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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名沿革
中医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出“酒”之相关疾病的著作为《黄帝内经》，在《素问·病能论》[1]中首次提出“酒风”病名，明确描述其症状为“病身热解墯，汗出如浴，恶风少气”，并且首载了治疗酒后疾病的方药，开中医酒病论治之先河。《灵枢·论勇》[2]中也提出了“酒悖”，并对其病因病机进行了阐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剽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奠定了中医论酒病病因病机的理论基础。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对饮酒所致疾病进行了详尽论述。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中提到，“心中懊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首次提出了“酒疸”的病名及临床症状，其“不能食、时欲吐”与现代酒精性肝损伤的食欲不振、恶心欲呕、黄疸症状相吻合，为现有文献中最早出现的症状特征较为明确的酒精性肝损伤的中医病名记载。
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了“酒癖”一名，概括了酒癖的病因病机及其主症，即胁下积块，时时而痛，与现代临床的酒精性肝炎的肝区疼痛、伴有肝肿大症状较相似。该书中还提出了“酒瘕”，指出该病为“人有嗜酒，……积久渐瘦。其病遂当思酒，不得酒即吐，多睡，不得能食”，即酒瘕为病，其人日渐消瘦，不思饮食，与现代临床的酒精性肝炎的食欲不振、体重减轻亦相似。
明·张介宾所撰《景岳全书》中则首次提到了“酒鼓”一词;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提出“酒胀”，并将其阐述为“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前后便具有血”，可知 “酒鼓”、“酒胀”为同一种病证，即腹部满而臌胀，伴有血瘀、下血之证，与现代临床的酒精性肝硬化出现的腹水、腹痛、面色晦暗等症状相似。
在历代医家论酒病的文献中，仍有许多常见的酒病相关的病名，如“酒毒”、“酒醉”、“恶酒”、“酒痰”、“酒厥”等，本文以酒精性肝损伤的临床症状为主线对其进行梳理，可得到“酒疸”、“酒癖”、“酒臌”为较具代表性的病名。
2 病因病机
《本草从新》中有记载，“大热有毒。辛者能散。苦者能降。甘者居中而缓。厚者尤热而毒”，《神农本草经疏》提到了倘若使用不当，饮酒过量，会导致一系列不适症状，“人饮多则体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指出了酒虽为药品，但过量饮用则会导致疾病。《本草纲目》中亦对此进行了阐述，“少饮则和气血，多饮则杀人顷刻”。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首次提出了酒性湿，他指出“酒乃湿中发热，近于相火，醉后颤栗”。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道，“盖酒为水谷之液，酒入中焦，必求同类，故直走血分”，此处所谓水谷之液，亦是在酒性湿热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即指出酒的湿热之性可导致气血不和之血瘀、痰水互结之证。
综上，历代医家对该病的病因可归纳为两点，一则大热，二则有湿。
《灵枢经》最早记载饮酒过多致病病机的文献，言明酒入胃中，因其大热而湿，易损伤脾胃，使得湿热之邪蕴积于中焦，脾失运化之权，则清气不升，土郁则木衰，故而导致肝胆疏泄失司，浊气不降，肝失条达，气机不畅，从而导致肝脾不和的症状，临床可常见饮酒导致的气滞、血瘀、痰湿之证。
对于“酒癖”的病机，《圣济总录·酒癖》有相关记载言明，当酒中湿热之毒蕴积于中焦日久不散，脾气已虚，运化不利，则湿邪蕴而生热，热结耗阴，炼湿成痰，阻遏气血，使得痰浊、淤血、湿热相结，日久积聚成块，结于胁下，而积块形成则使得气血瘀结愈加严重，而成酒癖。
对于“酒臌”、“酒胀”的病机，《张氏医通》中提到，“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此得之湿热伤脾，胃虽受谷，脾不运输，故成痞胀”，即饮酒过量而导致的水停、血瘀之证。酒毒入内，湿热不清，迁延不愈日久，肝脾不调，久则耗伐肾之元阳元阴，肝脾肾三脏俱损，气机不利，津液失疏，从而使得气、血、痰、水交错互结，形成了酒臌的腹大胀满、叩之如鼓的病症。
综上所述，可得历代医家对酒精性肝损伤的病因病机认识相差不远，对于饮酒过多致病的病因可分为酒性大热与酒性湿热两点，同时，根据其病机分析可发现，饮酒过量最初期为湿热结于脾胃，导致脾胃受损，运化失司。随着病情的发展或饮酒量的增加，湿热之邪耗伤津液，炼液成痰，结于胁下，土虚木贼，从而伤及肝胆。若迁延不愈，至病程后期时，正虚邪恋，伤及于肾，使得气血痰水相结于腹中。
3 辨证论治
对于饮酒过度所致疾病的治疗方法，最早可见于《素问》，在《素问·病能论》中载有治疗饮酒致病的方药，“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用以治疗“酒风”，该方药亦为现存文献中收录最早的治疗酒之为病的方药，其中泽泻利水祛湿，使酒邪从小便而去，术健脾助运，兼有燥湿之功，助泽泻化湿，且醒脾以运化水湿，麋衔即为鹿衔草，主入肺、胃两经，有祛风除湿之效，且可补虚益肾，以增泽泻、白术利水健脾之用，该方也奠定了以健脾利湿之法治疗酒病的治疗原则及配伍思想。
李杲在《脾胃论》中专设“论饮酒过伤”篇，指出酒性大热而有毒，过饮后上伤元气，下损肾水，不可妄用大热之药攻下，并提出了经典的“上下分消”法，原文中记载道“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湿”，同时创立了治疗酒伤疾病的代表方剂——葛花解酲汤。
及至明代，伤酒类疾病的治则方药及其理论体系日臻完整，明·万全所著《万氏家传点点经》中将伤酒类疾病以证候为纲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并对饮酒伤肝论述颇多。明·周之干在《周慎斋遗书·卷八伤酒》中提出伤酒类疾病的分期治疗的原则，认为酒病的早期治疗应以解酒为主，至后期则与内伤病相仿，在治疗时稍加解酒药即可，并指出以葛花解酲汤加补中益气汤治疗年老伤酒。明·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对伤酒类疾病的论治阐述的较为全面系统，他提出治疗酒伤疾病，需治以除湿利水，其中“或若伤气，亦宜间用人参”，即对于饮酒而致的脾胃虚损，需配以补气健脾药。若因濕生寒，以泻伤阴，致损命门气者，非胃关煎及五德丸、九气丹之类不可”，明确的指出了治疗伤酒类疾病需掌握其饮酒过多，易生湿邪的主要病机，以除湿利水为主要治疗原则，而后根据其兼证的异同，选用相应的方药。
综上可知，历代医家在治疗伤酒类疾病时，多以其性湿热为主要病机进行治疗，治则多以利水祛湿为主，在方剂的应用上则多选用具有利水、健脾、化湿功效的方剂，如五苓散、胃苓汤、葛花解酲汤等，其中尤以葛花解酲汤为治疗此类疾病的代表方剂。
参考文献：
[1]素问，中华医典[CD].长沙：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
[2]灵枢，中华医典[CD].长沙：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
中医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出“酒”之相关疾病的著作为《黄帝内经》，在《素问·病能论》[1]中首次提出“酒风”病名，明确描述其症状为“病身热解墯，汗出如浴，恶风少气”，并且首载了治疗酒后疾病的方药，开中医酒病论治之先河。《灵枢·论勇》[2]中也提出了“酒悖”，并对其病因病机进行了阐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剽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奠定了中医论酒病病因病机的理论基础。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对饮酒所致疾病进行了详尽论述。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中提到，“心中懊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首次提出了“酒疸”的病名及临床症状，其“不能食、时欲吐”与现代酒精性肝损伤的食欲不振、恶心欲呕、黄疸症状相吻合，为现有文献中最早出现的症状特征较为明确的酒精性肝损伤的中医病名记载。
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了“酒癖”一名，概括了酒癖的病因病机及其主症，即胁下积块，时时而痛，与现代临床的酒精性肝炎的肝区疼痛、伴有肝肿大症状较相似。该书中还提出了“酒瘕”，指出该病为“人有嗜酒，……积久渐瘦。其病遂当思酒，不得酒即吐，多睡，不得能食”，即酒瘕为病，其人日渐消瘦，不思饮食，与现代临床的酒精性肝炎的食欲不振、体重减轻亦相似。
明·张介宾所撰《景岳全书》中则首次提到了“酒鼓”一词;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提出“酒胀”，并将其阐述为“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前后便具有血”，可知 “酒鼓”、“酒胀”为同一种病证，即腹部满而臌胀，伴有血瘀、下血之证，与现代临床的酒精性肝硬化出现的腹水、腹痛、面色晦暗等症状相似。
在历代医家论酒病的文献中，仍有许多常见的酒病相关的病名，如“酒毒”、“酒醉”、“恶酒”、“酒痰”、“酒厥”等，本文以酒精性肝损伤的临床症状为主线对其进行梳理，可得到“酒疸”、“酒癖”、“酒臌”为较具代表性的病名。
2 病因病机
《本草从新》中有记载，“大热有毒。辛者能散。苦者能降。甘者居中而缓。厚者尤热而毒”，《神农本草经疏》提到了倘若使用不当，饮酒过量，会导致一系列不适症状，“人饮多则体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指出了酒虽为药品，但过量饮用则会导致疾病。《本草纲目》中亦对此进行了阐述，“少饮则和气血，多饮则杀人顷刻”。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首次提出了酒性湿，他指出“酒乃湿中发热，近于相火，醉后颤栗”。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道，“盖酒为水谷之液，酒入中焦，必求同类，故直走血分”，此处所谓水谷之液，亦是在酒性湿热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即指出酒的湿热之性可导致气血不和之血瘀、痰水互结之证。
综上，历代医家对该病的病因可归纳为两点，一则大热，二则有湿。
《灵枢经》最早记载饮酒过多致病病机的文献，言明酒入胃中，因其大热而湿，易损伤脾胃，使得湿热之邪蕴积于中焦，脾失运化之权，则清气不升，土郁则木衰，故而导致肝胆疏泄失司，浊气不降，肝失条达，气机不畅，从而导致肝脾不和的症状，临床可常见饮酒导致的气滞、血瘀、痰湿之证。
对于“酒癖”的病机，《圣济总录·酒癖》有相关记载言明，当酒中湿热之毒蕴积于中焦日久不散，脾气已虚，运化不利，则湿邪蕴而生热，热结耗阴，炼湿成痰，阻遏气血，使得痰浊、淤血、湿热相结，日久积聚成块，结于胁下，而积块形成则使得气血瘀结愈加严重，而成酒癖。
对于“酒臌”、“酒胀”的病机，《张氏医通》中提到，“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此得之湿热伤脾，胃虽受谷，脾不运输，故成痞胀”，即饮酒过量而导致的水停、血瘀之证。酒毒入内，湿热不清，迁延不愈日久，肝脾不调，久则耗伐肾之元阳元阴，肝脾肾三脏俱损，气机不利，津液失疏，从而使得气、血、痰、水交错互结，形成了酒臌的腹大胀满、叩之如鼓的病症。
综上所述，可得历代医家对酒精性肝损伤的病因病机认识相差不远，对于饮酒过多致病的病因可分为酒性大热与酒性湿热两点，同时，根据其病机分析可发现，饮酒过量最初期为湿热结于脾胃，导致脾胃受损，运化失司。随着病情的发展或饮酒量的增加，湿热之邪耗伤津液，炼液成痰，结于胁下，土虚木贼，从而伤及肝胆。若迁延不愈，至病程后期时，正虚邪恋，伤及于肾，使得气血痰水相结于腹中。
3 辨证论治
对于饮酒过度所致疾病的治疗方法，最早可见于《素问》，在《素问·病能论》中载有治疗饮酒致病的方药，“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用以治疗“酒风”，该方药亦为现存文献中收录最早的治疗酒之为病的方药，其中泽泻利水祛湿，使酒邪从小便而去，术健脾助运，兼有燥湿之功，助泽泻化湿，且醒脾以运化水湿，麋衔即为鹿衔草，主入肺、胃两经，有祛风除湿之效，且可补虚益肾，以增泽泻、白术利水健脾之用，该方也奠定了以健脾利湿之法治疗酒病的治疗原则及配伍思想。
李杲在《脾胃论》中专设“论饮酒过伤”篇，指出酒性大热而有毒，过饮后上伤元气，下损肾水，不可妄用大热之药攻下，并提出了经典的“上下分消”法，原文中记载道“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湿”，同时创立了治疗酒伤疾病的代表方剂——葛花解酲汤。
及至明代，伤酒类疾病的治则方药及其理论体系日臻完整，明·万全所著《万氏家传点点经》中将伤酒类疾病以证候为纲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并对饮酒伤肝论述颇多。明·周之干在《周慎斋遗书·卷八伤酒》中提出伤酒类疾病的分期治疗的原则，认为酒病的早期治疗应以解酒为主，至后期则与内伤病相仿，在治疗时稍加解酒药即可，并指出以葛花解酲汤加补中益气汤治疗年老伤酒。明·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对伤酒类疾病的论治阐述的较为全面系统，他提出治疗酒伤疾病，需治以除湿利水，其中“或若伤气，亦宜间用人参”，即对于饮酒而致的脾胃虚损，需配以补气健脾药。若因濕生寒，以泻伤阴，致损命门气者，非胃关煎及五德丸、九气丹之类不可”，明确的指出了治疗伤酒类疾病需掌握其饮酒过多，易生湿邪的主要病机，以除湿利水为主要治疗原则，而后根据其兼证的异同，选用相应的方药。
综上可知，历代医家在治疗伤酒类疾病时，多以其性湿热为主要病机进行治疗，治则多以利水祛湿为主，在方剂的应用上则多选用具有利水、健脾、化湿功效的方剂，如五苓散、胃苓汤、葛花解酲汤等，其中尤以葛花解酲汤为治疗此类疾病的代表方剂。
参考文献：
[1]素问，中华医典[CD].长沙：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
[2]灵枢，中华医典[CD].长沙：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