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其他文献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正＞苏轼《答安师孟书》之“安师孟”，历来著述皆未详其人其事。《苏轼全集校注》云“生平及籍里未详”，推测他嘉祐八年（1063）进士及第，并断定此函是东坡在安氏登第后不久作于凤翔（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66页）。其说甚善，然尚有可补充者。黄庭坚《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之八谓“长安安氏兄弟异财时”（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2页）；
《庄子》一书作为庄子思想的凝结地，给予北宋文人苏轼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使苏轼虽接连遭受人生变故，却还能保持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齐物论”使苏轼能够换一种角度看待万事万物，从而更加宠辱不惊；“安命论”则使苏轼化解了对人生中“必然性”的悲观认识，以哲理性的思想观照宇宙人生；“逍遥论”更是使苏轼超越现实中的得失进退，用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世间百态，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
苏轼苏辙兄弟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所作之哀祭文章亦有较高可比性。就祀祭对象而言，二苏有多个相同祀祭对象，然针对同一祀祭对象，二苏哀祭文章之面貌视角又往往相异。就艺术风格而言，东坡文善论议，汪洋浩博，一泻千里；颖滨文则多叙述，言浅意深，含蓄委婉。考究其由，主要有三：一是生长环境相同，性格明显不同；二是政治遭遇相似，处世为人迥异；三是东坡广结友朋，而颖滨后期经历更丰。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中央多次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抓起来，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意识形态工作是国有企业中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苏轼的《书临皋亭》和《与毛维瞻》道出了他真气深情的流转过程—或由热到冷或由冷到热。《书临皋亭》里，精神轨迹从得意走向自省、由热到冷，《与毛维瞻》则恰成对照，从灰暗凄然走向自嘲乃至笑意，是从冷到热。读此类小品，是发掘其虚静的闲适，还是读出其流转的精神，仍是饶有意味的话题。
＜正＞本文从国有施工企业的现状出发，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和特点，分析了国有施工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和措施，旨在为国有施工企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参考。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元祐年间苏轼于杭州任上撰成《宸奎阁碑》。在政治语境中，碑文本事以仁宗崇佛映射出元祐时期宽缓的政治导向。但因朝野之别，其书法风格又与他任职中央时的《上清储祥宫碑》差异明显。绍述时代此碑旋遭禁毁，高宗主政时又重获认同，显露出《宸奎阁碑》于政治层面的工具性命运。在文化语境中，后世通过文章追忆的方式与重刻此碑的手段，赋予《宸奎阁碑》超然于政治的文化效力。
群文阅读是一种新型阅读教学方式，对于开阔学生视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以及提升阅读教学质量意义非凡。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但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部分教师以单篇古诗词教学为主，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教学效果不佳。文章以苏轼诗词教学为例，从设计议题、组建文本、组织活动等视角，探究群文阅读在小学古诗词阅读教学中的价值和策略。
＜正＞评价历史人物，是苏轼非常偏爱的一个写作题材。在其为应制科考试而写的五十篇“贤良进卷”中，就有二十篇属这一题材，如《秦始皇帝论》《周公论》《诸葛亮论》等，涵盖的人物由先秦两汉直到唐代。其笔记《东坡志林》中也有较为集中的人物评论，如《隐公不幸》《赵高李斯》等。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