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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那乌黑的枪口每天总有十次、八次对着我的胸膛。
利比里亚位处西非，是非洲大陆获得独立最早的一个国家。但长期以来，经济落后，百姓贫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动荡，内乱频仍，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
从1982年12月至1987年4月，我曾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期间，我亲身领略到了该国动荡不安的形势，特别是遇上了一次已经成功但最终遭到失败的流血军事政变。这次政变虽一时被平息下去，但从此开始了利比里亚更加动荡的政治局势和长期的流血冲突。这次政变据今虽已有30年， 但当时的一幕幕情景在我脑海里仍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广播中传来政变成功的消息
1985年11月的一天清晨，我起床后习惯地打开了放在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凝神一听，利比里亚国家电台正播出一则令人十分震惊的新闻：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奎翁巴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国家元首塞缪尔·多伊领导的军政府。政变领导人奎翁巴将军向全国发表讲话，称多伊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 弄得国内民不聊生，它已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继续领导利比里亚这个国家。 因此， 利比里亚的爱国军人决定起来将它推翻。 奎翁巴将军还要求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支持新政权，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驻在国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立即在大使馆传开。 我和使馆的同志们顾不上吃早饭， 马上出去观察形势，了解各方人士及广大公众对这次政变的反应。 我们到了大街上，只见到处已是人山人海， 男女老少笑语欢声，载歌载舞，欢庆政变获得成功。
这次军事政变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军事政变，虽来得突然，但并非偶然。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在1980年4月12日。这一天，担任保卫总统府重任的军士长塞缪尔·多伊，率领手下16名士兵在总统府发动军事政变。他们冲进了总统办公室，但面对他们平时十分敬畏的托尔伯特总统、特别是总统对他们实行软硬兼施时，多伊害怕了，后悔了，动摇了，不敢下手。正当多伊犹豫不决时， 参与政变的士兵奎翁巴挺身而出。 他对多伊和其他士兵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条道走到底，立即把总统杀掉，大家才有出路。如果今天放了总统， 明天我们17个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奎翁巴的提醒及其果敢精神的鼓舞下，多伊终于横下一条心，下令开枪将托尔伯特总统活活打死在总统办公室里。随后，多伊又通知平时与总统关系较密切的七八名部长到总统府开会。当部长们陆续到达总统府后，多伊立即将他们一一逮捕，随后押送到首都蒙罗维亚郊外的海边，绑在沙滩上的木桩上，统统开枪打死。
这第一次政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其中奎翁巴在紧要关头砥柱中流，发挥了主心骨的关键作用，故在政变后成了多伊军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 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指挥大权。
奎翁巴为什么发动政变
开始两三年，多伊与奎翁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后来两人逐渐发生了政见分歧。主要是多伊专权腐败，贪图享乐，置人民疾苦于不顾；而奎翁巴则比较清正廉洁，想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实事。
对于多伊的腐败和奎翁巴的廉洁，我本人也有切身体会。例如：我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就亲眼见过多伊乘坐的汽车在那里保养。那是一辆黑色奔驰1000加长超豪华型防弹轿车，那气派令人咋舌；又听一名马来西亚商人说，他在利比里亚采伐木材，除按合同向当地有关部门付款外，还要在合同外向多伊夫人交钱，每采伐一立方米木材就要向她支付5美元。
而奎翁巴确实比较清廉。当时，他贵为军政府中二号人物，又掌握军队实权，可谓权倾朝野，但他举行婚礼却一切从简，悄然无声，连驻利比里亚的外交团也没有受到邀请。事后，我馆刘溥大使知道了奎翁巴结婚的消息，让我给他送去一件礼品。我记得是镶嵌在画框里的一幅很精致的中国画，我用礼品纸包好后给他送去。我原以为他一定住在一幢豪华的別墅里， 没想到他就住在军营一栋极普通的平房里，陈设也十分简陋。实际上，他平时都和士兵摸爬滚打在一起，深受士兵爱戴。
奎翁巴对多伊的腐败日益不满，多次向多伊苦谏，希望多伊以国家大局为重，廉政爱民。但多伊认为江山是他带领16名兄弟用脑袋换来的，现在享受一点没有什么不对，对奎翁巴的话就是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二人矛盾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权在握的奎翁巴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多伊，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麻痹轻敌使政变遭到失败
奎翁巴发动政变，得到了大多数军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 他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在首都他身边的军队一举拿下了广播电台，控制了舆论，又包围了总统府，全国都知道他已政变成功，百姓万人空巷上街庆祝，而忽视了参与政变的部队尚未攻占总统府，特别是未能打死或活捉多伊，更未调集首都以外的军队开赴首都支援他，巩固政变胜利成果。他只忙于接受群众的欢呼，而忘记了立即采取措施，不给多伊组织反扑的机会。结果，被困在总统府内的多伊一面利用建筑物的优势，组织总统府卫队阻挡奎翁巴部队的进攻， 一面以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向驻守在首都郊外巴克莱训练营的部队指挥官下达命令， 要他火速率其部队解救总统府之危，并重新夺回广播电台。
驻守巴克莱训练营的指挥官是多伊的好友，加之多伊以高官厚禄许之， 故立即率其所辖的两营部队直扑首都蒙罗维亚。首先以绝对优势兵力打败了守卫电台的政变部队，夺回了电台，并在电台反复播放多伊在总统府录制好的录音讲话。多伊在录音中对全国军民讲，奎翁巴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他自己安然无恙，仍是利比里亚的国家元首。他号召全国军民与政府站在一起，彻底粉碎这场政变。接着，巴克莱训练营的部队又乘胜攻击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从广播中听到政变已经失败的舆论宣传，知道电台已失守，士气受到影响， 在总统府卫队和巴克莱训练营部队的内外夹攻下被打垮。
就这样，奎翁巴将军发动的这场政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重新坐稳江山的多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悬赏捉拿或击毙奎翁巴。三天后，一名巡逻的政府军士兵在首都蒙罗维亚郊区一片树林里搜寻时发现了饥渴难熬的奎翁巴，并开枪将他打死。 多伊对奎翁巴痛恨到了极点， 即使在奎翁巴死后也不放过他。据说，多伊命人将奎翁巴的尸体剁碎，然后放到一口大锅里熬汤，让支持他粉碎这场政变的官兵每人喝上一口，一方面为他们壮胆，另一方面让他们以此表明与奎翁巴势不两立的决心。多伊的这一暴行，遭到舆论界和公众的严厉谴责。当时就有人预言，多伊如此残暴，将来也不得好死。哪知这话果然应了。后来，利比里亚发生内战，多伊不但被反对派乱枪打死，连自己身上的阳物也被反对派一刀割了下来。
迎着枪口外出办事
就在多伊粉碎奎翁巴政变的当天，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在全国实行宵禁。 禁令称：从晚上六点到次日早晨六点，不论是利比里亚人还是外国人，包括各国驻利比里亚的外交人员在内，都必须待在房屋里，不得外出。若在晚六点至早六点期间发现有人在室外，一律格杀勿论。与此同时，首都蒙罗维亚城内的主要路口及从首都通向机场及外地的各个交通要道全都布满了岗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我清楚地记得，从首都到郊区罗伯茨国际机场的路上就布了4道岗哨。
当时，我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主管外勤、礼宾、文化、侨务、领事等诸项工作，加之当时驻在国电话线路经常不通，对外联络、办事、采买等事务主要靠自己出去跑，外出办事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任务。大使馆里的其他人几天不出去都不要紧，而我一天不出去也不行。外面这么乱，又必须往外跑，只有靠自己大胆加小心了。与此同时，我每次出去都在车上带一些小扁瓶白兰地酒、折叠纸扇和清凉油之类的小礼品，以应一时之需，好让自己能顺利通过关卡 。
我外出办事当然不会在早上六点前出发，但下午外出办事就不能像平时那样，早一点、晚一点回来都没有关系，而是要掌握在5：30 左右必须回到使馆。有一次，我到机场去接新派到使馆工作的馆员王晓先生，按飞机正常到达时间，下午5∶30左右将人接到使馆应无问题。但那天偏偏不巧，飞机晚点，我无法按原计划将来人在5∶30左右接回使馆。由于使馆电话常年不通，当时也无手机通信的条件，我无法与使馆取得联系，故我自己又必须在5∶30左右回到使馆，否则使馆的人一定会以为我或我与王晓在外面出了事，不知会急成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为王晓先生在机场旅馆安排好房间，再找到有关航空公司设在机场的办公室，给公司值班人员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们我们使馆新来馆员的姓名和我为他安排的旅馆房间号码，请他们帮助在机场接一下他，再领他到机场旅馆住下，并特别叮嘱他们务必告诉王晓驻在国当局的宵禁命令，在下午6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千万不能到室外活动，第二天上午我再到机场接他回使馆。
离“格杀勿论” 还有10分钟
安排好一切后，我则赶快驱车返回使馆。经过4道岗哨，到达使馆已是5点50分， 离那个“格杀勿论” 的时间还有10分钟。真的好悬！在那个非常时期，大使馆的人在5点半钟时还见不到我把人接回使馆，都从办公楼里出来走到大院里，焦急地等着我，并为我们捏一把汗，生怕我们在路上出什么事。当看见我的车子终于出现在使馆大门口时，都像欢迎英雄归来一样在使馆院中排成两行迎接我。我下车后告诉大家，由于飞机晚点，我没有接到王晓先生，但我已经在返回使馆前在机场为他安排好了一切，这样大家也就都放心了。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去机场将王晓接回。
要在平时，我坐在挂着外交车牌的车上，外出办事都是一路上畅通无阻的。 但在政变期间，情况却大不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人，坐什么车，经岗哨时一律都要停车、下车，接受检查。我们使馆位于首都蒙罗维亚的近郊，进城、返馆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 车子靠近岗哨时必须开得很慢， 到了岗哨前必须停下，人下车， 拿出身份证接受检查。 当车子缓缓驶向岗哨时，几个值哨士兵的枪口一齐对着车头；我走下车后，又将枪口一齐对着我，其中一人则过来检查我的证件。 我说明我是中国外交官，同时拿出外交官证，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瓶酒、折叠扇之类的小礼物相赠，这样我就可较快地被获准放行，打开后备箱检查有时也可免去。
在实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那乌黑的枪口每天总有十次、八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是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但大使馆的工作需要我外出办事，我就必须冒着风险外出。当然，我是一名外交人员，而且是一名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只要我不做违规的事，当地士兵是不会伤害我的。这话在理论上讲固然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呢？鉴于执勤士兵的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乌黑的枪口老是对着我，若是哪天哪个士兵万一在不经意间抠动扳机，我这一百来斤不就交待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都有点后怕哩。
利比里亚位处西非，是非洲大陆获得独立最早的一个国家。但长期以来，经济落后，百姓贫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动荡，内乱频仍，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
从1982年12月至1987年4月，我曾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期间，我亲身领略到了该国动荡不安的形势，特别是遇上了一次已经成功但最终遭到失败的流血军事政变。这次政变虽一时被平息下去，但从此开始了利比里亚更加动荡的政治局势和长期的流血冲突。这次政变据今虽已有30年， 但当时的一幕幕情景在我脑海里仍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广播中传来政变成功的消息
1985年11月的一天清晨，我起床后习惯地打开了放在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凝神一听，利比里亚国家电台正播出一则令人十分震惊的新闻：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奎翁巴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国家元首塞缪尔·多伊领导的军政府。政变领导人奎翁巴将军向全国发表讲话，称多伊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 弄得国内民不聊生，它已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继续领导利比里亚这个国家。 因此， 利比里亚的爱国军人决定起来将它推翻。 奎翁巴将军还要求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支持新政权，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驻在国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立即在大使馆传开。 我和使馆的同志们顾不上吃早饭， 马上出去观察形势，了解各方人士及广大公众对这次政变的反应。 我们到了大街上，只见到处已是人山人海， 男女老少笑语欢声，载歌载舞，欢庆政变获得成功。
这次军事政变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军事政变，虽来得突然，但并非偶然。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在1980年4月12日。这一天，担任保卫总统府重任的军士长塞缪尔·多伊，率领手下16名士兵在总统府发动军事政变。他们冲进了总统办公室，但面对他们平时十分敬畏的托尔伯特总统、特别是总统对他们实行软硬兼施时，多伊害怕了，后悔了，动摇了，不敢下手。正当多伊犹豫不决时， 参与政变的士兵奎翁巴挺身而出。 他对多伊和其他士兵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条道走到底，立即把总统杀掉，大家才有出路。如果今天放了总统， 明天我们17个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奎翁巴的提醒及其果敢精神的鼓舞下，多伊终于横下一条心，下令开枪将托尔伯特总统活活打死在总统办公室里。随后，多伊又通知平时与总统关系较密切的七八名部长到总统府开会。当部长们陆续到达总统府后，多伊立即将他们一一逮捕，随后押送到首都蒙罗维亚郊外的海边，绑在沙滩上的木桩上，统统开枪打死。
这第一次政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其中奎翁巴在紧要关头砥柱中流，发挥了主心骨的关键作用，故在政变后成了多伊军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 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指挥大权。
奎翁巴为什么发动政变
开始两三年，多伊与奎翁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后来两人逐渐发生了政见分歧。主要是多伊专权腐败，贪图享乐，置人民疾苦于不顾；而奎翁巴则比较清正廉洁，想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实事。
对于多伊的腐败和奎翁巴的廉洁，我本人也有切身体会。例如：我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就亲眼见过多伊乘坐的汽车在那里保养。那是一辆黑色奔驰1000加长超豪华型防弹轿车，那气派令人咋舌；又听一名马来西亚商人说，他在利比里亚采伐木材，除按合同向当地有关部门付款外，还要在合同外向多伊夫人交钱，每采伐一立方米木材就要向她支付5美元。
而奎翁巴确实比较清廉。当时，他贵为军政府中二号人物，又掌握军队实权，可谓权倾朝野，但他举行婚礼却一切从简，悄然无声，连驻利比里亚的外交团也没有受到邀请。事后，我馆刘溥大使知道了奎翁巴结婚的消息，让我给他送去一件礼品。我记得是镶嵌在画框里的一幅很精致的中国画，我用礼品纸包好后给他送去。我原以为他一定住在一幢豪华的別墅里， 没想到他就住在军营一栋极普通的平房里，陈设也十分简陋。实际上，他平时都和士兵摸爬滚打在一起，深受士兵爱戴。
奎翁巴对多伊的腐败日益不满，多次向多伊苦谏，希望多伊以国家大局为重，廉政爱民。但多伊认为江山是他带领16名兄弟用脑袋换来的，现在享受一点没有什么不对，对奎翁巴的话就是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二人矛盾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权在握的奎翁巴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多伊，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麻痹轻敌使政变遭到失败
奎翁巴发动政变，得到了大多数军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 他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在首都他身边的军队一举拿下了广播电台，控制了舆论，又包围了总统府，全国都知道他已政变成功，百姓万人空巷上街庆祝，而忽视了参与政变的部队尚未攻占总统府，特别是未能打死或活捉多伊，更未调集首都以外的军队开赴首都支援他，巩固政变胜利成果。他只忙于接受群众的欢呼，而忘记了立即采取措施，不给多伊组织反扑的机会。结果，被困在总统府内的多伊一面利用建筑物的优势，组织总统府卫队阻挡奎翁巴部队的进攻， 一面以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向驻守在首都郊外巴克莱训练营的部队指挥官下达命令， 要他火速率其部队解救总统府之危，并重新夺回广播电台。
驻守巴克莱训练营的指挥官是多伊的好友，加之多伊以高官厚禄许之， 故立即率其所辖的两营部队直扑首都蒙罗维亚。首先以绝对优势兵力打败了守卫电台的政变部队，夺回了电台，并在电台反复播放多伊在总统府录制好的录音讲话。多伊在录音中对全国军民讲，奎翁巴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他自己安然无恙，仍是利比里亚的国家元首。他号召全国军民与政府站在一起，彻底粉碎这场政变。接着，巴克莱训练营的部队又乘胜攻击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从广播中听到政变已经失败的舆论宣传，知道电台已失守，士气受到影响， 在总统府卫队和巴克莱训练营部队的内外夹攻下被打垮。
就这样，奎翁巴将军发动的这场政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重新坐稳江山的多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悬赏捉拿或击毙奎翁巴。三天后，一名巡逻的政府军士兵在首都蒙罗维亚郊区一片树林里搜寻时发现了饥渴难熬的奎翁巴，并开枪将他打死。 多伊对奎翁巴痛恨到了极点， 即使在奎翁巴死后也不放过他。据说，多伊命人将奎翁巴的尸体剁碎，然后放到一口大锅里熬汤，让支持他粉碎这场政变的官兵每人喝上一口，一方面为他们壮胆，另一方面让他们以此表明与奎翁巴势不两立的决心。多伊的这一暴行，遭到舆论界和公众的严厉谴责。当时就有人预言，多伊如此残暴，将来也不得好死。哪知这话果然应了。后来，利比里亚发生内战，多伊不但被反对派乱枪打死，连自己身上的阳物也被反对派一刀割了下来。
迎着枪口外出办事
就在多伊粉碎奎翁巴政变的当天，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在全国实行宵禁。 禁令称：从晚上六点到次日早晨六点，不论是利比里亚人还是外国人，包括各国驻利比里亚的外交人员在内，都必须待在房屋里，不得外出。若在晚六点至早六点期间发现有人在室外，一律格杀勿论。与此同时，首都蒙罗维亚城内的主要路口及从首都通向机场及外地的各个交通要道全都布满了岗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我清楚地记得，从首都到郊区罗伯茨国际机场的路上就布了4道岗哨。
当时，我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主管外勤、礼宾、文化、侨务、领事等诸项工作，加之当时驻在国电话线路经常不通，对外联络、办事、采买等事务主要靠自己出去跑，外出办事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任务。大使馆里的其他人几天不出去都不要紧，而我一天不出去也不行。外面这么乱，又必须往外跑，只有靠自己大胆加小心了。与此同时，我每次出去都在车上带一些小扁瓶白兰地酒、折叠纸扇和清凉油之类的小礼品，以应一时之需，好让自己能顺利通过关卡 。
我外出办事当然不会在早上六点前出发，但下午外出办事就不能像平时那样，早一点、晚一点回来都没有关系，而是要掌握在5：30 左右必须回到使馆。有一次，我到机场去接新派到使馆工作的馆员王晓先生，按飞机正常到达时间，下午5∶30左右将人接到使馆应无问题。但那天偏偏不巧，飞机晚点，我无法按原计划将来人在5∶30左右接回使馆。由于使馆电话常年不通，当时也无手机通信的条件，我无法与使馆取得联系，故我自己又必须在5∶30左右回到使馆，否则使馆的人一定会以为我或我与王晓在外面出了事，不知会急成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为王晓先生在机场旅馆安排好房间，再找到有关航空公司设在机场的办公室，给公司值班人员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们我们使馆新来馆员的姓名和我为他安排的旅馆房间号码，请他们帮助在机场接一下他，再领他到机场旅馆住下，并特别叮嘱他们务必告诉王晓驻在国当局的宵禁命令，在下午6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千万不能到室外活动，第二天上午我再到机场接他回使馆。
离“格杀勿论” 还有10分钟
安排好一切后，我则赶快驱车返回使馆。经过4道岗哨，到达使馆已是5点50分， 离那个“格杀勿论” 的时间还有10分钟。真的好悬！在那个非常时期，大使馆的人在5点半钟时还见不到我把人接回使馆，都从办公楼里出来走到大院里，焦急地等着我，并为我们捏一把汗，生怕我们在路上出什么事。当看见我的车子终于出现在使馆大门口时，都像欢迎英雄归来一样在使馆院中排成两行迎接我。我下车后告诉大家，由于飞机晚点，我没有接到王晓先生，但我已经在返回使馆前在机场为他安排好了一切，这样大家也就都放心了。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去机场将王晓接回。
要在平时，我坐在挂着外交车牌的车上，外出办事都是一路上畅通无阻的。 但在政变期间，情况却大不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人，坐什么车，经岗哨时一律都要停车、下车，接受检查。我们使馆位于首都蒙罗维亚的近郊，进城、返馆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 车子靠近岗哨时必须开得很慢， 到了岗哨前必须停下，人下车， 拿出身份证接受检查。 当车子缓缓驶向岗哨时，几个值哨士兵的枪口一齐对着车头；我走下车后，又将枪口一齐对着我，其中一人则过来检查我的证件。 我说明我是中国外交官，同时拿出外交官证，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瓶酒、折叠扇之类的小礼物相赠，这样我就可较快地被获准放行，打开后备箱检查有时也可免去。
在实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那乌黑的枪口每天总有十次、八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是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但大使馆的工作需要我外出办事，我就必须冒着风险外出。当然，我是一名外交人员，而且是一名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只要我不做违规的事，当地士兵是不会伤害我的。这话在理论上讲固然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呢？鉴于执勤士兵的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乌黑的枪口老是对着我，若是哪天哪个士兵万一在不经意间抠动扳机，我这一百来斤不就交待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都有点后怕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