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择考察欧洲五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户签了一份摁着手印的协议，把农田分到户，小农户推动了中国大改革。这一年连续召开了三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组团赴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最多的一年，目的地主要是西欧、东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由国务院以及国家各部委、各省市区组团，带队者是国务院领导和国家部委、地方主要负责人，如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参团成员是国家部委和地方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从事专业工作的同志。
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考察了西欧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共36天，行程涉及五个国家的25个城市，考察了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研究院所等80多个单位，主要考察工业、农业、交通、电力、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在1978年所有赴国外学习考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在外时间最长，是唯一一个由国家领导人带队、七位省部级干部参加的代表团，在国际上特别引人注目。国际评论人士用“火力侦察”来形容我国政府派团到国外考察。当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离太久，对他们的成见太深、了解太少，用“火力侦察”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拉开序幕，向发达国家学习、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才是真正目的。
要了解当年为什么急于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当时过早过急限制和清除非公有制经济，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为新中国迅速恢复经济、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平均主义、缺少灵活性等弊端也非常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邓小平在1977年关于科技和教育有一段精彩讲话，即后来广为流传的论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派出大批领导干部走出国门，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趋势。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西欧是欧洲最发达区域、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世界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之一。西欧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但其拥有先进科学技术、雄厚经济实力，总体上充满活力，保持较快发展速度，一直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美高层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欧的隔断开始逐步打破，向西欧学习科技、经济、教育等成为当务之急。
代表团共25人，全部经谷牧亲自挑选，除外交部礼宾司的两位官员负责外交事务外，其他都是中央和地方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主要为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由于任务是考察欧洲五国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和核电、港口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因此代表团成员主要是分管上述工作的领导，或相关领域的专家。主要成员是：谷牧，代表团团长、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彭敏，代表团秘书长、国家建委副主任；钱正英，水利电力部部长；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灏，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专职委员；王维澄，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主任。从人员构成可以看出谷牧用心良苦、意图明确，即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第一次出国的“尴尬”
1978年5月2日，代表团乘坐专机飞抵欧洲五国考察的第一站法国。那个年代，中国与国外的交往并不多，随团的外交部官员到过欧洲，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到过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这么多成员，包括谷牧副总理和几名省部级干部，竟然都是第一次出国。外交部礼宾司在出国之前给代表团作了一些培训，介绍欧洲国家各方面情况，包括礼仪等日常生活知识。由于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反差太大，遇到的情况还是让大家始料不及，并出了一些“洋相”。
当时，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大多来自教科书和宣传资料，很难看到介绍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进口书籍和影片。即使是驻外机构，也受到很多约束，他们不能随意外出看电影，只能看国内送去的影片。受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束缚，他们不敢介绍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因此，大家获得的基本都是负面信息：西方的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西方一天天烂下去，已经日薄西山，正在作垂死的挣扎；西方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过着贫困的生活，农民往地沟里倒牛奶；西方人们精神空虚、自私自利；等等。
当代表团踏上歐洲的土地，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与过去的定性思维形成巨大反差。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繁忙的交通，人们勤劳工作、生活幸福。工人住的是别墅，汽车、电器等一应俱全，即使失业，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非常好，社会稳定。许多企业让工人参股，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红。如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有46万股东，没有一个股东的股份超过总股份的1%，全公司8万工人中有一半的工人有股份。城市居民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方米。城乡差别基本消除，农民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与城市相当。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用“震撼”“真没想到”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代表团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也不少。在国内上厕所从没有付费的做法，而国外很普遍，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参观著名的凡尔赛宫时，几位同志内急找到厕所（国外称洗手间），但要付费才能进去，一下把大家难倒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费用是代表团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个人身上没有一分钱外币，只好紧急向大使馆求助，大使馆马上派人送来一些零用钱。大家自嘲是衣冠楚楚、身无分文。
当时国内的房屋很少有玻璃门，而欧洲国家的宾馆、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基本都是玻璃门。出国之前，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看起来无门实际有门的玻璃门，不要碰到玻璃。大家每次进出大楼都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一些小意外。礼宾司司长是团里的大忙人，只顾照顾大家，反而忘了自己给别人的提醒，在法国马赛市一家宾馆，出门时只顾往前冲，一头碰到玻璃门，把眼镜都打碎了。
差距比想象中大
20世纪70年代，我国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等都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有比较大的差距。代表团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差距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高。当时西方国家已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许多地方都实现了自动化，如原子能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和地铁等。与我国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相比，生产效率的差距令人惊叹。1977年联邦德国褐煤产量为1.23亿万吨，职工只有2万人；联邦德国来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我国当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工人，我们的人数是联邦德国的80倍。大家还了解到，全世界其他国家煤炭工人加起来还没有我国多。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工人只有7000人；我国武汉钢铁公司，当时年产钢230万吨，职工67000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职工298人。
二是交通发达，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海运、内河的立体交通网络。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只有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联邦德国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有公路47万公里，高速公路7000公里。我国广东省的面积与联邦德国相当，但当时的通车里程只有联邦德国的1/10。我国长江干线比莱茵河的联邦德国段长三倍，而运量只有莱茵河的1/6。港口规模大、效率高，安特卫普、马赛、汉堡等港，深水泊位均超过我国的总数。集装箱运输基本普及，装卸速度大大提高，一艘万吨以上货轮，过去装散货，需要四天时间，当时装集装箱，只要十几个小时。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在位于莱茵河边的总统府接见代表团，他深有感情地说：你看我们的莱茵河多么勤劳。谷牧回应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劳，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三是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从耕地、播种、施肥、中耕除草、收割到初步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家畜、家禽饲养也逐步机械化、自动化。法国有拖拉机157万台，平均180亩耕地一台，联合收割机15万多台，平均每千亩谷物一台，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丹麦有耕地4300万亩，农业劳动力只有13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等，可满足三倍于丹麦的人口需要。
四是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健全，全民科技水平较高。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技术博物馆，有28个展览部，用实物展出各种技术的发展历史，如汽车、火车、发电机等从开始发明直到目前的水平。每年参观者达150万人次。博物馆内有六个表演教室，仅金属加工表演教室一年就有1000个班级的学生在此学习。瑞士在1930年就颁发了《职工培训法》，要求技术工人必须经过专门训练，在职工人要参加业余深造。全国有15所中等技术学校、8所技术夜校，每年有10万人在校接受技术训练。瑞士、丹麦等国，农庄主的儿子要接受父亲的遗产经营农庄，必须取得两种证明：一是九年制国民教育毕业证和农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二是在农庄劳动三年的证明，其中一年必须在别人的农庄
勞动。
五是以科技为支撑，重视科技的投入和研究。法国成立了以政府总理为首的各部联合科技委员会和全国科技总代表处，负责制订全国科技政策，协调科研计划。1974年科研费用达230亿法郎（约82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瑞士有500多个研究所、11所高校，仅苏黎世大学就有59个自然科学研究组。1975年，政府支出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有16万职工，其中1.3万人从事科研，1977年投入科研经费10亿马克（约8亿元人民币），占营业额的4%。
六是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专利。在发展先进技术方面，能制造的自己制造，不能制造的从国外引进专利的，引进不到专利则购买关键零部件，创立自己的品牌和型号。如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家都在生产集成电路，大部分是从美国引进专利，在此基础上积极研究新技术。法国核电站的反应堆使用美国西屋公司的技术专利，但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增殖堆的研制方面走在美国前面，居世界首位。
七是资本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优胜劣汰，合并、兼并大量出现，形成一批有规模、有实力的大企业。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企业兼并出现高潮，到70年代形成了2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据统计，法国2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占全部工业企业的5‰，但职工人数占全部工业行业人数的38.6%，营业额占全部工业营业额的45.1%。瑞士在20世纪50年代有两万家工业企业，到1977年只有9448家，工业产值的80%为100家大企业所创造。大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如丹麦的大东公司（宝隆洋行）在55个国家有205个分公司。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法国生产机头，在德国生产机身，在荷兰和英国生产机翼，在西班牙生产尾翼，在美国生产发动机。 八是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由于五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外向型国家，一般都采取“大进大出”模式，即大量进口原材料，大量输入产品。法国、联邦德国每年都要消耗石油一亿吨，而本国几乎不生产石油。石油危机以来，油价涨了五倍，给完全依赖石油的这些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当时代表团看到许多工厂开工不足，联邦德国的化纤工业只开工一半。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在同代表团会谈时说，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目前经济上的混乱要比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更令人担心。
有压力更有信心
欧洲五国考察，使代表团成员亲身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他们认为整体上至少落后20年，主要是管理水平、技术程度、劳动生产率等，如按人均生产水平比较，差距更大。
代表团成员都是行家里手，善于从比较中学习。他们有压力，但更有信心。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一直战火不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但是，战后欧洲迅速复兴，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欧洲五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上是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只用了约20年时间。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利用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的技术，利用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把用于军事方面的科学技术，如电子、原子、宇航、化工等，逐步应用于民用部门，改造老的工业，发展新兴工业，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并快速发展。联邦德国钢产量到1956年恢复到战前水平2300万吨，1974年最高曾达到5320万吨。丹麦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从1957年到1970年，只用了14年。
中国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基础较弱，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我国能否用20多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代表团考察欧洲五国后，更加有信心了。在联邦德国考察时，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放了一个联邦德国的纪录片，反映德国战败后经济从破败到复苏的过程。当时士兵衣衫褴褛，柏林城乡一片废墟。战后仅仅20多年，国民经济就完全恢复了。大家感到很震撼，对这个纪录片印象非常
深刻。
代表團所到之处受到各国各地热情接待，给予很高礼遇，有的是破格礼遇。代表团乘坐专机，各地红地毯迎宾；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会议；比利时国王和丹麦女王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各国的工商界人士争着同代表团接触。西方国家对中国代表团如此热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遇到一些困难，而中国正在崛起，希望与中国加强经济贸易合作，获得更多商机。代表团成员大都是经济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对国内的需求非常了解，对西方先进的做法也熟悉，在许多场合知根知底，有关合作一拍即合。
起草《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考察欧洲五国的最终成果体现为总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系列分报告。1978年6月7日，代表团完成所有考察行程后，从联邦德国乘飞机回国，当时先飞抵新疆乌鲁木齐，有两天休整时间。刚到达住地，谷牧副总理马上召集王全国、李灏、王维澄三位同志开会，组建考察报告写作班子。谷牧说，其他同志可以休息放松，但是你们不能，要赶快起草考察报告。李灏作为主笔人，在乌鲁木齐草拟了写作提纲，回到北京后起草了初稿，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1978年6月22日，最终形成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谷牧审定后，呈报中央领导同志。《报告》成为1978年下半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参考材料。《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扩大进出口贸易。为了增强支付能力，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口，这样可以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我国一些大型企业机器设备老化，通过补偿贸易可以迅速进行技术改造，再用销售收入偿还借款。我们当时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举债经营是很正常的事。同时，放手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以进养出，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
二是发展科学技术。建议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对生产工人、农机手，要有计划地培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技术上不合格的不准上岗。对经济部门、工厂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进行轮训，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业务上不称职的，不能当领导。应多办中等技术学习，加强职业培训。加强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增派留学生。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中央计划高度集中、地方自主权过小的局面。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小组，吸收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尽快研究出办法。这次考察直接推动了经济体制某些方面的改革。如对外经济不再全部集中在外贸部，发挥其他部门的优势和积极性。又如大使馆要研究经济问题，大使馆所报的经济情况，不应只停留在外交部内部，还应给其他部门参考。
四是加强农业基础和电力、交通先行。建议制订《森林保护法》，切实加强造林、护林工作，加强三四十亿亩草原建设，发展畜牧业。建议加快发展水电，加快建设坑口电厂，加快研究利用石煤、油母页岩等低质燃料，填补核能利用的空白。建议加快港口、铁路建设，并重视内河和公路的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发挥长江及主要内河的作用。
《报告》最大的亮点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议。实践证明，这些建议不仅操作性强，而且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专题听取汇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非常重视这次考察。“文革”结束后中国朝什么方向走？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他认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放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科学技术的中心，要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向别人学习。他非常赞赏和支持派政府高级代表团到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因此1978年出现密集地派高级干部走出去的局面。 谷牧率团出发前，邓小平专程到北京饭店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嘱咐谷牧和全团同志“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为代表团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代表团牢记责任和使命，圆满完成了任务。代表团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约见谷牧，听取考察汇报。邓小平认为考察很成功、很有意义，对改革开放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建议中央政治局专题听取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关于考察欧洲五国的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王震等。谷牧作了精心准备，尽量让汇报更简短清晰，但他没有料到，会议开得如此之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到晚上11时15分，共7小时45分。中央领导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感到震惊和震撼，在谷牧汇报时不断提问和插话。中央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对于国外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不多、不全面，有些同志也不敢多讲国外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谷牧这次考察，把国外的情况真正讲清楚了。发达国家发展很快，我们的差距很大，必须迎头赶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成了一片废墟，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不好，时间也不长，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说：出去了几个代表团，这次谷牧同志又考察西欧五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建设四个现代化，23年可不可能？是可能的。
谷牧长子、原解放军总参某部少将刘念远在回忆文章《谷牧：開放前夕率团赴欧“侦查”》中讲道：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的汇报后，提议召开国务院务虚会议，讨论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1978年7月6日，国务院务虚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是国门初开时的重大举措，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要信号，即中国将走对外开放之路，有力推动国内改革。这次学习考察，代表团看到了差距，感受到了压力，也增加了信心。这次学习考察，在当时的思想大解放和中央改革开放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
（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局级校委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教授
选择考察欧洲五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户签了一份摁着手印的协议，把农田分到户，小农户推动了中国大改革。这一年连续召开了三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组团赴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最多的一年，目的地主要是西欧、东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由国务院以及国家各部委、各省市区组团，带队者是国务院领导和国家部委、地方主要负责人，如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参团成员是国家部委和地方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从事专业工作的同志。
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考察了西欧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共36天，行程涉及五个国家的25个城市，考察了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研究院所等80多个单位，主要考察工业、农业、交通、电力、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在1978年所有赴国外学习考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在外时间最长，是唯一一个由国家领导人带队、七位省部级干部参加的代表团，在国际上特别引人注目。国际评论人士用“火力侦察”来形容我国政府派团到国外考察。当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离太久，对他们的成见太深、了解太少，用“火力侦察”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拉开序幕，向发达国家学习、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才是真正目的。
要了解当年为什么急于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当时过早过急限制和清除非公有制经济，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为新中国迅速恢复经济、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平均主义、缺少灵活性等弊端也非常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邓小平在1977年关于科技和教育有一段精彩讲话，即后来广为流传的论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派出大批领导干部走出国门，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趋势。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西欧是欧洲最发达区域、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世界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之一。西欧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但其拥有先进科学技术、雄厚经济实力，总体上充满活力，保持较快发展速度，一直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美高层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欧的隔断开始逐步打破，向西欧学习科技、经济、教育等成为当务之急。
代表团共25人，全部经谷牧亲自挑选，除外交部礼宾司的两位官员负责外交事务外，其他都是中央和地方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主要为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由于任务是考察欧洲五国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和核电、港口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因此代表团成员主要是分管上述工作的领导，或相关领域的专家。主要成员是：谷牧，代表团团长、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彭敏，代表团秘书长、国家建委副主任；钱正英，水利电力部部长；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灏，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专职委员；王维澄，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主任。从人员构成可以看出谷牧用心良苦、意图明确，即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第一次出国的“尴尬”
1978年5月2日，代表团乘坐专机飞抵欧洲五国考察的第一站法国。那个年代，中国与国外的交往并不多，随团的外交部官员到过欧洲，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到过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这么多成员，包括谷牧副总理和几名省部级干部，竟然都是第一次出国。外交部礼宾司在出国之前给代表团作了一些培训，介绍欧洲国家各方面情况，包括礼仪等日常生活知识。由于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反差太大，遇到的情况还是让大家始料不及，并出了一些“洋相”。
当时，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大多来自教科书和宣传资料，很难看到介绍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进口书籍和影片。即使是驻外机构，也受到很多约束，他们不能随意外出看电影，只能看国内送去的影片。受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束缚，他们不敢介绍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因此，大家获得的基本都是负面信息：西方的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西方一天天烂下去，已经日薄西山，正在作垂死的挣扎；西方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过着贫困的生活，农民往地沟里倒牛奶；西方人们精神空虚、自私自利；等等。
当代表团踏上歐洲的土地，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与过去的定性思维形成巨大反差。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繁忙的交通，人们勤劳工作、生活幸福。工人住的是别墅，汽车、电器等一应俱全，即使失业，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非常好，社会稳定。许多企业让工人参股，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红。如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有46万股东，没有一个股东的股份超过总股份的1%，全公司8万工人中有一半的工人有股份。城市居民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方米。城乡差别基本消除，农民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与城市相当。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用“震撼”“真没想到”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代表团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也不少。在国内上厕所从没有付费的做法，而国外很普遍，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参观著名的凡尔赛宫时，几位同志内急找到厕所（国外称洗手间），但要付费才能进去，一下把大家难倒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费用是代表团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个人身上没有一分钱外币，只好紧急向大使馆求助，大使馆马上派人送来一些零用钱。大家自嘲是衣冠楚楚、身无分文。
当时国内的房屋很少有玻璃门，而欧洲国家的宾馆、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基本都是玻璃门。出国之前，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看起来无门实际有门的玻璃门，不要碰到玻璃。大家每次进出大楼都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一些小意外。礼宾司司长是团里的大忙人，只顾照顾大家，反而忘了自己给别人的提醒，在法国马赛市一家宾馆，出门时只顾往前冲，一头碰到玻璃门，把眼镜都打碎了。
差距比想象中大
20世纪70年代，我国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等都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有比较大的差距。代表团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差距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高。当时西方国家已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许多地方都实现了自动化，如原子能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和地铁等。与我国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相比，生产效率的差距令人惊叹。1977年联邦德国褐煤产量为1.23亿万吨，职工只有2万人；联邦德国来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我国当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工人，我们的人数是联邦德国的80倍。大家还了解到，全世界其他国家煤炭工人加起来还没有我国多。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工人只有7000人；我国武汉钢铁公司，当时年产钢230万吨，职工67000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职工298人。
二是交通发达，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海运、内河的立体交通网络。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只有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联邦德国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有公路47万公里，高速公路7000公里。我国广东省的面积与联邦德国相当，但当时的通车里程只有联邦德国的1/10。我国长江干线比莱茵河的联邦德国段长三倍，而运量只有莱茵河的1/6。港口规模大、效率高，安特卫普、马赛、汉堡等港，深水泊位均超过我国的总数。集装箱运输基本普及，装卸速度大大提高，一艘万吨以上货轮，过去装散货，需要四天时间，当时装集装箱，只要十几个小时。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在位于莱茵河边的总统府接见代表团，他深有感情地说：你看我们的莱茵河多么勤劳。谷牧回应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劳，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三是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从耕地、播种、施肥、中耕除草、收割到初步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家畜、家禽饲养也逐步机械化、自动化。法国有拖拉机157万台，平均180亩耕地一台，联合收割机15万多台，平均每千亩谷物一台，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丹麦有耕地4300万亩，农业劳动力只有13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等，可满足三倍于丹麦的人口需要。
四是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健全，全民科技水平较高。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技术博物馆，有28个展览部，用实物展出各种技术的发展历史，如汽车、火车、发电机等从开始发明直到目前的水平。每年参观者达150万人次。博物馆内有六个表演教室，仅金属加工表演教室一年就有1000个班级的学生在此学习。瑞士在1930年就颁发了《职工培训法》，要求技术工人必须经过专门训练，在职工人要参加业余深造。全国有15所中等技术学校、8所技术夜校，每年有10万人在校接受技术训练。瑞士、丹麦等国，农庄主的儿子要接受父亲的遗产经营农庄，必须取得两种证明：一是九年制国民教育毕业证和农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二是在农庄劳动三年的证明，其中一年必须在别人的农庄
勞动。
五是以科技为支撑，重视科技的投入和研究。法国成立了以政府总理为首的各部联合科技委员会和全国科技总代表处，负责制订全国科技政策，协调科研计划。1974年科研费用达230亿法郎（约82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瑞士有500多个研究所、11所高校，仅苏黎世大学就有59个自然科学研究组。1975年，政府支出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有16万职工，其中1.3万人从事科研，1977年投入科研经费10亿马克（约8亿元人民币），占营业额的4%。
六是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专利。在发展先进技术方面，能制造的自己制造，不能制造的从国外引进专利的，引进不到专利则购买关键零部件，创立自己的品牌和型号。如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家都在生产集成电路，大部分是从美国引进专利，在此基础上积极研究新技术。法国核电站的反应堆使用美国西屋公司的技术专利，但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增殖堆的研制方面走在美国前面，居世界首位。
七是资本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优胜劣汰，合并、兼并大量出现，形成一批有规模、有实力的大企业。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企业兼并出现高潮，到70年代形成了2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据统计，法国2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占全部工业企业的5‰，但职工人数占全部工业行业人数的38.6%，营业额占全部工业营业额的45.1%。瑞士在20世纪50年代有两万家工业企业，到1977年只有9448家，工业产值的80%为100家大企业所创造。大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如丹麦的大东公司（宝隆洋行）在55个国家有205个分公司。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法国生产机头，在德国生产机身，在荷兰和英国生产机翼，在西班牙生产尾翼，在美国生产发动机。 八是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由于五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外向型国家，一般都采取“大进大出”模式，即大量进口原材料，大量输入产品。法国、联邦德国每年都要消耗石油一亿吨，而本国几乎不生产石油。石油危机以来，油价涨了五倍，给完全依赖石油的这些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当时代表团看到许多工厂开工不足，联邦德国的化纤工业只开工一半。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在同代表团会谈时说，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目前经济上的混乱要比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更令人担心。
有压力更有信心
欧洲五国考察，使代表团成员亲身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他们认为整体上至少落后20年，主要是管理水平、技术程度、劳动生产率等，如按人均生产水平比较，差距更大。
代表团成员都是行家里手，善于从比较中学习。他们有压力，但更有信心。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一直战火不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但是，战后欧洲迅速复兴，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欧洲五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上是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只用了约20年时间。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利用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的技术，利用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把用于军事方面的科学技术，如电子、原子、宇航、化工等，逐步应用于民用部门，改造老的工业，发展新兴工业，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并快速发展。联邦德国钢产量到1956年恢复到战前水平2300万吨，1974年最高曾达到5320万吨。丹麦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从1957年到1970年，只用了14年。
中国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基础较弱，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我国能否用20多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代表团考察欧洲五国后，更加有信心了。在联邦德国考察时，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放了一个联邦德国的纪录片，反映德国战败后经济从破败到复苏的过程。当时士兵衣衫褴褛，柏林城乡一片废墟。战后仅仅20多年，国民经济就完全恢复了。大家感到很震撼，对这个纪录片印象非常
深刻。
代表團所到之处受到各国各地热情接待，给予很高礼遇，有的是破格礼遇。代表团乘坐专机，各地红地毯迎宾；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会议；比利时国王和丹麦女王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各国的工商界人士争着同代表团接触。西方国家对中国代表团如此热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遇到一些困难，而中国正在崛起，希望与中国加强经济贸易合作，获得更多商机。代表团成员大都是经济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对国内的需求非常了解，对西方先进的做法也熟悉，在许多场合知根知底，有关合作一拍即合。
起草《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考察欧洲五国的最终成果体现为总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系列分报告。1978年6月7日，代表团完成所有考察行程后，从联邦德国乘飞机回国，当时先飞抵新疆乌鲁木齐，有两天休整时间。刚到达住地，谷牧副总理马上召集王全国、李灏、王维澄三位同志开会，组建考察报告写作班子。谷牧说，其他同志可以休息放松，但是你们不能，要赶快起草考察报告。李灏作为主笔人，在乌鲁木齐草拟了写作提纲，回到北京后起草了初稿，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1978年6月22日，最终形成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谷牧审定后，呈报中央领导同志。《报告》成为1978年下半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参考材料。《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扩大进出口贸易。为了增强支付能力，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口，这样可以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我国一些大型企业机器设备老化，通过补偿贸易可以迅速进行技术改造，再用销售收入偿还借款。我们当时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举债经营是很正常的事。同时，放手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以进养出，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
二是发展科学技术。建议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对生产工人、农机手，要有计划地培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技术上不合格的不准上岗。对经济部门、工厂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进行轮训，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业务上不称职的，不能当领导。应多办中等技术学习，加强职业培训。加强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增派留学生。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中央计划高度集中、地方自主权过小的局面。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小组，吸收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尽快研究出办法。这次考察直接推动了经济体制某些方面的改革。如对外经济不再全部集中在外贸部，发挥其他部门的优势和积极性。又如大使馆要研究经济问题，大使馆所报的经济情况，不应只停留在外交部内部，还应给其他部门参考。
四是加强农业基础和电力、交通先行。建议制订《森林保护法》，切实加强造林、护林工作，加强三四十亿亩草原建设，发展畜牧业。建议加快发展水电，加快建设坑口电厂，加快研究利用石煤、油母页岩等低质燃料，填补核能利用的空白。建议加快港口、铁路建设，并重视内河和公路的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发挥长江及主要内河的作用。
《报告》最大的亮点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议。实践证明，这些建议不仅操作性强，而且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专题听取汇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非常重视这次考察。“文革”结束后中国朝什么方向走？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他认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放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科学技术的中心，要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向别人学习。他非常赞赏和支持派政府高级代表团到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因此1978年出现密集地派高级干部走出去的局面。 谷牧率团出发前，邓小平专程到北京饭店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嘱咐谷牧和全团同志“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为代表团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代表团牢记责任和使命，圆满完成了任务。代表团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约见谷牧，听取考察汇报。邓小平认为考察很成功、很有意义，对改革开放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建议中央政治局专题听取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关于考察欧洲五国的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王震等。谷牧作了精心准备，尽量让汇报更简短清晰，但他没有料到，会议开得如此之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到晚上11时15分，共7小时45分。中央领导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感到震惊和震撼，在谷牧汇报时不断提问和插话。中央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对于国外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不多、不全面，有些同志也不敢多讲国外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谷牧这次考察，把国外的情况真正讲清楚了。发达国家发展很快，我们的差距很大，必须迎头赶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成了一片废墟，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不好，时间也不长，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说：出去了几个代表团，这次谷牧同志又考察西欧五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建设四个现代化，23年可不可能？是可能的。
谷牧长子、原解放军总参某部少将刘念远在回忆文章《谷牧：開放前夕率团赴欧“侦查”》中讲道：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的汇报后，提议召开国务院务虚会议，讨论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1978年7月6日，国务院务虚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是国门初开时的重大举措，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要信号，即中国将走对外开放之路，有力推动国内改革。这次学习考察，代表团看到了差距，感受到了压力，也增加了信心。这次学习考察，在当时的思想大解放和中央改革开放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
（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局级校委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