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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创伤研究的语境下来解读和分析《印度之行》的人物冲突。用心理创伤，种族创伤和文化创伤三方面重点分析人物冲突、殖民统治和“他者”的不可协调性，以及有文化创伤带来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形成的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从而在本文中揭示创伤愈合的可能途径和并且启示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创伤理论；《印度之行》；人物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2-0-02
一、《印度之行》与福斯特
英国小说家、散文家爱·摩·福斯特写于1924年的《印度之行》被公认为是该作者最杰出的作品。这是一部饱含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描写了宗属国英国与殖民地印度之间的强烈冲突，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和仇恨。它所引发的种种思考促使关注它的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其加以鉴赏和评论。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创伤理论出发，分析文本中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和心理殖民创伤，从而揭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他如何寻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及东西文化之间交流的途径。
二、创伤研究与后殖民话语
“创伤”理论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提出，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中指出“创伤是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创伤可以代表个人，代表一个年代，代表一个民族，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是密不可分的，集体创伤是以个人创伤构成的，个体创伤也是一集体创伤为载体。“记忆的社会性使得某一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联，他们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本族群的历史。”创伤源于现代暴力，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三大特征。创伤逐渐积累而成并且融入社会体系当中，现代暴力的体现在与对女性和种族“他者”征服。“文化创伤”更侧重于一重大事件和灾难对群体的影响，近而引发身份的缺失。
20世纪后期，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许多弱小国家已经逐渐的摆脱了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统治。后殖民主义批判了西方将自身以外的全部视为“他者”，用“欧洲中心论”的观念对“他者”进行丑化和边缘化。爱德华·萨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理论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批判色彩也最为强烈，其理论基点是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东方主义本义是指“东方民族的特征，风格和风俗等。”从萨义德的角度来解释，东方主义则为在当今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背景下，西方人缘至于固有的殖民文化心态而形成的对东方国家的一系列歪曲性看法。即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实际上与地理上的东方与东方人没有关系，只不过是西方人处于对东方人的其实，偏见与无知而假象出来的“东方神话”。
随着近几年来文学分析逐步深入，在多种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内隐的后殖民主义意识和种族创伤理论，例如，在《简爱》中罗彻斯的精神错乱的妻子梅森不仅是西印度人，而且还是个被禁闭在阁楼中具有威胁性的存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阿拉伯人，“要么与好色要么与残忍不诚实联系在一起。”萨义德正是用这样一种“东方主义”，概括了当代文化强国的殖民文化逻辑。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并非简单的反对东方主义，“不是排外好斗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自己显然是反本质主义，对诸如东方和西方这类类型化概括是持强烈怀疑态度的。”
三、《印度之行》中人物冲突
《印度之行》中的印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在《印度之行》中宗主国英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处在强势的地位，具有积极主动观察角度的特权。而印度文化却处在弱势的地位，属于边缘文化，处在被观察的消极地位。在印的英属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松懈、懒散、古怪，而且十分危险，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背后都有阴谋。有人甚至认为“生活在维度30度内炎热气候的土人都是牲畜”。因为英属殖民者这种盲目的东方主义情节，在小说文本中充满了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一）菲尔丁和阿齐兹医生
在《印度之行》中从始至终贯穿的人物主要有菲尔丁和阿齐兹医生，两人之间的友谊也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产生变化。菲尔丁是英国派驻印度的文化官员：他温和、直率、聪明、理智，是福斯特在这部小说中的代言人。在马拉巴山洞事件发生后，他不顾英殖民者的谴责，公然的支持阿齐兹，并且堅信阿齐兹是清白的。虽然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可是他骨子里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肯定要以西方的视角审视东方，因此他意识到印度文化中的混浊、愚昧、低俗，而他心目中的印度人也具有着神秘，虚伪、软弱、冲动。这样的冲突使他既无法认同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轻蔑的态度，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印度人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阿齐兹则带有一种热烈的感情色彩，他用直觉判断谁好谁坏，遇事更多地诉诸本能，因而具有浓厚的东方集体主义感，同时又倾慕西方文明的发达和西方优秀文化。最直接的冲突来自于在第27章菲尔丁和阿齐兹夜晚在屋顶上的那段争论之中。菲尔丁劝阿齐兹放弃对阿黛拉小姐的赔款要求，他不理解阿齐兹为什么对阿黛拉这么无情而对穆尔夫人却如此热爱。阿齐兹争辩说人的感情不是土豆，不能称斤酌两，友谊不存在“给”和“还”的问题。他称菲尔丁是“实利主义的”，菲尔丁反驳说你的“不公正”比我的“实利主义”还要糟。这段争论深刻地反映了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这种种冲突带来的创伤使得族群对历史的记忆有着相同性，也使得阿齐兹从一名大英帝国的“维护者”觉醒，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
（二）穆尔夫人及阿黛拉小姐
《印度之行》是由两位英国女士穆尔夫人以及阿黛拉小姐来印度旅行为主线开展故事情节。作为在文章中为数不多女性，她们在到达印度之前是怀着期待的心情，但是接触到的却是英国殖民者对当地的印度人充满了无知、偏见、傲慢与歧视，这种种族之间的隔膜与分离引起了自身身份的定位和反思。穆尔夫人作为一个虔诚的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基督教徒形象，在这次印度之行中“收获”到的是致命的信仰危机。面对印度教中一切归于自然，恶即是善、善即是恶的万物合一的信仰，穆尔夫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经历过马拉巴山洞游览后，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洞的虚无和回声告诉她：“怜悯、虔诚、勇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可什么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些体验使她由开始的真挚热情转变为冷漠无视和消极厌世，放弃了自己对爱的追求。
阿黛拉小姐具有福斯特所抨击的英国中产阶级共有性格，即虚伪、压抑情感。她声称要了解真正的印度，但是在游览马拉巴山洞过程中，由于受到殖民主义东方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产生了幻觉上的强暴，也可以揭示为“隐喻强暴和真实强暴。这两种强暴可以隐喻为帝国主义的征服，殖民主义的恐慌与妄想。”具有象征意义的“回声”在阿黛拉当庭承认这场诉讼只是自己的一场幻觉的时候也随即消失。她与朗尼的婚姻也正因为这场诉讼走到终点。由这场虚幻的强暴所引发的审判是小说的所有矛盾的爆发点，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穆尔夫人和阿黛拉在殖民地的不适应感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气候等地理因素所致,更象征着文化冲突在这些殖民主义者身上产生的影响。
《印度之行》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英，印关系，但是没有揭露出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小说中三个人物的“连接”虽然都不成功，却都各自抱着良好的愿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缩小美好愿望与残酷现实的距离需要人不断地冲破思想的束缚，敞开心扉，尊重相互的发展和生存空间。
四、小结
《印度之行》正是福斯特通过自己的两次游览印度的亲身经历，并结合他早年对英国中产阶级和公学制度的批判而产生的。创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共同特点是都关注某一群体的文化身份。研读和思考《印度之行》及其作者给我们的启示仍是很有意义的。实现平等交流对话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均等的前提下，而不仅仅是籍“爱心、教养、智慧”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2]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崔少元.文化的冲突与融通[M].英美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敦育社,2001.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创伤理论；《印度之行》；人物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2-0-02
一、《印度之行》与福斯特
英国小说家、散文家爱·摩·福斯特写于1924年的《印度之行》被公认为是该作者最杰出的作品。这是一部饱含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描写了宗属国英国与殖民地印度之间的强烈冲突，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和仇恨。它所引发的种种思考促使关注它的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其加以鉴赏和评论。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创伤理论出发，分析文本中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和心理殖民创伤，从而揭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他如何寻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及东西文化之间交流的途径。
二、创伤研究与后殖民话语
“创伤”理论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提出，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中指出“创伤是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创伤可以代表个人，代表一个年代，代表一个民族，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是密不可分的，集体创伤是以个人创伤构成的，个体创伤也是一集体创伤为载体。“记忆的社会性使得某一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联，他们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本族群的历史。”创伤源于现代暴力，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三大特征。创伤逐渐积累而成并且融入社会体系当中，现代暴力的体现在与对女性和种族“他者”征服。“文化创伤”更侧重于一重大事件和灾难对群体的影响，近而引发身份的缺失。
20世纪后期，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许多弱小国家已经逐渐的摆脱了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统治。后殖民主义批判了西方将自身以外的全部视为“他者”，用“欧洲中心论”的观念对“他者”进行丑化和边缘化。爱德华·萨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理论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批判色彩也最为强烈，其理论基点是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东方主义本义是指“东方民族的特征，风格和风俗等。”从萨义德的角度来解释，东方主义则为在当今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背景下，西方人缘至于固有的殖民文化心态而形成的对东方国家的一系列歪曲性看法。即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实际上与地理上的东方与东方人没有关系，只不过是西方人处于对东方人的其实，偏见与无知而假象出来的“东方神话”。
随着近几年来文学分析逐步深入，在多种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内隐的后殖民主义意识和种族创伤理论，例如，在《简爱》中罗彻斯的精神错乱的妻子梅森不仅是西印度人，而且还是个被禁闭在阁楼中具有威胁性的存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阿拉伯人，“要么与好色要么与残忍不诚实联系在一起。”萨义德正是用这样一种“东方主义”，概括了当代文化强国的殖民文化逻辑。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并非简单的反对东方主义，“不是排外好斗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自己显然是反本质主义，对诸如东方和西方这类类型化概括是持强烈怀疑态度的。”
三、《印度之行》中人物冲突
《印度之行》中的印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在《印度之行》中宗主国英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处在强势的地位，具有积极主动观察角度的特权。而印度文化却处在弱势的地位，属于边缘文化，处在被观察的消极地位。在印的英属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松懈、懒散、古怪，而且十分危险，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背后都有阴谋。有人甚至认为“生活在维度30度内炎热气候的土人都是牲畜”。因为英属殖民者这种盲目的东方主义情节，在小说文本中充满了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一）菲尔丁和阿齐兹医生
在《印度之行》中从始至终贯穿的人物主要有菲尔丁和阿齐兹医生，两人之间的友谊也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产生变化。菲尔丁是英国派驻印度的文化官员：他温和、直率、聪明、理智，是福斯特在这部小说中的代言人。在马拉巴山洞事件发生后，他不顾英殖民者的谴责，公然的支持阿齐兹，并且堅信阿齐兹是清白的。虽然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可是他骨子里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肯定要以西方的视角审视东方，因此他意识到印度文化中的混浊、愚昧、低俗，而他心目中的印度人也具有着神秘，虚伪、软弱、冲动。这样的冲突使他既无法认同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轻蔑的态度，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印度人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阿齐兹则带有一种热烈的感情色彩，他用直觉判断谁好谁坏，遇事更多地诉诸本能，因而具有浓厚的东方集体主义感，同时又倾慕西方文明的发达和西方优秀文化。最直接的冲突来自于在第27章菲尔丁和阿齐兹夜晚在屋顶上的那段争论之中。菲尔丁劝阿齐兹放弃对阿黛拉小姐的赔款要求，他不理解阿齐兹为什么对阿黛拉这么无情而对穆尔夫人却如此热爱。阿齐兹争辩说人的感情不是土豆，不能称斤酌两，友谊不存在“给”和“还”的问题。他称菲尔丁是“实利主义的”，菲尔丁反驳说你的“不公正”比我的“实利主义”还要糟。这段争论深刻地反映了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这种种冲突带来的创伤使得族群对历史的记忆有着相同性，也使得阿齐兹从一名大英帝国的“维护者”觉醒，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
（二）穆尔夫人及阿黛拉小姐
《印度之行》是由两位英国女士穆尔夫人以及阿黛拉小姐来印度旅行为主线开展故事情节。作为在文章中为数不多女性，她们在到达印度之前是怀着期待的心情，但是接触到的却是英国殖民者对当地的印度人充满了无知、偏见、傲慢与歧视，这种种族之间的隔膜与分离引起了自身身份的定位和反思。穆尔夫人作为一个虔诚的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基督教徒形象，在这次印度之行中“收获”到的是致命的信仰危机。面对印度教中一切归于自然，恶即是善、善即是恶的万物合一的信仰，穆尔夫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经历过马拉巴山洞游览后，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洞的虚无和回声告诉她：“怜悯、虔诚、勇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可什么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些体验使她由开始的真挚热情转变为冷漠无视和消极厌世，放弃了自己对爱的追求。
阿黛拉小姐具有福斯特所抨击的英国中产阶级共有性格，即虚伪、压抑情感。她声称要了解真正的印度，但是在游览马拉巴山洞过程中，由于受到殖民主义东方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产生了幻觉上的强暴，也可以揭示为“隐喻强暴和真实强暴。这两种强暴可以隐喻为帝国主义的征服，殖民主义的恐慌与妄想。”具有象征意义的“回声”在阿黛拉当庭承认这场诉讼只是自己的一场幻觉的时候也随即消失。她与朗尼的婚姻也正因为这场诉讼走到终点。由这场虚幻的强暴所引发的审判是小说的所有矛盾的爆发点，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穆尔夫人和阿黛拉在殖民地的不适应感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气候等地理因素所致,更象征着文化冲突在这些殖民主义者身上产生的影响。
《印度之行》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英，印关系，但是没有揭露出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小说中三个人物的“连接”虽然都不成功，却都各自抱着良好的愿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缩小美好愿望与残酷现实的距离需要人不断地冲破思想的束缚，敞开心扉，尊重相互的发展和生存空间。
四、小结
《印度之行》正是福斯特通过自己的两次游览印度的亲身经历，并结合他早年对英国中产阶级和公学制度的批判而产生的。创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共同特点是都关注某一群体的文化身份。研读和思考《印度之行》及其作者给我们的启示仍是很有意义的。实现平等交流对话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均等的前提下，而不仅仅是籍“爱心、教养、智慧”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2]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崔少元.文化的冲突与融通[M].英美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敦育社,2001.