的标准化体系，从工作流程、窗口要求、服务质量、评价考核等方面对城市管理行为进行规范，推动城市管理由模糊向精确转变。

　　中国超大城市拿出的方案是在更大尺度、更广范围内统筹自身及其辐射引领的城市群发展，协同打造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巨型区域”。

　　三是高效能。过去，城市管理往往依靠经验、人力，手段较为单一，管理工作存在反复、低效的情况。高效能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使城市管理部门办事更高效、运作更协调、行为更规范、执法更统一。
　　四是可控性。传统的粗放式、经验式的城市危机管理模式可能导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食品供应、疾病防控、生态环境等问题频发，已经不适应风险社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城市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可控性管理就是要变事后“救火”為重视事前风险防范，变政府“包揽”为合作治理，变危机管理为危机“治理”，依托联动式的组织体系、网格化的管理平台和差别化的管理机制，抓好城市管理的环节控制和细节监控，确保环环紧扣，各环节形成有机闭环，协调发展，做到正向可推进，逆向可溯源，推动城市管理由被动、应急管理向风险防控、常态化治理转变。

拿出“大手笔”

　　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病”，要有“绣花针”，更需要拿出“大手笔”。
　　从国际上看，面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成本高企等“城市病”，大多数国家是通过郊区新城、轨道交通等方式进行破解，结果各有千秋。
　　汲取经验、结合实际，中国超大城市拿出的方案是在更大尺度、更广范围内统筹自身及其辐射引领的城市群发展，协同打造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巨型区域”。
　　2015年，北京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通过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构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两翼齐飞”的崭新格局。
　　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正在不断攻坚克难、加快步伐，实现自身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
　　从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场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从未改变。下一步，我国超大城市管理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在管理和服务上继续下工夫，通过真正引领未来生活方式、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为人类破解共同面临的城市管理难题提供有益的中国方案。

全球部分都市区情况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