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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祖国的南部边陲，这里崇山峻岭连绵，山河纵横交错，远古以来，当地的土著居民（广西壮、瑶、苗族的祖先）过着亦耕亦猎的生活，他们虽然个头相对矮小，却非常擅长于在山地间穿插纵横，身手敏捷，在长期与猛兽的搏斗中，铸就了本民族的强悍性格。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数十万大军兵平岭南，其中，南下广西北部（今兴安）的一路大军受到当地数万土著民族的顽强抵抗，竟然3年没有进展。
自战国、秦汉以来，北方军队只知匈奴民族之凶悍，却不知岭南土著民族之桀骜不驯。这是北方军队第一次领教了南方土著民族的强悍。又由于封建中央政府长期在广西实行“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为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强化训练，因而养成了长期的尚武风习及勇悍的民族个性；加之广西历来有延聘武师教习村民武术以维护村族利益及进行自卫防身之传统，从而促成了本地剽悍之民风。这种勇悍的民族性格成为广西人在战斗中的一种资源优势。在“二战”中，曾担任过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说过，“广西兵是世上最好的兵”。当我们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画卷，便知八桂子弟兵盛名之下其实相称。
一、能征惯战，被誉为
北伐“钢军”的八桂子弟兵
孙中山先生主政广州国民政府时，为国家前途计，曾力主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于水火，因而力倡北伐。然而至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去世后，当时的南方国民政府诸领袖几乎没有北伐的概念了。当时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广西籍将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促成北伐，在广州军政界鼎力斡旋，力倡北伐的重大意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的广西籍将领李济深非常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二人协力向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高层主动请缨，愿作北伐前锋，国民政府终为其诚所动，并同意桂籍将士作北伐前锋。1926年5月，李宗仁第七军一部开赴湖南战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第七军钟祖培旅重创北洋军贺耀祖师，解除了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部的危局。八桂子弟兵与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战场开局得胜，促成了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
在整个北伐战争中，李宗仁的第七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李济深第四军，一直为北伐军的主力前锋。两军将士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分别被誉为北伐“钢军”、“铁军”的美誉。1926年6月2日，取得初步胜利后的北伐军前锋部队，很快由衡阳向长沙挥师挺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于当年的7月11日攻克军事重镇长沙，北伐军因而一举成名，全国震动。北伐第四、七军前锋部队，挟初战胜利之余威，由长沙向武汉挥师猛进，在短短的12天之内便兵至武昌城下，可谓兵贵神速！武昌外围之汀泗桥、贺胜桥是其重要屏障，军事地理位置尤为重要。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使担任此役总指挥的李宗仁一举成为百战名将。
北洋军在武汉外围的汀泗桥战败后，吴佩孚大为震动，亲自坐镇贺胜桥指挥，将直系北洋军最精锐的十万雄师部署在贺胜桥周围，并附有铁甲和山炮、野战炮数10门，重机枪200多挺，其战斗力胜于北伐四、七军的几倍。更有甚者，吴氏为了确保此役胜利，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到贺胜桥头督战，将机关枪、大刀队列于桥上，凡畏葸退却者，立被射杀。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更由于前锋将士的英勇善战，仅用3天的时间便大败吴佩孚军于贺胜桥。直系北洋军失去屏障，北伐四、七军很快兵指武昌城墙。
在北伐义举中，八桂子弟的英勇善战为国人所侧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武昌城攻坚战中，作为北伐攻坚主力的八桂子弟兵，其英勇无畏之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武昌城墙坚固深厚，墙外还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城，只能智取而不能强攻。但从未任过中下级军官、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武断地下令“武昌城限于48小时之内攻下”，因而武昌城攻坚战令北伐将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李宗仁在其《李宗仁回忆录》云：“武昌城攻坚战，北伐军通常是先用炮兵轰击城上的守军，然后用粗长的竹杆及竹梯作为登城的器械，北伐军一、四、七军的部分将士先后3次冲锋都以失利告终，伤亡极大。第四和第七军将士整连、整排地牺牲，其惨烈之状，难以堪言。所幸吴佩孚部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倾向革命，阵前倒戈，将吴打了个措手不及，武昌城终于为北伐军所得，方大大地减少了武昌攻坚之损失。”
箬溪大捷是八桂子弟兵北伐的经典之战。在武昌城尚未最后易手之时，北伐军总司令部便命令第七军开赴江西战场，讨伐军阀孙传芳部。第七军2万多八桂子弟兵在向羊肠山寻找友军第六军途中，与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部约2万人在箬溪进行了入赣以来的首场遭遇战。第七军的李明瑞旅从敌人左翼迂回到后右翼进行包抄，敌军措手不及，全线溃败，连最高官长谢鸿勋亦身负重伤，混入士兵队伍中逃跑。此役俘虏敌军上万人，第七军无法收容，只得任其四处流散。掳获战利品颇丰。箬溪之役，八桂子弟兵以少击众，竟在1天之内将谢鸿勋部全部解决，极少漏网，取得了北伐入赣后的空前胜利。
随后，第七军连续取得德安、王家蒲大捷，为北伐军扫平江西战场之孙传芳主力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相比之下，同时入赣作战的第一军与第六军在克复南昌之战中连遭败绩，像所谓的蒋军嫡系部队第一军，其装备、粮饷俱佳，战败之际，主帅竟然“失踪”。最后克复南昌，仍以清一色的八桂子弟兵为主力，时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带领第四、六、七军部分将士协同李宗仁作战，于1926年11月初大败孙传芳主力，俘获孙部官兵3万多人，孙传芳主力在江西遂被肃清。
以清一色八桂子弟兵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北伐战争中无愧于“钢军”赞誉。根据史料，其战功首屈一指，伤亡在北伐各军中也最大。仅入赣与孙传芳部作战，第七军约2万八桂子弟兵伤亡达4000多人；在著名的龙潭战役中，第七军与第一军的一部，歼灭孙传芳主力3万多人，第七军功居第一，然第七军八桂子弟兵伤亡达5000多人。李宗仁在其《李宗仁回忆录》总结第七军战斗力强的原因时说：“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使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是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相形之下，同为北伐军的第八军，旧军队习气浓厚，官兵等级分明，当了一个小小的连长就大不一样了，有的高级将领竟然在公众场合坐着豪华的八抬大轿，不难想象，带有旧习气军队的战斗力肯定要打一些折扣的。
二、慨当以慷，抗日
勇赴国难的八桂子弟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举国激愤。在广西主持军政的李宗仁、白崇禧采取了较积极的态度，拥护中央的抗日政策，抱定“先国家后私怨”的义念，抛开与蒋介石的个人私怨，在广西作了全民抗战总动员。总动员后，村民报名参军者踊跃如潮。
广西当时有常备军14个团，由于从1933年开始施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即招募新兵入伍训练1年后可回乡务农，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加之几年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得较好，广西兵民的素质在全国可堪上乘。值此国难当头之际，踊跃参军者自然难计其数。据统计，由于在县政府报名的人太多，政府只能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广西在1个月之内迅速编成40个团，后组成3个集团军，即第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受中央节制，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由广西军政长官李宗仁担任主要负责防卫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首先开赴抗战最前沿的八桂子弟兵是由桂籍将领廖磊担任总司令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该集团军在淞沪会战中，抱定报国必死之决心，与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军反复拼杀，牺牲惨烈异常，全军6个旅长阵亡3人、受伤2人，仅二十一集团军辖下的四十八军就伤亡1万多人，八桂子弟兵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
上海、南京失守后，国内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特别是主和的汪精卫，更是以此为凭宣扬“亲日”论调。而刚占领上海、南京的日本侵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精锐已基本被消灭，更是不可一世、骄纵日甚，并迅速向北横扫津浦线。由于作战的对手是装备较差的国民党杂牌军，因而日军认为此次行军轻松如“旅次行军”。日本侵略军向北入犯的军队有8个师的兵力，正面主攻的就有3个师。担任津浦线南线正面防守的是八桂子弟兵第三十一军，且大多数是刚招募的新兵。然而哀兵必勇，当八桂子弟兵知道日军在南京的兽行后，人人有切齿愤勇之慨。三十一军面对实力数倍于己的敌人，潜伏于易守难攻的滁州、明光一带的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血战月余，竟然使骄横的日本军难越雷池。三十一军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战术，消耗牵制敌人达40多天，竟然打成了平手，达到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功效，为台儿庄之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张自忠迅速驰援与日军血战数日的庞炳勋部，取得了临沂战场的胜利。接着川军王铭章师在滕县为阻击日军对台儿庄的侵犯，全师光荣殉国，完成了阻击任务。滁州、明光、临沂、滕县阻击战是台儿庄大捷的光荣序幕。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驭将有方，加之担任台儿庄腹地防守的西北军孙连仲部的誓死抵抗，最终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歼敌2万多人，缴获大炮、军车等战利品不计其数，不仅是我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举国欢腾，人们看到了抗战前途的新曙光，一扫京、沪沦陷以来的悲观空气，增强了全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5月初，日军集结重兵30万对徐州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路之敌以主力循涡河北上，企图切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西退之后路，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考虑到数十万大军云集徐州一带，正是敌机械化部队和空军最好的攻击目标，遂决定放弃徐州，转移到豫南、皖西一带寻机再战。由广西子弟兵组成的第十一、第二十一集团军担负着掩护战区军民撤退的阻击任务，与敌激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为徐州地区军民撤退作出了贡献。特别是桂籍将领、曾在淞沪会战中负过重伤的中将副师长周元，率领第一七三师死守蒙城，与2000多名桂籍将士壮烈殉国。
1939年4月底，日本侵略军为巩固武汉外围，为将来进一步进攻川东之重庆扫清障碍，集结重兵10多万北犯第五战区防线的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以图占领随县、枣阳，然后再图襄阳、樊城等地。李宗仁以八桂子弟组成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防守随、枣防线的正面战场，张自忠部在大洪山南麓，孙连仲部在桐柏山北麓侧应。第一次随枣会战拉开序幕。由于襄花公路上俱系平原，日军机械化部队可尽施淫威，而我方部队缺乏平射炮，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坦克过处，我军战壕每被压平，许多守壕士兵非被碾毙便亦活埋。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猛烈扫射，其势汹汹。然担任正面防守的八桂子弟兵据壕死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更有勇者，竟攀上敌人的坦克，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之勇敢、牺牲之壮烈，惊天地、泣鬼神，堪为中国军人之楷模。此战双方在随、枣一带苦战30多天，敌人遗尸5000多具，其战略意图被粉碎。
此后，日本侵略军分别于1940年5月、11月两次入侵第五战区的随、枣防线，在第二、三次随、枣会战中，广西的第十一集团军一直担任主线防守，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西北军）、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西北军）几方有力配合，我军装备虽劣，然中国军人敌忾同仇，反复搏杀，阵地先后几次易手，使骄狂的日本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三次会战中，敌遗尸几千具，日军被迫撤兵。日本侵略军连续3次随、枣会战受挫，不得不收敛其侵略气焰。根据李宗仁的回忆，第一次随、枣会战，若在旁侧应的汤恩伯部听从战区司令长官的调遣，服从指挥，在敌我双方胶着时及时出击，则第一次随、枣会战之战果不会下于台儿庄大捷。然自以为蒋之嫡系心腹的汤恩伯却保存实力，不服调遣，以致战机全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队的悲哀，也说明国民党当局的腐朽阴暗。
1939年11月，为切断桂越公路，阻止国外援华战略物资输入，日军3万之众遂从钦防登陆，偷袭桂南，发动了对南宁的进攻。由于国民政府对战局的错误判断及对日军入侵广西的麻痹情绪，因而在南宁部署的兵力非常单薄。1939年11月26日，日军精锐之第五师团、台湾旅团轻而易举地攻陷南宁，随后再攻陷南宁外围军事要塞高峰隘、昆仑关，以图巩固既得军事战果，随即可威胁滇黔和重庆，国民政府再次震动。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桂系将领白崇禧由重庆飞往桂林。白崇禧指示广西省政府召开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队，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全民皆兵，痛击入侵之敌；并设立行营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以图夺取军事要塞昆仑关，伺机反攻。
昆仑关位于南宁至宾阳公路的中途，离南宁约40公里，昆仑关四周群山叠嶂，雄踞于二山之间，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日军深知昆仑关的战略价值，因此以第五师团之重兵把守，该师团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浸染，并参加过侵华之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作战经验丰富，勇蛮剽悍。日军在昆仑关构筑堡垒工事，外围数道铁丝网，并以轻重机枪编成强大的火力网，还配有炮兵、机械化部队协同防守。因此，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昆仑关的鏖战是异常惨烈的高地争夺战。
参加昆仑关战役的八桂子弟兵是夏威任总司令的第十六集团军，主要进攻高峰隘，并向四塘、五塘出击，协同北路军第三十八集团军进攻昆仑关。1939年12月18日凌晨，昆仑关鏖战正式打响，八桂子弟兵与担任昆仑关主攻的第五军及各路中国军队向昆仑关各据点的守敌发起了猛烈进攻。担任西线进攻的八桂子弟兵频频出击，像在崇山峻岭中穿梭的猿猴，迅速而敏捷，第一七○师仅用1天多时间便攻占高峰隘周围山头，第一三五师攻克香炉岭，为取得昆仑关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日本防卫厅编的《广西会战》称“站在最前头向我军反复进行顽强突击的，是以广西省出身的少年兵为主力的三个师”，足见八桂子弟兵痛击日寇之勇猛强悍。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第五军在八桂子弟兵及各路友军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半个月的艰苦鏖战，最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此战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规模最大的攻坚战役，歼敌4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及战利品。中国军队在这场攻坚战中所表现出的勇敢也是空前绝后的，付出了伤亡14000人的巨大代价，打败了号称“钢军”的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再次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桂林保卫战其规模不大，却异常悲壮。1944年10月底，日军开始入侵桂林，国民党与新桂系当局为了保存实力，留守在桂林的军队极其有限，仅25000多名将士，而围攻的日本空军、陆军、炮兵及坦克部队达7万之众。中国军队防守桂林的是以桂籍军人为主的桂林城防司令部所辖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第四十六军的一七○师及另外2个团（包括1个炮兵团）。八桂子弟在兵员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势下，在东郊、北郊等据点进行了殊死抵抗，敌我双方拼死争夺，阵地数易其手。日军在东郊受到顽强抵抗后，久攻不下遂恼羞成怒，对防守在普陀山栖霞洞内的三九一团施用火焰喷射，封锁住洞口，除10多人潜脱外，824名将士壮烈殉国。是为“八百壮士”之由来。
11月9日，日军由空军控制桂林的上空，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展开总攻。在城北，我守军将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的冲锋遏制于反坦克壕前，整天不能推进一步；在城东，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被我军在老人山和象鼻山的炮火顽强地压制住，多时不能得逞；在伏波山防守的我军将士誓死抵抗，直至全部英勇牺牲，敌人才将阵地占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军人在桂林保卫战中演绎了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桂籍将领、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少将在桂林保卫战之前便给柳州的妻儿写下了“绝命书”，大有古燕赵义士舍生取义之遗风。城破之时，阚维雍将军不愿只身潜逃，将手书“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交给卫士，举枪自尽殉国；湘籍将领、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在德智桥头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桂籍将领、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身负重伤，不愿被俘受辱遂于侯山下自杀成仁。此役我军阵亡将士6488人，被俘13000多人（以上数字据日军战报统计），而日军阵亡人数至今没有确数。桂林保卫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渐次失守，然中国军人慷慨赴义之大无畏精神，在人类反侵略史上抒写了一页令天地为之动容的悲壮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感召下，1937年10月和1938年11月，广西分别组织了两届（第二、第三届）学生军，总人数4000多人，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一支中坚力量。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广西区委对桂系进行了积极的抗日统战工作，广西当局在出兵抗日的同时，决定招收知识青年组建广西学生军，全省一时出现了各大、中学学生投笔从戎的热潮。1937年10月，广西学生军在桂林正式成立（习惯称第二届学生军），学生军随军出发，担任战地宣传、救护、慰劳等工作。中共广西区工委为掌握这支抗日武装，派出10名党员加入学生军，学生军到达安徽后，1938年5月建立学生军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共产党员成为学生军的骨干力量。1938年2月，学生军开赴第五战区前线。他们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战场辗转巡回，宣传发动群众、慰问部队、救护伤员、担负交通、收集情报等，发挥了积极的抗战作用，受到各地群众和政府的高度赞扬。1938年11月，广西再次组建一支学生军（习惯称第三届学生军）开赴抗日前线。武汉失守后，学生军一部分随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大别山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贡献着青春热血，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广西学生军千里迢迢奔赴中原大地，转战大江南北进行抗日救亡，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少有的。国民党当局因害怕学生军被“赤化”，在1939年10月解散了学生军，另行安排工作或遣回广西。大别山学生军中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在中共学生军支部的领导下，在淮南、淮北加入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新战场。
在八年抗战中，广西军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头两年里，广西共输送兵员34万，8年内总共征调100万兵员，全国各省参加抗战兵员的人数统计中，广西仅次于四川，而广西当时只是1000多万人口的小省，按人口比例计算则为全国第一。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李宗仁、白崇禧所领导的新桂系集团虽然有光荣的北伐、抗战历程，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新桂系从本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该集团的首领曾参与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向工农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新桂系在北伐战争结束后，便沦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从1927年底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10年间，奔命于于国于民无益的非正义战争之中。特别是由于新桂系头目之一的白崇禧的顽固反共立场，在解放战争中，白崇禧集团诚如朱德所说的“国民党军残余最坚硬的一块”，其顽强凶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不得不说是其一大历史污点。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终究为历史潮流所淘汰。站在人民解放事业对立面的新桂系，最终也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湮没在人民解放军之风卷残云的千里大追歼中。文
自战国、秦汉以来，北方军队只知匈奴民族之凶悍，却不知岭南土著民族之桀骜不驯。这是北方军队第一次领教了南方土著民族的强悍。又由于封建中央政府长期在广西实行“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为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强化训练，因而养成了长期的尚武风习及勇悍的民族个性；加之广西历来有延聘武师教习村民武术以维护村族利益及进行自卫防身之传统，从而促成了本地剽悍之民风。这种勇悍的民族性格成为广西人在战斗中的一种资源优势。在“二战”中，曾担任过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说过，“广西兵是世上最好的兵”。当我们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画卷，便知八桂子弟兵盛名之下其实相称。
一、能征惯战，被誉为
北伐“钢军”的八桂子弟兵
孙中山先生主政广州国民政府时，为国家前途计，曾力主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于水火，因而力倡北伐。然而至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去世后，当时的南方国民政府诸领袖几乎没有北伐的概念了。当时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广西籍将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促成北伐，在广州军政界鼎力斡旋，力倡北伐的重大意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的广西籍将领李济深非常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二人协力向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高层主动请缨，愿作北伐前锋，国民政府终为其诚所动，并同意桂籍将士作北伐前锋。1926年5月，李宗仁第七军一部开赴湖南战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第七军钟祖培旅重创北洋军贺耀祖师，解除了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部的危局。八桂子弟兵与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战场开局得胜，促成了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
在整个北伐战争中，李宗仁的第七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李济深第四军，一直为北伐军的主力前锋。两军将士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分别被誉为北伐“钢军”、“铁军”的美誉。1926年6月2日，取得初步胜利后的北伐军前锋部队，很快由衡阳向长沙挥师挺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于当年的7月11日攻克军事重镇长沙，北伐军因而一举成名，全国震动。北伐第四、七军前锋部队，挟初战胜利之余威，由长沙向武汉挥师猛进，在短短的12天之内便兵至武昌城下，可谓兵贵神速！武昌外围之汀泗桥、贺胜桥是其重要屏障，军事地理位置尤为重要。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使担任此役总指挥的李宗仁一举成为百战名将。
北洋军在武汉外围的汀泗桥战败后，吴佩孚大为震动，亲自坐镇贺胜桥指挥，将直系北洋军最精锐的十万雄师部署在贺胜桥周围，并附有铁甲和山炮、野战炮数10门，重机枪200多挺，其战斗力胜于北伐四、七军的几倍。更有甚者，吴氏为了确保此役胜利，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到贺胜桥头督战，将机关枪、大刀队列于桥上，凡畏葸退却者，立被射杀。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更由于前锋将士的英勇善战，仅用3天的时间便大败吴佩孚军于贺胜桥。直系北洋军失去屏障，北伐四、七军很快兵指武昌城墙。
在北伐义举中，八桂子弟的英勇善战为国人所侧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武昌城攻坚战中，作为北伐攻坚主力的八桂子弟兵，其英勇无畏之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武昌城墙坚固深厚，墙外还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城，只能智取而不能强攻。但从未任过中下级军官、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武断地下令“武昌城限于48小时之内攻下”，因而武昌城攻坚战令北伐将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李宗仁在其《李宗仁回忆录》云：“武昌城攻坚战，北伐军通常是先用炮兵轰击城上的守军，然后用粗长的竹杆及竹梯作为登城的器械，北伐军一、四、七军的部分将士先后3次冲锋都以失利告终，伤亡极大。第四和第七军将士整连、整排地牺牲，其惨烈之状，难以堪言。所幸吴佩孚部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倾向革命，阵前倒戈，将吴打了个措手不及，武昌城终于为北伐军所得，方大大地减少了武昌攻坚之损失。”
箬溪大捷是八桂子弟兵北伐的经典之战。在武昌城尚未最后易手之时，北伐军总司令部便命令第七军开赴江西战场，讨伐军阀孙传芳部。第七军2万多八桂子弟兵在向羊肠山寻找友军第六军途中，与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部约2万人在箬溪进行了入赣以来的首场遭遇战。第七军的李明瑞旅从敌人左翼迂回到后右翼进行包抄，敌军措手不及，全线溃败，连最高官长谢鸿勋亦身负重伤，混入士兵队伍中逃跑。此役俘虏敌军上万人，第七军无法收容，只得任其四处流散。掳获战利品颇丰。箬溪之役，八桂子弟兵以少击众，竟在1天之内将谢鸿勋部全部解决，极少漏网，取得了北伐入赣后的空前胜利。
随后，第七军连续取得德安、王家蒲大捷，为北伐军扫平江西战场之孙传芳主力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相比之下，同时入赣作战的第一军与第六军在克复南昌之战中连遭败绩，像所谓的蒋军嫡系部队第一军，其装备、粮饷俱佳，战败之际，主帅竟然“失踪”。最后克复南昌，仍以清一色的八桂子弟兵为主力，时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带领第四、六、七军部分将士协同李宗仁作战，于1926年11月初大败孙传芳主力，俘获孙部官兵3万多人，孙传芳主力在江西遂被肃清。
以清一色八桂子弟兵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北伐战争中无愧于“钢军”赞誉。根据史料，其战功首屈一指，伤亡在北伐各军中也最大。仅入赣与孙传芳部作战，第七军约2万八桂子弟兵伤亡达4000多人；在著名的龙潭战役中，第七军与第一军的一部，歼灭孙传芳主力3万多人，第七军功居第一，然第七军八桂子弟兵伤亡达5000多人。李宗仁在其《李宗仁回忆录》总结第七军战斗力强的原因时说：“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使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是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相形之下，同为北伐军的第八军，旧军队习气浓厚，官兵等级分明，当了一个小小的连长就大不一样了，有的高级将领竟然在公众场合坐着豪华的八抬大轿，不难想象，带有旧习气军队的战斗力肯定要打一些折扣的。
二、慨当以慷，抗日
勇赴国难的八桂子弟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举国激愤。在广西主持军政的李宗仁、白崇禧采取了较积极的态度，拥护中央的抗日政策，抱定“先国家后私怨”的义念，抛开与蒋介石的个人私怨，在广西作了全民抗战总动员。总动员后，村民报名参军者踊跃如潮。
广西当时有常备军14个团，由于从1933年开始施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即招募新兵入伍训练1年后可回乡务农，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加之几年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得较好，广西兵民的素质在全国可堪上乘。值此国难当头之际，踊跃参军者自然难计其数。据统计，由于在县政府报名的人太多，政府只能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广西在1个月之内迅速编成40个团，后组成3个集团军，即第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受中央节制，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由广西军政长官李宗仁担任主要负责防卫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首先开赴抗战最前沿的八桂子弟兵是由桂籍将领廖磊担任总司令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该集团军在淞沪会战中，抱定报国必死之决心，与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军反复拼杀，牺牲惨烈异常，全军6个旅长阵亡3人、受伤2人，仅二十一集团军辖下的四十八军就伤亡1万多人，八桂子弟兵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
上海、南京失守后，国内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特别是主和的汪精卫，更是以此为凭宣扬“亲日”论调。而刚占领上海、南京的日本侵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精锐已基本被消灭，更是不可一世、骄纵日甚，并迅速向北横扫津浦线。由于作战的对手是装备较差的国民党杂牌军，因而日军认为此次行军轻松如“旅次行军”。日本侵略军向北入犯的军队有8个师的兵力，正面主攻的就有3个师。担任津浦线南线正面防守的是八桂子弟兵第三十一军，且大多数是刚招募的新兵。然而哀兵必勇，当八桂子弟兵知道日军在南京的兽行后，人人有切齿愤勇之慨。三十一军面对实力数倍于己的敌人，潜伏于易守难攻的滁州、明光一带的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血战月余，竟然使骄横的日本军难越雷池。三十一军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战术，消耗牵制敌人达40多天，竟然打成了平手，达到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功效，为台儿庄之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张自忠迅速驰援与日军血战数日的庞炳勋部，取得了临沂战场的胜利。接着川军王铭章师在滕县为阻击日军对台儿庄的侵犯，全师光荣殉国，完成了阻击任务。滁州、明光、临沂、滕县阻击战是台儿庄大捷的光荣序幕。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驭将有方，加之担任台儿庄腹地防守的西北军孙连仲部的誓死抵抗，最终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歼敌2万多人，缴获大炮、军车等战利品不计其数，不仅是我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举国欢腾，人们看到了抗战前途的新曙光，一扫京、沪沦陷以来的悲观空气，增强了全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5月初，日军集结重兵30万对徐州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路之敌以主力循涡河北上，企图切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西退之后路，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考虑到数十万大军云集徐州一带，正是敌机械化部队和空军最好的攻击目标，遂决定放弃徐州，转移到豫南、皖西一带寻机再战。由广西子弟兵组成的第十一、第二十一集团军担负着掩护战区军民撤退的阻击任务，与敌激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为徐州地区军民撤退作出了贡献。特别是桂籍将领、曾在淞沪会战中负过重伤的中将副师长周元，率领第一七三师死守蒙城，与2000多名桂籍将士壮烈殉国。
1939年4月底，日本侵略军为巩固武汉外围，为将来进一步进攻川东之重庆扫清障碍，集结重兵10多万北犯第五战区防线的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以图占领随县、枣阳，然后再图襄阳、樊城等地。李宗仁以八桂子弟组成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防守随、枣防线的正面战场，张自忠部在大洪山南麓，孙连仲部在桐柏山北麓侧应。第一次随枣会战拉开序幕。由于襄花公路上俱系平原，日军机械化部队可尽施淫威，而我方部队缺乏平射炮，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坦克过处，我军战壕每被压平，许多守壕士兵非被碾毙便亦活埋。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猛烈扫射，其势汹汹。然担任正面防守的八桂子弟兵据壕死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更有勇者，竟攀上敌人的坦克，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之勇敢、牺牲之壮烈，惊天地、泣鬼神，堪为中国军人之楷模。此战双方在随、枣一带苦战30多天，敌人遗尸5000多具，其战略意图被粉碎。
此后，日本侵略军分别于1940年5月、11月两次入侵第五战区的随、枣防线，在第二、三次随、枣会战中，广西的第十一集团军一直担任主线防守，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西北军）、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西北军）几方有力配合，我军装备虽劣，然中国军人敌忾同仇，反复搏杀，阵地先后几次易手，使骄狂的日本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三次会战中，敌遗尸几千具，日军被迫撤兵。日本侵略军连续3次随、枣会战受挫，不得不收敛其侵略气焰。根据李宗仁的回忆，第一次随、枣会战，若在旁侧应的汤恩伯部听从战区司令长官的调遣，服从指挥，在敌我双方胶着时及时出击，则第一次随、枣会战之战果不会下于台儿庄大捷。然自以为蒋之嫡系心腹的汤恩伯却保存实力，不服调遣，以致战机全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队的悲哀，也说明国民党当局的腐朽阴暗。
1939年11月，为切断桂越公路，阻止国外援华战略物资输入，日军3万之众遂从钦防登陆，偷袭桂南，发动了对南宁的进攻。由于国民政府对战局的错误判断及对日军入侵广西的麻痹情绪，因而在南宁部署的兵力非常单薄。1939年11月26日，日军精锐之第五师团、台湾旅团轻而易举地攻陷南宁，随后再攻陷南宁外围军事要塞高峰隘、昆仑关，以图巩固既得军事战果，随即可威胁滇黔和重庆，国民政府再次震动。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桂系将领白崇禧由重庆飞往桂林。白崇禧指示广西省政府召开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队，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全民皆兵，痛击入侵之敌；并设立行营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以图夺取军事要塞昆仑关，伺机反攻。
昆仑关位于南宁至宾阳公路的中途，离南宁约40公里，昆仑关四周群山叠嶂，雄踞于二山之间，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日军深知昆仑关的战略价值，因此以第五师团之重兵把守，该师团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浸染，并参加过侵华之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作战经验丰富，勇蛮剽悍。日军在昆仑关构筑堡垒工事，外围数道铁丝网，并以轻重机枪编成强大的火力网，还配有炮兵、机械化部队协同防守。因此，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昆仑关的鏖战是异常惨烈的高地争夺战。
参加昆仑关战役的八桂子弟兵是夏威任总司令的第十六集团军，主要进攻高峰隘，并向四塘、五塘出击，协同北路军第三十八集团军进攻昆仑关。1939年12月18日凌晨，昆仑关鏖战正式打响，八桂子弟兵与担任昆仑关主攻的第五军及各路中国军队向昆仑关各据点的守敌发起了猛烈进攻。担任西线进攻的八桂子弟兵频频出击，像在崇山峻岭中穿梭的猿猴，迅速而敏捷，第一七○师仅用1天多时间便攻占高峰隘周围山头，第一三五师攻克香炉岭，为取得昆仑关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日本防卫厅编的《广西会战》称“站在最前头向我军反复进行顽强突击的，是以广西省出身的少年兵为主力的三个师”，足见八桂子弟兵痛击日寇之勇猛强悍。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第五军在八桂子弟兵及各路友军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半个月的艰苦鏖战，最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此战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规模最大的攻坚战役，歼敌4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及战利品。中国军队在这场攻坚战中所表现出的勇敢也是空前绝后的，付出了伤亡14000人的巨大代价，打败了号称“钢军”的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再次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桂林保卫战其规模不大，却异常悲壮。1944年10月底，日军开始入侵桂林，国民党与新桂系当局为了保存实力，留守在桂林的军队极其有限，仅25000多名将士，而围攻的日本空军、陆军、炮兵及坦克部队达7万之众。中国军队防守桂林的是以桂籍军人为主的桂林城防司令部所辖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第四十六军的一七○师及另外2个团（包括1个炮兵团）。八桂子弟在兵员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势下，在东郊、北郊等据点进行了殊死抵抗，敌我双方拼死争夺，阵地数易其手。日军在东郊受到顽强抵抗后，久攻不下遂恼羞成怒，对防守在普陀山栖霞洞内的三九一团施用火焰喷射，封锁住洞口，除10多人潜脱外，824名将士壮烈殉国。是为“八百壮士”之由来。
11月9日，日军由空军控制桂林的上空，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展开总攻。在城北，我守军将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的冲锋遏制于反坦克壕前，整天不能推进一步；在城东，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被我军在老人山和象鼻山的炮火顽强地压制住，多时不能得逞；在伏波山防守的我军将士誓死抵抗，直至全部英勇牺牲，敌人才将阵地占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军人在桂林保卫战中演绎了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桂籍将领、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少将在桂林保卫战之前便给柳州的妻儿写下了“绝命书”，大有古燕赵义士舍生取义之遗风。城破之时，阚维雍将军不愿只身潜逃，将手书“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交给卫士，举枪自尽殉国；湘籍将领、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在德智桥头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桂籍将领、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身负重伤，不愿被俘受辱遂于侯山下自杀成仁。此役我军阵亡将士6488人，被俘13000多人（以上数字据日军战报统计），而日军阵亡人数至今没有确数。桂林保卫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渐次失守，然中国军人慷慨赴义之大无畏精神，在人类反侵略史上抒写了一页令天地为之动容的悲壮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感召下，1937年10月和1938年11月，广西分别组织了两届（第二、第三届）学生军，总人数4000多人，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一支中坚力量。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广西区委对桂系进行了积极的抗日统战工作，广西当局在出兵抗日的同时，决定招收知识青年组建广西学生军，全省一时出现了各大、中学学生投笔从戎的热潮。1937年10月，广西学生军在桂林正式成立（习惯称第二届学生军），学生军随军出发，担任战地宣传、救护、慰劳等工作。中共广西区工委为掌握这支抗日武装，派出10名党员加入学生军，学生军到达安徽后，1938年5月建立学生军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共产党员成为学生军的骨干力量。1938年2月，学生军开赴第五战区前线。他们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战场辗转巡回，宣传发动群众、慰问部队、救护伤员、担负交通、收集情报等，发挥了积极的抗战作用，受到各地群众和政府的高度赞扬。1938年11月，广西再次组建一支学生军（习惯称第三届学生军）开赴抗日前线。武汉失守后，学生军一部分随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大别山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贡献着青春热血，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广西学生军千里迢迢奔赴中原大地，转战大江南北进行抗日救亡，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少有的。国民党当局因害怕学生军被“赤化”，在1939年10月解散了学生军，另行安排工作或遣回广西。大别山学生军中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在中共学生军支部的领导下，在淮南、淮北加入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新战场。
在八年抗战中，广西军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头两年里，广西共输送兵员34万，8年内总共征调100万兵员，全国各省参加抗战兵员的人数统计中，广西仅次于四川，而广西当时只是1000多万人口的小省，按人口比例计算则为全国第一。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李宗仁、白崇禧所领导的新桂系集团虽然有光荣的北伐、抗战历程，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新桂系从本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该集团的首领曾参与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向工农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新桂系在北伐战争结束后，便沦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从1927年底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10年间，奔命于于国于民无益的非正义战争之中。特别是由于新桂系头目之一的白崇禧的顽固反共立场，在解放战争中，白崇禧集团诚如朱德所说的“国民党军残余最坚硬的一块”，其顽强凶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不得不说是其一大历史污点。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终究为历史潮流所淘汰。站在人民解放事业对立面的新桂系，最终也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湮没在人民解放军之风卷残云的千里大追歼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