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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自由贸易区极大促进了中国同东盟诸国的贸易与联系。然而，由于同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间存在着贸易结构趋同、贸易利益分配不均以及深度合作不足等问题，笔者就以上三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就现存问题给予了政策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2010年正式投入运行。CAFTA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创造，整体提升了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成员国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流。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CAFTA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普遍零关税的情况下，如何加大经济区域合作，实现补偿贸易，改善自贸区内部的恶性竞争，形成有别于日本—东盟自贸区、韩国—东盟自贸区的合作特色等都是困扰CAFTA发展的因素，因此分析SAFTA的长远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及意义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双方经贸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律化。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高达4000.93亿美元，进口贸易达到19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出口贸易达到204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而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CAFTA的成立极大程度的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由于经济一体化合作组织的建立，双方从最初的“早期收获”到如今的互利共赢，从完善双边贸易软环境的政策到大幅降低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货物关税的贸易政策，促进了一体化组织内部的贸易创造，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双边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发展贸易的同时，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2年年底，中国与东盟各国累计双向投资已达1007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东盟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占比76.6%，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技术人员的良性互动。
自贸区在社会层面也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由于“早期收获”政策，从订立条约伊始，双方都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敏感的农产品贸易领域，关税的大幅度降低有利于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惠利了以东盟内部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
建立了地缘政治的良好纽带。面对政治包围圈的困境，从经济领域寻找突破口，在大国博弈中寻找到有力支点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成立CAFTA，实现在经济上合作、政治上互利的双赢模式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现存问题
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展现优越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问题，这制约着自贸区的长足发展。
首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面临着严重的结构趋同。除了新加坡和文莱等个别高收入国家之外，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同我国一样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相似，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大相径庭。以农产品的出口为例，我国与东盟诸国主要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谷物，而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比重则较低，很大程度减少了区域内部的贸易创造，缩小了贸易量。
其次，我国与东盟贸易的顺差对东盟各国的贸易积极性产生了一定影响。CAFTA的建立使双边贸易量大幅增加，与出口贸易的大幅增加相比，我方进口贸易额却增加缓慢。中国产品有更好的性价比和竞争优势，在零关税的大环境下，对东盟一些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的加工制造业、农产品行业造成了较大损失，倾向性的贸易顺差制约了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最后，在面临日、韩与东盟自贸区的竞争压力下，关税壁垒已基本消除的CAFTA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经过12年的努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税已降至很低，如何在非关税壁垒以及投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一体化进程，则相对较为困难。如何找到双边贸易体制的平衡点，推动深层次经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成为制约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瓶颈。
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前景展望
针对自贸区存在的贸易结构趋同、贸易顺差严重、一体化进程深度推进困难等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自贸区的发展进行规划展望。
第一，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带动经济增长，开展补偿贸易新模式。造成贸易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方与东盟共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注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良性转变，是避免产品结构趋同的根本方法。同时，同中求异，在结构趋同条件下寻找异处，推动国际分工的细化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补偿贸易的新模式，增强整个自贸区的国际竞争能力。
第二，针对我方贸易顺差严重问题，加大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带动周边诸国的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上，形成差别化策略，扩大东盟国家的出口。同时为了保障区域内落后国家的利益，应建立区域贸易补偿机制，对遭受贸易损失的国家提供出口优惠政策、保障其权利，维护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第三，在日、韩自贸区压力下，寻求自己的贸易优势，进一步深化同东盟各国在服务、金融、高新技术、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走区域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宽领域、深层次、形式丰富的全面一体化，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2010年正式投入运行。CAFTA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创造，整体提升了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成员国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流。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CAFTA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普遍零关税的情况下，如何加大经济区域合作，实现补偿贸易，改善自贸区内部的恶性竞争，形成有别于日本—东盟自贸区、韩国—东盟自贸区的合作特色等都是困扰CAFTA发展的因素，因此分析SAFTA的长远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及意义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双方经贸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律化。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高达4000.93亿美元，进口贸易达到19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出口贸易达到204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而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CAFTA的成立极大程度的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由于经济一体化合作组织的建立，双方从最初的“早期收获”到如今的互利共赢，从完善双边贸易软环境的政策到大幅降低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货物关税的贸易政策，促进了一体化组织内部的贸易创造，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双边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发展贸易的同时，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2年年底，中国与东盟各国累计双向投资已达1007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东盟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占比76.6%，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技术人员的良性互动。
自贸区在社会层面也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由于“早期收获”政策，从订立条约伊始，双方都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敏感的农产品贸易领域，关税的大幅度降低有利于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惠利了以东盟内部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
建立了地缘政治的良好纽带。面对政治包围圈的困境，从经济领域寻找突破口，在大国博弈中寻找到有力支点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成立CAFTA，实现在经济上合作、政治上互利的双赢模式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现存问题
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展现优越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问题，这制约着自贸区的长足发展。
首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面临着严重的结构趋同。除了新加坡和文莱等个别高收入国家之外，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同我国一样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相似，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大相径庭。以农产品的出口为例，我国与东盟诸国主要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谷物，而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比重则较低，很大程度减少了区域内部的贸易创造，缩小了贸易量。
其次，我国与东盟贸易的顺差对东盟各国的贸易积极性产生了一定影响。CAFTA的建立使双边贸易量大幅增加，与出口贸易的大幅增加相比，我方进口贸易额却增加缓慢。中国产品有更好的性价比和竞争优势，在零关税的大环境下，对东盟一些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的加工制造业、农产品行业造成了较大损失，倾向性的贸易顺差制约了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最后，在面临日、韩与东盟自贸区的竞争压力下，关税壁垒已基本消除的CAFTA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经过12年的努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税已降至很低，如何在非关税壁垒以及投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一体化进程，则相对较为困难。如何找到双边贸易体制的平衡点，推动深层次经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成为制约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瓶颈。
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前景展望
针对自贸区存在的贸易结构趋同、贸易顺差严重、一体化进程深度推进困难等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自贸区的发展进行规划展望。
第一，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带动经济增长，开展补偿贸易新模式。造成贸易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方与东盟共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注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良性转变，是避免产品结构趋同的根本方法。同时，同中求异，在结构趋同条件下寻找异处，推动国际分工的细化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补偿贸易的新模式，增强整个自贸区的国际竞争能力。
第二，针对我方贸易顺差严重问题，加大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带动周边诸国的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上，形成差别化策略，扩大东盟国家的出口。同时为了保障区域内落后国家的利益，应建立区域贸易补偿机制，对遭受贸易损失的国家提供出口优惠政策、保障其权利，维护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第三，在日、韩自贸区压力下，寻求自己的贸易优势，进一步深化同东盟各国在服务、金融、高新技术、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走区域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宽领域、深层次、形式丰富的全面一体化，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