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侯方域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以政治豪情和才子风流声名远播,尤其是孔尚任戏曲《桃花扇》,将其与李香君的故事加以演绎,“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寄寓甚深。梳理侯方域与明清之际的秦淮文化,对研究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侯方域晚明秦淮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侯方域(1618—1654),河南商丘人。“家门鼎盛,世籍华庑”,作为世家公子的侯方域,在江南金陵与都御史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山东按察副使冒起宗之子冒辟疆、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方以智同气相求,号称“明末四公子”,文章风流,名播江南。
一晚明社会风气对侯方域的影响
明代中晚期,自上而下呈现出颓败之势。武宗好大喜功,世宗贪婪无厌,神宗荒淫无度,多怠于朝政。皇帝昏聩,阉党擅权,官吏腐败,统治阶层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习气逐步向中下层蔓延。到了崇祯朝已“职业尽驰,上下解体”,朝廷吏治混乱,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北边后金连年侵扰,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1商丘侯氏与东林党之关系及晚明结社风气的熏陶
商丘侯氏家族显赫,家世清流,且与东林党关系密切。明末政局急剧动荡,党争尖锐激烈,侯方域祖父执蒲、父恂、叔恪皆清刚方正,与阉党交锋不啻冰炭。亦因此而父子兄弟相继遭罢黜,一时有“商丘侯氏,东林党魁”之称,名震天下。黄宗羲《东林学案》:
“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
天启六年(1626),阉党开始全面向东林党进攻,朝中大臣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等先后陷狱或遭黜,工部郎中万被当廷打死,一时冷风热血,波海翻覆,东林诸贤结局极为惨烈。
侯方域生于名公贵胄之家,其成长也伴随着激烈党争的刀光剑影。父辈们心忧天下,不畏权势,宦海浮沉于国家危亡之时,使侯方域年少时便有肃清海内之志。当时大江南北结社之风盛行,“凡是东林的后裔都援助复社,凡是逆党的余孽,都与复社作对”。受其家庭的熏陶和结社风气的影响,侯方域自然就和继东林而起的复社诸子同气相求。
2晚明社会奢华恣意之生活方式的渲染
明代中晚期的江南是经济发达的财富之区,商业、交通都很发达,如侯方域、吴应箕等复社诸子在江南贡院一带贴《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列名的就有好几省的人士。经济的发达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形成追求奢华的时尚。而且富贵之家多蓄倡优伎乐,倾向于追求耳目声色之好。这一社会风气在江南的秦淮一带尤为突出。秦淮烟水于南朝就是脂粉繁华之地,明代亦然。余怀序《板桥杂记》云:
“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逢来宾,称一时盛事。”
从大明开国,朱元璋就在秦淮一带专辟歌舞伎乐之所,其繁荣与明朝统治相始终,尤其是到了晚明,朝廷颓势难挽,志士难施抱负,转而纵情声色者,多以此麻醉自己,寻求暂时的精神解脱。
侯氏世代贵胄,亦有家班,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官至户部尚书,曾令小僮随侍入朝,“审谛诸大老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侯方域性本豪迈不羁,少时读书,长辈管教甚严,但还是“每携季弟逸出,选伎征歌,数数然,终不荒所业”。他“雅嗜声技,解音律。买童子吴阊,延名师教之,身自按谱,不使有一字讹错。纵或宾筵轰饮,高谈雅辩,滑稽嘲笑之时,或对客挥毫,赋诗属文,裁答柬如流水,耳听目摄,心度口酬,他人旁观,五色炫瞀,而公子兼综并理,洋洋若平常。脱或白雪偶乖,红牙稍越,曲有误,周郎顾,闻声先觉,虽梨园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足见才子风流,已崭露头角,乃至后来遨游“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南京,人人引重,亦与此大有关系。
二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与青楼旧院
秦淮河畔,早在东晋已设有太学,南宋又立县府学考场,明初为乡试与会试考场,永乐年间又扩建为江南贡院。金陵作为明朝留都,江南贡院为南方最大的科举考场,各省人士都集中于此,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二岁的侯方域以国子监太学生的身份参加秋试。江南胜景,名士云集,交游唱酬,风雅浪漫。而士人们为应对考试,以文会友,提倡风雅,形成了诗酒唱和、彼此结社的风气。如张溥、张采等创办的应社,后以“兴复古学”为己任而改名为复社等等。侯方域“挟万金结客,与复社中人相交甚欢”。时太仓张溥主复社、青浦陈子龙主几社,皆重方域。复社名流杨廷枢、徐孚远,几社名士李雯,宣城梅朗三,还有黄宗羲、张自烈、顾杲、万寿祺、梅惠连、姜垓、方文、余怀等文人名士,纷纷与侯方域定交。他们以清议自持,品核执政,裁量公卿,一时有“太学党人”之目。
与江南贡院近在咫尺,以秦淮水畔相隔而两两相望的,是青楼旧院。《板桥杂记》: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
《列朝诗集小传》也记载:
“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
这种风气也是由来已久。士子们远道而来,盘桓经年,或年少多金,或风流倜傥,难免有豪客一掷千金买笑;倘若再加上或苦读寂寞、落第心伤,或心有悲愤郁结而不得发,自然也希冀红袖添香之安慰。
正是此年,在太仓张溥、云间夏允彝、宜兴陈贞慧等复社名流的介绍下,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结识。侯方域为之作《李姬传》云: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陈贞慧为东林党魁陈于廷之子,“明末四公子”之一,年长侯方域十四岁。而此前,四公子之冒辟疆曾与秦淮名妓沙九畹、杨漪流连多日,又因方以智的称引,初识十六岁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叹其香姿玉色、神韵天然。其后,也曾无比欣赏善歌弋阳腔的陈圆圆,称其歌“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对此,陶慕宁先生评价道:
“盖当日吴越勝流,醉心声妓,陶情花柳,任诞放恣,以成积习,非此不足以交游结社,不足以排风骚。”
复社四公子乃江南士望所归,气节文采,映照一时。秦淮佳丽,亦结纳四公子高其身价。盖吴越间“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东林胜流“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
“水阁名花香暗度,倡楼豪客酒初醒”。等待于江南贡院应试的侯方域,在秦淮河畔过着佐以歌伎、豪侠任气的浪漫生活。“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肝肺,誉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吝千金”。当时侯方域父亲侯恂系狱,然方域每侑酒必佐以红裙。为此黄宗羲曾力劝并向张自烈云:“朝宗之尊人尚书尚在狱中,而燕乐至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张自烈亦认为“朝宗素性不耐寂寞”。而复社名流们,也是裘马轻狂,旧院笙歌,在裙屐风流中,豪情慷慨,俯仰世事。同时,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青楼女子,也通过结交文人雅士,声价自高,彼此文酒之娱,蔚然成风,而才子风流与佳人风致相得益彰。
名士风流与秦淮歌伎的生活密不可分,江南贡院与秦淮旧院可谓相辅相成。尤其是“秦淮八艳”声著一时,如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媚,吴伟业与卞玉京等等才子佳人之说广为流传。对此,余怀《板桥杂记》对明末秦淮歌伎着力甚多: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个中佳人诸如顾媚、董小宛、卞玉京、寇白门、李香君、马湘兰、郑妥娘、柳如是等,不仅擅琴棋书画、歌舞伎乐,而且吟诗作赋,风调清奇,品格也颇有高致。她们与当时的政界要人和东林、复社清流人物如龚鼎孳、冒辟疆、吴伟业、侯方域、钱谦益等一起品评当世,讽议时政,乃至卷入政治风云的惨烈斗争中。
三秦淮文化的构成和内涵
何为秦淮文化?秦淮河,相传是秦始皇凿通江宁方山引淮水而成,故名秦淮。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它负荷着太多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内涵。自战国越王勾践始,东吴、东晋皆依河建筑城池,作为天然屏障。六朝以后,商业兴盛,秦淮又兼水运。东晋建都南京,豪门望族纷纷聚居于此,朱雀桥、乌衣巷、桃叶渡成为永久的人文意象。金粉楼台,富贵温柔。明清市井繁华,又设官妓于此,秦淮更是声名大振。故此有学者认为“秦淮是多重意象的集合体:军事堡垒、商业中心、水运枢纽、人文胜地、风月场所和大众娱乐空间”,“秦淮文化是大众多元文化的复合体,这是构成秦淮空间的重要文化特质,文人、青楼、商业、娱乐、消费等源文化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秦淮空间的文化系”,并指出这些同时存在的意象共同构成了秦淮空间,其中士子空间是构成秦淮文化的重要内涵,而非后世所说的仅仅是青楼文化。
的确,明清之际秦淮一带的繁华与消歇,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时代思潮、地理环境和易代剧变等各个层面的因素,而秦淮文化的构成也绝非只是胭脂水粉,舞榭歌台,才子佳人。其所包含的内蕴也需要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江南历来经济富庶,人文发达。明清之际,秦淮越来越繁华,与破败的残山剩水相反,成为醉生梦死、莺歌燕舞的安乐乡,也成为仁人志士议论时政、重整旗鼓的政治战场。缱绻缠绵的爱情追求与家仇国恨的政治斗争并行不悖。有人说秦淮碧波流荡的是文脉兴衰,旧院名妓背负的是家国大义,诚非虚誉。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秦淮文化的精髓在于人的灵魂的涤荡和精神气节的高扬。其内涵可从以下方面考察:
首先,情真意挚。
侯方域落第,李香君为其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
“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词》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不复歌矣!”
东汉蔡邕善琴博学,名闻当世,但因其依附董卓,而为世所不齿。李香君能以此劝勉激励侯方域,足见其情真意切。
《影梅庵忆语》也记载董小宛对冒辟疆至死不渝的追随,“我入君门整四岁,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几微,不邻薄恶。……敬君之新,实逾爱君之身”。清秦际唐《题余澹心板桥杂记》云:“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由此可见,两者虽是男女之情,更兼有师友知音之谊。
第二,才姿兼备。
同时名姝,多善吟咏,能音乐,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而侯方域亦慕李香君才名而来。还有如顾媚除擅长戏外,尚通文史,擅画兰。陈维崧《妇人集》称“顾夫人识局朗拔,尤擅画兰蕙,萧散落托,畦径都绝,固当时神情所寄”,卞赛“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董小宛“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柳如是则更是“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
第三,慷慨任侠。
复社四公子,风节自励,名重一时。政治风云诡谲之时,巾帼不让须眉。葛嫩“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自号‘飞将军’”,“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
其面,将手刃之。”马湘兰“性喜轻侠”,寇白门“匹马短衣……为女侠”,李香君也被侯方域称为“侠而慧”。她们在杀身成仁的儒家传统中,显现出光辉的人格内涵。
第四,远见卓识。
当时阉党阮大铖屏居南京,勾结马士英图谋当政,为诸名士所不耻,顾杲、陈贞慧、吴应箕等作《留都防乱公揭》,揭发其罪状,一时舆论哗然。阮大铖不惜重金,欲利用侯方域以结欢于复社诸子,便命王将军盛情款待,反复九日。诗酒文会、歌舞伎乐的生活,对于侯方域来说,亦不过常态,然李香君颇为用心,认为王将军甚贫,如此重金挥洒,实为可疑。侯方域顿然惊醒,再三询问,方知乃奸佞阮大铖曲意逢迎,以求示好所为。故侯方域日李香君为畏友,李香君也因远见卓识而深得复社文人的敬重。
第五,忠贞不屈。
晚明社会风气放纵,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江南之士轻薄奢淫,陈梁诸帝之遗风也。”理学式微、心学兴盛,享乐风习的熏染,逃禅思想的出现,士人在观念上也渐渐不再坚守礼法,他们畅饮酣歌,悠游市井,青楼女子更无需坚贞之求。然李香君于《桃花扇》中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在风尘,傲骨非凡。尤其在明清易鼎之际,她们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从她们对社会乃至历史的影响来看,更非一般文人可比。
就侯方域而言,真正能使 “一时文章、气节、经济之誉,争归朝宗焉”,也并非其名士风流的贵公子作风,而是其生于家国鼎沸之际,慨然澄清天下的救世意识;于群小当政暗无天日之时,讨伐魏阉遗孽的骨力风节;于江山处风雨飘摇中能出生入死,“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的矢志不渝。
“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持天下大义者,有四公子其人”。复社四公子被视为东林后劲,皆父子前赴后继皎然与日月争光的海内名士。而一旦世事无常,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命运也一起改变。如侯方域的另一好友梅惠莲,入清后亦削发为僧,佛号槁木。“少年生世卿之家,百万一掷,粉黛连行……。未几,与仆遇金陵,则萧然布素,无豪侠态,而大师意若有余,盖是时已舍富贵也。”侯方域的归隐也是如此,绚烂绽放之后,痛定思痛之后,于国于已,内心深处所存得坚忍精进之想。而众人所历尽的繁华粉黛,诗酒歌伎也随着江山易主而烟消云散了。
总之,侯方域等名士风流,与歌舞伎乐之人的交往绝不只是耳目声色之娱,而实有真挚情感甚至爱敬有加。在世情艰险、风雨飘摇的末路中,士子与歌伎的黍离之悲、亡国之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而江南曾经的繁华歌舞也渐渐成为昔日回忆,暗淡下去。秦淮河畔的流韵也随着清朝定鼎而尽敛光华,成为后人雅谈风月的逸闻轶事,也是后人抚今追昔的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本文为金陵科技学院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侯方域与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项目编号:jit-n-2008-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2]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8),中华书局,1984年。
[3] 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7年。
[4] 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6] 陶慕宁:《从〈影梅庵忆语〉看晚明江南文人的婚姻性爱观》,《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
[7] (清)方文:《嵞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8] 陈蕴茜、刘炜:《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黄玉琰,女,1977—,河南商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侯方域晚明秦淮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侯方域(1618—1654),河南商丘人。“家门鼎盛,世籍华庑”,作为世家公子的侯方域,在江南金陵与都御史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山东按察副使冒起宗之子冒辟疆、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方以智同气相求,号称“明末四公子”,文章风流,名播江南。
一晚明社会风气对侯方域的影响
明代中晚期,自上而下呈现出颓败之势。武宗好大喜功,世宗贪婪无厌,神宗荒淫无度,多怠于朝政。皇帝昏聩,阉党擅权,官吏腐败,统治阶层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习气逐步向中下层蔓延。到了崇祯朝已“职业尽驰,上下解体”,朝廷吏治混乱,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北边后金连年侵扰,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1商丘侯氏与东林党之关系及晚明结社风气的熏陶
商丘侯氏家族显赫,家世清流,且与东林党关系密切。明末政局急剧动荡,党争尖锐激烈,侯方域祖父执蒲、父恂、叔恪皆清刚方正,与阉党交锋不啻冰炭。亦因此而父子兄弟相继遭罢黜,一时有“商丘侯氏,东林党魁”之称,名震天下。黄宗羲《东林学案》:
“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
天启六年(1626),阉党开始全面向东林党进攻,朝中大臣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等先后陷狱或遭黜,工部郎中万被当廷打死,一时冷风热血,波海翻覆,东林诸贤结局极为惨烈。
侯方域生于名公贵胄之家,其成长也伴随着激烈党争的刀光剑影。父辈们心忧天下,不畏权势,宦海浮沉于国家危亡之时,使侯方域年少时便有肃清海内之志。当时大江南北结社之风盛行,“凡是东林的后裔都援助复社,凡是逆党的余孽,都与复社作对”。受其家庭的熏陶和结社风气的影响,侯方域自然就和继东林而起的复社诸子同气相求。
2晚明社会奢华恣意之生活方式的渲染
明代中晚期的江南是经济发达的财富之区,商业、交通都很发达,如侯方域、吴应箕等复社诸子在江南贡院一带贴《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列名的就有好几省的人士。经济的发达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形成追求奢华的时尚。而且富贵之家多蓄倡优伎乐,倾向于追求耳目声色之好。这一社会风气在江南的秦淮一带尤为突出。秦淮烟水于南朝就是脂粉繁华之地,明代亦然。余怀序《板桥杂记》云:
“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逢来宾,称一时盛事。”
从大明开国,朱元璋就在秦淮一带专辟歌舞伎乐之所,其繁荣与明朝统治相始终,尤其是到了晚明,朝廷颓势难挽,志士难施抱负,转而纵情声色者,多以此麻醉自己,寻求暂时的精神解脱。
侯氏世代贵胄,亦有家班,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官至户部尚书,曾令小僮随侍入朝,“审谛诸大老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侯方域性本豪迈不羁,少时读书,长辈管教甚严,但还是“每携季弟逸出,选伎征歌,数数然,终不荒所业”。他“雅嗜声技,解音律。买童子吴阊,延名师教之,身自按谱,不使有一字讹错。纵或宾筵轰饮,高谈雅辩,滑稽嘲笑之时,或对客挥毫,赋诗属文,裁答柬如流水,耳听目摄,心度口酬,他人旁观,五色炫瞀,而公子兼综并理,洋洋若平常。脱或白雪偶乖,红牙稍越,曲有误,周郎顾,闻声先觉,虽梨园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足见才子风流,已崭露头角,乃至后来遨游“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南京,人人引重,亦与此大有关系。
二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与青楼旧院
秦淮河畔,早在东晋已设有太学,南宋又立县府学考场,明初为乡试与会试考场,永乐年间又扩建为江南贡院。金陵作为明朝留都,江南贡院为南方最大的科举考场,各省人士都集中于此,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二岁的侯方域以国子监太学生的身份参加秋试。江南胜景,名士云集,交游唱酬,风雅浪漫。而士人们为应对考试,以文会友,提倡风雅,形成了诗酒唱和、彼此结社的风气。如张溥、张采等创办的应社,后以“兴复古学”为己任而改名为复社等等。侯方域“挟万金结客,与复社中人相交甚欢”。时太仓张溥主复社、青浦陈子龙主几社,皆重方域。复社名流杨廷枢、徐孚远,几社名士李雯,宣城梅朗三,还有黄宗羲、张自烈、顾杲、万寿祺、梅惠连、姜垓、方文、余怀等文人名士,纷纷与侯方域定交。他们以清议自持,品核执政,裁量公卿,一时有“太学党人”之目。
与江南贡院近在咫尺,以秦淮水畔相隔而两两相望的,是青楼旧院。《板桥杂记》: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
《列朝诗集小传》也记载:
“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
这种风气也是由来已久。士子们远道而来,盘桓经年,或年少多金,或风流倜傥,难免有豪客一掷千金买笑;倘若再加上或苦读寂寞、落第心伤,或心有悲愤郁结而不得发,自然也希冀红袖添香之安慰。
正是此年,在太仓张溥、云间夏允彝、宜兴陈贞慧等复社名流的介绍下,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结识。侯方域为之作《李姬传》云: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陈贞慧为东林党魁陈于廷之子,“明末四公子”之一,年长侯方域十四岁。而此前,四公子之冒辟疆曾与秦淮名妓沙九畹、杨漪流连多日,又因方以智的称引,初识十六岁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叹其香姿玉色、神韵天然。其后,也曾无比欣赏善歌弋阳腔的陈圆圆,称其歌“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对此,陶慕宁先生评价道:
“盖当日吴越勝流,醉心声妓,陶情花柳,任诞放恣,以成积习,非此不足以交游结社,不足以排风骚。”
复社四公子乃江南士望所归,气节文采,映照一时。秦淮佳丽,亦结纳四公子高其身价。盖吴越间“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东林胜流“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
“水阁名花香暗度,倡楼豪客酒初醒”。等待于江南贡院应试的侯方域,在秦淮河畔过着佐以歌伎、豪侠任气的浪漫生活。“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肝肺,誉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吝千金”。当时侯方域父亲侯恂系狱,然方域每侑酒必佐以红裙。为此黄宗羲曾力劝并向张自烈云:“朝宗之尊人尚书尚在狱中,而燕乐至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张自烈亦认为“朝宗素性不耐寂寞”。而复社名流们,也是裘马轻狂,旧院笙歌,在裙屐风流中,豪情慷慨,俯仰世事。同时,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青楼女子,也通过结交文人雅士,声价自高,彼此文酒之娱,蔚然成风,而才子风流与佳人风致相得益彰。
名士风流与秦淮歌伎的生活密不可分,江南贡院与秦淮旧院可谓相辅相成。尤其是“秦淮八艳”声著一时,如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媚,吴伟业与卞玉京等等才子佳人之说广为流传。对此,余怀《板桥杂记》对明末秦淮歌伎着力甚多: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个中佳人诸如顾媚、董小宛、卞玉京、寇白门、李香君、马湘兰、郑妥娘、柳如是等,不仅擅琴棋书画、歌舞伎乐,而且吟诗作赋,风调清奇,品格也颇有高致。她们与当时的政界要人和东林、复社清流人物如龚鼎孳、冒辟疆、吴伟业、侯方域、钱谦益等一起品评当世,讽议时政,乃至卷入政治风云的惨烈斗争中。
三秦淮文化的构成和内涵
何为秦淮文化?秦淮河,相传是秦始皇凿通江宁方山引淮水而成,故名秦淮。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它负荷着太多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内涵。自战国越王勾践始,东吴、东晋皆依河建筑城池,作为天然屏障。六朝以后,商业兴盛,秦淮又兼水运。东晋建都南京,豪门望族纷纷聚居于此,朱雀桥、乌衣巷、桃叶渡成为永久的人文意象。金粉楼台,富贵温柔。明清市井繁华,又设官妓于此,秦淮更是声名大振。故此有学者认为“秦淮是多重意象的集合体:军事堡垒、商业中心、水运枢纽、人文胜地、风月场所和大众娱乐空间”,“秦淮文化是大众多元文化的复合体,这是构成秦淮空间的重要文化特质,文人、青楼、商业、娱乐、消费等源文化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秦淮空间的文化系”,并指出这些同时存在的意象共同构成了秦淮空间,其中士子空间是构成秦淮文化的重要内涵,而非后世所说的仅仅是青楼文化。
的确,明清之际秦淮一带的繁华与消歇,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时代思潮、地理环境和易代剧变等各个层面的因素,而秦淮文化的构成也绝非只是胭脂水粉,舞榭歌台,才子佳人。其所包含的内蕴也需要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江南历来经济富庶,人文发达。明清之际,秦淮越来越繁华,与破败的残山剩水相反,成为醉生梦死、莺歌燕舞的安乐乡,也成为仁人志士议论时政、重整旗鼓的政治战场。缱绻缠绵的爱情追求与家仇国恨的政治斗争并行不悖。有人说秦淮碧波流荡的是文脉兴衰,旧院名妓背负的是家国大义,诚非虚誉。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秦淮文化的精髓在于人的灵魂的涤荡和精神气节的高扬。其内涵可从以下方面考察:
首先,情真意挚。
侯方域落第,李香君为其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
“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词》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不复歌矣!”
东汉蔡邕善琴博学,名闻当世,但因其依附董卓,而为世所不齿。李香君能以此劝勉激励侯方域,足见其情真意切。
《影梅庵忆语》也记载董小宛对冒辟疆至死不渝的追随,“我入君门整四岁,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几微,不邻薄恶。……敬君之新,实逾爱君之身”。清秦际唐《题余澹心板桥杂记》云:“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由此可见,两者虽是男女之情,更兼有师友知音之谊。
第二,才姿兼备。
同时名姝,多善吟咏,能音乐,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而侯方域亦慕李香君才名而来。还有如顾媚除擅长戏外,尚通文史,擅画兰。陈维崧《妇人集》称“顾夫人识局朗拔,尤擅画兰蕙,萧散落托,畦径都绝,固当时神情所寄”,卞赛“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董小宛“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柳如是则更是“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
第三,慷慨任侠。
复社四公子,风节自励,名重一时。政治风云诡谲之时,巾帼不让须眉。葛嫩“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自号‘飞将军’”,“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
其面,将手刃之。”马湘兰“性喜轻侠”,寇白门“匹马短衣……为女侠”,李香君也被侯方域称为“侠而慧”。她们在杀身成仁的儒家传统中,显现出光辉的人格内涵。
第四,远见卓识。
当时阉党阮大铖屏居南京,勾结马士英图谋当政,为诸名士所不耻,顾杲、陈贞慧、吴应箕等作《留都防乱公揭》,揭发其罪状,一时舆论哗然。阮大铖不惜重金,欲利用侯方域以结欢于复社诸子,便命王将军盛情款待,反复九日。诗酒文会、歌舞伎乐的生活,对于侯方域来说,亦不过常态,然李香君颇为用心,认为王将军甚贫,如此重金挥洒,实为可疑。侯方域顿然惊醒,再三询问,方知乃奸佞阮大铖曲意逢迎,以求示好所为。故侯方域日李香君为畏友,李香君也因远见卓识而深得复社文人的敬重。
第五,忠贞不屈。
晚明社会风气放纵,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江南之士轻薄奢淫,陈梁诸帝之遗风也。”理学式微、心学兴盛,享乐风习的熏染,逃禅思想的出现,士人在观念上也渐渐不再坚守礼法,他们畅饮酣歌,悠游市井,青楼女子更无需坚贞之求。然李香君于《桃花扇》中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在风尘,傲骨非凡。尤其在明清易鼎之际,她们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从她们对社会乃至历史的影响来看,更非一般文人可比。
就侯方域而言,真正能使 “一时文章、气节、经济之誉,争归朝宗焉”,也并非其名士风流的贵公子作风,而是其生于家国鼎沸之际,慨然澄清天下的救世意识;于群小当政暗无天日之时,讨伐魏阉遗孽的骨力风节;于江山处风雨飘摇中能出生入死,“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的矢志不渝。
“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持天下大义者,有四公子其人”。复社四公子被视为东林后劲,皆父子前赴后继皎然与日月争光的海内名士。而一旦世事无常,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命运也一起改变。如侯方域的另一好友梅惠莲,入清后亦削发为僧,佛号槁木。“少年生世卿之家,百万一掷,粉黛连行……。未几,与仆遇金陵,则萧然布素,无豪侠态,而大师意若有余,盖是时已舍富贵也。”侯方域的归隐也是如此,绚烂绽放之后,痛定思痛之后,于国于已,内心深处所存得坚忍精进之想。而众人所历尽的繁华粉黛,诗酒歌伎也随着江山易主而烟消云散了。
总之,侯方域等名士风流,与歌舞伎乐之人的交往绝不只是耳目声色之娱,而实有真挚情感甚至爱敬有加。在世情艰险、风雨飘摇的末路中,士子与歌伎的黍离之悲、亡国之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而江南曾经的繁华歌舞也渐渐成为昔日回忆,暗淡下去。秦淮河畔的流韵也随着清朝定鼎而尽敛光华,成为后人雅谈风月的逸闻轶事,也是后人抚今追昔的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本文为金陵科技学院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侯方域与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项目编号:jit-n-2008-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2]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8),中华书局,1984年。
[3] 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7年。
[4] 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6] 陶慕宁:《从〈影梅庵忆语〉看晚明江南文人的婚姻性爱观》,《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
[7] (清)方文:《嵞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8] 陈蕴茜、刘炜:《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黄玉琰,女,1977—,河南商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