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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反对对农民工的歧视。但这种反对如果被情绪化，不仅不能改善农民受歧视的境域，还会对社会正常秩序和法律形成严重挑战，最终也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城市化； 反歧视； 情绪化； 副作用
[中图分类号] D669；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5-0036-02
在城市化过程中，各方面对农民工严重歧视之存在已非需要探讨的问题，而是真实的、极其严重的客观存在。消弭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但反对歧视重在使这种现象消失，情绪化的、笼统的反歧视不利于人们将分析和理性的目光着眼于农民工遭歧视的实质性层面，也因远离农民工目前最严重的生存问题而使反歧视言论的效益和价值大打折扣。目前反歧视被情绪化、夸大化的倾向给法律的地位和社会秩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挑战，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模糊了反歧视视线，也妨碍了“三农”问题的更好解决。
一、情绪化反歧视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学术界和舆论界对目前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概称作“身份歧视”。笔者不敢苟同这一定位，而所谓身份歧视，实际上是地位歧视。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三农”问题及农民工遭歧视问题突出，歧视成了一个与农民工有突出联系的词语，乃至具有了掩盖或过敏效应，一些舆论言过其实地将农民受歧视问题放在拖欠工资、农民工子女入学之前的第一位，出现了许多无明显实际效果的反歧视呼吁。其表现和危害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不利于促进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毋庸置疑，人道主义是解决对农民工歧视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如果单纯的学者情怀和道德说教被泛化为空口号，则会产生麻痹农民工自我提高的作用。在不轻松的社会问题面前，呼吁者们探讨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是一再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和市民该如何优待农民工，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这种说教曾促使政府实行了许多举措，如今再单纯高呼“不要歧视农民工！因为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已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没有人否认农民工对城市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农民工作为流动的个体存在的前提下，其功劳不能抵消缺点和弱点，要想融入城市，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相比于人道主义反歧视说教，有远见的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判断更准确。如2005年5月8日，重庆市渝中区10名来自建筑、加工、环卫、搬运、商业服务等行业、已在城市小有成就的农民工向全市农民工发出倡议：“热爱第二故乡，争做文明市民。”要求民工积极参加城市组织的学习培训，提高素质，增强城市生活能力，遵守社会公德，争做文明市民；爱岗敬业，自觉奉献社会；融洽人际关系，增进邻里团结；多参加街道、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文体活动，加强与市民的交流沟通，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等等。十个发出倡议的民工都说：“我是市民。”他们的倡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朱明跃、董亿：《十位进城民工倡议全市民工不当农民做市民》，http://www.chinacountry.com 2005-05-09 )
由上可见，对农民工的歧视，部分城市市民的素质欠缺和偏见都是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所有的市民都无缘无故专门挑剔农民工，对其进行歧视的。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农民工本身的素质有待提高，更应当放在显著的位置予以强调。必须正视农民工身上存在的弊病，以其力所能及达到的素质作为融入城市的基本桥梁。这对于最终避免农民工受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将造成农民工素质低的社会根源这一感情问题掺杂到对问题的讨论中，从而说明其素质不高的合理性；否则，这一探讨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也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而这正是情绪化反歧视言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其二是加剧城乡居民对立。中国的二元体制有其弊端，城市剥夺农村也曾经是事实。但自本世纪初始，在城市化的理论创建和宣传阶段，有两个方面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在建国初期，刚刚从贫穷、落后状态中建立的新中国要存在，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市民为此做出的牺牲小于农民，但他们同样以低工资、低福利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农民的更多牺牲是支援了国家建设而不是直接被市民所消耗，这是中国没有重新回到半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惠在城市，也惠在农村。二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市民、尤其是沿海和大城市居民生活基础近代以来一直普遍高于农民。目前城市反哺农村是国家统筹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农民生活的举措和对二元体制弊端的修正。
一概将市民视为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认识，是否在制造着对市民的人格歧视？是否在事实上加剧着农民对市民的敌对意识而更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反歧视者一方面强调农民与市民融合，另方面又宣扬和夸张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是否自相矛盾？
情绪化的反歧视可能激化居民反城市化的言行，增加农民工对市民的戒备意识和自卑心理，最终不利于城乡居民观念和行为方面的沟通，从而成为城市化的障碍。
二、情绪化反歧视削弱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服务
不论反歧视者的动机和观点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民工利益在城市中的保护，主要依赖城市政府管理部门的服务。这种服务第一表现为完善的管理制度；第二表现为对市民和农民工的宣传教育。而城市的服务必须通过一定手续、措施和机构来完成。固然，一些部门及某些条例对农民工利益的侵害、歧视等客观存在，可情绪化反歧视者们多将城市的管理指斥为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的歧视而加以全盘否定，并已影响到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相关规章制度之变更。但是必须看到，有些管理制度的改变和废除最终受害的仍然是农民工。
反歧视论者认为，限制农民工居住自由，是违反公民居住自由权，是歧视行为。但认真追究，就发现这种所谓相对于市民的歧视不少是过敏性认识。这是因为：市民的居住自由也是相对的，他们与同事、单位，以及其他城市中的媒介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的安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行为得到限制，安全危害系数降低。但农民工却缺乏这些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市民对居住地的选择，必然力所能及首先考虑到安全问题，而农民工租住房屋时，房租高低几乎是第一考虑因素。以往通过暂住证等政府管理部门还可以对其居所条件进行一些限制。可暂住证取消后，租房变成了房客和房东间的单纯关系，经济拮据的农民工极力降低租房成本，而市民为增加收益，在原来的平房顶和不通风的地方建房，这类房屋雨季倒塌和冬天煤气中毒概率高，不少农民工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笔者认为，取消暂住证等措施除了使农民工减少一些费用和得到法律上的平等权外，未必对农民工是好事。针对反歧视论者的批评，以及政府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政府放弃对外来民工的管理，也迫使职能部门在这些领域放弃了服务。这种做法的得失和利弊希望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三、情绪化反歧视对法律和社会正常秩序形成严峻挑战
毋庸置疑，农民工由于讨薪等发生的极端行为，众多属于老板欠薪及歧视农民工的行为而起，中国的法律目前没有有效杜绝和遏止用工者这种恶劣行为，个别政府人员因歧视农民工的心理，有时或利用职权之便，或与老板狼狈为奸欺负农民工等现象严重存在。2005年甘肃农民工王余斌因讨薪无果杀死4人，致使网民发出悲鸣：“法官执法时，站在民工的位置上多想想吧。”知名学者、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高一飞在其博客中发表《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一文，从法理角度对本案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其处以极刑，就违背了人性，让人遗憾。”文章被网易转载后，网友一片附和之声。
农民工的这种处境恰恰揭示出的一个显然问题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和对他们利益的保护，他们以绝对弱势的地位保护自己的利益，走出自己受歧视的境域是困难的。但是，考察近年来这类案件后面舆论的评论，发现呼吁立法建设者少，认为这类事件是歧视农民工、被杀者罪有应得者多，鼓励以同样方式与老板和包工头同归于尽。不少言论直指法律和政府。当个别法律专家针对部分网民和法律工作者反对对王余斌判极刑，认为这从法律上说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时，成千上万的网民对此进行了质疑和严厉批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民意要求司法改良是一个问题，是正常的，尤其是中国这一法制不完善的国家又遇到了城市化这一新问题时。但这不等于否认法律的神圣性。社会正常秩序的保持是维持民权民生最根本的途径，而动乱和无序是国家的灾难！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由于其抵御综合风险能力最为薄弱，将在动乱中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鼓励乃至煽动用极端手段反歧视不仅不利于歧视问题的根本解决，事实上也歧视了农民工生存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基础部）
责任编辑 金 城
[关键词] 城市化； 反歧视； 情绪化； 副作用
[中图分类号] D669；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5-0036-02
在城市化过程中，各方面对农民工严重歧视之存在已非需要探讨的问题，而是真实的、极其严重的客观存在。消弭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但反对歧视重在使这种现象消失，情绪化的、笼统的反歧视不利于人们将分析和理性的目光着眼于农民工遭歧视的实质性层面，也因远离农民工目前最严重的生存问题而使反歧视言论的效益和价值大打折扣。目前反歧视被情绪化、夸大化的倾向给法律的地位和社会秩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挑战，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模糊了反歧视视线，也妨碍了“三农”问题的更好解决。
一、情绪化反歧视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学术界和舆论界对目前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概称作“身份歧视”。笔者不敢苟同这一定位，而所谓身份歧视，实际上是地位歧视。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三农”问题及农民工遭歧视问题突出，歧视成了一个与农民工有突出联系的词语，乃至具有了掩盖或过敏效应，一些舆论言过其实地将农民受歧视问题放在拖欠工资、农民工子女入学之前的第一位，出现了许多无明显实际效果的反歧视呼吁。其表现和危害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不利于促进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毋庸置疑，人道主义是解决对农民工歧视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如果单纯的学者情怀和道德说教被泛化为空口号，则会产生麻痹农民工自我提高的作用。在不轻松的社会问题面前，呼吁者们探讨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是一再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和市民该如何优待农民工，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这种说教曾促使政府实行了许多举措，如今再单纯高呼“不要歧视农民工！因为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已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没有人否认农民工对城市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农民工作为流动的个体存在的前提下，其功劳不能抵消缺点和弱点，要想融入城市，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相比于人道主义反歧视说教，有远见的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判断更准确。如2005年5月8日，重庆市渝中区10名来自建筑、加工、环卫、搬运、商业服务等行业、已在城市小有成就的农民工向全市农民工发出倡议：“热爱第二故乡，争做文明市民。”要求民工积极参加城市组织的学习培训，提高素质，增强城市生活能力，遵守社会公德，争做文明市民；爱岗敬业，自觉奉献社会；融洽人际关系，增进邻里团结；多参加街道、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文体活动，加强与市民的交流沟通，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等等。十个发出倡议的民工都说：“我是市民。”他们的倡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朱明跃、董亿：《十位进城民工倡议全市民工不当农民做市民》，http://www.chinacountry.com 2005-05-09 )
由上可见，对农民工的歧视，部分城市市民的素质欠缺和偏见都是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所有的市民都无缘无故专门挑剔农民工，对其进行歧视的。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农民工本身的素质有待提高，更应当放在显著的位置予以强调。必须正视农民工身上存在的弊病，以其力所能及达到的素质作为融入城市的基本桥梁。这对于最终避免农民工受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将造成农民工素质低的社会根源这一感情问题掺杂到对问题的讨论中，从而说明其素质不高的合理性；否则，这一探讨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也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而这正是情绪化反歧视言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其二是加剧城乡居民对立。中国的二元体制有其弊端，城市剥夺农村也曾经是事实。但自本世纪初始，在城市化的理论创建和宣传阶段，有两个方面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在建国初期，刚刚从贫穷、落后状态中建立的新中国要存在，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市民为此做出的牺牲小于农民，但他们同样以低工资、低福利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农民的更多牺牲是支援了国家建设而不是直接被市民所消耗，这是中国没有重新回到半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惠在城市，也惠在农村。二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市民、尤其是沿海和大城市居民生活基础近代以来一直普遍高于农民。目前城市反哺农村是国家统筹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农民生活的举措和对二元体制弊端的修正。
一概将市民视为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认识，是否在制造着对市民的人格歧视？是否在事实上加剧着农民对市民的敌对意识而更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反歧视者一方面强调农民与市民融合，另方面又宣扬和夸张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是否自相矛盾？
情绪化的反歧视可能激化居民反城市化的言行，增加农民工对市民的戒备意识和自卑心理，最终不利于城乡居民观念和行为方面的沟通，从而成为城市化的障碍。
二、情绪化反歧视削弱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服务
不论反歧视者的动机和观点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民工利益在城市中的保护，主要依赖城市政府管理部门的服务。这种服务第一表现为完善的管理制度；第二表现为对市民和农民工的宣传教育。而城市的服务必须通过一定手续、措施和机构来完成。固然，一些部门及某些条例对农民工利益的侵害、歧视等客观存在，可情绪化反歧视者们多将城市的管理指斥为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的歧视而加以全盘否定，并已影响到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相关规章制度之变更。但是必须看到，有些管理制度的改变和废除最终受害的仍然是农民工。
反歧视论者认为，限制农民工居住自由，是违反公民居住自由权，是歧视行为。但认真追究，就发现这种所谓相对于市民的歧视不少是过敏性认识。这是因为：市民的居住自由也是相对的，他们与同事、单位，以及其他城市中的媒介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的安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行为得到限制，安全危害系数降低。但农民工却缺乏这些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市民对居住地的选择，必然力所能及首先考虑到安全问题，而农民工租住房屋时，房租高低几乎是第一考虑因素。以往通过暂住证等政府管理部门还可以对其居所条件进行一些限制。可暂住证取消后，租房变成了房客和房东间的单纯关系，经济拮据的农民工极力降低租房成本，而市民为增加收益，在原来的平房顶和不通风的地方建房，这类房屋雨季倒塌和冬天煤气中毒概率高，不少农民工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笔者认为，取消暂住证等措施除了使农民工减少一些费用和得到法律上的平等权外，未必对农民工是好事。针对反歧视论者的批评，以及政府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政府放弃对外来民工的管理，也迫使职能部门在这些领域放弃了服务。这种做法的得失和利弊希望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三、情绪化反歧视对法律和社会正常秩序形成严峻挑战
毋庸置疑，农民工由于讨薪等发生的极端行为，众多属于老板欠薪及歧视农民工的行为而起，中国的法律目前没有有效杜绝和遏止用工者这种恶劣行为，个别政府人员因歧视农民工的心理，有时或利用职权之便，或与老板狼狈为奸欺负农民工等现象严重存在。2005年甘肃农民工王余斌因讨薪无果杀死4人，致使网民发出悲鸣：“法官执法时，站在民工的位置上多想想吧。”知名学者、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高一飞在其博客中发表《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一文，从法理角度对本案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其处以极刑，就违背了人性，让人遗憾。”文章被网易转载后，网友一片附和之声。
农民工的这种处境恰恰揭示出的一个显然问题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和对他们利益的保护，他们以绝对弱势的地位保护自己的利益，走出自己受歧视的境域是困难的。但是，考察近年来这类案件后面舆论的评论，发现呼吁立法建设者少，认为这类事件是歧视农民工、被杀者罪有应得者多，鼓励以同样方式与老板和包工头同归于尽。不少言论直指法律和政府。当个别法律专家针对部分网民和法律工作者反对对王余斌判极刑，认为这从法律上说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时，成千上万的网民对此进行了质疑和严厉批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民意要求司法改良是一个问题，是正常的，尤其是中国这一法制不完善的国家又遇到了城市化这一新问题时。但这不等于否认法律的神圣性。社会正常秩序的保持是维持民权民生最根本的途径，而动乱和无序是国家的灾难！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由于其抵御综合风险能力最为薄弱，将在动乱中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鼓励乃至煽动用极端手段反歧视不仅不利于歧视问题的根本解决，事实上也歧视了农民工生存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基础部）
责任编辑 金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