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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高盛(Goldman Sachs)前董事Rajat K.Gupta（顾磊杰）涉嫌向Galleon Group（帆船集团）对冲基金经理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泄露内幕消息。这些内幕交易一共带来了1800万美元的非法盈利和避损。
这不是高盛第一次面临SEC指控，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2010年4月16日，SEC向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高盛集团在一项次贷相关金融产品上涉嫌欺诈投资者。8天后，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不利于高盛的内部电子邮件。同年7月，高盛不得不支出5.5亿美元以了结与SEC间的官司。
此次SEC尽管是针对具体当事人提起诉讼，但对高盛而言同样又是一场信誉危机。高盛集团预计称，根据“合理的可能性”推断该公司所面临的潜在法律诉讼费用将可能高达34亿美元。
5.5亿美元的华尔街史上“最大罚单”也好，34亿美元的潜在法律诉讼费也罢，对这家世界最大投行（截至2010年3月31日，总资产8810亿美元）而言，都只是九牛一毛罢了。特别是在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证券”）金融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看来，高盛这几年对中国企业的所作所为，比在美国所犯下的“欺诈”要恶劣得多。他在年初出版的《起诉高盛——中国企业当直面金融欺诈》一书中，揭露了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行欺诈中国企业的手法。张晓东指出，国际投行向中国企业推荐的“金融衍生品”大多只在中国销售，因为完全是“不平等条约”，而我国大批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和个人投资者并不了解金融衍生品的“陷阱”，在与投行签约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巨额亏损的命运了。
新民周刊：你怎么会想到动笔写一本揭露高盛金融欺诈的著作？
张晓东：这主要和我前年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
2008年10月，当中信泰富爆出147亿港元的巨额亏损之后，出于不平和好奇，我带领一个衍生品团队对合约进行分析，发现中信泰富和十几家银行签订的10多笔外汇交易中，国际银行利用它们的定价优势恶意欺诈。这意味着在合同签订之时，中信泰富就已经完败。
没想到几个月后，大批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相继爆出天文数字的亏损。
2009年1月东航发布公告，宣称2008年全年航油套期保值公允价值损失高达62亿元人民币。东航曾请国内一些大牌金融机构看过与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签订的石油衍生品合约，但对方都以“太复杂，无法处理”为由拒绝了。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国航，它在2008年的航油套期保值损失高达68亿元。鉴于我们此前对中信泰富的研究，东航在同年3月和我们签订财务顾问协议。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对所有合约文件深入研究和分析；开发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对复杂的衍生品合约进行定价和估值；对高盛等投行的产品推介材料、电子邮件、MSN即时通信记录进行整理和研读。我们发现，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国内企业兜售“有毒”金融衍生产品，涉嫌商业欺诈。事实上，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巨亏5.5亿美元就是高盛一手造成的。但中国许多企业始终没有认清合约的欺诈性，被国际金融机构骗了一次又一次。
其实我们搜集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东航去起诉高盛。东航还特意联系了美国一家知名律师所来提供法律建议，后者认为和高盛的官司可能庭外和解。事实上，高盛每次受到起诉，如果理亏，就选择赔偿，但发表声明表示自己没有错，只是花钱买个清静罢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起诉的事不了了之。
201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想要找人写金融衍生品欺诈方面的书，一位采访过我的记者朋友向出版社推荐了我，我手头正好有大量与高盛打交道的资料，去年10月就交了稿。我希望把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欺诈中国企业的事实和真相广而告之。说实话，我国很多企业金融衍生品专业能力不强，管理有漏洞，责任感冷漠，让高盛等有机可乘。其实被欺诈的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不要怕家丑外扬，也不要泛政治化。
新民周刊：在本书出版前，中国国内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像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的金融欺诈行为？
张晓东：完全没有，到现在还有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而且很多企业选择“吃哑巴亏”，让我觉得很无奈。
虽然这些投行进入中国很久了，但是签约一律英文，连中译本都没有，而且由它们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员做培训。
此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的业绩不与效益挂钩，他们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对风险把握得很差。越是这样，越容易让高盛等投行钻空子。目前中国国内对套期保值等知识太无知，却又听信高盛等投行的“谗言”而购买一些过于“高级”的金融衍生品。這就好像没学过加减乘除，却直接接触微积分了。可悲的是，有些人对此还沾沾自喜。
投行这个圈子很小，我虽然没有在国际投行干过，但已经受到各方面的不少压力，现在一言难尽。
新民周刊：在本书附录《美国最大的泡沫制造机器》中，Matt Taibbi在2009年6月就在《滚石》杂志上揭露了高盛的真面目。高盛在美国的口碑不怎么样，为何能在中国成了“神”，忽悠了一大批企业和投资人呢？
张晓东：虽然高盛的许多高管都为美国政府服务过，如前财长保尔森，但高盛在美国历史上多次受到起诉。
而在中国，高盛的机会更多、地位更高。中国企业就像一头头肥猪，国际投行则是一群狼，高盛来了，大摩来了，它们未必商量好，但是看到这里人傻钱多，企业自己有时都是送上门的。例如高盛给某国企设计了某个金融衍生品，国企想要询价，就去问大摩，大摩一看合约就知道这是欺诈，而且国企并不知情，于是就设计了另一款金融衍生品拿出来推销。
许多个人投资者和国企也是同样的“媚外”心态。我们把高盛和一些国际投行“神化”了，仰视它，匍匐在它的面前，这样是很可悲的。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北京一位投资者，他在香港某银行投资购买一种名叫KODA（累计期权合约）的金融衍生产品，从2007年7月到2008年10月投入的2100万港币分文不剩，最终反欠银行200多万港币。我一个叫张琴的朋友也在2007年通过瑞士某知名信贷银行购买了Accumulator（累计股票认购期权），损失惨重。在西方，Accumulator的谐音谑称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点杀死你），这款金融衍生品只适合那些看得懂英文写成的复杂合约且能专业分析的投资者，而国际投行往往都向那些有钱人或大企业推销，后者的损失就是投行的盈利。
新民周刊：你希望中国企业如何正确面对高盛等投行？政府又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晓东：高盛的行为是市场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和法律途径解决，目前倒未必需要政府出面干预。中国并不缺金融衍生品方面的人才。要知道，中国人很聪明，在华尔街也混得不错，但回到国内却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舞台。
即便有能力对抗高盛等国际投行，但是企业却不敢这么做，从一开始的无知，到事发后的讳莫如深。高盛有其自身的优势，可以比国内金融机构拿到更多的机会。国企是官本位，它可能是副部级单位，而国内金融机构最多局级，央企懒得搭理我们。反而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国企容易对国际投行言听计从。▲
这不是高盛第一次面临SEC指控，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2010年4月16日，SEC向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高盛集团在一项次贷相关金融产品上涉嫌欺诈投资者。8天后，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不利于高盛的内部电子邮件。同年7月，高盛不得不支出5.5亿美元以了结与SEC间的官司。
此次SEC尽管是针对具体当事人提起诉讼，但对高盛而言同样又是一场信誉危机。高盛集团预计称，根据“合理的可能性”推断该公司所面临的潜在法律诉讼费用将可能高达34亿美元。
5.5亿美元的华尔街史上“最大罚单”也好，34亿美元的潜在法律诉讼费也罢，对这家世界最大投行（截至2010年3月31日，总资产8810亿美元）而言，都只是九牛一毛罢了。特别是在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证券”）金融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看来，高盛这几年对中国企业的所作所为，比在美国所犯下的“欺诈”要恶劣得多。他在年初出版的《起诉高盛——中国企业当直面金融欺诈》一书中，揭露了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行欺诈中国企业的手法。张晓东指出，国际投行向中国企业推荐的“金融衍生品”大多只在中国销售，因为完全是“不平等条约”，而我国大批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和个人投资者并不了解金融衍生品的“陷阱”，在与投行签约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巨额亏损的命运了。
新民周刊：你怎么会想到动笔写一本揭露高盛金融欺诈的著作？
张晓东：这主要和我前年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
2008年10月，当中信泰富爆出147亿港元的巨额亏损之后，出于不平和好奇，我带领一个衍生品团队对合约进行分析，发现中信泰富和十几家银行签订的10多笔外汇交易中，国际银行利用它们的定价优势恶意欺诈。这意味着在合同签订之时，中信泰富就已经完败。
没想到几个月后，大批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相继爆出天文数字的亏损。
2009年1月东航发布公告，宣称2008年全年航油套期保值公允价值损失高达62亿元人民币。东航曾请国内一些大牌金融机构看过与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签订的石油衍生品合约，但对方都以“太复杂，无法处理”为由拒绝了。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国航，它在2008年的航油套期保值损失高达68亿元。鉴于我们此前对中信泰富的研究，东航在同年3月和我们签订财务顾问协议。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对所有合约文件深入研究和分析；开发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对复杂的衍生品合约进行定价和估值；对高盛等投行的产品推介材料、电子邮件、MSN即时通信记录进行整理和研读。我们发现，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国内企业兜售“有毒”金融衍生产品，涉嫌商业欺诈。事实上，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巨亏5.5亿美元就是高盛一手造成的。但中国许多企业始终没有认清合约的欺诈性，被国际金融机构骗了一次又一次。
其实我们搜集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东航去起诉高盛。东航还特意联系了美国一家知名律师所来提供法律建议，后者认为和高盛的官司可能庭外和解。事实上，高盛每次受到起诉，如果理亏，就选择赔偿，但发表声明表示自己没有错，只是花钱买个清静罢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起诉的事不了了之。
201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想要找人写金融衍生品欺诈方面的书，一位采访过我的记者朋友向出版社推荐了我，我手头正好有大量与高盛打交道的资料，去年10月就交了稿。我希望把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欺诈中国企业的事实和真相广而告之。说实话，我国很多企业金融衍生品专业能力不强，管理有漏洞，责任感冷漠，让高盛等有机可乘。其实被欺诈的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不要怕家丑外扬，也不要泛政治化。
新民周刊：在本书出版前，中国国内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像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的金融欺诈行为？
张晓东：完全没有，到现在还有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而且很多企业选择“吃哑巴亏”，让我觉得很无奈。
虽然这些投行进入中国很久了，但是签约一律英文，连中译本都没有，而且由它们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员做培训。
此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的业绩不与效益挂钩，他们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对风险把握得很差。越是这样，越容易让高盛等投行钻空子。目前中国国内对套期保值等知识太无知，却又听信高盛等投行的“谗言”而购买一些过于“高级”的金融衍生品。這就好像没学过加减乘除，却直接接触微积分了。可悲的是，有些人对此还沾沾自喜。
投行这个圈子很小，我虽然没有在国际投行干过，但已经受到各方面的不少压力，现在一言难尽。
新民周刊：在本书附录《美国最大的泡沫制造机器》中，Matt Taibbi在2009年6月就在《滚石》杂志上揭露了高盛的真面目。高盛在美国的口碑不怎么样，为何能在中国成了“神”，忽悠了一大批企业和投资人呢？
张晓东：虽然高盛的许多高管都为美国政府服务过，如前财长保尔森，但高盛在美国历史上多次受到起诉。
而在中国，高盛的机会更多、地位更高。中国企业就像一头头肥猪，国际投行则是一群狼，高盛来了，大摩来了，它们未必商量好，但是看到这里人傻钱多，企业自己有时都是送上门的。例如高盛给某国企设计了某个金融衍生品，国企想要询价，就去问大摩，大摩一看合约就知道这是欺诈，而且国企并不知情，于是就设计了另一款金融衍生品拿出来推销。
许多个人投资者和国企也是同样的“媚外”心态。我们把高盛和一些国际投行“神化”了，仰视它，匍匐在它的面前，这样是很可悲的。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北京一位投资者，他在香港某银行投资购买一种名叫KODA（累计期权合约）的金融衍生产品，从2007年7月到2008年10月投入的2100万港币分文不剩，最终反欠银行200多万港币。我一个叫张琴的朋友也在2007年通过瑞士某知名信贷银行购买了Accumulator（累计股票认购期权），损失惨重。在西方，Accumulator的谐音谑称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点杀死你），这款金融衍生品只适合那些看得懂英文写成的复杂合约且能专业分析的投资者，而国际投行往往都向那些有钱人或大企业推销，后者的损失就是投行的盈利。
新民周刊：你希望中国企业如何正确面对高盛等投行？政府又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晓东：高盛的行为是市场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和法律途径解决，目前倒未必需要政府出面干预。中国并不缺金融衍生品方面的人才。要知道，中国人很聪明，在华尔街也混得不错，但回到国内却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舞台。
即便有能力对抗高盛等国际投行，但是企业却不敢这么做，从一开始的无知，到事发后的讳莫如深。高盛有其自身的优势，可以比国内金融机构拿到更多的机会。国企是官本位，它可能是副部级单位，而国内金融机构最多局级，央企懒得搭理我们。反而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国企容易对国际投行言听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