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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战役让威灵顿公爵声名显赫，路上时常有人对他挥舞手帕，或脱帽致意，像国王般备受礼遇。他的官衔也步步高升，于1827年就任陆军总司令，并进入政府核心。次年，当英王乔治四世面对首相空缺的难题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国家英雄。就这样，著名的战争英雄成了英国首相。
乔治四世选择威灵顿公爵，是希望他的国家英雄形象能凝聚内阁，提升政府形象。但出身托利党的威灵顿公爵一旦成为首相，内阁中就有一大批天然的反对者。而且，这批反对者控制了战争、殖民地事务、贸易、外交等领域，让威灵顿公爵的政策频频受挫。出任首相后，威灵顿公爵也未将自己的亲信和亲属带入政府，一旦遇到困局，他可以得到的支持力量非常有限。
此外，贵族身份也是威灵顿公爵的弱点。身为上院议员，他无法在下院积极活动从而实施有效控制，也不懂得如何操纵下院选举和民意。换言之，无论在政府的基层、中层还是上层，威灵顿公爵都只有非常薄弱的控制力。
由于军人出身让威灵顿公爵对党派利益不够敏感，他的首相生涯一开始就挑战了托利党内保守派人士的诉求，实现了辉格党人的目标。促使他完成这一决策的，是他的实用主义。
在威灵顿公爵就任首相前，辉格党成员力主废除《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根据这两部法案，非国教徒长期无法出任公职，政府中的工作岗位全部由国教徒占据。由于托利党成员绝大多数是坚定的国教捍卫者，不想看到非国教徒进入政治高层，也就长期抵制辉格党的改革建议。而此时在政府内势力庞大的辉格党成员，则希望通过废除这两部法案，实现改革的目标，让国家的政治更为自由，民众的权利更为平等。
就宗教立场来说，威灵顿公爵本人对非国教徒并无太多好感。还是爱尔兰下院议员时，他就遇到过是否要赋予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投票权的讨论。在彼时的他看来，赋予天主教教徒投票权并无不可，但如果这些人要进入下院就让人头疼了。换言之，比起多数托利党成员，威灵顿公爵向来不是那股要褫夺天主教教徒权利的力量，但他也不是带有改革目标的辉格党成员，无意改变新教徒占据政治主导的现状。
废止《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的问题，可以看成是威灵顿公爵在爱尔兰遇到的投票权问题的升级版。在他成长为威灵顿公爵的同时，爱尔兰和不列颠在法律层面合并，爱尔兰议员得以进入威斯敏斯特下院。如果废除了<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就很有可能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与坚信国教的英格兰政治家发生直接对抗了。
威灵顿公爵此时的身份也和几十年前大相径庭。作为爱尔兰议员的威灵顿公爵只是初人政治的家族棋子，此时他是已经在军事上为国家创造奇迹的英雄，并被赋予了要在政治领域继续创造奇迹的厚望。在废止《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这一具体问题上，由于支持和反对的两方势均力敌，君主又举棋不定，首相的选择将最终左右事件的结果。
让托利党成员意外的是，算不得是改革派的威灵顿公爵非但支持废止两部法案，还说服国王站在他这一边，让辉格党的目标得以实现。这让托利党人中反对天主教教徒的人表现出了对威灵顿公爵的不信任，纷纷离职。他们担心新首相的下一步就是赋予天主教教徒进入爱尔兰政府的权利。
在党内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下，威灵顿公爵的下一步政策是推动带有宗教宽容性质的法案付诸实施。原因并非是他对宗教宽容抱有热忱，而是在当时形势下做出的选择。早在1825年，已经有改革派的英格兰议员向下院提案，意在改善天主教教徒的政治地位。1828年7月的一次补选风波让议定天主教教徒进入公职一事迫在眉睫。威灵顿公爵原本看好的人选想利用这次补选获得爱尔兰克莱尔选区的议席，借此进入下院，成为辅佐他的力量。不料，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丹尼尔·奥康奈尔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克莱尔选区的议席。
根据当时的法律，奥康奈尔有资格参加选举，但当选后无法进入下院。作为彼时爱尔兰极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奥康奈尔建立了为天主教教徒争取政治权利的地方组织，他胜选却无法当选的情况引起了大量支持者组织地方起义，以示不满。
经过了年轻时代的多次重要战役，威灵顿公爵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如果他选择举兵镇压此时爱尔兰爆发的起义，胜算极大。但作为成长在爱尔兰的新教徒，自然不会选择举兵镇压。他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爱尔兰出现地方起义，担心这是爆发全国范围革命的前兆，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英国重演。
威灵顿公爵认为，解决之道只有化解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不满，让他们得到想要的权利，同时让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会和天主教教徒更好地融入不列颠。如果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那么这群人也就被不列颠政府控制，对国家统治而言是好事。宗教宽容本身并不在他考虑之中。
1828年8月至12月，威灵顿公爵为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公职一事奔走，希望乔治四世也能按照他的理解来认识这种变革。最终，1829年4月，英国政府准许天主教教徒进入公职，也让奥康奈尔順利成为克莱尔选区的议员。
如果从英国政治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威灵顿公爵算是“顺应历史而变”的“改革派”，在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动乱的前提下缓解了与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矛盾。从动机来看，他是为了维持现有政府，避免社会动乱引发革命。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此后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发声，进一步要求权利，推动了爱尔兰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
但是，就党派政治而论，这是辉格党的胜利。威灵顿公爵不仅因此失去了越来越多同党的支持，也让托利党在政府中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于是，他只能下野了。而在被迫下野后，曾经的国家英雄在出行时被拽下坐骑，甚至被人袭击，还有人向他在伦敦的住所投掷石块。
然而作为国家英雄，在威灵顿的人生谢幕后，民众对他的爱戴则依然延续。英国有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维多利亚女王也将他奉为英国特性的代表，对他的品格给予极高评价。
只是在19世纪这个英国政府不断走向成熟的阶段，军事上的成功固然能巩固国家统治，但政治运作需要职业政治家，需要能控制议会下院的议员领袖，而不是军功卓著的国家英雄，也不是时代偶像。威灵顿公爵之后的英国首相们都没有复制他的发迹道路，或许正说明了这一点。
乔治四世选择威灵顿公爵，是希望他的国家英雄形象能凝聚内阁，提升政府形象。但出身托利党的威灵顿公爵一旦成为首相，内阁中就有一大批天然的反对者。而且，这批反对者控制了战争、殖民地事务、贸易、外交等领域，让威灵顿公爵的政策频频受挫。出任首相后，威灵顿公爵也未将自己的亲信和亲属带入政府，一旦遇到困局，他可以得到的支持力量非常有限。
此外，贵族身份也是威灵顿公爵的弱点。身为上院议员，他无法在下院积极活动从而实施有效控制，也不懂得如何操纵下院选举和民意。换言之，无论在政府的基层、中层还是上层，威灵顿公爵都只有非常薄弱的控制力。
由于军人出身让威灵顿公爵对党派利益不够敏感，他的首相生涯一开始就挑战了托利党内保守派人士的诉求，实现了辉格党人的目标。促使他完成这一决策的，是他的实用主义。
在威灵顿公爵就任首相前，辉格党成员力主废除《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根据这两部法案，非国教徒长期无法出任公职，政府中的工作岗位全部由国教徒占据。由于托利党成员绝大多数是坚定的国教捍卫者，不想看到非国教徒进入政治高层，也就长期抵制辉格党的改革建议。而此时在政府内势力庞大的辉格党成员，则希望通过废除这两部法案，实现改革的目标，让国家的政治更为自由，民众的权利更为平等。
就宗教立场来说，威灵顿公爵本人对非国教徒并无太多好感。还是爱尔兰下院议员时，他就遇到过是否要赋予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投票权的讨论。在彼时的他看来，赋予天主教教徒投票权并无不可，但如果这些人要进入下院就让人头疼了。换言之，比起多数托利党成员，威灵顿公爵向来不是那股要褫夺天主教教徒权利的力量，但他也不是带有改革目标的辉格党成员，无意改变新教徒占据政治主导的现状。
废止《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的问题，可以看成是威灵顿公爵在爱尔兰遇到的投票权问题的升级版。在他成长为威灵顿公爵的同时，爱尔兰和不列颠在法律层面合并，爱尔兰议员得以进入威斯敏斯特下院。如果废除了<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就很有可能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与坚信国教的英格兰政治家发生直接对抗了。
威灵顿公爵此时的身份也和几十年前大相径庭。作为爱尔兰议员的威灵顿公爵只是初人政治的家族棋子，此时他是已经在军事上为国家创造奇迹的英雄，并被赋予了要在政治领域继续创造奇迹的厚望。在废止《市政机关法》和《宣誓法》这一具体问题上，由于支持和反对的两方势均力敌，君主又举棋不定，首相的选择将最终左右事件的结果。
让托利党成员意外的是，算不得是改革派的威灵顿公爵非但支持废止两部法案，还说服国王站在他这一边，让辉格党的目标得以实现。这让托利党人中反对天主教教徒的人表现出了对威灵顿公爵的不信任，纷纷离职。他们担心新首相的下一步就是赋予天主教教徒进入爱尔兰政府的权利。
在党内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下，威灵顿公爵的下一步政策是推动带有宗教宽容性质的法案付诸实施。原因并非是他对宗教宽容抱有热忱，而是在当时形势下做出的选择。早在1825年，已经有改革派的英格兰议员向下院提案，意在改善天主教教徒的政治地位。1828年7月的一次补选风波让议定天主教教徒进入公职一事迫在眉睫。威灵顿公爵原本看好的人选想利用这次补选获得爱尔兰克莱尔选区的议席，借此进入下院，成为辅佐他的力量。不料，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丹尼尔·奥康奈尔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克莱尔选区的议席。
根据当时的法律，奥康奈尔有资格参加选举，但当选后无法进入下院。作为彼时爱尔兰极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奥康奈尔建立了为天主教教徒争取政治权利的地方组织，他胜选却无法当选的情况引起了大量支持者组织地方起义，以示不满。
经过了年轻时代的多次重要战役，威灵顿公爵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如果他选择举兵镇压此时爱尔兰爆发的起义，胜算极大。但作为成长在爱尔兰的新教徒，自然不会选择举兵镇压。他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爱尔兰出现地方起义，担心这是爆发全国范围革命的前兆，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英国重演。
威灵顿公爵认为，解决之道只有化解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不满，让他们得到想要的权利，同时让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会和天主教教徒更好地融入不列颠。如果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那么这群人也就被不列颠政府控制，对国家统治而言是好事。宗教宽容本身并不在他考虑之中。
1828年8月至12月，威灵顿公爵为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公职一事奔走，希望乔治四世也能按照他的理解来认识这种变革。最终，1829年4月，英国政府准许天主教教徒进入公职，也让奥康奈尔順利成为克莱尔选区的议员。
如果从英国政治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威灵顿公爵算是“顺应历史而变”的“改革派”，在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动乱的前提下缓解了与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矛盾。从动机来看，他是为了维持现有政府，避免社会动乱引发革命。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此后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发声，进一步要求权利，推动了爱尔兰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
但是，就党派政治而论，这是辉格党的胜利。威灵顿公爵不仅因此失去了越来越多同党的支持，也让托利党在政府中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于是，他只能下野了。而在被迫下野后，曾经的国家英雄在出行时被拽下坐骑，甚至被人袭击，还有人向他在伦敦的住所投掷石块。
然而作为国家英雄，在威灵顿的人生谢幕后，民众对他的爱戴则依然延续。英国有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维多利亚女王也将他奉为英国特性的代表，对他的品格给予极高评价。
只是在19世纪这个英国政府不断走向成熟的阶段，军事上的成功固然能巩固国家统治，但政治运作需要职业政治家，需要能控制议会下院的议员领袖，而不是军功卓著的国家英雄，也不是时代偶像。威灵顿公爵之后的英国首相们都没有复制他的发迹道路，或许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