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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描写爱情的部分占有很大篇幅。在这些篇章中，作者塑造了很多富有新意的大胆的女性形象，其中不仅有相夫教子式的完美型女性和具有经济头脑的商业女性，还有泼辣恶毒的家庭悍妇。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形象都是在男性视角的观照下刻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潜意识的需求而创造。
关键词：聊斋志异;男权意识;女性形象
中国曾经过了几千年历史的男权统治的封建社会。自古以来，男性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利，也在社会家庭中扮演着主人翁的角色。男权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到了女性的精神领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一系列动人和新颖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以往女性形象完美善良的模式。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主要刻画了三类女性形象：狐类、仙类、鬼类。这些形象中不仅有面容姣好善解人意、令人向往的完美女性，也有泼辣凌厉的厉鬼。尽管她们都表现出与以往处于低下地位的女性不同，但是，始终还是笼罩在无形的男权意识之下，离不开“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男性的需求意识深深地潜藏在作者的心中。这些看似新颖的女性形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生理需求或精神需求而存在，虽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者臆想出来的故事，但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男权意识。
一、男权意识下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的确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女性形象，女性以不同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然而男性意识和男权阶层观念依旧是当时的主流观念，控制和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创造和刻画，她们的容貌、行为、话语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男性话语的阴影之下。总的来说，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面容姣好、善解人意、无私奉献、忠贞不二的，具有女性一切美好品质的形象，这类女性是一切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她们常常在男人遭遇仕途的坎坷时给予慰藉，在男人家庭遭受磨难时给予帮助，在男人精神空虚时给予关怀。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甘愿奉献自我，完全以所爱之人为中心，男人需要时及时来，不需要时及时走，这类完美的形象是所有男性心中最为期待的女性。
这些理想的女性所钟情的对象基本都是落魄文弱的书生，这与作者的身份有关联的地方。我们知道蒲松龄一生都在科举这条路上奋斗，直到70多岁才被授予贡生称号，屡战屡败的经历使得他深知求学之路的艰辛，所以在他的笔下刻画了许多与他身份相似经历相似的人物。而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带有作者自己内心的期待与诉求，也多是作者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被创造的，而作者的需求代表的是广大男性的需求，在男权统治下的社会，用文学作品把这种形象固定下来。如《莲香》《胡四姐》《红玉》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常常突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更为大胆地与自己倾慕的对象进行肌肤之亲，而这些落魄的书生在与这些女子交欢之际也表现出大胆的狂妄的行动。在这些大胆的行为中，折射出人长期遭受压抑而得到舒展后的快慰，而这些女子也就是这些书生心灵和肉体的抚慰剂。
蒲松龄在作品中创造的这些形象都是狐、鬼、仙，而不是真实的人，这也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意识。狐、鬼、仙是虚幻世界的人物，作者深知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具有这样理想的女性，所以将自己的意愿寄托在虚幻世界，但是他心里又希望这些形象是真实的，所以他将人的一切美好的品质赋予鬼怪的身上，来聊以慰藉，满足自己的期待意识。同时，蒲松龄笔下所刻画的狐、仙、鬼们还有着贤妇的德行，她们常常对那些落魄书生抱以同情，一旦她们钟情于一人，便生生世世忠于他，她的一切美好品质德行都是为了这一个男人而服务和存活，帮助其料理家务，传其子嗣，助其事业，助其科举成名，救其困顿之中，有的不但不怀妒忌之心，还帮其纳妾。这些女子尽心尽力地为其操劳，不能相伴一生，也要为其料理好一切再离开，而主人公则不用耗费多少气力就可以享受得到的一切。小说是以男性的视角和需求来创造如此完美的女性的，她们是那么精心地帮助男人、服务男人，可以说，《聊斋志异》的男权意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往的女性多是被描写得低下卑微，只是在肉体上满足男性的需求以及为其繁衍后代，而《聊斋志异》的女性不仅承担着繁衍的任务，还被作者进行了想象力的包装，创造了一个个完美的女性来服务男性。所以，笔者觉得若是作为单一的女性刻画来说，蒲松龄笔下的女性较以往丰富了许多，但从服务于男性这一角度来看，则是男权意识的高度膨胀。女性再怎么完美也逃不离男性的掌心，最终结局就是为男性服务，供男性欣赏和玩弄。蒲松齡笔下的女性虽然是有了经济独立意识，有了自我奋斗意识，但她们心心念念的还是只为了她所钟情的那一人，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独立，然而，这种男性意识下的女性独立意识无疑也是女性发展的一大进步。
蒲松龄所创造的这些女性为何可以不计自己的得失，无私奉献于一人，蒲松龄在他的一篇小说中有所提及。《青梅》里这样说：“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1]这是包括蒲松龄在内的一切落魄书生在科举之途受阻、无聊之时臆想出来的幻象，实际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改变和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现实世界实现不了的美梦，就靠着自我的幻象来得到释放。
《聊斋志异》除了这类理想化的女性之外，蒲松龄还创造了另一类女性形象，即自私自利、阴险歹毒的泼辣悍妇，这种女性是为男性所不能容忍的。她们蔑视一切的权威、制度、观念，挑战男性的权威，无视男性构建的话语体系，以自我为中心，在家庭和社会企图掌控一切的话语权，张扬跋扈，冲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体系，自然受到来自男性作者的厌恶和批判。自古以来，这类泼辣悍妇的形象大多出自男性作家之手，作家对她们进行了厌恶夸张式地描写，这也可以代表整个社会男性对这类女性的态度。在《聊斋志异》中典型地刻画了这类形象的如《江城》其中描写江城道：“……为女所闻，大恚，诟骂弥加。生稍稍反其恶声，女益怒，挞逐出户，阖其扉。生门外，不敢叩关，抱膝宿檐下……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一日，与婢语，女疑与私，以酒坛囊婢首而挞之。已而缚生及婢，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释缚令其自束……女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食之。”江城是一个十足的悍妇形象，蛮不讲理，行为残忍。不仅没有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性的一切美好的品质，相反她还辱骂男性、践踏男性的尊严，目无尊长，辱骂长辈，虐待丈夫，无端打骂侍女，行为极其恶劣残忍，作品对她的行为采用了白描的手法进行描绘，充分地塑造了这样一个妒妇悍妇形象。妒妇形象也不止江城一人，还有《马介甫》中的尹式、《吕无病》中的王氏、《大男》中的申氏、《阎王》中的嫡妻。小说就是以男性的视角来指出：正是因为这些妒妇的存在才使得家庭不和，丈夫尊严扫地。 《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故事的结局都是妒妇最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相夫教子不再打骂丈夫，妒恨妾室。比如《云萝姑娘》中的云萝公主“自此改行为善。妇持筹握算，日致丰盈，可弃仰成而已。后年七旬，子孙满前，妇犹时捋白须，使膝行焉。”《吕无病》中的王氏“妇顿悔，而已不可复挽”。她们虽然此前那么恶毒跋扈，但最后都难逃于世间的“纲常伦理”。
除了以上两种形象，蒲松龄还刻画了一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形象，她们大多有着自我的意识和罕见的才能，既能安外也能抚内，这类女子既是完美女性的体现，也是女性形象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注视着她们的那一双双带有男权意识的眼睛。这类女性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醒，她们并不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而生存，更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也没有真正的独立意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向往的还是一个归宿，一个有男性的世界。所以，这里描绘的女性依然被男权的枷锁所禁锢，男权这条无形的锁链时时刻刻背负在她们身上，她们像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一旦越出这个界限，就会被锁链拉至原位。《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可谓是这类女性的代表。颜氏聪颖，为使丈夫科举成名，她先督促其学习，后亲身上阵，易装成男子，考中进士，官至御史。因为是女子，深受封建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迫害，在男权社会制定的规则下，只能易装而行，所以，颜氏在考中进士之后仍然不能暴露自己的女子身份。而当初她涉身科举也不是她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和丈夫赌气的结果。所以，女子即使有堪比男子的才能，最终也只能为了自己的丈夫去发挥，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意识觉醒。蒲松龄笔下的这类女性看似独立自由，实则仍然没能逃离封建男权的禁锢，这是女性的进步也是社会的悲哀。
从古至今，男权意识和男性“以我为尊”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女性一直处于服从的地位，女性的价值完全依赖于男性的判断[2]。男性作家是以主人翁的意识去创造女性形象的，女性形象作为被创造者而出现。蒲松龄显然也是没有超越自我性别，以男性的自我优越感在男权意识的笼罩下去创造江城这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同之前的理想型的女性形象一样，都是作者的自我潜意识对女性的想象和刻画。不管是具有完美品质的花妖狐魅还是行为可恶的悍妇形象，作者都进行了想象性地夸大，无限夸大女性近乎完美的品质，也夸张地叙述女性可恶的一面。甚而在刻画他们恶的一面时，赋予他们非人类的特性，如江城把饼踏碎让丈夫食之，简直是把丈夫当作畜生来对待，丧失了人的品质，在这种夸张的渲染之下，毫不掩饰对这种女性的厌恶之情。
同时，作者以这种极度夸张的手法描写江城这类形象，也表达了男性作家对于这类泼悍女性挑战男权意识构建的话语体系的恐惧。江城等这类形象对于男性权威的挑战和蔑视，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她们凌驾于男性之上，打破了男性“以我为尊”的传统观念，开始找回自己失落的权利，找回自己的中心话语权[3]，通过语言和肉体的打骂来对男性构成威胁和迫害，树立自己的权威，从精神和肉体上开始控制男性，把他们贬为“弱者”，消解了男性阳刚的一面。作者对于女性这种恶性的极度刻画试图引起读者对女性的反感，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维护男权意识的目的。
二、男权意识下女性的命运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大多数女子的命运都是悲苦坎坷的。她们一开始就有着悲惨的人生遭遇，幼年便父母离世，生活贫苦或早早被人迫害致死，其死因也大多与罪恶的男权意识有关。不管是文中塑造的理想的女性还是泼悍妒妇的女性亦或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她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是在传统男权的意识下被迫害的。《伍秋月》中的伍秋月因为父亲的愚昧管教抑郁而死;《窦女》中的窦女被南三复多次哄骗之后死于非命，一心痴情于一男子，却不料被骗被遗弃，一生围绕着父亲、丈夫、儿子转，没有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最终沦落为男性的玩物，死后也被男性所侮辱。这类女性的死因大多数与男权社会中的封建思想相关。蒲松龄笔下所刻画的女性，大多不仅在生前遭受男性的迫害，死后还要遭受男性的控制和侮辱。如《梅女》中的梅女因典史收了小偷的贿赂金，诬陷梅女和他通奸，最终迫使梅女上吊自杀，死后还要受传统伦理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与人行鱼水之欢，不然生前的罪名就无法洗刷掉。生前和死后都受制于封建意识和男权意识的迫害。《聂小倩》在生前只活到18岁就死了，死后还要受夜叉的威胁害人，不管是生还是死都没有出路。女性长期遭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迫害最终导致女性悲惨的命運。
蒲松龄塑造的第二类泼悍妒妇形象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男性作家在文中不仅以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女性的恶行，还给她们安排了悲惨结局来彰显男性的意识掌控。这些女性践踏男性尊严，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挑战了社会原有的秩序。但蒲松龄在文中对于这些悍妇也采取了几种惩罚方法：利用药物来治疗泼悍个性，利用夫权来治疗其泼悍、利用超男性的能力来压制其泼悍性格。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为尊的意识根深蒂固，对女性的轻视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女性歧视已经渐渐变成一种固有的社会文化。所以，作品中无论是被改造为贤妇的悍妇还是受惩罚的悍妇，她们都是在男性的视角下发展变化，显示的是男性的主观需求和主观心理趋向。这些刻画和安排都是男性作家为了维护原有的男性秩序。
在蒲松龄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中，最彰显女性意识的第三类形象——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的命运也并不是都那么美好，同前两类女性一样都在男性的视角里生存，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下生存。她们不管是如何地独立自主，能干刚强，最终的服务对象仍然都是男性，没有自我的价值彰显和目标，一切只是为了男性的发展，充当男性发展道路上一个成功的助力者。比如《青梅》中的青梅。青梅从小父母双亡，被卖为婢，幸与小姐阿喜性情相投，由于青梅眼光独具，看出张生将来会在科举中功成名就，于是自己便主动去争取幸福。文中虽然描写了青梅具有聪慧的一面，是对女性形象描写的进步，但是，如此完美的女性并没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是和其他女子一样希望择一良人，依仗男性的力量来过自己的人生，并且还什么都不计较，为自己的丈夫选择了另一个贤妇，二女侍一夫。女子的人生追求总是围绕着男性的需求，毫无自己的想法，这也是男权视角下的女性成长。《侠女》中的侠女不求名分，不要任何回报，却满足了顾生的肉体之欲还承担了绵延子嗣的职责，如此作为，只是为了给父亲报仇。侠女的一生也是为了两个男人而活，在这里，毫无自己的人生价值。侠女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要，需要时尽情地奉献自我，不需要时就立马消失。这种冷静决绝地处理方式正透露出女性的毫无地位和男性意识对女性的侵占，女性已然变得麻木。 三、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意识
蒲松龄生于明末清初。明代依然是儒家礼教盛行，妇女的地位低下，但到明中后期女性的反叛意识增强，女性开始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自由[4]。正是为了反叛社会上那种强烈的封建礼教思想，再加上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冲击更加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上升。到了清代，《大清律法》中对女性的惩罚极其严苛，女性的权利受到了各方面限制。清代法典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维护男性的地位和男权秩序，妇女基本上被剥夺了法律权利，直到晚清时期女性的地位才有了相应的改善。《聊斋志异》作为明末清初的产物，在女性意识增强方面可算是一大进步，但这种意识的增强脱离不开男性视角的藩篱，女性是在男性的眼睛里成长起来的，男性想让其成长为什么样她就成长为什么样。女性不再只起着繁衍后代的作用，还充当了男性精神的抚慰者。
《聊斋志异》中有几篇写的是两女共侍一夫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要么找一个女子和自己一同服侍丈夫，要么在自己不能服侍的条件下寻觅一位良人来照顾丈夫。她们不仅温柔能干还有着绝代的姿色，救情郎于水火之中。如《花姑子》中容貌惊人的花姑子，与安幼舆情投意合，夜夜交欢，為感念安幼舆的恩情，为他诞下一儿子后离去;《梅女》中的梅女感念封生的善良委身于他，与他相谈甚欢，因为自己是为报仇而来所以又为封生寻了一位女子相伴左右，报完仇之后投生，几年后又来与封生相见。可以说这类女性生生死死都只忠于一人，不仅安排好她所爱的男人的生活，而且还生死相依。《青梅》中的青梅更是完美女性，作为一个丫鬟，曾建议小姐嫁给张生，而小姐未允，之后，青梅便不顾男女有别，向张生表明心迹，最终得偿所愿，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几年后，青梅遇见了家道中落的小姐，仍然不忘旧恩和当日尊卑，让自己的丈夫娶了小姐，婚后还是以之前的大小分位自居，足见这类女性的完美程度。但是，女性形象越完美，越使人产生怀疑，这种形象出自一个男性作家之手更是令人怀疑。这是女性形象在男性的头脑里越发成熟和完美的体现，也是将女性的作用扩大化，所以女性形象的近趋完美也表示男权意识的愈发强烈。
四、结语
《聊斋志异》看似借这种荒诞的笔法为女性勾画了一个美好、不同寻常的人生。不管是拥有经商头脑的妖，还是相夫教子的仙，他们在文中都彰显着自己的个性。这些形象出自一个男性作家之手，不可避免地带有蒲松龄自己的主观意念，他脱离不开自己所生活的封建社会。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去为女性呐喊。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带有男权的阴影，整体都是为男性服务。蒲松龄并没有探究女性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只是把它们塑造成男人眼中的贤妻良母式的完美形象。
文中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看似打破了以往对女性低下地位的书写，描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实际并非如此。不管是相夫教子型还是女英雄型，她们并没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只是围绕着失意的男性，为他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和肉体上的服务以及经济事业上的支持。这些女性始终是在男权的笼罩下生存，无论是人、是妖还是仙，都是迎合男性需要而被创造出来，只是男权意识的代表。
参考文献：
[1]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859.
[2]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5：45.
[3]高少媛.浅析《聊斋志异》中男权意识关照下的泼悍女性形象[J].河西学院学报，2013（6）：93-98.
[4]王乃芳，张洪英.以《聊斋志异》为例浅谈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意识[J].文教资料，2013（13）：9-10.
作者简介：董涵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聊斋志异;男权意识;女性形象
中国曾经过了几千年历史的男权统治的封建社会。自古以来，男性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利，也在社会家庭中扮演着主人翁的角色。男权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到了女性的精神领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一系列动人和新颖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以往女性形象完美善良的模式。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主要刻画了三类女性形象：狐类、仙类、鬼类。这些形象中不仅有面容姣好善解人意、令人向往的完美女性，也有泼辣凌厉的厉鬼。尽管她们都表现出与以往处于低下地位的女性不同，但是，始终还是笼罩在无形的男权意识之下，离不开“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男性的需求意识深深地潜藏在作者的心中。这些看似新颖的女性形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生理需求或精神需求而存在，虽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者臆想出来的故事，但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男权意识。
一、男权意识下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的确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女性形象，女性以不同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然而男性意识和男权阶层观念依旧是当时的主流观念，控制和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创造和刻画，她们的容貌、行为、话语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男性话语的阴影之下。总的来说，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面容姣好、善解人意、无私奉献、忠贞不二的，具有女性一切美好品质的形象，这类女性是一切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她们常常在男人遭遇仕途的坎坷时给予慰藉，在男人家庭遭受磨难时给予帮助，在男人精神空虚时给予关怀。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甘愿奉献自我，完全以所爱之人为中心，男人需要时及时来，不需要时及时走，这类完美的形象是所有男性心中最为期待的女性。
这些理想的女性所钟情的对象基本都是落魄文弱的书生，这与作者的身份有关联的地方。我们知道蒲松龄一生都在科举这条路上奋斗，直到70多岁才被授予贡生称号，屡战屡败的经历使得他深知求学之路的艰辛，所以在他的笔下刻画了许多与他身份相似经历相似的人物。而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带有作者自己内心的期待与诉求，也多是作者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被创造的，而作者的需求代表的是广大男性的需求，在男权统治下的社会，用文学作品把这种形象固定下来。如《莲香》《胡四姐》《红玉》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常常突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更为大胆地与自己倾慕的对象进行肌肤之亲，而这些落魄的书生在与这些女子交欢之际也表现出大胆的狂妄的行动。在这些大胆的行为中，折射出人长期遭受压抑而得到舒展后的快慰，而这些女子也就是这些书生心灵和肉体的抚慰剂。
蒲松龄在作品中创造的这些形象都是狐、鬼、仙，而不是真实的人，这也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意识。狐、鬼、仙是虚幻世界的人物，作者深知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具有这样理想的女性，所以将自己的意愿寄托在虚幻世界，但是他心里又希望这些形象是真实的，所以他将人的一切美好的品质赋予鬼怪的身上，来聊以慰藉，满足自己的期待意识。同时，蒲松龄笔下所刻画的狐、仙、鬼们还有着贤妇的德行，她们常常对那些落魄书生抱以同情，一旦她们钟情于一人，便生生世世忠于他，她的一切美好品质德行都是为了这一个男人而服务和存活，帮助其料理家务，传其子嗣，助其事业，助其科举成名，救其困顿之中，有的不但不怀妒忌之心，还帮其纳妾。这些女子尽心尽力地为其操劳，不能相伴一生，也要为其料理好一切再离开，而主人公则不用耗费多少气力就可以享受得到的一切。小说是以男性的视角和需求来创造如此完美的女性的，她们是那么精心地帮助男人、服务男人，可以说，《聊斋志异》的男权意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往的女性多是被描写得低下卑微，只是在肉体上满足男性的需求以及为其繁衍后代，而《聊斋志异》的女性不仅承担着繁衍的任务，还被作者进行了想象力的包装，创造了一个个完美的女性来服务男性。所以，笔者觉得若是作为单一的女性刻画来说，蒲松龄笔下的女性较以往丰富了许多，但从服务于男性这一角度来看，则是男权意识的高度膨胀。女性再怎么完美也逃不离男性的掌心，最终结局就是为男性服务，供男性欣赏和玩弄。蒲松齡笔下的女性虽然是有了经济独立意识，有了自我奋斗意识，但她们心心念念的还是只为了她所钟情的那一人，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独立，然而，这种男性意识下的女性独立意识无疑也是女性发展的一大进步。
蒲松龄所创造的这些女性为何可以不计自己的得失，无私奉献于一人，蒲松龄在他的一篇小说中有所提及。《青梅》里这样说：“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1]这是包括蒲松龄在内的一切落魄书生在科举之途受阻、无聊之时臆想出来的幻象，实际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改变和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现实世界实现不了的美梦，就靠着自我的幻象来得到释放。
《聊斋志异》除了这类理想化的女性之外，蒲松龄还创造了另一类女性形象，即自私自利、阴险歹毒的泼辣悍妇，这种女性是为男性所不能容忍的。她们蔑视一切的权威、制度、观念，挑战男性的权威，无视男性构建的话语体系，以自我为中心，在家庭和社会企图掌控一切的话语权，张扬跋扈，冲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体系，自然受到来自男性作者的厌恶和批判。自古以来，这类泼辣悍妇的形象大多出自男性作家之手，作家对她们进行了厌恶夸张式地描写，这也可以代表整个社会男性对这类女性的态度。在《聊斋志异》中典型地刻画了这类形象的如《江城》其中描写江城道：“……为女所闻，大恚，诟骂弥加。生稍稍反其恶声，女益怒，挞逐出户，阖其扉。生门外，不敢叩关，抱膝宿檐下……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一日，与婢语，女疑与私，以酒坛囊婢首而挞之。已而缚生及婢，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释缚令其自束……女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食之。”江城是一个十足的悍妇形象，蛮不讲理，行为残忍。不仅没有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性的一切美好的品质，相反她还辱骂男性、践踏男性的尊严，目无尊长，辱骂长辈，虐待丈夫，无端打骂侍女，行为极其恶劣残忍，作品对她的行为采用了白描的手法进行描绘，充分地塑造了这样一个妒妇悍妇形象。妒妇形象也不止江城一人，还有《马介甫》中的尹式、《吕无病》中的王氏、《大男》中的申氏、《阎王》中的嫡妻。小说就是以男性的视角来指出：正是因为这些妒妇的存在才使得家庭不和，丈夫尊严扫地。 《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故事的结局都是妒妇最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相夫教子不再打骂丈夫，妒恨妾室。比如《云萝姑娘》中的云萝公主“自此改行为善。妇持筹握算，日致丰盈，可弃仰成而已。后年七旬，子孙满前，妇犹时捋白须，使膝行焉。”《吕无病》中的王氏“妇顿悔，而已不可复挽”。她们虽然此前那么恶毒跋扈，但最后都难逃于世间的“纲常伦理”。
除了以上两种形象，蒲松龄还刻画了一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形象，她们大多有着自我的意识和罕见的才能，既能安外也能抚内，这类女子既是完美女性的体现，也是女性形象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注视着她们的那一双双带有男权意识的眼睛。这类女性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醒，她们并不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而生存，更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也没有真正的独立意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向往的还是一个归宿，一个有男性的世界。所以，这里描绘的女性依然被男权的枷锁所禁锢，男权这条无形的锁链时时刻刻背负在她们身上，她们像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一旦越出这个界限，就会被锁链拉至原位。《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可谓是这类女性的代表。颜氏聪颖，为使丈夫科举成名，她先督促其学习，后亲身上阵，易装成男子，考中进士，官至御史。因为是女子，深受封建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迫害，在男权社会制定的规则下，只能易装而行，所以，颜氏在考中进士之后仍然不能暴露自己的女子身份。而当初她涉身科举也不是她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和丈夫赌气的结果。所以，女子即使有堪比男子的才能，最终也只能为了自己的丈夫去发挥，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意识觉醒。蒲松龄笔下的这类女性看似独立自由，实则仍然没能逃离封建男权的禁锢，这是女性的进步也是社会的悲哀。
从古至今，男权意识和男性“以我为尊”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女性一直处于服从的地位，女性的价值完全依赖于男性的判断[2]。男性作家是以主人翁的意识去创造女性形象的，女性形象作为被创造者而出现。蒲松龄显然也是没有超越自我性别，以男性的自我优越感在男权意识的笼罩下去创造江城这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同之前的理想型的女性形象一样，都是作者的自我潜意识对女性的想象和刻画。不管是具有完美品质的花妖狐魅还是行为可恶的悍妇形象，作者都进行了想象性地夸大，无限夸大女性近乎完美的品质，也夸张地叙述女性可恶的一面。甚而在刻画他们恶的一面时，赋予他们非人类的特性，如江城把饼踏碎让丈夫食之，简直是把丈夫当作畜生来对待，丧失了人的品质，在这种夸张的渲染之下，毫不掩饰对这种女性的厌恶之情。
同时，作者以这种极度夸张的手法描写江城这类形象，也表达了男性作家对于这类泼悍女性挑战男权意识构建的话语体系的恐惧。江城等这类形象对于男性权威的挑战和蔑视，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她们凌驾于男性之上，打破了男性“以我为尊”的传统观念，开始找回自己失落的权利，找回自己的中心话语权[3]，通过语言和肉体的打骂来对男性构成威胁和迫害，树立自己的权威，从精神和肉体上开始控制男性，把他们贬为“弱者”，消解了男性阳刚的一面。作者对于女性这种恶性的极度刻画试图引起读者对女性的反感，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维护男权意识的目的。
二、男权意识下女性的命运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大多数女子的命运都是悲苦坎坷的。她们一开始就有着悲惨的人生遭遇，幼年便父母离世，生活贫苦或早早被人迫害致死，其死因也大多与罪恶的男权意识有关。不管是文中塑造的理想的女性还是泼悍妒妇的女性亦或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她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是在传统男权的意识下被迫害的。《伍秋月》中的伍秋月因为父亲的愚昧管教抑郁而死;《窦女》中的窦女被南三复多次哄骗之后死于非命，一心痴情于一男子，却不料被骗被遗弃，一生围绕着父亲、丈夫、儿子转，没有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最终沦落为男性的玩物，死后也被男性所侮辱。这类女性的死因大多数与男权社会中的封建思想相关。蒲松龄笔下所刻画的女性，大多不仅在生前遭受男性的迫害，死后还要遭受男性的控制和侮辱。如《梅女》中的梅女因典史收了小偷的贿赂金，诬陷梅女和他通奸，最终迫使梅女上吊自杀，死后还要受传统伦理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与人行鱼水之欢，不然生前的罪名就无法洗刷掉。生前和死后都受制于封建意识和男权意识的迫害。《聂小倩》在生前只活到18岁就死了，死后还要受夜叉的威胁害人，不管是生还是死都没有出路。女性长期遭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迫害最终导致女性悲惨的命運。
蒲松龄塑造的第二类泼悍妒妇形象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男性作家在文中不仅以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女性的恶行，还给她们安排了悲惨结局来彰显男性的意识掌控。这些女性践踏男性尊严，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挑战了社会原有的秩序。但蒲松龄在文中对于这些悍妇也采取了几种惩罚方法：利用药物来治疗泼悍个性，利用夫权来治疗其泼悍、利用超男性的能力来压制其泼悍性格。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为尊的意识根深蒂固，对女性的轻视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女性歧视已经渐渐变成一种固有的社会文化。所以，作品中无论是被改造为贤妇的悍妇还是受惩罚的悍妇，她们都是在男性的视角下发展变化，显示的是男性的主观需求和主观心理趋向。这些刻画和安排都是男性作家为了维护原有的男性秩序。
在蒲松龄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中，最彰显女性意识的第三类形象——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的命运也并不是都那么美好，同前两类女性一样都在男性的视角里生存，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下生存。她们不管是如何地独立自主，能干刚强，最终的服务对象仍然都是男性，没有自我的价值彰显和目标，一切只是为了男性的发展，充当男性发展道路上一个成功的助力者。比如《青梅》中的青梅。青梅从小父母双亡，被卖为婢，幸与小姐阿喜性情相投，由于青梅眼光独具，看出张生将来会在科举中功成名就，于是自己便主动去争取幸福。文中虽然描写了青梅具有聪慧的一面，是对女性形象描写的进步，但是，如此完美的女性并没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是和其他女子一样希望择一良人，依仗男性的力量来过自己的人生，并且还什么都不计较，为自己的丈夫选择了另一个贤妇，二女侍一夫。女子的人生追求总是围绕着男性的需求，毫无自己的想法，这也是男权视角下的女性成长。《侠女》中的侠女不求名分，不要任何回报，却满足了顾生的肉体之欲还承担了绵延子嗣的职责，如此作为，只是为了给父亲报仇。侠女的一生也是为了两个男人而活，在这里，毫无自己的人生价值。侠女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要，需要时尽情地奉献自我，不需要时就立马消失。这种冷静决绝地处理方式正透露出女性的毫无地位和男性意识对女性的侵占，女性已然变得麻木。 三、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意识
蒲松龄生于明末清初。明代依然是儒家礼教盛行，妇女的地位低下，但到明中后期女性的反叛意识增强，女性开始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自由[4]。正是为了反叛社会上那种强烈的封建礼教思想，再加上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冲击更加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上升。到了清代，《大清律法》中对女性的惩罚极其严苛，女性的权利受到了各方面限制。清代法典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维护男性的地位和男权秩序，妇女基本上被剥夺了法律权利，直到晚清时期女性的地位才有了相应的改善。《聊斋志异》作为明末清初的产物，在女性意识增强方面可算是一大进步，但这种意识的增强脱离不开男性视角的藩篱，女性是在男性的眼睛里成长起来的，男性想让其成长为什么样她就成长为什么样。女性不再只起着繁衍后代的作用，还充当了男性精神的抚慰者。
《聊斋志异》中有几篇写的是两女共侍一夫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要么找一个女子和自己一同服侍丈夫，要么在自己不能服侍的条件下寻觅一位良人来照顾丈夫。她们不仅温柔能干还有着绝代的姿色，救情郎于水火之中。如《花姑子》中容貌惊人的花姑子，与安幼舆情投意合，夜夜交欢，為感念安幼舆的恩情，为他诞下一儿子后离去;《梅女》中的梅女感念封生的善良委身于他，与他相谈甚欢，因为自己是为报仇而来所以又为封生寻了一位女子相伴左右，报完仇之后投生，几年后又来与封生相见。可以说这类女性生生死死都只忠于一人，不仅安排好她所爱的男人的生活，而且还生死相依。《青梅》中的青梅更是完美女性，作为一个丫鬟，曾建议小姐嫁给张生，而小姐未允，之后，青梅便不顾男女有别，向张生表明心迹，最终得偿所愿，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几年后，青梅遇见了家道中落的小姐，仍然不忘旧恩和当日尊卑，让自己的丈夫娶了小姐，婚后还是以之前的大小分位自居，足见这类女性的完美程度。但是，女性形象越完美，越使人产生怀疑，这种形象出自一个男性作家之手更是令人怀疑。这是女性形象在男性的头脑里越发成熟和完美的体现，也是将女性的作用扩大化，所以女性形象的近趋完美也表示男权意识的愈发强烈。
四、结语
《聊斋志异》看似借这种荒诞的笔法为女性勾画了一个美好、不同寻常的人生。不管是拥有经商头脑的妖，还是相夫教子的仙，他们在文中都彰显着自己的个性。这些形象出自一个男性作家之手，不可避免地带有蒲松龄自己的主观意念，他脱离不开自己所生活的封建社会。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去为女性呐喊。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带有男权的阴影，整体都是为男性服务。蒲松龄并没有探究女性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只是把它们塑造成男人眼中的贤妻良母式的完美形象。
文中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看似打破了以往对女性低下地位的书写，描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实际并非如此。不管是相夫教子型还是女英雄型，她们并没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只是围绕着失意的男性，为他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和肉体上的服务以及经济事业上的支持。这些女性始终是在男权的笼罩下生存，无论是人、是妖还是仙，都是迎合男性需要而被创造出来，只是男权意识的代表。
参考文献：
[1]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859.
[2]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5：45.
[3]高少媛.浅析《聊斋志异》中男权意识关照下的泼悍女性形象[J].河西学院学报，2013（6）：93-98.
[4]王乃芳，张洪英.以《聊斋志异》为例浅谈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意识[J].文教资料，2013（13）：9-10.
作者简介：董涵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