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是一种“生理疾病”，是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的病态症候。辩证地看，虽然权力腐败是一种病态症候，但是它对于政治安全治理既具有警示意义也具有纠治意义。反对权力腐败是从否定意义上对既有的病理社会和政治的纠治，其结果必然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明确区分并合理界定权力腐败的警示意义与纠治意义及其限度，既积极预防权力腐败，又正视权力腐敗存在的客观现实，有针对性地开展反腐败工作。
关键词：社会病理学;政治安全治理;权力腐败;反腐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及政府协同治理研究”（14AZZ016）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049-07
一般而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应地，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呈现出新的病态。“随着历史时代的不断变迁，社会存在状态的参照标准也不断改变，各个社会状态出现职能紊乱或社会疾病的评价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简而言之，要想确定社会发挥职能的必要条件，从而深入研究社会可能出现的组织失灵，就需要将问题限定在一个历史时代之中。”①就此意义而言，在我国，权力腐败严重应该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的病态表征。如果把社会和政治比作人的身体，那么权力腐败就可以看作是人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俗称的“人生病了”。就此而言，权力腐败就不仅是一种“社会疾病”，而且也是一种“政治疾病”。如果从社会病理学的视阈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权力腐败的“病理症结”在于其既有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的失控，也有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诱惑，更有突破法律法规的任性以及权力行使与社会监督的失衡。为此，本文拟从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探讨权力腐败对于政治安全治理的意义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的病理症候
作为学术术语，“社会病理学”始用于1896年，最早出现在德裔俄国人、著名社会学者和政治家利林费尔德出版的《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其英文表述为“social pathology”。在欧洲，自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繁荣与发展而产生的诸如失业、贫困、疾病以及劳资纠纷等社会问题，导致当时欧洲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持续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例如孔德、西蒙、韦伯以及涂尔干等，开始思索这些社会问题的症结并寻找社会重建之路，由此就产生了一种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社会病理学。这是社会病理学在欧洲的起源，然而它却成型和发展于美国。
在美国，社会病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约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社会病理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还具有欧洲的特点，他们还没有完全把社会病理学当作认识和研究美国社会阻碍现象的理论框架，而仍然延续着把各种社会阻碍现象视为“社会问题”的欧洲研究特点。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社会病理学的确立与初步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相继出现了研究社会病理、社会问题的著述。从此，社会病理学被确立为社会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并逐步建立起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其代表性理论是社会解体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病理学的鼎盛与转向时期。在经历了一个“社会病理学”和“社会问题”两个概念混用的时期后，美国学者开始逐渐用社会问题概念取代社会病理学概念，这使得社会病理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向，其研究范式也开始转向了社会问题的研究范式。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者们逐渐不再使用社会病理学的概念。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病理学却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和继续发展，并且至今未衰。
从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看，社会病理（social disease）是指社会作为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发生了问题或者病变，譬如吸毒成瘾、酗酒成风、卖淫成性、赌博盛行、邪教流行、恶性犯罪、黑社会控制以及流浪、自杀、离婚等等。导致社会病理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问题、区域环境问题、学校问题、家庭问题以及人的问题等等。一般来说，社会病理的内容可以是大众社会的病理、文化的病理、都市的病理、学校的病理以及家庭的病理等。② 由此，社会病理学就被定义为“对在社会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中所发现的社会异常所做的归纳性研究”③，它是指用社会学的方法，如价值中立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等，对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性社会现象、病理性社会现象，从生活功能障碍和社会脱轨两个视角出发，从现状、原因和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科学探究的一个研究领域，甚至一门学科。由于学者们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不同，社会病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理论流派，主要有社会不适应论、社会参与论、社会失范论、社会异化论、社会紧张论、社会解体论、社会偏倚论、社会生活功能障碍论等。④ 而在现代性悖谬批判的意义上，社会病理学被霍耐特界定为社会哲学。霍耐特认为，从肯定意义上讲，社会病理学应该被理解为对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反思，其“未来依赖于给我们的伦理判断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的可能性，而这些伦理判断关系到一种善的和幸福的人类生活的必然要求”⑤;而从否定意义上讲，社会病理学主要是对社会病态的时代诊断，主要是揭示社会生活、个人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并阐发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由此，如果从社会病理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权力腐败几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也就是说，权力一定是要腐败的，“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⑥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得出的有关权力腐败的普遍性结论。这一结论，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提出观点的真理性：“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⑦ 就此而论，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就是一种疾病，它既是一种“政治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疾病”。在我国，权力腐败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病态表征，它既是政治层面上体制机制转型的“畸形儿”，也是经济层面上权力与金钱婚配的“怪胎”，更是法律层面上权力滥用和权力失控的“蛇蝎”以及社会层面上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的“毒瘤”。 第一，在政治层面上，权力腐败是体制机制转型的“畸形儿”。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遵循了这样一种探索路线，即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轨制，到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双轨制，再到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发展到今天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轨制。在体制机制的转轨过程中，因新旧体制转轨而形成的过渡性的政治经济政策，如价格差、利率差、剪刀差以及垄断性的行政许可等，为权力设租和寻租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同时也为权力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生长出体制机制转轨的“畸形儿”。
第二，在经济层面上，权力腐败是权力与金钱结亲的“怪胎”。总体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坚定地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探索的，但是在朝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市场机制的推进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市场的作用很难得到全面而有效的发挥。为了防止资源配置的无序和混乱，权力介入市场成了特定时期的必然。这样，权力也就成了市场运行中最稀缺的资源，由此也就必然会出现权力设租和寻租的非市场行为和活动。于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和“合谋”也就成了必然：权力成为谋取租金的工具，而金钱便成了获取政治庇护的敲门砖。因此，金钱与权力结亲而形成的“怪胎”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在法律层面上，权力腐败是权力滥用和权力失控的“蛇蝎”。要遏制权力腐败，只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没有绝对的权力，只有绝对的监督和制约。然而在实践中，掌权者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突破有形无形的监督和制约，以达到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目的。这样，权力就被异化并导致权力失控，而被滥用被异化的失控权力，就像蛇蝎一样为非作歹，作恶多端。
第四，在社会层面上，权力腐败是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的“毒瘤”。当公民权利被异化的权力肆意侵犯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漠然与麻木的状态之中，这使得公民道德和价值判断发生扭曲，有的公民甚至把权力腐败看成是有能耐的表现、有身份的象征。“这种现象，已经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造成了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严重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严重认同腐朽腐败文化的氛围：许多人痛恨腐败者，只是因为他们痛恨没有机会腐败——痛恨腐败机会不平等而已。”⑧ 这是当前老百姓中普遍流行着的社会心理。他们错误地认为，权力腐败是在当前社会获取自身利益必须付出的交易成本。因此，当权力监督和约束薄弱，使得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合理期望落空的时候，公众的理性选择就是容忍、沉默乃至趋炎附势。这绝不是一个健康而良性运行的社会应该保持的正常状态，而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是社会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的表征。由此，权力腐败就成了这个社会的“毒瘤”。
上述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权力都是不可能不腐败的，这就像不管是什么人種的人，在其一生中都是不可能不生病的一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腐败是对权力的否定性状态，对于这种否定性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狭隘意义上用对权力公共性原则的违背来衡量，其衡量尺度应当是在宽泛意义上对一种好的或者正义性的政治生活的损害。因而，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我们可以认为，权力腐败是权力正常运行过程中的一种病态，它既是一种政治病态，也是一种经济病态，更是一种法律监督和约束失控的法治病态以及权利失衡的社会心理病态。
二、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双重意义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权力腐败的病态症候，不仅动摇了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而且破坏了正常的政治关系;不仅阻碍了政治过程的顺畅运行，而且威胁着未来政治发展的安全与稳定;不仅毒化了社会政治心理，而且瓦解和动摇了现行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虽然权力腐败是权力的否定性状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病态症候，但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权力腐败就像一个正常人生病一样，不能仅仅看到其否定性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其肯定性的一面。正如美国民主政体的奠基者们所言，“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但是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⑨ 由此，就权力腐败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类比性结论，即权力腐败对于政治安全治理具有警示和纠治的双重意义。
所谓“警示意义”，就是根据人与事物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违背常规常理的言行或者样态而判断其可能“有病”或者“有问题”，从而未雨绸缪，采取恰切的措施将可能的疾病或问题消除于未显露之际。就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警示意义而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正是基于我们党对古今中外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腐败就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在反对权力腐败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高”与“低”的关系。“高”与“低”，是指我们党对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高标准和底线要求，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所有党员和干部寄予的期望。我们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为模范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立起了标杆，使广大党员干部有了心目中追求的楷模。同时，党员干部的行为举止也应该有一条坚守的底线，这就是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决不允许任何党员干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并且党员干部要努力做到自省、自律、自责、克己。总之，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体现了“高”与“低”的辩证关系，使广大党员干部有了可照之镜和他律之绳。
第二，正确处理“内”与“外”的辩证关系。“内”与“外”，是指我们党对外抓惩治腐败，对内抓治理责任。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法外特权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了反腐败斗争力度，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不管涉及谁，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形成了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党一手抓惩治，坚持治标不松劲，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手抓责任，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调动党委、纪委的主观能动性，反腐败责任永远扛肩上。这体现了两手抓的“内”与“外”的辩证关系。 第三，正确处理“加”与“减”的辩证关系。“加”与“减”，是指我们党自我查找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大自身压力，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查找出的问题，减少自身的错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主动从广大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入手，敢于自曝家丑，不断自我革新，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最大范围地查找腐败根源，坚持深化改革与破立并举，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打破了反腐败“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发挥了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提高了党员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大大增强了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确保公权力规范有效运行。虽然查找问题客观上带来了问题的短时间增加，但是深化改革则是从源头上减少乃至防范问题的产生，这就在“加”“减”之间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自信和责任担当。
第四，正确处理“乘”与“除”的辩证关系。“乘”与“除”，是指我们党通过营造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带动一大批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又通过对党干部的严格管理，遏制腐败蔓延趋势。伟大的斗争和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作为组织保障。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往往是个风向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倘若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党内“劣币驱逐良币”，党心就会涣散，党风就会败坏。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尤其是近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暴露出一个共性问题，即党组织在选人用人环节上考察失深、失真或失效，致使部分党员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严重损害了党组织的公信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这种“乘”与“除”的辩证关系，凸显了选人用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纠治意义”，是指根据人与事物已经呈现出的一些病态或问题而采取治疗或者纠偏整治措施，以避免病情或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纠治意义而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⑩，因此采取坚决的反腐败举措具有重要的纠治意义。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定全民族的价值认同，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腐败现象动摇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社会氛围中掺杂了太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社会规范的作用和价值就要遭到践踏，公众就会丧失对既有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认同，社会基本共识就会分崩离析。此时，社会秩序就会暗藏很多的震荡因素，社会政治生态也就逻辑地走向变质和恶化的境地，而政治生态的恶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削弱社会民众的价值认同。而民众一旦认知失调，就难免会怀疑本来坚定的价值取向，更有甚者会怀疑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这样，如果民众内心的价值认同出现偏颇，整个社会就将失去稳定的根基。彻底反腐败是塑造社会民众的价值认同，重塑党的纯洁性的最有力举措。因此，必须在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权慎欲，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以此形成清正廉洁的政府，促使全社会价值认同一致。{11}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权力的行使要为人民谋利益;任何公职人员都不得以权谋私，只有通过严格的反腐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如美国宪法创建者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说：“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12} 也就是说，权力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彻底反腐败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之举。
第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稳步增长。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声誉。因此，反腐败是关乎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重大问题，更是关乎未来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执政之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腐败产生于特权。在经济转型国家，法制建设和市场建设是反腐败的两种重要途径，法制建设可以有效地降低反腐败的成本，而市场建设则可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这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堵塞权力腐败蔓延的通道，进而促进政治的安全与稳定、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权力腐败对未来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既有警示意义，也有纠治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当权力腐败对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发挥警示作用时，也就对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治作用。反对权力腐败，从否定性的意义上为未来社会和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可能影响
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就如人所生的疾病一样，它阻碍了社会个体实现幸福生活的可能，而产生这些病态的原因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虽然权力腐败只是政治和社会生活偶然的病态特征，但它是可以被纠治的病态。纠治的方法虽然因时因地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一种对权力腐败的否定性的惩戒方法。在这种意义上，纠治权力腐败的重点在于对道德或者法律架构的规范性修正，其目的在于实现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革或者转型。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既然权力腐败对未来社会和政治的安全与稳定既有警示意义也有纠治意义，那么反对权力腐败就是从否定意义上对既有的病理社会和政治的纠治，其结果必然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病理学理论上来说，在政治层面上，权力腐败是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威胁，即权力腐败阻碍乃至破坏了政治共同体成员自愿加入的政治秩序;在社会层面上，权力腐败是对人们良善生活方式自我实现的限制，即权力腐败阻碍乃至破坏了社会共同体成员过上良善而美好生活的理想。因此，我们必须对阻碍乃至破坏不管是政治共同体还是社会共同体成员过上良善而美好生活的畸形的、紊乱的或者说是病态的权力腐败进行诊断和纠治。由此，我们需要发问的是，对于权力腐败的诊断和纠治，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安全与稳定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从生活常识角度来说，就人类有机体的诊断和纠治而言，一个人生病经过诊断和治疗以后，对这个人的身体产生的影响主要有这几种可能：诸如头疼发烧的小病，进行自我调理便可以痊愈了;稍严重一点的病，经过诊断治疗，服点药也就可以痊愈了;更严重一点的病，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治愈;比这再严重一点的病，就需要外科、内科兼治，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治愈;最严重的病，恐怕就是病入膏肓了，无论怎么治疗都不会好的，事实上治与不治一个样，其必然状态就是等死。
根据这一类比，笔者认为，权力腐败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大概也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种可能性：（1）当权力腐败不是很严重的时候，相关个体，譬如权力执掌者或者社会的其他个体，通过自律和他律（主要是他人的善意提醒）就可以消除其对政治安全与稳定的不良影响。（2）稍严重一点的权力腐败，经过组织教育和诫勉谈话，也就可以消除其对政治安全与稳定的不良影响。上述两种情况，权力腐败对既定的政治安全与稳定的发展轨道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不良影响，反对权力腐败只需要自我、他人或者组织的警醒就可以了。然而，下述几种情况可能就会对既定的政治安全与稳定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有的甚至可以改变既定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几种情况包括：（3）比上述两类再严重一点的权力腐败，需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进行外科手术般的重点清除才能确保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不陷入泥潭，也才能保证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不受重大影响。（4）比第三种类型更严重的权力腐败，则既需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进行外科手术般的清除，也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力量进行内科式的监督和防范。只有这样，反对权力腐败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将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从不正常的轨道拖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上来，也才能保证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免遭致命性的打击和损失。这时候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将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将勉强维持原有的发展秩序和生活秩序，但是整个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已经“元气大伤”;二是经过腐败与反腐败的残酷斗争，原有的发展秩序和生活秩序就如风烛残年的病夫，虽一息尚存但已形如枯槁，不是在病病歪歪中苟延残喘，就是在精疲力竭中等待死亡的来临。（5）权力腐败已经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反腐都无济于事、于事无补，这时候就是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整体崩溃的时候，其结果必然是既有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的中断，而需要寻求另外一种新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
上述是将权力腐败类比为人的有机体病变来论述权力腐败对未来政治安全与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就一般意义来说的一些可能性，或者说是就普遍意义来说的可能性。就中国反腐败斗争的特殊性来说，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反腐败针对的肯定不是上文提到的第一、二种状况，当然也肯定不是上文提到的第五种即最严重的状况，而可能是上文提到的第三、四种状况。就此而言，权力反腐必然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面面俱到，只择其要者加以论述。
第一，权力反腐将对政治民主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放任腐败就是放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反对权力腐败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之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必须始终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正如约翰斯顿所言，“在一个先进的社会里，这些使腐败受到制约的力量并不一定就是那些首先就把腐败置于控制之下的社会力量。有效的法律、惩戒和反腐败态度既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结果。因此，改革具有重要的社会特性：法律和程序必须与文化价值、公平观念及合法权威相提并论。公民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反应也必须受到重视。”{13} 因此，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必须把权力真正置于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腐敗的空间。
第二，权力反腐将对政治稳定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反对权力腐败主要是为了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权力腐败，不仅导致公共权力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而且也会因公共权力的背信弃义而引发社会动荡或者导致社会崩溃。由此可见，反对权力腐败不仅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更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稳定根基的直接途径。人民有权将一切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并追究其政治和法律责任;人民有权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只有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维护，国家才有了稳定的根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反对权力腐败，必须保持政治稳定，这是由政治的特殊功能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因此，针对当前社会的大面积腐败现象，必须坚决彻底地开展反腐败工作，这既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途径，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应有之义。
第三，权力反腐将对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从小的方面来看，一些掌权者为了弥补欲望与现实的反差，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利用职权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说，权力腐败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各种制度和规则的破坏以及整个社会运行状态的恶化。就这一意义来说，反对权力腐败是我们党重塑道德认同的努力，党必须恢复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理想形象，“反腐是为党的理想和信仰而战，而不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14}。在这方面，反对权力腐败不仅是为了促进政治运行常态化，也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必要之举，是扭转政治生态失衡和保障政治文化健康的重要手段。恰如美国西弗吉利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嘉贝·柯里赫尔所认为的一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不仅要清除腐败，还要改变政治文化”{15}。因此，反腐败也可以说是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手段。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中共领导人铁腕反腐有更长远的政治目标，即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重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16}。
综上，针对我国当前权力腐败比较严重的现实，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当前，产生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一些权力执掌者无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公权私用，肆意侵吞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因而国家和人民群众是权力腐败的最大受害者，必须坚决彻底地开展反腐败工作。 四、结语
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我们要明确区分并合理界定权力腐败的警示意义与纠治意义及其限度，要清楚这样一个道理，即权力腐败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消除干净的;同时，也要反对放任权力腐败的态度和看法，即认为反对权力腐败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客观地说，反对权力腐败不可能不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任由权力腐败蔓延，那么其导致的结果将更加严重，就像一个病人任由病情恶化，其结果就必然是死亡。因此，我们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既积极预防权力腐败，又正视权力腐败存在的客观现实。党和政府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强势的法律与恰切的制度，让党员干部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17}。同时，还要争取广大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特别是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促使各级政府透明决策、尽职履责。如果能够这样，权力腐败行为就会大为减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民主方向，加强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建设。应该看到，就当前权力腐败的现状而言，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党的措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权力腐败直接威胁着我们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快对腐败的治理是我国进一步明确并坚定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的体现。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沿着健康、安全、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路，才能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人民幸福安康。同时，要看到权力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而反腐败斗争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从改善政治环境、变革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改良政治关系、形成政治共识、树立核心政治价值评价标准等策略入手去构建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建设，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在制度建设、技术运用、理念创新等层面推动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建设，逐步建构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
注释：
①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社会之病：界定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概念》，张红山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② [日]星野周弘：《社会病理学概論》，東京：学文社，1999年，第1—4页。
③ [日]大橋薫：《社会病理学》，[日]奥田真丈、河野重男：《現代学校教育大事典》，東京：ぎょうせい，1994年，第526页。
④ 张德伟：《日本教育病理学的理论基础：社会病理学》，《外国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
⑤ Axel Honneth，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41.
⑥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
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张杨、胡树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⑧ 杨嵘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认知、实践定位与哲学意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⑨{1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6、290页。
⑩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11} 周盛：《廉政制度的有效性及其提升策略——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13} [美]迈克尔·约翰斯顿：《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袁建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5页。
{14} Kerry Brown，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Xi Jinping’s China：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Narrative， Asian Affairs， 2018， 49（1）， pp.1-10.
{15} Macabe Keliher， Hsinchao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6， 1（1）， pp.1-14.
{16} 柯岩：《中国领导人对反腐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学习时报》2015年12月21日。
{17}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作者简介：杨嵘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10097。
（責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社会病理学;政治安全治理;权力腐败;反腐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及政府协同治理研究”（14AZZ016）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049-07
一般而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应地，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呈现出新的病态。“随着历史时代的不断变迁，社会存在状态的参照标准也不断改变，各个社会状态出现职能紊乱或社会疾病的评价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简而言之，要想确定社会发挥职能的必要条件，从而深入研究社会可能出现的组织失灵，就需要将问题限定在一个历史时代之中。”①就此意义而言，在我国，权力腐败严重应该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的病态表征。如果把社会和政治比作人的身体，那么权力腐败就可以看作是人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俗称的“人生病了”。就此而言，权力腐败就不仅是一种“社会疾病”，而且也是一种“政治疾病”。如果从社会病理学的视阈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权力腐败的“病理症结”在于其既有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的失控，也有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诱惑，更有突破法律法规的任性以及权力行使与社会监督的失衡。为此，本文拟从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探讨权力腐败对于政治安全治理的意义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的病理症候
作为学术术语，“社会病理学”始用于1896年，最早出现在德裔俄国人、著名社会学者和政治家利林费尔德出版的《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其英文表述为“social pathology”。在欧洲，自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繁荣与发展而产生的诸如失业、贫困、疾病以及劳资纠纷等社会问题，导致当时欧洲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持续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例如孔德、西蒙、韦伯以及涂尔干等，开始思索这些社会问题的症结并寻找社会重建之路，由此就产生了一种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社会病理学。这是社会病理学在欧洲的起源，然而它却成型和发展于美国。
在美国，社会病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约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社会病理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还具有欧洲的特点，他们还没有完全把社会病理学当作认识和研究美国社会阻碍现象的理论框架，而仍然延续着把各种社会阻碍现象视为“社会问题”的欧洲研究特点。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社会病理学的确立与初步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相继出现了研究社会病理、社会问题的著述。从此，社会病理学被确立为社会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并逐步建立起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其代表性理论是社会解体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病理学的鼎盛与转向时期。在经历了一个“社会病理学”和“社会问题”两个概念混用的时期后，美国学者开始逐渐用社会问题概念取代社会病理学概念，这使得社会病理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向，其研究范式也开始转向了社会问题的研究范式。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者们逐渐不再使用社会病理学的概念。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病理学却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和继续发展，并且至今未衰。
从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看，社会病理（social disease）是指社会作为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发生了问题或者病变，譬如吸毒成瘾、酗酒成风、卖淫成性、赌博盛行、邪教流行、恶性犯罪、黑社会控制以及流浪、自杀、离婚等等。导致社会病理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问题、区域环境问题、学校问题、家庭问题以及人的问题等等。一般来说，社会病理的内容可以是大众社会的病理、文化的病理、都市的病理、学校的病理以及家庭的病理等。② 由此，社会病理学就被定义为“对在社会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中所发现的社会异常所做的归纳性研究”③，它是指用社会学的方法，如价值中立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等，对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性社会现象、病理性社会现象，从生活功能障碍和社会脱轨两个视角出发，从现状、原因和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科学探究的一个研究领域，甚至一门学科。由于学者们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不同，社会病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理论流派，主要有社会不适应论、社会参与论、社会失范论、社会异化论、社会紧张论、社会解体论、社会偏倚论、社会生活功能障碍论等。④ 而在现代性悖谬批判的意义上，社会病理学被霍耐特界定为社会哲学。霍耐特认为，从肯定意义上讲，社会病理学应该被理解为对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反思，其“未来依赖于给我们的伦理判断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的可能性，而这些伦理判断关系到一种善的和幸福的人类生活的必然要求”⑤;而从否定意义上讲，社会病理学主要是对社会病态的时代诊断，主要是揭示社会生活、个人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并阐发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由此，如果从社会病理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权力腐败几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也就是说，权力一定是要腐败的，“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⑥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得出的有关权力腐败的普遍性结论。这一结论，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提出观点的真理性：“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⑦ 就此而论，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就是一种疾病，它既是一种“政治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疾病”。在我国，权力腐败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病态表征，它既是政治层面上体制机制转型的“畸形儿”，也是经济层面上权力与金钱婚配的“怪胎”，更是法律层面上权力滥用和权力失控的“蛇蝎”以及社会层面上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的“毒瘤”。 第一，在政治层面上，权力腐败是体制机制转型的“畸形儿”。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遵循了这样一种探索路线，即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轨制，到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双轨制，再到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发展到今天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轨制。在体制机制的转轨过程中，因新旧体制转轨而形成的过渡性的政治经济政策，如价格差、利率差、剪刀差以及垄断性的行政许可等，为权力设租和寻租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同时也为权力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生长出体制机制转轨的“畸形儿”。
第二，在经济层面上，权力腐败是权力与金钱结亲的“怪胎”。总体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坚定地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探索的，但是在朝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市场机制的推进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市场的作用很难得到全面而有效的发挥。为了防止资源配置的无序和混乱，权力介入市场成了特定时期的必然。这样，权力也就成了市场运行中最稀缺的资源，由此也就必然会出现权力设租和寻租的非市场行为和活动。于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和“合谋”也就成了必然：权力成为谋取租金的工具，而金钱便成了获取政治庇护的敲门砖。因此，金钱与权力结亲而形成的“怪胎”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在法律层面上，权力腐败是权力滥用和权力失控的“蛇蝎”。要遏制权力腐败，只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没有绝对的权力，只有绝对的监督和制约。然而在实践中，掌权者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突破有形无形的监督和制约，以达到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目的。这样，权力就被异化并导致权力失控，而被滥用被异化的失控权力，就像蛇蝎一样为非作歹，作恶多端。
第四，在社会层面上，权力腐败是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的“毒瘤”。当公民权利被异化的权力肆意侵犯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漠然与麻木的状态之中，这使得公民道德和价值判断发生扭曲，有的公民甚至把权力腐败看成是有能耐的表现、有身份的象征。“这种现象，已经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造成了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严重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严重认同腐朽腐败文化的氛围：许多人痛恨腐败者，只是因为他们痛恨没有机会腐败——痛恨腐败机会不平等而已。”⑧ 这是当前老百姓中普遍流行着的社会心理。他们错误地认为，权力腐败是在当前社会获取自身利益必须付出的交易成本。因此，当权力监督和约束薄弱，使得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合理期望落空的时候，公众的理性选择就是容忍、沉默乃至趋炎附势。这绝不是一个健康而良性运行的社会应该保持的正常状态，而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是社会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的表征。由此，权力腐败就成了这个社会的“毒瘤”。
上述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权力都是不可能不腐败的，这就像不管是什么人種的人，在其一生中都是不可能不生病的一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腐败是对权力的否定性状态，对于这种否定性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狭隘意义上用对权力公共性原则的违背来衡量，其衡量尺度应当是在宽泛意义上对一种好的或者正义性的政治生活的损害。因而，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我们可以认为，权力腐败是权力正常运行过程中的一种病态，它既是一种政治病态，也是一种经济病态，更是一种法律监督和约束失控的法治病态以及权利失衡的社会心理病态。
二、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双重意义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权力腐败的病态症候，不仅动摇了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而且破坏了正常的政治关系;不仅阻碍了政治过程的顺畅运行，而且威胁着未来政治发展的安全与稳定;不仅毒化了社会政治心理，而且瓦解和动摇了现行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虽然权力腐败是权力的否定性状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病态症候，但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权力腐败就像一个正常人生病一样，不能仅仅看到其否定性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其肯定性的一面。正如美国民主政体的奠基者们所言，“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但是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⑨ 由此，就权力腐败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类比性结论，即权力腐败对于政治安全治理具有警示和纠治的双重意义。
所谓“警示意义”，就是根据人与事物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违背常规常理的言行或者样态而判断其可能“有病”或者“有问题”，从而未雨绸缪，采取恰切的措施将可能的疾病或问题消除于未显露之际。就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警示意义而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正是基于我们党对古今中外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腐败就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在反对权力腐败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高”与“低”的关系。“高”与“低”，是指我们党对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高标准和底线要求，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所有党员和干部寄予的期望。我们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为模范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立起了标杆，使广大党员干部有了心目中追求的楷模。同时，党员干部的行为举止也应该有一条坚守的底线，这就是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决不允许任何党员干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并且党员干部要努力做到自省、自律、自责、克己。总之，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体现了“高”与“低”的辩证关系，使广大党员干部有了可照之镜和他律之绳。
第二，正确处理“内”与“外”的辩证关系。“内”与“外”，是指我们党对外抓惩治腐败，对内抓治理责任。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法外特权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了反腐败斗争力度，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不管涉及谁，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形成了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党一手抓惩治，坚持治标不松劲，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手抓责任，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调动党委、纪委的主观能动性，反腐败责任永远扛肩上。这体现了两手抓的“内”与“外”的辩证关系。 第三，正确处理“加”与“减”的辩证关系。“加”与“减”，是指我们党自我查找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大自身压力，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查找出的问题，减少自身的错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主动从广大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入手，敢于自曝家丑，不断自我革新，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最大范围地查找腐败根源，坚持深化改革与破立并举，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打破了反腐败“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发挥了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提高了党员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大大增强了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确保公权力规范有效运行。虽然查找问题客观上带来了问题的短时间增加，但是深化改革则是从源头上减少乃至防范问题的产生，这就在“加”“减”之间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自信和责任担当。
第四，正确处理“乘”与“除”的辩证关系。“乘”与“除”，是指我们党通过营造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带动一大批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又通过对党干部的严格管理，遏制腐败蔓延趋势。伟大的斗争和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作为组织保障。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往往是个风向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倘若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党内“劣币驱逐良币”，党心就会涣散，党风就会败坏。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尤其是近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暴露出一个共性问题，即党组织在选人用人环节上考察失深、失真或失效，致使部分党员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严重损害了党组织的公信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这种“乘”与“除”的辩证关系，凸显了选人用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纠治意义”，是指根据人与事物已经呈现出的一些病态或问题而采取治疗或者纠偏整治措施，以避免病情或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纠治意义而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⑩，因此采取坚决的反腐败举措具有重要的纠治意义。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定全民族的价值认同，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腐败现象动摇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社会氛围中掺杂了太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社会规范的作用和价值就要遭到践踏，公众就会丧失对既有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认同，社会基本共识就会分崩离析。此时，社会秩序就会暗藏很多的震荡因素，社会政治生态也就逻辑地走向变质和恶化的境地，而政治生态的恶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削弱社会民众的价值认同。而民众一旦认知失调，就难免会怀疑本来坚定的价值取向，更有甚者会怀疑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这样，如果民众内心的价值认同出现偏颇，整个社会就将失去稳定的根基。彻底反腐败是塑造社会民众的价值认同，重塑党的纯洁性的最有力举措。因此，必须在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权慎欲，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以此形成清正廉洁的政府，促使全社会价值认同一致。{11}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权力的行使要为人民谋利益;任何公职人员都不得以权谋私，只有通过严格的反腐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如美国宪法创建者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说：“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12} 也就是说，权力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彻底反腐败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之举。
第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稳步增长。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声誉。因此，反腐败是关乎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重大问题，更是关乎未来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执政之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腐败产生于特权。在经济转型国家，法制建设和市场建设是反腐败的两种重要途径，法制建设可以有效地降低反腐败的成本，而市场建设则可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这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堵塞权力腐败蔓延的通道，进而促进政治的安全与稳定、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权力腐败对未来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既有警示意义，也有纠治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当权力腐败对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发挥警示作用时，也就对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治作用。反对权力腐败，从否定性的意义上为未来社会和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可能影响
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腐败就如人所生的疾病一样，它阻碍了社会个体实现幸福生活的可能，而产生这些病态的原因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虽然权力腐败只是政治和社会生活偶然的病态特征，但它是可以被纠治的病态。纠治的方法虽然因时因地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一种对权力腐败的否定性的惩戒方法。在这种意义上，纠治权力腐败的重点在于对道德或者法律架构的规范性修正，其目的在于实现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革或者转型。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既然权力腐败对未来社会和政治的安全与稳定既有警示意义也有纠治意义，那么反对权力腐败就是从否定意义上对既有的病理社会和政治的纠治，其结果必然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病理学理论上来说，在政治层面上，权力腐败是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威胁，即权力腐败阻碍乃至破坏了政治共同体成员自愿加入的政治秩序;在社会层面上，权力腐败是对人们良善生活方式自我实现的限制，即权力腐败阻碍乃至破坏了社会共同体成员过上良善而美好生活的理想。因此，我们必须对阻碍乃至破坏不管是政治共同体还是社会共同体成员过上良善而美好生活的畸形的、紊乱的或者说是病态的权力腐败进行诊断和纠治。由此，我们需要发问的是，对于权力腐败的诊断和纠治，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安全与稳定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从生活常识角度来说，就人类有机体的诊断和纠治而言，一个人生病经过诊断和治疗以后，对这个人的身体产生的影响主要有这几种可能：诸如头疼发烧的小病，进行自我调理便可以痊愈了;稍严重一点的病，经过诊断治疗，服点药也就可以痊愈了;更严重一点的病，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治愈;比这再严重一点的病，就需要外科、内科兼治，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治愈;最严重的病，恐怕就是病入膏肓了，无论怎么治疗都不会好的，事实上治与不治一个样，其必然状态就是等死。
根据这一类比，笔者认为，权力腐败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大概也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种可能性：（1）当权力腐败不是很严重的时候，相关个体，譬如权力执掌者或者社会的其他个体，通过自律和他律（主要是他人的善意提醒）就可以消除其对政治安全与稳定的不良影响。（2）稍严重一点的权力腐败，经过组织教育和诫勉谈话，也就可以消除其对政治安全与稳定的不良影响。上述两种情况，权力腐败对既定的政治安全与稳定的发展轨道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不良影响，反对权力腐败只需要自我、他人或者组织的警醒就可以了。然而，下述几种情况可能就会对既定的政治安全与稳定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有的甚至可以改变既定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几种情况包括：（3）比上述两类再严重一点的权力腐败，需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进行外科手术般的重点清除才能确保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不陷入泥潭，也才能保证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不受重大影响。（4）比第三种类型更严重的权力腐败，则既需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进行外科手术般的清除，也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力量进行内科式的监督和防范。只有这样，反对权力腐败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将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从不正常的轨道拖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上来，也才能保证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免遭致命性的打击和损失。这时候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将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将勉强维持原有的发展秩序和生活秩序，但是整个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已经“元气大伤”;二是经过腐败与反腐败的残酷斗争，原有的发展秩序和生活秩序就如风烛残年的病夫，虽一息尚存但已形如枯槁，不是在病病歪歪中苟延残喘，就是在精疲力竭中等待死亡的来临。（5）权力腐败已经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反腐都无济于事、于事无补，这时候就是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整体崩溃的时候，其结果必然是既有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的中断，而需要寻求另外一种新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
上述是将权力腐败类比为人的有机体病变来论述权力腐败对未来政治安全与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就一般意义来说的一些可能性，或者说是就普遍意义来说的可能性。就中国反腐败斗争的特殊性来说，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反腐败针对的肯定不是上文提到的第一、二种状况，当然也肯定不是上文提到的第五种即最严重的状况，而可能是上文提到的第三、四种状况。就此而言，权力反腐必然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面面俱到，只择其要者加以论述。
第一，权力反腐将对政治民主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放任腐败就是放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反对权力腐败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之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必须始终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正如约翰斯顿所言，“在一个先进的社会里，这些使腐败受到制约的力量并不一定就是那些首先就把腐败置于控制之下的社会力量。有效的法律、惩戒和反腐败态度既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结果。因此，改革具有重要的社会特性：法律和程序必须与文化价值、公平观念及合法权威相提并论。公民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反应也必须受到重视。”{13} 因此，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必须把权力真正置于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腐敗的空间。
第二，权力反腐将对政治稳定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反对权力腐败主要是为了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权力腐败，不仅导致公共权力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而且也会因公共权力的背信弃义而引发社会动荡或者导致社会崩溃。由此可见，反对权力腐败不仅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更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稳定根基的直接途径。人民有权将一切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并追究其政治和法律责任;人民有权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只有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维护，国家才有了稳定的根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反对权力腐败，必须保持政治稳定，这是由政治的特殊功能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因此，针对当前社会的大面积腐败现象，必须坚决彻底地开展反腐败工作，这既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途径，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应有之义。
第三，权力反腐将对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从小的方面来看，一些掌权者为了弥补欲望与现实的反差，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利用职权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说，权力腐败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各种制度和规则的破坏以及整个社会运行状态的恶化。就这一意义来说，反对权力腐败是我们党重塑道德认同的努力，党必须恢复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理想形象，“反腐是为党的理想和信仰而战，而不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14}。在这方面，反对权力腐败不仅是为了促进政治运行常态化，也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必要之举，是扭转政治生态失衡和保障政治文化健康的重要手段。恰如美国西弗吉利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嘉贝·柯里赫尔所认为的一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不仅要清除腐败，还要改变政治文化”{15}。因此，反腐败也可以说是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手段。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中共领导人铁腕反腐有更长远的政治目标，即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重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16}。
综上，针对我国当前权力腐败比较严重的现实，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当前，产生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一些权力执掌者无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公权私用，肆意侵吞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因而国家和人民群众是权力腐败的最大受害者，必须坚决彻底地开展反腐败工作。 四、结语
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我们要明确区分并合理界定权力腐败的警示意义与纠治意义及其限度，要清楚这样一个道理，即权力腐败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消除干净的;同时，也要反对放任权力腐败的态度和看法，即认为反对权力腐败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客观地说，反对权力腐败不可能不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任由权力腐败蔓延，那么其导致的结果将更加严重，就像一个病人任由病情恶化，其结果就必然是死亡。因此，我们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既积极预防权力腐败，又正视权力腐败存在的客观现实。党和政府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强势的法律与恰切的制度，让党员干部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17}。同时，还要争取广大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特别是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促使各级政府透明决策、尽职履责。如果能够这样，权力腐败行为就会大为减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民主方向，加强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建设。应该看到，就当前权力腐败的现状而言，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党的措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权力腐败直接威胁着我们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快对腐败的治理是我国进一步明确并坚定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的体现。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沿着健康、安全、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路，才能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人民幸福安康。同时，要看到权力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而反腐败斗争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从改善政治环境、变革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改良政治关系、形成政治共识、树立核心政治价值评价标准等策略入手去构建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建设，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在制度建设、技术运用、理念创新等层面推动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建设，逐步建构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
注释：
①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社会之病：界定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概念》，张红山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② [日]星野周弘：《社会病理学概論》，東京：学文社，1999年，第1—4页。
③ [日]大橋薫：《社会病理学》，[日]奥田真丈、河野重男：《現代学校教育大事典》，東京：ぎょうせい，1994年，第526页。
④ 张德伟：《日本教育病理学的理论基础：社会病理学》，《外国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
⑤ Axel Honneth，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41.
⑥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
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张杨、胡树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⑧ 杨嵘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认知、实践定位与哲学意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⑨{1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6、290页。
⑩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11} 周盛：《廉政制度的有效性及其提升策略——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13} [美]迈克尔·约翰斯顿：《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袁建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5页。
{14} Kerry Brown，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Xi Jinping’s China：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Narrative， Asian Affairs， 2018， 49（1）， pp.1-10.
{15} Macabe Keliher， Hsinchao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6， 1（1）， pp.1-14.
{16} 柯岩：《中国领导人对反腐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学习时报》2015年12月21日。
{17}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作者简介：杨嵘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10097。
（責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