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后，老师们倒是更忙了。学校按惯例下发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列举着放假前要交材料的明细目录。各校大同小异，总有十几项吧，包括学生成绩册、自己的读书笔记、学科工作总结、班主任工作记录、班主任工作总结、说课稿、教学反思、课题小结、教学论文……还规定了具体的篇数以及字数要求，涵盖着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样也不能少，文字数量累计至少也在两万左右。为了培养研究型教师，近年来学校要求教师上交的资料名目有增无减，日趋全面了。
　　“算总账的时候到了，黎明前的黑暗……”同事笑说着，一边不停笔地抄写，一边朝冻僵的手指呵气。学校提防着老师们从网上下载，失去了写论文、反思和总结的意义，于是统一要求全体教师上交的材料必须手写。可又有谁会听到会后老师们的议论呢？如果一定要交整齐划一的打印稿，那是不是又得把手写的记录重新折腾一遍？
　　没有选择，怎么要求就怎么做吧！
　　教师们从来不缺智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少不得做些拷贝、粘贴，只换个名字就可以应付，一时哪能编出那么多字。“写那么认真，谁看啊？”这是给自己的借口，却也是事实。一撂撂整整齐齐地收了上去，只清点有无，大多放着备查。也见过来收废纸的，当着老师的面，一捆捆从学校往外搬。
　　当然，有时会心疼被浪费的字纸。更糟糕的是，一旦想到学生也如法炮制，作为教育者，是否也要为沸沸扬扬的学术剽窃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呢？心里一阵阵不安。
　　尽管是应付，却从不否定这些材料在管理方面的意义。过程的记录，阶段的整理，几近完美的条清缕析的项目设计，却无法应对教师工作本身的复杂和混乱。
　　不愿在无效的应付中不安，能否成全读写本身的意义呢？不得不承认，在日常的教学中，很难抽出时间来写整篇规范的论文，更极端些说，教师或许不适合每学期都写论文。以我的记录为例，上面也只存着些不屑的琐碎和庸常。
　　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芬瑟的《学校是一段旅程》，窃喜，教育大家竟然也不弃琐碎，于是，更加坚信琐碎记录的意义。
　　只是很难说应该把它们归到材料的哪一部分，当班主任兼着几门功课的教学，教育教学的材料真能像清单一样分割得开吗？
　　教师为什么读写啊？如果仅仅是为了学校过程性资料保持完整，那么，应付是否就能坦然？我想知道，这样的读写对教师的意义何在呢？
　　林少敏老师在《“规则”形成与变迁的规则》中说，“任何规则的合法性都来源于在经验的有效性和目标合理性统一基础上长期形成的认同”。如果这些规则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是否也可以质疑它的合法性呢？
　　知道管理者的难处，在一年年守着规则做下去的同时，能否在读写的形式和内容上给教师留下更多的空间呢？就像我们为学生留下更多的自主空间一样。只有认识到所做事情的意义，有更多的自主，为自己做，才可能产生有效的自我承担。改变的前提是对教师的信任，或者说是对人的信任。
　　无意挑战规则，只是想换个心情做事情，不枉对字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