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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十年代中后期，日本面临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供开发利用的技术、人力、市场等资源极其丰富，而生产能力、原材料、资金、外汇恰恰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此时“，追赶欧美”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出口投资”是其战术目标。金融政策为促进产品出口和设备投资承担责任，日本银行主要向城市银行供给基础货币，城市银行集中向大企业提供资金。贷款政策、窗口指导、债券票据买卖操作等结构性政策手段，通过成本效应、流动性效应和通告效应，引导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因此认为，金融政策结构性政策手段起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的有效利用。
关键词：金融政策;资源利用;政策手段;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金融政策解决资源利用问题
通常地，制约因素决定金融政策能够利用的资源范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落后的技术因素、供应不足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因素，人员失业与消费不足因素。金融政策以货币为杠杆，扩大企业与政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部门的总需求，解决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问题。
1、技术资源
据日本《产业合理化白皮书》的估计，1950年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落后20至30年。
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宣称“，今后的增长要靠现代化来支撑。”，并进一步说明“技术革新”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和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1956年设立了科学技术厅，1957年设立科学技术情报中心，1959年成立政府有关科技发展问题的最高咨询机构科学技术委员会。
金融政策支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研发新技术，既耗费时间、资金，而且冒高风险。战后各国积极构建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扩大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为日本引进利用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前提条件。在高速增长时，日本的技术革新的主要形式是引进外国新技术，包括引进新生产设备、专利技术等。如50年代起至1972年 3月止，日本共输入外国专利技术10182件[1]。从1950年至1972年 4月1日日本各公司支付各种专利费用31亿美元，几乎达到全日本公司股本总额的一半[2]。1951年至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0%以上[3]。到7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在经济实力上已跃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向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倾斜。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最终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之一驱动力。
2、市场资源
市场资源是指日本国内及其外国的生产资料市场资源和消费资料市场资源。战后初期实行的“农地改革”和工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扩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市场。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追赶西方先进国家为目标。直到50年代中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日本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日本的工业设备、技术不仅是落后欧美20至 30年，多数装备已超期“服役”。落后破旧的工业装备，不利于保护国内市场，也难以开拓外国市场。
列宁写道“：资本主义生存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4]。”日本的工业生产装备、道路、港湾、水、电等落后的、规模小的固定资本，成为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金融政策要化解制约因素，必然大规模扩大日本的生产资料市场。后面的实践表明，1950年至1971年日本的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数值达25%，是美国的一倍多[5]。
日本经济发展中必需的主要原材料资源，70%到100%依赖国外，对外国市场的有效利用和开发，是日本民族能否生存、发展的基本课题。
作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一环，美国同意对日本开放东南亚出口市场。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的国际市场已向日本开放。对于素来有“贸易立国”之称的日本，国外市场资源极具战略意义。战前，美国市场占日本出口额9%左右。后来的事实表明，高速增长时期在销售市场方面，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达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考虑到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商品的出口市场直接间接依赖美国的程度大约占50%。战后几十年，日本对外出口的依赖度是GNP的10%左右，因为其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于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出口额的绝对值是巨大的。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向开发国内外市场资源倾斜。国内外市场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的第二个主要驱动力。
3、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的数量。战时1940年至战后的1950年，是日本生育高峰期，1955年日本人口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就有241人。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在1950年是45.2%，在1955年是38.9%。日本经济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的初始阶段。但从
就业结构来看，50年代中期前后，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不完全就业和低收入就业者”、主要“在小规模的零散企业里工作或是在大企业里当临时工”。“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过剩”“，这种动向造成了恶性循环。”1957年度的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认为，经济发展仍处于不完全就业的状态[6]。
劳动者的素质。1873年的民治初期，日本儿童入学率与当时最发达的英国相当。到1940年义务教育普及率99.6%，在校学生占社会总人口比率为24%，美国为22%，英国14%[7]。主导战后50、60年代经济政策的一代人，早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就已登上舞臺，它们尽管历尽战火洗礼，依然“皮存毛亦在”。事实上，在高速增长时期，工业部门获得丰富的年轻劳动力，日本1968年前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在1970年下降至17.9%。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配合了企业的“超额借款”，支撑了“出口导向、投资引导”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完全就业。有效利用人力资源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个主要驱动力。
关键词：金融政策;资源利用;政策手段;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金融政策解决资源利用问题
通常地，制约因素决定金融政策能够利用的资源范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落后的技术因素、供应不足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因素，人员失业与消费不足因素。金融政策以货币为杠杆，扩大企业与政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部门的总需求，解决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问题。
1、技术资源
据日本《产业合理化白皮书》的估计，1950年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落后20至30年。
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宣称“，今后的增长要靠现代化来支撑。”，并进一步说明“技术革新”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和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1956年设立了科学技术厅，1957年设立科学技术情报中心，1959年成立政府有关科技发展问题的最高咨询机构科学技术委员会。
金融政策支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研发新技术，既耗费时间、资金，而且冒高风险。战后各国积极构建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扩大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为日本引进利用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前提条件。在高速增长时，日本的技术革新的主要形式是引进外国新技术，包括引进新生产设备、专利技术等。如50年代起至1972年 3月止，日本共输入外国专利技术10182件[1]。从1950年至1972年 4月1日日本各公司支付各种专利费用31亿美元，几乎达到全日本公司股本总额的一半[2]。1951年至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0%以上[3]。到7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在经济实力上已跃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向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倾斜。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最终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之一驱动力。
2、市场资源
市场资源是指日本国内及其外国的生产资料市场资源和消费资料市场资源。战后初期实行的“农地改革”和工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扩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市场。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追赶西方先进国家为目标。直到50年代中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日本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日本的工业设备、技术不仅是落后欧美20至 30年，多数装备已超期“服役”。落后破旧的工业装备，不利于保护国内市场，也难以开拓外国市场。
列宁写道“：资本主义生存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4]。”日本的工业生产装备、道路、港湾、水、电等落后的、规模小的固定资本，成为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金融政策要化解制约因素，必然大规模扩大日本的生产资料市场。后面的实践表明，1950年至1971年日本的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数值达25%，是美国的一倍多[5]。
日本经济发展中必需的主要原材料资源，70%到100%依赖国外，对外国市场的有效利用和开发，是日本民族能否生存、发展的基本课题。
作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一环，美国同意对日本开放东南亚出口市场。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的国际市场已向日本开放。对于素来有“贸易立国”之称的日本，国外市场资源极具战略意义。战前，美国市场占日本出口额9%左右。后来的事实表明，高速增长时期在销售市场方面，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达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考虑到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商品的出口市场直接间接依赖美国的程度大约占50%。战后几十年，日本对外出口的依赖度是GNP的10%左右，因为其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于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出口额的绝对值是巨大的。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向开发国内外市场资源倾斜。国内外市场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的第二个主要驱动力。
3、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的数量。战时1940年至战后的1950年，是日本生育高峰期，1955年日本人口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就有241人。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在1950年是45.2%，在1955年是38.9%。日本经济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的初始阶段。但从
就业结构来看，50年代中期前后，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不完全就业和低收入就业者”、主要“在小规模的零散企业里工作或是在大企业里当临时工”。“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过剩”“，这种动向造成了恶性循环。”1957年度的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认为，经济发展仍处于不完全就业的状态[6]。
劳动者的素质。1873年的民治初期，日本儿童入学率与当时最发达的英国相当。到1940年义务教育普及率99.6%，在校学生占社会总人口比率为24%，美国为22%，英国14%[7]。主导战后50、60年代经济政策的一代人，早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就已登上舞臺，它们尽管历尽战火洗礼，依然“皮存毛亦在”。事实上，在高速增长时期，工业部门获得丰富的年轻劳动力，日本1968年前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在1970年下降至17.9%。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配合了企业的“超额借款”，支撑了“出口导向、投资引导”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完全就业。有效利用人力资源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个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