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坐着多功能的轮椅车外出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辆伴我度过近六年中学时光的木质轮椅车。
　　我的木质轮椅车诞生于1970年。那年春天我随全家下放到了农村。在城市长大又双腿残疾的我初到农村一切都是那么不习惯,尤其对每天上学必经的那条泥泞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最怵头。每天我拄着双拐要走30分钟才能到达学校,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记得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走到学校,由于疲惫的残腿未能抬高迈过教室的门槛而摔倒在地。到了雨天,那条土路就成了十分泥泞的沼泽地,我更是寸步难行无法上学,只得请假。我问同学:“还有别的路通学校吗?”同学摇头,淳朴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我刚要张嘴说“在和平区上学时有三条道供我选择走”,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在这样恶劣的出行条件下,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与全家面前。我在农村上的是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眼看就要毕业升中学。可中学更远,离家足有三里路,靠双拐行走是不可能了。尽管我是那么留恋校园生活,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是那么优秀,但是客观原因促使我只能辍学。当我把不准备上中学的想法告诉父母后,立刻遭到反对。我竭力找借口:“不上中学也没什么,我想去隔壁的村工厂上班,离家这么近还可以挣工分。”
　　“不行,你干不了。再说家里也不少你挣的工分。”母亲急了。我依然信心十足地解释:“没问题,那活我能干。我16岁了(因患病我上学较晚)该给家里减点负担。”我说没问题也是有根据的。我每天上学路过村工厂的抛光车间,从窗口看到里面的人都是坐着干活的。而且大多数是女孩子,她们在一种装有砂轮的机器上打磨着一个个零件。“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不会让你去的。那活儿会伤肺。”这时,父亲插上了一句:“那工厂也不是那么好进的。”
　　望着父母满面愁容的样子,我心里清楚,他们是想多供残疾女儿上几年学。其实我何尝不想继续读书呢?每每我在课余时间环顾教室,想到将与这个给我带来乐趣,忘掉痛苦的学习环境告别,心里就酸酸的,真有要掉眼泪的感觉。正在全家为我的升学而焦虑无奈时,我所在的小学校负责人李龙飞校长伸出了援助之手。
　　李校长是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回乡后先在大队当干部,文革时期贫下中农进驻学校,他被村委会派到小学校里担任校长职务。他的普通话中掺杂着浓浓的乡音,慢声细语,机敏中透着亲切和善良。自从我转入村小学就读,李校长多次来家访。他曾问我:“在这里上课能听懂吗?”“对老师的教学有什么建议?”他还经常给我送来课外读物,介绍医治关节炎的偏方,也曾委婉地指出我存在的不足,常常拿走我的作业给别人去看。
　　李校长得知我要辍学,便对我的父母说:“这样的学生不上学太可惜了,会影响前途。”并表示帮我们想想办法。他的到来令我们全家很是感动,我也如同在黑夜看到曙光。
　　几天后,李校长陪着一位村工厂的师傅来量尺寸。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量椅面至地面的高度,量椅子的后腿至我脚尖的长度……原来李校长已经和村工厂联系好,要为我免费制作一辆木质的轮椅手推车。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李校长为我的车忙碌起来,他几次带着图纸来与我父母商量做车的事宜,一遍遍改动尺寸,又托人去找车轱辘。一天午后,李校长和一位师傅来到我家,他不停地擦去满头的汗水。“歇歇吧,你感冒了,可不能太累。”母亲劝他。“这活儿得抓紧,不然会误事。”李校长直起腰笑着说。就这一句话感动得我差点流出泪来。
　　这天放学后我还没进院就望见家门前停放着一辆崭新的木车,黄色的油漆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明亮。车子的式样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笨重。车厢是用木料制成,座椅的后背有一定的高度,并设有把手。座椅两边车厢的木框里镶嵌着木条显得精致好看。座椅也够宽的,除去坐人还有放拐杖的地方。椅子的下面可以搁书包等物品。车的底部用角铁做车架安装了两个自行车轱辘和一个小万向轮。坐车的人不能自己转动车轮行走,必须由推车人掌握方向。母亲说:“快坐上试试,李校长刚刚送来的。”语气中充满着掩饰不住的欣喜。
　　家人推着我在院子里转了两圈,我还觉得不过瘾不舍得下去。那天晚上村里又停电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边写着作业边哼着歌曲,父母也在为我做着升学的准备。全家人都被一种温馨喜悦的氛围笼罩着。
　　开学了,与我同年级的弟弟推着我走进了为我的成长打下坚实基础的咸水沽二中的校门,开始度过我人生中最美好快乐的中学校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